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改革遇見王安石

古今中外，傑出的政治人物大都具有某種理想主義的情懷，憧憬建立一個美好社會。但任何的理想必須以現實爲基礎，脫離現實的理想主義常常陷入盲動，並在實踐中走向反面。一切從實際出發，絕非一句空洞的口號。（閱讀時間：2019年9月25日-29日；自評：8.0；推薦指數：★★★★）

講清了宋朝做許多事情的底層邏輯，比如殺岳飛不僅是因爲小人挑唆還因爲宋朝一慣嚴防武將，比如王安石變法的最大目的是爲西北用兵找錢而不是扶困濟貧… 文中有一個地方讓我印象深刻，就是當神宗說變法對百姓有好處時，文彥博反駁道君主“爲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即政治是君主與士大夫的意志，與百姓無關！這可能是當時許多士大夫即官員的典型想法，也可以從古窺今。

相較於多維度講變法來龍去脈，也有和商鞅變法、張居正變法的比較。感慨最深的不是變法本身的思考，而且突然發現歷史長河中真正覆蓋財稅，吏治，軍事和教育等各個層面的變法就這麼些，有深遠社會影響的更是寥寥無幾，砸碎一切重新來反倒是一種合理的邏輯了

王安石夠兄弟，幫蘇軾說話的。即便死對頭，司馬光還是客觀評論他。而梁啓超差點把偶像吹爆。這本書的精彩，可能不是呈現變法過程，而是後半本的有理有據地整合評價，以及對多場變法間的平行比對，也是開了一車書單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終欲付何人。 當時黮闇猶承誤，末俗紛紜更亂真。 糟粕所傳非粹美，丹青難寫是精神。 區區豈盡高賢意，獨守千秋紙上塵。 變法雖然失敗，但王安石沒有失敗。

2022·06 當改革遇見王安石 By 陳勝利 讀了蘇東坡傳記，會爲他的人生三起三落感慨不平，難免會把因王安石而起的熙寧變法，作爲對立面。 其實蘇東坡和王安石已經在晚年交好，烏臺詩案也非王安石所爲，此書更是介紹說明蘇東坡也並非全部否定王安石的變法措施。 回到本書，書其實分兩部分，前半大部分（1-34章），介紹整個改革過程：王安石在神宗支持下，主持變革的緣起，執行中的支持與反對，達到的成效與失敗分析。 後半部分（35-48），摘錄分析後世一千多年來，各派各家對熙寧變法的意見與剖析。包括成敗追因，借當年變法，促當前變革。 改革的動因是年輕的皇帝神宗即位後，希望達到富國強兵的目標，啓用了意志堅定（也可以說是固執不移）的王安石，來主導包括青苗法，免役法，免行法等法規的制定與實施。 後果是國富未能富民，造成黨爭的內耗，直至北宋因此選人不慎（宋徽宗與蔡京，童貫），走向消沉。 對於“熙寧變法”這種，似乎已有公案定論的歷史事件，讀本書又有什麼新的發現呢？ 1，作者更多像是託古言今：皇權的意志往往主宰着歷史的進程方向，能臣的命運在超穩定結構中，有勇還需有謀。在專制皇帝治理下，懷抱天真是最大的不幸。而真心想青史留名的皇帝，最好也不要管的太細，更不能反反覆覆，朝三暮四。 2，到底什麼是儒家的內核？仁愛？在寬宏君主下，建立強勢政府，動員社會力量，包容反對聲音。《孔門經濟學》是國家干預（國家資本主義）的啓發性研究？ 3，歷史是有兩套敘述體系的，衆口鑠金是真的嗎？那爲何一代大儒如歐陽修，司馬光，蘇東坡等又沒有實對北宋強國強軍的目標有確實可行的措施？ 積毀銷骨也是真的嗎？變法能臣王安石現在是被重塑金身了，但是改革派人物都是報復心強，心理扭曲的人物嗎？怕也未必。 4，變革或者改革，既然是世界的潮流，人人都贊同的東西。 “王安石變法的教訓也爲後世留下了諸多啓示：改革要想取得成功，改革派必須牢牢掌握政治與意識形態主導權；改革成敗的關鍵在於改革政策是否符合實際，改革成果能否惠及大多數人民羣衆；改革家應努力克服急於求成心態，堅持正確的用人路線，揀選德才兼備的人才；改革過程應儘可能減少政治紛爭，形成推動改革的聚合力；等等。” 有人說看本書，並無太多新意，或許也是對的。 反覆在說的東西，說的人也未必真的信，信的話都不一定會去做。 改革就是革命，革自己的命，動頭上的土，精明的人喊喊口號，交個差，出力不討好，不算會來事：最怕是這種。

此書寫的非常用心，縱橫比較了秦，宋，明，清的改革家的策略和方法。筆法遊於學術於通俗之間。寫着寫着又常常跳戲，讀起來十分有趣。 福山曾言政治衰敗，古代中國也有同樣規律。 歷代王朝無一例外都存在政治退化的趨向。開國之初，統治集團都會輕徭薄役，與民生息，經過一段時間的恢復，社會趨於安定、富足。其後，國家治理能力不斷下降，尤其步入王朝中期以後，內憂外患加劇，出現所謂“中期問題”。 王安石不止是頑固，也是有靈活忽悠的一面，年二十二歲即推行改革失敗，四十八歲那年終於有此機會進諫皇上。至死堅持改革理想而不變，世人難及。 唐太宗是帝王中的佼佼者，躊躇滿志的神宗認爲，以唐太宗爲榜樣，志向已算是很遠大了。不料，王安石語出驚人，他答道：陛下應當效法堯舜，怎麼能只做唐太宗呢？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後世學者不能領會，以爲高不可及。 本書對王安石和張居正進行了有意思的比較分析，張居正變法主要聚焦在吏治、財經、軍事。，與王安石一上來就搞財經改革不同，變法的前五年，張居正首先整頓官僚作風，改革吏治，強化中央朝廷和他本人的權威，牢牢掌握了改革主導權。之後再進行經濟領域的改革，顯得水到渠成。從某種意義上講，張居正的變法是將范仲淹新政與王安石變法的做法結合了起來。 王安石變法與張居正變法時隔不遠，二人都抱着富國強兵的目的，面臨的問題也相似。主持變法的兩位改革家王安石、張居正都極具個人魅力，梁啓超稱王安石爲三代之下第一完人，又說明代政治家只有張居正一個。但兩次變法的結果各異。 當然，不同朝代對王安石的定義是不一樣的大體而言保守派痛斥其非，改革派大加讚揚。 由於官史的定論，王安石剛愎自用、不近人情、生財忘義、變亂祖宗法度以至國家敗亡，成爲明清兩代絕大多數史家認同的觀念。 明朝弘治年間，周德恭稱王安石爲“古今第一小人”。 略晚於周德恭的楊慎認爲，秦亡因商鞅，宋亡因王安石。 明末王夫之對王安石變法亦持全盤否定的意見。 梁啓超對王安石的歌頌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超出此前歷代人士的評價。他把王安石比作中國的克倫威爾，稱其爲“三代以下唯一完人”，把青苗法、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國家”的銀行，把免役法視作“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認爲保甲法“與今世所謂警察者正相類”。梁啓超還用社會主義學說類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稱爲社會主義學說的先行者。 不論哪種觀點，基層治理是關鍵。國家的改革必須得到基層的普遍認可，方可以真正實行。 關於青苗法，陳煥章認爲：政府貸糧早在周朝就存在，旨在贏得民心。王安石在縣推行青苗法是成功的，在全國推行時卻是失敗的。這與嚴復的觀點一致。陳煥章引用朱熹的話說：“青苗法其立法本意固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谷，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 陳煥章認爲：朱熹實行社倉制度，與青苗法類似，卻取得成功，其成功所在是，借貸穀米、地方在鄉、由鄉民管理，其制度之實施以慈善爲動機。對此，陳煥章沒有進一步展開論述，但大體意思是，社倉制度不是以增加財政爲目的，因而不會發生侵犯農民利益的問題；社倉的實施範圍、管理，在鄉不在縣，因此能更加貼合實際，免除“吏緣爲奸”之弊。 因爲老百姓的願望總是樸素實際的。 商鞅就說：“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 商鞅的意思是，對於老百姓，不能期望同他們議定如何開始改革，卻能夠同他們同享改革成功的利益。 富國富民是改革的核心價值取向和衡量標準。 解決青苗法不合實際的問題，一方面要堅決防止強制借貸即所謂“抑配”；另一方面需對財經改革目標做出適當調整，將富國與富民結合起來，可供選擇的辦法包括：降低利息率；對部分困難農民減免利息；根據東西南北實際，實行有差別的利息率；調整急於與西夏決戰的戰略，堅持以守爲主，減少軍費開支；等等。解決免役法增加農民負擔的問題，核心也是要處理好富國與富民的關係，將富國與富民均作爲改革追求的目標。 古代中國封建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之前是封建貴族，之後是封建平民社會。 錢穆先生持相近看法，他在《理學與藝術》一文中指出：“論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體可稱爲古代中國，宋以後，乃爲後代中國。秦前，乃封建貴族社會。東漢以下，士族門第興起。魏晉南北朝定於隋唐，皆屬門第社會，可稱爲是古代變相的貴族社會。宋以下，始是純粹的平民社會。除蒙古滿洲異族入主，爲特權階級外，其升入政治上層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無古代封建貴族及門第傳統的遺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經濟、社會人生，較之前代莫不有變。” 本書中的分析遠不止這些歸納，箇中滋味，只有細細去體會。 王安石變法的教訓也爲後世留下了諸多啓示：改革要想取得成功，改革派必須牢牢掌握政治與意識形態主導權；改革成敗的關鍵在於改革政策是否符合實際，改革成果能否惠及大多數人民羣衆；改革家應努力克服急於求成心態，堅持正確的用人路線，揀選德才兼備的人才；改革過程應儘可能減少政治紛爭，形成推動改革的聚合力；等等。

“伊呂兩衰翁，歷遍窮通。一爲釣叟一耕傭。若使當時身不遇，老了英雄。湯武偶相遇，風虎雲龍，興王只在笑談中。直至如今千載後，誰與爭功。”

天時，地利，人和，一個都不能少。突覺宋朝擁有着一批傑出的知識分子，也不免想象如果變法成功，我國的歷史又該是怎樣一番走勢。或許這就是歷史的魅力，失敗成功與否各有千秋。 pps算是一點個人的直觀感覺，歐陽修真的有伯樂之能呀

之前買的紙質版的書來讀，這本書並不僅僅描述史實，而從文中可以看到作者自己的思考和獨特的見解，觀點清晰，行文連貫，讀來十分暢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