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健康與社會理論

有一個做軟件的朋友告訴我，系統平臺也有寬和緊兩種模式，前者只排斥確定的有害，後者只接受確定的有益。我們都知道法律原則中存在有罪推定和無罪推定的區別。一樣造成了寬和緊的社會治理形態。這裏肯定存在"縱"和"枉"的矛盾。我們的醫療到底是要干預疾病還是塑造健康？這有點象"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區別。《國語》：“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這就不僅是醫者的問題了。

哈佛大學的醫學人類學真是獨樹一幟。 生活不能太甜蜜：年輕公民、國家主權和新加坡的糖尿病之戰（Life can't be too sweet: Young citizens,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the Battle over Diabetes in Singapore）。講座簡介：過去二十年來，糖尿病成爲全球發病率增長最快的疾病，也被新加坡列爲國內第十大死亡原因。據預測，到2050年，每兩個新加坡人中就會有一個患有糖尿病。因此，2016年，新加坡政府宣佈了一場所謂的全國糖尿病之戰。本講座重點介紹近期新加坡政府與糖尿病的鬥爭，從健康和疾病的角度理解新加坡的公民塑造。新加坡將年輕公民視爲國家高度成功的原因，因而，他們需要保持健康，以確保持續的經濟增長和財富積累。糖尿病被認爲是一種使人衰弱的疾病，能導致生產力高的勞動力癱瘓，因此這場糖尿病之戰主要集中在年輕人身上。新加坡抗擊糖尿病的巨大努力延續着政府的社會工程計劃，以培養健康、堅強和具有經濟生產力的公民，滿足國家創造經濟增長的需求。講座指出，各國都在同疾病作鬥爭，這些疾病會把具有經濟生產力的身體變成沒有生產力的身體和消耗國家資源的病體，因此，我們需要從醫療和衛生的新角度來理解新加坡的公民塑造。—Prof. Saroja Dorairajoo（薩茹佳）雲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特聘教授，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

景軍是有點內功的, 因爲這本書很好地預言了20-22年的節奏變化. 可能因爲我主要做流病視角, 我實在是不太好理解這本書四個部分的鏈接結構是什麼樣的, 這是扣分點. 但網絡流行病學, 積極老齡化, 疾病污名化和疾病社會問題, 總體寫的蠻清楚的, 也就是說, 一個"理想的", "符合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公共衛生, 一定是積極參與的, 這種積極參與要紮根於科學, 紮根於人際關係, 紮根於人文環境, 紮根於歷史傳承. (雖然我自己對中醫這段覺得非常莫名其妙, 因爲本質上論證的對象不是中醫的有效性而是一個尋醫行爲的問題. 這也就忽略了, 爲什麼中醫是特殊的這個問題.)

去年十一月在莊孔韶老師辦的會上見過景軍老師一面，還合了張影。那時就對這位非常和藹，儒雅的景老師很有好感。後來又得知他可能會在幾年後來我們學校任職，就愈發驚喜。 這本書是配合《我的涼山兄弟》一起看的，對於毒品和艾滋，我的瞭解僅僅限於公衆健康教育的內容。但是這兩本書讀完後，我愈發感受到了這種疾病之後固結的社會問題和矛盾。 限於篇幅，更多的內容就寫到札記裏面吧。

這本書涉及的面很廣，關注到艾滋病患者羣體(同性性行爲者，吸毒者，賣血者）的歧視及防治、老年人自殺，養老方式及老年人羣體形象的刻板化、三峽庫區村民搬遷、中醫困境等等領域。得出的結論也專業明確獨到。就是分析的過程還略顯單薄，書中每一個章節，都是值得寫一本專著的課題。總體而言，算是很不錯的社會學書籍了，讀過的人似乎不多，推薦給友鄰們。

《四 上蔡之行》景軍教授 摘自《肉身經濟批判 ·生命價值的社會文化建構案例分析之一·》 2002年夏天，國務院扶貧辦的一位主要領導將我和地壇醫院趙紅心大夫、中國農業大學唐麗霞老師以及中國科學技術諮詢協會的璐羽女士召集到一起，希望我們組成一個調研小組，前往河南上蔡縣。此前我們已經知道，上蔡縣是河南農民賣血比較集中的地區，也是河南艾滋病高發區之一。國務院扶貧辦的那位領導特別指出，儘管艾滋病防治是醫療衛生部門的職責，但河南因農民賣血而導致的艾滋病流行與農村貧困問題相關，發病和死亡導致的貧困問題也對國家的扶貧工作提出了新挑戰，需要扶貧部門做出積極反應。 我們四人聯繫到後來在中國人民大學任教的張有春先生，於2002年8月2日一起到鄭州找到地方扶貧辦幹部尋求配合。記得在歡迎我們的宴會上，地方扶貧辦的幹部非常熱情，白酒一瓶一瓶被消耗，但就是不同意我們前往上蔡縣。趁着大家從酒意正酣轉入醉酒的狀態，我急忙跑到大街上截住一輛“小麪包”汽車，帶着四位同事“逃到”上蔡。到今天回想起來那次逃跑的經過，我猜想省扶貧辦的幹部當時有可能故意設宴喝酒裝醉，爲我們放行。 在上蔡，我第一次感受到直接接觸艾滋病感染者的震撼。上蔡縣當時人口有133萬，人均耕地1.12畝，屬農業大縣。20世紀60年代，當地農民就曾經因貧困而賣血。到20世紀90年代初，當地政府建起一批血站，賣血人數急劇增加。1992～1995年，一些村落出現大規模賣血，縣城方圓15裏內的村子幾乎村村都有農民賣血。1995年11月，上蔡縣關閉了所有血站，但賣血轉入地下，曾經出現過農民成羣結夥悄悄地到玉米地裏將自己的血液賣給非法血漿採購商。在政府的打擊之下，地下賣血活動在半年左右的時間內被終止。 時至1996年，上蔡縣連續發現數例HIV陽性死亡案例。在隨後的兩年中，各村有個別感染者陸續發病。到1999年，病人數越來越多，一些村子開始出現病人大批死亡的現象。這引起省衛生廳的重視。縣醫院建立艾滋病檢測室後，對幾個村的疫情進行摸底。截至2002年6月底，經檢測確診HIV陽性共1956例。全縣有22個行政村是艾滋病病人比較多的村落。但是由於沒有開展全縣範圍的檢測，全縣範圍的感染者實際數字無法確定。 根據當地知情人士介紹，全縣曾經參加過賣血活動的農民共4.8萬人。根據政府部門不完全統計，2001年5～7月，上蔡共有900多名農民死於艾滋病。2002年7月中旬大暑高溫，縣城附近的後楊村一天就有11名艾滋病病人死亡。面對如此嚴峻的情況，縣政府成立了艾滋病防治辦，專門負責全縣艾滋病防治的協調工作。不僅如此，根據有關人士介紹，縣政府80%的精力都投入到防治艾滋病的工作。 經過三天反覆的請求，我們要求離開縣城到農村考察的願望終於得以實現。在縣領導的陪同下，我們穿過縣城，沿一條公路南行數里來到邵店鄉十里鋪村。這個村被公路切成了兩半，農戶分散在路的兩側。剛出縣城，下了一陣小雨，村子的土路變得泥濘不堪，轎車在坑坑窪窪的路上無法前行，我們便換上雨靴，隨地方領導步行進村。 我們首先參觀了位於公路東側數十米處的十里鋪村衛生所。衛生所是由縣政府出資修建的，共有四間房，一間是醫生的診室兼藥房，另外三間是患者就診、輸液、搶救的病房。自從來此看病的艾滋病病人逐漸增多後，其他病人怕被傳染，很少到這裏來看病，而是到村邊的一個小診所就醫。儘管雨後路不好走，衛生所還是擠滿了艾滋病感染者。不到一個小時，就有十多個病人到衛生所就診。三間病房的牀位都滿了，病房外還另加了一張牀位，供患者使用。病房外牀位上是一個神情呆傻的婦女在接受治療，她丈夫告訴我們，他們夫妻都是陽性，他妻子目前已經進入艾滋病期，經常頭痛、不能進食，剛剛輸完液體。 在一間病房裏，躺着三個危重的患者，她們骨瘦如柴、面如死灰。其中一位已經連續幾天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在牀上坐起來了，陪她來看病的丈夫也患有艾滋病，這位婦女反覆問我們一個問題：“我的孩子將來咋辦哪？”另一間病房的病牀上躺着楊某，她的丈夫坐在一邊，面容消瘦，顯然也感染了病毒。由於兩口子都得病，他們已經沒有精力照顧兩個孩子，也不管失學後的孩子在幹什麼；40歲左右的患者程某是來打針的，她的兩個兒子在前兩年先後死於艾滋病，丈夫也感染了病毒。接踵而來的打擊使她臉上顯出了茫然和麻木的神情；患者李某在丈夫病發死後，獨自拉扯四個兒子。16歲的大兒子外出打工，另幾個兒子失學在家，要命的是小兒子也開始持續高燒，出現了發病症狀。 陸續有其他患者到衛生所就診。在來就診的患者中，有口腔出現白斑和潰瘍的，有渾身長了皰疹以及因皰疹而留下大片瘢痕的，有撩起褲腿就可以看到雙下肢大量的皮疹並伴有潰破的，有的雖然看上去健康，但是仔細查體，可以觸到淋巴結的腫大，而且患者大多感到疲乏無力，經常感到胸悶、氣短，嚴重影響正常的生活。 當隨行的趙紅心大夫爲一位患者做診斷同時講解如何控制病情時，兩個小女孩拿着政府發給的治療費用補貼證件來爲臥牀在家的父親取藥，還未開口說話，眼淚就流了下來。爲了救助艾滋病病人，上蔡縣政府發行了艾滋病治療補貼券，老百姓稱之爲代金券。重病患者每月可以領300元左右；病情較輕者每月領50元。 十里鋪的衛生所有兩位醫務人員。一位是50多歲的老大夫，另一位是剛從衛校畢業的年輕人。由於衛生所醫療設備簡陋，甚至不符合消毒隔離的要求，兩位大夫是冒着職業暴露的危險，爲患者治病。他們不但每天要冒着刺破手指的危險爲患者輸液、打針和拿藥，而且面臨着親人或朋友的不理解，爲這些受到社會歧視的病人提供諮詢和救治。 從自然環境看，上蔡村可以稱得上地肥水美，草木豐茂。一望無際的平原上種着長勢喜人的莊稼，村落就掩映在被莊稼環繞的樹叢中。但進入十里鋪村後，我們卻感受不到這種勃勃生機。橫穿十里鋪村的公路兩旁，原來是繁華的集市，各種攤點、店鋪林立，人員往來頻繁，自從當地艾滋病感染者陸續發病後，路旁就逐漸蕭條下來，各種店鋪和貨攤陸續撤去。倒是路邊一家制作送喪用品的手工作坊生意日益興隆。據店主講，最近兩年每天都有農民來買紙車、紙馬以及紙糊的靈棚，亡者十有八九是艾滋病病人。 在十里鋪，病人臉上表現出徹底絕望的神情。除關心孩子將來的生活學業外，病人對生活不再有任何留戀。“隨便進一家，幾乎都有病人”，兩名村幹部帶着我們參觀農戶家時指着街道兩旁的人家說。 我們在十里鋪村走訪的第一家農戶有三間土房，一間屋裏放着一張破舊的木板牀，中間的屋地上放着幾袋糧食，另一間是竈房，冷清清的，沒有一點生氣，家裏好像從來沒有人住過。據村支書介紹，這家的男主人得病死後，他的妻子撇下七十多歲的婆婆和一個十歲左右的女兒離家出走。老婆婆已出嫁的女兒後來拉來自家的糧食，回到孃家照顧母親和侄女。 轉到第二家，一進院門，我們就看到屋檐下一張牀上，一個70多歲的老太太躺在上面不停地呻吟，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坐在牀邊照料她。這個女孩的父母已經死於艾滋病。牀上是她奶奶，也得了重病，臥牀不起。政府每月給這個孤兒120元，供她喫飯、上學。孩子講：“只要有錢上學，我一定好好讀書。”女孩是隔壁家的孩子，因天下雨，房屋漏雨，她便把牀挪到了自己叔叔家屋檐下。她嬸嬸也死於艾滋病，留下兩個小孩，大點兒的孩子八九歲左右，患有乙肝，小兒子不滿兩歲，已經檢測爲陽性。 第三家的病人是村支書的小姨子，人已經病得骨瘦如柴，生命垂危。 走進另外一家的堂屋，迎面方桌上放着一張夫婦的遺照。這對夫婦數月前先後死於艾滋病，留下一個18歲的男孩和一個11歲的女孩，孩子的幾個舅舅都患有艾滋病，女孩只能靠哥哥在外面打工繼續上學。 我們在十里鋪一共走訪了7戶人家，各戶都有瘦弱的病人、無助的老人、流着淚的孩子。好不容易走訪到了兩戶沒有病人的家庭，我們才知道這些家庭因搞販運而較早發家，修起了寬敞的磚房，在90年代的賣血風潮中，沒有去賣血。大多數農民賣血者掙到錢後，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蓋新房。村子裏許多用賣血錢蓋成的新房裏面已一貧如洗。 在上蔡縣艾滋病防治辦公室一位同志的陪同下，我們來到文樓村考察。文樓村離縣城僅4公里。由於交通便利，文樓村在賣血潮中成爲上蔡縣的中心，全村80%的農戶中有人蔘與賣血，總人數達1517人。離新蓋的學校不到50米的文樓村衛生所門口圍着許多艾滋病患者，等着拿藥。由於曾經被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調查》欄目報道過，文樓村引發了各方的重視，從2001年10月開始，衛生部門爲該村提供免費藥品，發放對象限於447名確診的艾滋病患者，該項費用每天3000～4000元。 文樓村衛生所的三間主房主要是門診和發放藥品的地方，後面還有一大一小兩間舊房子被改造成簡易病房。大房間裏面放着五張病牀和一個電風扇，其中有四張牀上躺着重病患者，中間一人身上起很多帶狀皰疹，有兩人躺在牀上無力動彈，病人的親屬在旁邊照顧他們。一個患病的婦女看見我們就哭了起來，說自己家裏已經沒有面粉，孩子都沒有飯喫。陪我們調查的一名地方幹部當場就給了她50元錢，讓她買點麪粉，給孩子喫飯。另一間房間裏的兩張病牀上都躺着病人，地上有熬剩的中藥渣，一個病情略輕的中年婦女告訴我們，她頭疼得非常厲害，喫一些中藥和止疼片根本不管用。衛生所的院子裏站着許多病人，他們每個人手裏都拿着醫療證，在等待醫生髮藥和打針。參觀完衛生所，我們又在村幹部的陪同下，走訪了幾戶有艾滋病患者的農戶。 在文樓村，我們訪問的第一戶的戶主及其妻子去年相繼因艾滋病去世，只剩下三個孤兒和爺爺相依爲命。爺爺60多歲，兩個孫子均已輟學，到廣州去打工，8歲的孫女在文樓村小學上一年級。在文樓村，幾乎家家戶戶都有大院子，但這家沒有，僅有的是三間破舊的房屋，但前面堆滿磚瓦。一問才知道，這是賣血錢購置的建材，但沒有開工，家中兩位頂樑柱即相繼去世。 我們在文樓村訪問的第二戶家人中，戶主於2000年因艾滋病去世，剩下妻子和一個兒子。這家房子裏有一張木牀，牀邊的繩子上掛着破舊的衣服和被子，土爐子冷冷清清，像許多年沒有生過火。爐子旁的地上有幾個煤球和一個空麪粉袋子。據村幹部介紹，戶主去世後，他的妻子把兒子送給孩子的姑姑撫養，自己改嫁。但後來她查出艾滋病，被那家人趕了回來。現在她的病情發作，躺在牀上無法走動，只有10歲的兒子在旁邊照顧，做飯給她喫。她現在最大的願望就是希望國家能把她的兒子撫養成人。 在文樓村，我們訪問的第三戶也是一貧如洗的家庭，連廚房都沒有，只在走廊上搭一個簡易的竈具。這一家戶主兩口子都死於艾滋病，只剩下年邁的父母撫養四個孫輩。除大孫女倖免外，另外三個孩子也都感染了艾滋病。 艾滋病對文樓村村民的生產和生活造成了極大的衝擊，表現之一是農產品賣不出去，因爲周邊的人們已經聽說文樓村爆發了艾滋病，害怕喫文樓村種的絲瓜也會感染艾滋病。 在入村調查的基礎之上，我們邀請十里鋪村、文樓村、南大吳村以及後楊村的小學老師、村幹部及村醫一起到縣政府會議座談並覈對數據。在會議室的黑板上，村幹部先根據自己瞭解的情況將各種數據寫入我們設計的表格，之後由村內其他代表補充糾正。此舉使得我們瞭解到如下數據。 文樓村，3217人，2002年1～7月共有81名感染者死亡，留下孤兒20名、單親兒童78名，在2001年一年內全村只有一個外村媳婦嫁入。 後楊村，3821人，2002年1～7月共有218名感染者死亡，留下孤兒36名、單親兒童36名，在2001年一年內全村僅娶進一個媳婦。 南大吳村，2440人，2002年1～7月共有111名感染者死亡，留下孤兒12名、單親兒童85名，在2001年一年內全村娶進兩個媳婦。 十里鋪村，3383人，2002年1～7月共有190名感染者死亡，留下孤兒21名、單親兒童43名，2001年一年內全村娶進四個媳婦。 上述四個村莊的合計人口等於12861人，2002年1～7月共有600名感染者死亡，留下425名孤兒或單親兒童，一共娶親8次。娶親之少說明兩個問題，一是民不聊生難以娶親，二是伴隨艾滋病的歧視問題非常嚴重，歧視還影響到了整個上蔡縣的形象。往年上蔡縣每年有30萬人出去打工，但2002年有20萬人被退回來，原因是來自艾滋病高發區。 據同行的趙紅心大夫判斷，上蔡縣的艾滋病疫情正處在發病高峰期，一旦出現臨牀症狀，如果不能及時干預，感染者的生存期一般不會超過2年。趙大夫同時認爲，死亡期高峰的開始已經來臨，況且有些村莊已經出現成批死亡的現象，如2002年7月11日，後楊村幹部一天內發現11名感染者死亡；2002年6月至8月，南大吳村發現14名感染者死亡，包括3例自殺；2002年6月，十里鋪村在10天內有13人死亡，而且出現4家絕戶。

非一般嚼理論的學術論文合集。在書中，不僅可以看到清晰的理論框架與詳實的案例，更可以感受到景軍的人文精神與普世關懷。對我來說，文字層面也體現出獨屬於中國學者的文人氣質。在這個時候出版，應該值得被更多人看到。許多討論皆可用來思考我們今天面對公共衛生與健康事件的態度，立場與行動。

社會學著作，並不是單純的討論健康與疾病問題，而是探索這些問題背後深層次的社會機理。其中我特別喜歡無償獻血和長卡司機艾滋病監測部分，這些涉及了肉身經濟批判和生物權力理論。推薦大家讀景軍先生的著作。

景軍教授還是老練，在四個理論框架下，將各種不同的理論輕鬆拿來使用，對經驗材料的充分解讀，不僅讓文章更加的有可讀性，也讓文章背後的社會，文化，結構等機制不斷凸現。

好書，從社會現象和調查問卷引申至背後的制度權力、社會理念、內心情感等方面。從老人自殺問題探討至養老新模式開發這個論題真的很激發思維，臨終關懷被賦予了超越生命科學的使命，其對象還可以從病人個體延展到親屬，要改變這個體系需要制度權力的干預，但後者又是國家核心，從根基上動搖非常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