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他人的痛苦（2018年版）

《關於他人的痛苦》聚焦“戰爭影像如何重塑我們的感知與倫理判斷”這一核心議題，以層層遞進的思考展開系統探討。桑塔格首先點明戰爭照片的雙重效應：它們既能直擊人心、喚醒共情，卻也會在無孔不入的日常滲透中，讓觀者因無力感漸生而消解同情，只剩荒誕與多餘的喟嘆。她進一步指出，隨着時間流轉，曾經震撼的暴行影像會逐漸褪去道德衝擊力，公衆對痛苦的視覺經驗愈多，實際的道德行動反而愈發匱乏，陷入道德麻木的困境。書中不乏具體例證——如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戰爭期間對照片傳播的限制，揭示出政府常出於政治與司法考量主動審查影像，進而操控公衆輿論與戰爭合法性的深層邏輯。在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的關係上，桑塔格的分析極具深度：專業攝影師、士兵乃至囚徒既是痛苦的記錄者，亦是事件的參與者，影像在揭露苦難的同時，也會定格人性中的互助與友情，讓善與惡在同一畫面中交織並存。她強調，觀者絕非被動的接受者，若僅盲目吸納影像而不加反思，道德判斷力終將日漸遲鈍；唯有通過閱讀、討論與歷史脈絡的補充，才能將“他人的痛苦”轉化爲自身的倫理責任，而非轉瞬即逝的廉價同情。書末的思考更具現實意義：在全球化與影像氾濫的時代，單純的同情心已不足以守護正義，唯有將影像置於生產、傳播與記憶的多重語境中審視，才能讓“看見痛苦”真正走向“理解痛苦”，並最終促成有效的道德行動。桑塔格以這六重相互銜接的思考，完成了對戰爭攝影社會學與倫理學意義的深刻叩問，也爲讀者提供了審視當代視覺文化與人道關懷關係的關鍵視角。值得一提的是，這部圍繞戰爭影像展開的著作並未收錄任何圖片，全程以文字描摹照片場景，既引發讀者對“是否因觀者難以承受而刻意留白”的思考，也讓文字成爲串聯感知與反思的紐帶。

開始是一片漆黑，然後出現了一絲光亮… … 即使形態各異，我始終願意相信上帝存在於每個人的心裡，可上帝也真是不容易。這個世界上的人，彷彿都在閉著眼瞎跑，在虛無中找尋存在的意義，於迷霧中辨別清晰的方向，在虛假中找尋真實的痕跡，在黑暗中找尋光明的縫隙，在這個過程中誕生了形色迥異的藝術/文化/哲學/發明…漸漸的這流動的荒誕讓人失去了“看見”的能力 … 由此『創世紀』中寫到，開始是一片黑暗，然後出現了一絲光亮，正因為黑暗，才得以烘托出那道耀眼的光，就像所有的意義都源於毫無意義。對意義的追尋，包含了對人生深層的思考，人性的微光，正來自那份追尋和拷問。 我們所處的現代世界正是這難以用任何文字描述出來的人性試煉場，網路正在為各種荒誕提供讓人啼笑皆非的大舞臺。 [ORIGIN]Sontag starts her essay by exposing the modern world in which we live: “Being a spectator of calamities taking place in another country is a quintessential modern experience, the cumulative offering by more than a century and a half’s worth of those professional, specialized tourists known as journalists. Wars are now also living room sights and sounds. Information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elsewhere, called ‘news’, features conflict and violence – ‘If it bleeds, it leads’ runs the venerable guideline of tabloids and twenty-four hour headline news shows – to which the response is compassion or indignation, or titillation, or approval, as every misery heaves into view.” (Sontag 2004 :16) [譯文]「目睹另一個國家的災難是一種典型的現代體驗，這是那些被稱為記者的專業遊客在一個半世紀多的時間裡提供的。戰爭現在也是客廳裡的景象和聲音。關於其他地方正在發生的事情的信息被稱為'新聞'，以衝突和暴力為特色——'如果它流血，它就會帶來後果'，這是小報和二十四小時頭條新聞節目的古老準則——當每一起悲慘事件浮現在眼前時，人們的反應是同情或憤慨，或興奮，或贊同。

最近似爲多事之秋，新冠疫情、俄烏戰爭、東航空難……加着連綿的陰雨，心情也變得複雜。疾病、戰爭、暴力、死亡交織上演在世界的各個角落，面對他人的痛苦，我們應該怎麼辦？很應景地翻開桑塔格的書想從中尋求答案，但這位評論家仍然一如既往地理性，一針見血地拆穿現實的障眼法，告訴我們面對痛苦，需要理智的反思、直面的勇氣和保持共情的善良。 不得不說，觀看他人的痛苦，是現代社會攝影技術的產物。照片的出現，讓我們得以遠距離地觀看他人慘遭磨難。 通過觀看照片，我們會因此油然而生起對戰爭的厭惡，而更加嚮往和平嗎？作者明確指出，這樣的想法過於天真， “有關暴行的照片，可以引發相反的反應。要求和平。要求復仇。” 之所以出現這種相互矛盾的結果，是因爲照片並不只是照片，它被意識形態賦予了太多其他的因素，是被文字、環境、技術、觀看者共同建構的結果。 “說明文字總有一天是需要的。誤讀和誤記，以及意識形態對照片的重新利用，將使它們變得不同。” 所以當巴爾幹戰爭爆發時，在塞爾維亞人與克羅地亞人戰鬥期間，一個村子遭炮擊，死於炮火的兒童的同一批照片，被兩個敵對的民族當做各自宣傳的工具。只要把說明文字改一改，兒童的死亡就可以一再被利用。 與此同時，現代技術的進步，從報紙到電視再到網絡，我們越來越容易看到遠方的人們，但相反，我們卻越來越不能感同身受，彷彿心靈難以感知，逐漸麻木。作者不止一次地提及現代人的“麻木不仁”，她指出：這種麻木感的根源，就在於媒介。先進的電子媒介，製造了過量的影像，使注意力變得分散、流動、對內容相對漠視。 這也意味着現代社會中的人們需要更多的刺激，讓我們分散的注意力得以集中。這是多麼諷刺的南轅北轍，我們原以爲更多的戰爭照片能喚起大衆對和平的渴望，卻沒曾想它引起的是民族間更深的復仇；我們原以爲先進的技術能讓我們更多地感知不同生活，卻沒曾想技術變革背後卻引發了人與人之間的冷漠與隔閡。 更讓人感到可怕的是，觀看痛苦，並不一定讓人心生愧疚、憐憫與恐懼，反倒有人似追求愉悅一般渴望它。正如埃蒙德·伯克所說， “人們喜歡觀看苦難的圖像。”爲什麼我們總愛讀報紙上關於嚴重火災和駭人聽聞的謀殺的報道？爲什麼我們在行駛中面對旁人的車禍總是習慣性減速？因爲就像同情一樣，“愛禍害”、愛殘忍也是人類的天性。 所以，當我們在一次次刷新網頁關注東航墜機事件的時候，我們是不是也被獵奇心理所驅使？網絡上鋪天蓋地的評論和視頻，是否含有消費遇難者的嫌疑？ 看着這樣的災難，我們能做什麼呢？好像比桑塔格寫作之時，更加無力。一句話就能引發論戰，一則新聞也可能是不實傳言，一段視頻也可能爲有意爲之的煽情流量。 但桑塔格還是留給我們了一點希望。 她說：“讓人們擴大意識，知道我們與別人共享的世界上存在着人性邪惡造成的無窮苦難，這本身似乎就是一種善。” 我們好像還有選擇，那就是對影像進行思考，而不只是觀看。 去思考什麼呢？ 去注意、去反省、去了解、去檢視掌權者就巨大災難提供的辯解是否合理。 是誰造成照片中的苦況？誰應對此負責？是情有可原的嗎？是不可避免的嗎？我們到目前爲止接受的某些事態是否需要受質疑？ 或許，這就是旁觀災難的我們，對受難者們最大的敬意和對自身的尊重。

旁觀他人痛苦，看從來都不是中立的行爲。

網友北非鋼鐵集團說:就算你的認知已經很高了，也不要輕易去說教別人，就讓他們做自己。不要揹負他人的因果，說教往往是最毒的仇恨，消耗自己的氣運和能量。除非別人主動請教你，你才能發表一些看法。 你用慈悲看世界，世界全是可憐人； 你用因果看世界，世界再無可憐人。 天雨雖廣，不潤無根之草； 佛法雖寬，只渡有緣之人。

什麼是良知？？ 看完此書後你會認爲基本上所有的+主+流+媒+體都是有+社+會+導+向的，特別是+價+值+觀+的導向。當然要看//媒//體//人處在哪一種+意+識+形+態+下的社+會了。所以說人的//良//知纔是根本。 那麼何爲//良//知呢？昨天和幾個好友討論了此問題，大家一致認爲：看到別人//遭//遇//困*難*時，你有同情之心；看到老弱病殘時，你有憐憫之心；對待同胞，你有博愛相助之心; 看到欺+軟+怕//硬時，你有+憎+惡之心；看到阿+諛+奉+承之人，你有羞+恥之+心；看到作+威+作+福之人，你有+憤+怒與悲+憤+之心；在+強+權+暴+政面前， 不/助/紂/爲/虐，你有堅*持*正*義之心；*傳/播*真*相，*拆*穿//謊//言，學會//質//疑任何表面的現象。要對天、對地、對生命，有敬畏之心。這應該就是良知！！

誰的痛苦？ 這是一本閱讀體驗並不愉快的書。關於戰爭、暴力、殺戮、醜陋，都被提及，而那些有文字沒照片的描述，很多可能要讀了兩三遍後，才能開始思考“爲什麼？”、“怎麼了？”。 柏拉圖在說明理性與慾望之間的鬥爭時，不選擇不恰當或不合法的性慾激情這種較普通的例子，而是似乎理所當然地認爲我們對墜落、痛苦和殘缺屍體的場面也懷有濃烈興趣。 威廉·哈茲利特（1778—1830，英國文學批評家）在論及莎士比亞筆下的埃古和戲劇中的壞人壞事時問道：“爲什麼我們總愛讀報紙上關於嚴重火災和駭人聽聞的謀殺的報道？”因爲，他回答說，就像同情一樣，“愛禍害”、愛殘忍也是人類的天性。 宗教思想就把痛苦與犧牲聯繫起來，又把犧牲與極度興奮聯繫起來，這種觀點與現代感情大相徑庭，現代感情認爲痛苦是某種錯誤、意外或罪惡的東西，某種必須拒絕、剷除的東西，某種使人感到軟弱的東西。 “當問題涉及觀看他人的痛苦時，任何“我們”也不應該被視爲理所當然。”，這句話我讀了又讀，有時我們選擇努力共情，一不留神就成了含着眼淚的煽情。 “所有記憶都是個人的，不可再生產的，它隨着每個人死去。” 所以我們會試圖用文字、圖像、照片努力去爲個人的記憶做個標記。這種標記大規模化，還可以製成遺物在各種紀念館被展出，成爲永久化記憶（或者說紀念），而後人觀看這些令人痛苦的照片，是不是還可以解決當時生存環境裏的觀點和問題，我們需要的和平、和諧理念的建立和引導，會受成長環境、時代變遷的影響，而不僅僅是藉助有傾向性的圖像去快速構建。 一個人若永遠對墮落感到喫驚，見到一些人對另一些人施加令人發怵、有計劃的暴行的證據，就感到幻滅（或難以置信），只能說明他在道德和心理上尚不是成年人。

本書雖然很短，但是分量十足。短文字不一定是好的，但好文章必是短的。這是蘇珊.桑塔格的最後一本專著，也是繼《論攝影》之後的又一本關於攝影的專著。“攝影師的意圖並不能決定照片的意義，照片將有自己的命運，這命運將由利用它的各種羣體的千奇百怪的念頭和效忠思想來決定。”就像作家寫完一本書以後，著作就不是作家自己的了，是需要合格的讀者去完成的作品。 大家都認得的照片，如今已構成一個社會選擇思考什麼或宣稱它已選擇思考什麼時不可或缺的參照。社會把這些理念稱爲“記憶”，而從長遠的觀點看，這是一種虛構。嚴格地講，根本不存在集體記憶這回事——它就像集體悔罪這種假概念一樣無稽。但卻存在集體指示。社會把這些理念稱爲“記憶”，而從長遠的觀點看，這是一種虛構。嚴格地講，根本不存在集體記憶這回事——它就像集體悔罪這種假概念一樣無稽。但卻存在集體指示。所有記憶都是個人的，不可再生產的——它隨着每個人死去。所謂的集體記憶，並非紀念，而是規定：這是重要的，而這是講述事情經過的故事，還配合照片把故事嵌入我們腦中。 自1839年照相機發明以來，照片就一直與死亡爲伍。記憶是我們與死者可能有的惟一關係。 爲了和解，記憶就有必要缺失和受侷限。 文字可改、可增、可減。照片卻是真實的反映。文字的力量，照片的震撼。這也是一種審美化的記憶，值得我們反思和記住。

羅曼羅蘭那句“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那就是在認清生活的真相後依然熱愛生活”幾乎成爲了我精神世界的一個刻度米尺，我不斷推翻我對於這裏面每一個詞的認識，反覆蔑視這句話又重新拾起這句話。桑塔格這本書又一次說明了，做一個認爲一切同情皆消費，一切哭泣皆媚俗，一切影像皆“文明人”表演自己複雜感覺的（現代意義上的）犬儒主義者也沒什麼太大意思，完全沒意思，哪怕我已經是了。怎麼說，如果連事物的表面都放棄接觸，如果連苦難膚淺的模擬都視而不見，如果因爲符號無法涵括它們指涉的大部分現實就放棄符號，那不也是沒法活了？真正殘忍且又讓這個世界有一點生機之處的地方在於（我知道我這句話多麼可惡，但我還得說），世界上並不是所有人都生活在景觀社會，生活在影像鋪設的百無聊賴中，有人是真正在受苦的（讓我樂觀一些，或許是愛生活勝於愛生活的意義？）。另外桑塔格所有的書都有一種mother is mothering的感覺，這本給了我兩條指導（其實全書沒有提供什麼解決方案，只是幫助我想清楚我都有哪些問題）。1. 在觀看他人的痛苦併產生所謂共情、同情時，可以嘗試問自己一系列問題：這些照片的目的何在？喚起義憤？使我們感到“不好受”，也即懼怕和悲傷？幫助我們哀悼？真有必要觀看這些照片嗎，既然照片裏的恐怖是很久以前、已過了懲罰期限的過去？看了這些照片，是否意味着我們更善良？它們可有給我們任何實際教訓？難道它們不是正好證實我們已經知道的（或想知道的）嗎？這張照片是否涉及某種情緒的非法煽動，或者在以一種猥褻的方式展出應該被尊重的東西？這些問題可能會讓我更絕望，但也可能會讓我有一點點相信，此時的觀看和思考是有價值的。其實每一張“有效應”的照片裏可能都涉及到將私人苦難藝術化商業化公衆化、同時又試圖彰顯某種普遍“人性”引發人們心中的美好感情這兩個過程，關鍵就是需要進行尺度界定。此外，即使我無法真的爲觀看的對象做任何事情，也無法真正感到他們感到的萬分之一，我至少需要在一個晴好的日子，在我對全人類感到滿意的一天，憶起他們所經歷的，然後儘可能讓自己不要製造出任何暴行。2. 將同情轉化爲行動，哪怕行動微不足道，哪怕行動有極大的自戀的嫌疑，但還是要捏着鼻子行動。因爲更大的自戀就存在於“無法忍耐自己對自己自戀的譴責於是什麼都不做”之中。

過年時和朋友聊到“某種傲慢，特權人士對他人痛苦的輕蔑和不理解”，她推薦我去看蘇珊·桑塔格的《關於他人的痛苦》。而不久前中東戰火重燃，讓這本書有了更強的現實涵義。 很多觀點令人印象深刻—— “對好戰分子來說，身份即是一切。” “暴力可以把某個服膺暴力的人昇華爲烈士或英雄。” “影像的震撼和影像的俗套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 “戰爭的記憶就像所有的記憶一樣，大都是本地的。” “攝影師的意圖並不能決定照片的意義，照片將有自己的命運，這命運將由利用它的各種羣體的千奇百怪的念頭和效忠思想來決定。” 長期暴露於電視、報刊、遊戲等媒體上的暴行圖片，拉高了人們對他人苦難的承受閾值。當同情心被反覆激發卻無法轉化爲行動時，將逐漸變得枯竭、麻木、冷漠，從而使置於安全地帶的觀看者心安理得，接受自身的無辜和無能。 而另一方面，觀看暴行和暴行造就的殘缺，除了帶來恐懼和不適外，竟也能滿足人們某些堪稱“下流”的衝動。“這些把暴力當成奇觀的消費者，精於既接近又不必冒險的狀態，又懂得以犬儒主義來看待可能的真誠。” 即便如此，暴行的記錄依然有其必要性。受害者希望他們的遭遇被作爲獨一無二的苦難報道出來，讓記憶成爲我們與死者可能有的惟一關係。而作爲與受害者共享同一世界的人們，我們理應嘗試銘記和反思，嘗試越過人性的卑劣之處，嘗試不對他人的痛苦視若無睹、習以爲常。 （書本身很好，但黃燦然版的翻譯複雜拗口，完全英式漢語。譯後記更是登味外溢，差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