
唐曉容
現代化過程中,農村倫理和道德觀的變遷對於中國農村社會結構穩健發展乃至中國社會的變遷至關重要。本書以中國中部農村----平村爲研究樣本,以村民和本村進城從事性交易的女性(簡稱“小姐”) 的互動爲研究對象,從閒話這一微觀視角,來展示和理解農村倫理和道德觀的變遷。1990年代,村莊對小姐的閒話一致有力,具有斥責功能。在“小姐逃離”事件的衝擊下,村莊傳統道德共識開始出現裂縫。2000年代,村民紛紛外出打工,小姐羣體開始形成。在打工者和小姐的經濟規則滲入之下,村民對小姐的閒話由“斥責”變爲“不好說”的矛盾狀態,村莊的傳統道德共識出現分化。2010年代,隨着市場化席捲農村地區,小姐以成功者自居回家尋找親情和愛情,同時新生代小姐增多。村民對小姐的閒話“不說”,變爲默認甚至羨慕,“笑貧不笑娼”作爲村莊新的共識被再生產出來。經過以上對平村小姐與閒話者互動關係的深描,可以發現:由於小姐的衝擊和影響,村莊日常生活共識依次經歷了焦慮強化、退化、共識再生產三個階段,最終在傳統道德共識的基礎上再生產出了現代消費共識。
好書。一個小視角,表達了市場經濟對傳統性道德的衝擊。
社會變遷終究還是由人的變化組成,不管是否承認,是否接受,它都是現實,雖然可能只是部分的現實。
事實上,看此書是我第一次正視自己的故土。可書評真的不能等看完書很久以後才寫啊,此刻我想的最多的,還是如何從國家城鎮化步伐快速邁進中拯救我的家鄉。 唐姐姐的思想很獨特,她從‘’小姐與閒話‘’這一視角解構平村‘’粉色化‘’過程(即從傳統道德向消費主義轉變)。我對平村小姐的態度很複雜。一方面我是支持她們的,因爲在平村小姐大規模出現之前,女性的身體是沉默無語、受到剋制和控制的,性只具備生殖功能,農村女性只是生育機器。小姐在城裏可以自由美麗地打扮自己而不受閒話束縛,這是好事。可另一方面,小姐利用手上的物質資源向村莊滲透,引出後來母親教唆女兒賣淫的行爲,這讓我難以忍受。有種‘’幾顆老鼠屎壞了一鍋粥‘’的感覺。 因爲同樣是受到行政權力和經濟發展滲透的農村,不遠處靠近縣城的仙村卻仍然保持着勤儉節約的好習慣,傳統道德仍具有較強約束力,它在文末的出現讓我看到希望。 農村傳統價值觀得不到驗證,在時代的變革中產生變異,這其實已是老生常談。餘華的《兄弟》,劉震雲的《高興》,這些作品早已揭露村莊的寂靜與失落。小城,村莊,我知道我所在的村落在未來幾十年內必然落敗,現在政府鼓勵村民建樓房不過是爲了拉動新一輪內需。那麼大一個村子在那,生產不了稅收和勞動力,反而還要負擔其基建、醫療、教育,不被取締纔怪。我也討厭農村,可我生長於斯;我也討厭村裏男孩普遍只上完小學,初中讀不下去,可我也確實看到一家一戶愚昧的農婦以孩子成績好爲光榮榜樣;沒有網絡,沒有流通的信息,可對時事的討論仍沒有崩壞的三觀。這就是我所見的農村,這都是希望。 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們說教育是同災難賽跑的行爲,然而村民的教育是我最想逃離的原因。2000年,中國取消農業稅,然而深層的歷史環境是2000年中國農村土地承載量已到達極限,中國農民,仍是‘’興,百姓苦;亡,百姓苦‘’裏的百姓。我希望我再快一點,再快一點,趕在千禧年孩子成年之前,爲文化斷層鋪上一塊磚;趕在國家城鎮化車輪滾滾向前時,救下我的村莊。生長於斯。 這些話,也就喝醉了纔敢說吧。
儘管作者以歷史變遷作爲問題,但是框架卻是靜態與抽象的。整體上,研究忽視了“小姐”、“閒話者”的內部差異。比如90年代說閒話的人是否與10年代的閒話者相同?有沒有試圖糾正這一粉紅化局面的人?小姐親人的心理與倫理如何變化?在村委會等行政機構任職的村民怎麼理解該問題?男性與女性對小姐的評價有差別嗎?有太多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正如有的評論所說,通篇只說出了一件衆所周知的事:經濟邏輯取代傳統道德邏輯。作者只是在用經驗材料論證她早已形成的理論框架。很遺憾,一個值得深耕的問題被簡單化了。
整體上此書有它亮點和新穎的地方,探究了很少有人關注的小姐這個羣體,並且把農村倫理這個議題帶入進去研究。但是小姐本人究竟是出於何種原因去選擇這種工作以及他們是如何以這種身份在城市裏生存工作,他們的家人如何自我消化這種作爲小姐家人身份的認同感,都是值得采訪調查記錄的。
參考文獻的引用多達300多條,但是其中居然多次出現同樣的內容反覆引用,例如彼得·布勞的《不平等和異質》,同樣一段話,引用達三次,更不用提作者多次把一個觀點說了又說,我估計五萬字就能寫完,居然寫了那麼多字。和那本《村莊的閒話》比起來,真的太差了。
什麼倫理呀道德呀在金錢面前碎一地,架屋疊牀,車軲轆話絮絮叨叨就說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