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入心通：國語運動與現代中國

聲入能否心通？“漢語很突出的特點可能只有一個：堅持全用漢字書寫的原則，拒斥其他文字進入中文的體系裏，正字意識十分明顯。”——平田昌司 寫這篇書評前讀到羅志田老師的一篇採訪，他說起胡適那一代讀書人，他們身處梁啓超所說的過渡時代，從廢科舉到新文化運動，在不過十多年裏，中國先後發生了立憲、共和取代帝制、白話取代文言等以千年計的根本性鉅變，如果再加上經典的退隱和四民社會解體這類非建制性的長程鉅變，可以說是一個天崩地裂的時代。像胡適和梁漱溟這一代人，親臨並目睹了這些根本轉變的發生，感觸或許非比尋常，思慮也當更高遠。且胡適和梁漱溟都相對長壽，活到70歲以上，一生經歷三次改朝換代，又更非尋常可比。在新文化運動期間，他們剛經歷了第一次改朝換代，那時還比較年輕，到晚年久經滄桑之後，他們的體味和領悟，對人生、社會、人類社會的思考可能很不一樣，尤其值得參考。 那一代人身歷從一統天下到萬國並立的轉變，面臨“天下”的崩散，忽然接觸到類似世界與中國、國家與社會這類新範疇，因應新時代的挑戰，又傳承了以天下爲己任的“天下士”遺風，往往處於一種兩難的緊張局面。胡適甚至自己說他一身之上同時存在着“中國的我”和“西洋廿世紀的我”兩個新舊中西不同的“我”。這是他們切身的感受，寫歷史的人，有責任把歷史當事人自身的感受表現出來。 王東傑的《聲入心通》就是在20世紀中國整體轉型的脈絡中，探討白話文運動、國語運動如何反應並實際參與了這個過程，又對現代中國產生了何種影響。側重一系列範疇之間的互動：國族認同、文化理想、地方觀念、階級意識與身份界定等。這本書圍繞三個大的論域展開：首先，國語運動的最終目標是幫助中國擺脫滅亡的危機，建設一個獨立、富強而統一的現代國家，那麼知識界對官方的語言和教育政策產生了何種影響？其次，根據現代政治理論，國家主權在民而人人平等，那麼什麼是“國語”？誰的話有資格成爲“國語”？最後，爲國語運動提供學理基礎的是語言學，而中國語言學雖然繼承了傳統小學的成果，但整個學科的知識格局和研究導向都是西來的，語言學秉持價值中立的專業立場如何避免帶有價值取向？通過這三個論域的總結，作者指出，國語運動是一個整體性問題。 在語言文字改革的背後，是對一個理想中國的想象與期待。也正因如此，國語運動同時捲入了多個不同的意義空間：國族、民主、科學、效率……這些價值無一不可以在國語運動的言說與實踐中被發現，而他們中的每一個都像燈光暗角下的一扇側門，打開它，就能走上20世紀的歷史舞臺。 一、關於國語運動的一些基本問題 1.國語運動時間與基本內容 一般認爲國語運動自19世紀90年代發軔，在民國時期廣泛展開，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宣告結束。王東傑將其分爲三個階段： （1）清季十多年可以看作過偶遇運動的起步期，從19世紀90年代開始，一批中國讀書人認爲西方之所以富強是因爲識字者衆多、民智開通。爲此，他們開始研製漢語的拼音文字方案，後人將這些方案統稱爲“切音字”，將此風潮叫做“切音字運動”。20世紀初，語言文字領域的變化進一步加劇，白話文寫作流行，國語統一成爲重要的公共議題。清末新政中，學部要求“語言統一”成爲國家語言政策的一部分。 （2）第二階段可以從“讀音統一會”算起，這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幾乎囊括清末語文改革的各路人馬和精英。通過票決方式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國音”標準和第一套拼音字母。在整個國語運動中處於承前啓後的位置。新文化運動的作用就更爲重要，它將各種爭論推到鼎沸，在這些爭論裏，一個是“京國之爭”，一個是“國語羅馬字的制定和推行”（“國羅運動”）。京國之爭的核心議題是國語應該採用什麼樣的語言（語音）標準：是讀音統一的國音，還是北京話？“北平音系”最終成爲新的國音標準。而“國羅運動”則是採用26個拉丁字母，以北京音爲標準音，通過拼法變化標註聲調。 這一時期，是國語運動的關鍵時期。 （3）第三階段可以從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算起。國語運動內部的大規模爭論逐漸平息，進入一個實行爲主的階段。 二、國語運動及其互動範疇 1.國語運動與民族國家的關係：對外和對內 民族國家是國際政治的產物，即所有國家都是相對於其他國家而存在的。而國語運動，也通常由懂得雙語的年輕人領導。促使它從一個傳統國家向民族國家轉變的基本動力，就來自列強侵略。作爲整個民族國家建構過程的一部分，國語運動的發生與發展也與其一以貫之。 語文改革是一種國際性的現象，近代的日韓、土耳其、蘇聯、德國都曾有過類似舉措，有學者認爲中國的“合法性危機”特別體現在應對列強的屢次失敗中，尤其是甲午戰爭之後，人們心中被激盪起來的是難以抑制的救亡熱情，民族主義迅速產生與成長，對傳統中的某些部分及傳統本身提出批判，倡導一系列以“列強”爲模型的改革，國語運動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晚清諸多危機中，“溝通危機”被認爲嚴重阻礙了信息交流的渠道，導致上下無法情通（譚嗣同：心力、破對待；康有爲：上下否塞極矣）。而造成溝通障礙的原因，除了政治制度和社會習俗外，語言、文字也被認爲是主要責任源之一。這是對內，從對內一面看，國語運動的意義被標定在三個方面：（1）致力於國家統一（2）提升民衆的心智素養（3）實現國民的平等權利：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着讀書人對朝廷的失望，救國的希望轉向下層社會，主權在民觀念被引入中國，導致“國民”的社會輿論地位提升，可事實卻是民衆的實際作爲與國民應該有的表現之間，差距不小——自覺擔負國民責任，使多數民衆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國民”，踐行國民責任的基本能力，就要使其迅速掌握和使用讀寫工具。 而在民族主義的對外維度方面，國語扮演了三重角色：（1）抵禦外侮的方式（2）宣示身份的標識（3）改寫世界秩序的工具。對語言民族主義觀念來說，“國語”被當作一種特殊的“領土”。 2. 國語運動與現代性 近代以來歐風美雨馳而東，物質生活和生產方式發生極大改變，顯示出西化趨勢。聶紺弩1936年說出了最爲簡潔的本質：“所謂語言隨時代底變換而變換，其實就是隨着生活底變換而變換。時代變換了人們底生活，生活又使語言受到它底影響，如斯而已。”——生產關係的變革，交流過程的標準化和簡明化，自然會對語言文字的各個層面（書面、文體、口語）產生衝擊。 可以說，國語運動不但根植於現代性場景中，而且它自身就是面向現代的。 在中國近代文化轉型的過程中，各種“內部衍指符號”大量產生，如“史”與“歷史”、“詞章”與“文學”，雖然看起來一以貫之，但實際上都存在着深刻的語義中斷。事實上，幾乎所有的現代漢語語詞，都或多或少地屬於某一類型的“衍指符號”。發現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突破心理上的“熟悉感”，重新看待它們之間的差異性，也更加深刻地理解近代中國與傳統的斷裂。 3. 國語運動的中國特色：文字與語言 所謂特色，主要是與西歐和日本的相應現象加以比較。一個更根本的話題是語言與文字的關係。平田昌司說：“漢語很突出的特點可能只有一個：堅持全用漢字書寫的原則，拒斥其他文字進入中文的體系裏，正字意識十分明顯。”美國漢學家牟復禮也認爲，文字是“最能標示”中國文明“特質”的東西。其實，整個國語運動就是在重新調整漢語和漢字的關係的前提下展開的：它以批判“言文分離”爲啓端，以力倡“言文一致”爲嚆矢，將口語、文字、文章各個層次牽連卷入，成爲一場語文的全面變革。漢語，漢字，漢文，三者一脈貫穿。 國語運動帶來的一個基本衝擊，就是提升“聲音”和“語言”的地位，以此爲標準重塑中國文化。然而“重文”傾向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國語運動：事實上，國語一詞真正在學校教育中產生大規模影響，就是以“白話文”的身份出現的。在人們的實際生活中，白話文的力量也遠超過語言統一。 4.國語運動的定位 社會意義上具有“承上啓下”功能的層次，國語運動的定位實際也就在這個層次。實際上，文化將人們結合起來，而在中間起到黏合劑作用的，就是意符性的漢字。在此意義上，中國早就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不同大量地區的人們，正是通過漢字、經典、科舉制度這樣一些“大傳統”，體認、想象、感知到一個“中國”或“天下”秩序的存在；也正是通過同樣的紐帶，無數個地方性的“communities”得以綰合成爲一個“充滿異質性的連續體”。離開這一前提，20世紀中國的民族國家建設是無從想象的。 民族國家作爲20世紀的新事物，“新”在何處？是什麼將其變爲一個現代的“想象的共同體”？重要的是，它試圖通過多重實在而具體的手段，使其內部的“共同性”變得更加勻質。在傳統“共同體”中，“想象”的力量沒有也無異於消除其內部文化密度的差異性 ，這就是它包含許多“communities”的原因。而“國族”的要求就是：“多”必須徹底化作勻質的“一”，密度的不同不被許可。國語就是促成這種勻質化的手段之一：起碼在理論上，對所有國民來說，國語都是等價的，而不像方言那樣，天生帶有“門檻”，在內部之中仍含有“內”“外”的區別。 最後，我想記錄自己的一點心得。我們常被近代西來的知識和文化建構與形塑着觀感和認知，新舊羼雜的環境中面對“大傳統”和“小革新”之間的罅隙，讀完這本書驚覺這個過程居然開始得如此之早，以及傳統的滲透性如此之強。20世紀的新派人物趙元任留學歸國，遇到小學時候的老師呂思勉，立刻改口說常州話，“要是說國語，覺着不恭敬似的。”——這不只是情感修養的一種，更是說明，“傳統”，早已透過無形的文化心態和社會利益，大幅滲透到這個自覺追求“現代性”的運動中，併成爲其內部制約性的一部分，造成了中國語言民族主義的複雜與張力。

這一直都是困惑人的問題，據統計(可能還是不完全的)，人類的語言有7000多種，這裏還不包括方言，百川既便始於無數的泉眼，也應該漸漸匯入大江大河了呀，何況人類這條江河可能還是始於一眼清泉，漸漸我開始相信巴別塔的傳說了，只不過那不是上帝的詭計，而是人類在社會生活中反覆博弈的結果。 兒子從學校或同學的聚會中回到家裏，總喜歡說幾個新詞問我知道不，我茫然地望着他搖搖頭，他就志得意滿地寫作業去了。 老百姓識字，往往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比如義字，繁體寫作"義"，從羊從我，這個"我"是一把華麗的大斧頭，而"羊"是古人祭祀時用的高等次犧牲，所以這個"義"字最早可能是一種獻祭的儀式，漸漸成了社會的規範，比如"正義"，《中庸》裏說"義，宜也"，但我們往往又會因地制宜。而簡化的"義"在明清時候才被習慣使用，最早可能是爲了方便，寫作"乂"，這本來也是個古字，是割草時用的刀，也可能就是剪刀，所以才被轉用來表示治理，《爾雅》：“乂，治也。"後來在上面加上了一"丶"，就是現在簡化字的"義"了，不知道這一點代表的是治人者還是治於人者。但規範的"義"和治理的"義"還是有些許區別，一個是旗幟，一個是繩索。

小切口深下挖的思想史研究，材料量大，敘述清晰，理論深厚，論證層次豐富。研究近代中國的語言改革，以切音字、白話文、國語到普通話的演變過程，展開了中國、世界近現代史及語言分類、演變的諸多問題。閱讀需要一些語言、音韻學的專業知識。從每種語文運動的時代背景、思想格局和實踐狀況中，至少處理了三個層次的歷史問題。一是中國進入現代世界。要擺脫積貧積弱，成爲現代世界民族國家的一員成爲早期文人推廣切音字運動的動力。漢語的轉型，對漢字的重新認識和試圖改革也從屬於這一深刻變革。同時，民族－國家的框架也反映在國語運動處理少數民族語言、方言面臨的矛盾境地中。二是現代語言學進入中國反映的現代世界知識結構與權力關係。正是這種設置了先進－落後序列的現代語言學規制了人們對於語言的認認識，尤其是對漢語“不符合標準”的認識，進而成爲漢語改革的動力之一。而在對漢語語言科學分析的過程中，也推動人們意識到漢語“文字中心”，同印歐語系不同的特質。三是世界語言民族主義問題。作者敘述的背景板始終是當時世界的語言民族主義浪潮，說同一種語言成爲識別民族並進而建立國家的基礎。作者看到這股潮流對中國的影響，但也在史實的挖掘中意識到中國現代語言建設的獨特之處，即在各方辯論博弈後最終形成了多元一體、極富張力的多方言－多族羣－一民族－單一國家結構。對這些問題的處理都帶着作者對現代世界結構、民族國家生成、階級分化等重大世界歷史問題的關切，回應了包括柯文、本尼迪克特等衆多大家的理論和論點。 能將思想史向下深挖，得益於作者博古通今的積澱。作者在史論中加入了不少民族國家建構、文明等級論的理論史論述，兼採中國古代方言、雅言分類與現代語言學討論概念的生成與流變。精英－大衆的階層分化視角也被納入其中，作者以史家筆法對不少知識分子社會試驗、絕對理性的天真方案做了自己的評論。借鑑史學前沿理論，以圖式這一認識論工具剖析各家之詞，使思想史敘述不是簡單浮於表面地重複時人的觀點。除了針對歷史現象的分析，作者還注意到歷史進程背後的政治暗流，點到了拉丁化運動和國語運動之爭背後的國共博弈（未展開），以及左翼文化人關於漢語改革的看法，這種關於學術與政治的反思使得作者之史論更深一步。 當認識層次深入至此，作者對歷史中人的態度也頗顯溫存與敬意。歷史中人因階級處境、知識結構、行爲動機、利益糾葛等多重因素持有不同觀點，辯論自多矯枉過正，但歷史的選擇沉澱着人們的根本共識，而那也是我們文化結構難以撼動的部分。抽絲剝繭識別出歷史的沉澱，恐怕是思想史學術之重要目標。畢竟，建立任何一個時代的新文化，都要從來自歷史的當下出發。

剛開始讀的時候覺得有點囉嗦，材料簡直飽和，閱讀到後面越覺得細緻，能把這個專題研究得那麼透徹真是不容易。對於讀者來說，也可以從一本書中獲得比較完整的印象，不僅對於事件的來龍去脈很清晰，對於某些概念，比如“普通話”一詞的來源也有了透徹的理解。相當好。

東傑老師用力甚深，唯此書對像我這樣的外行讀者不甚友好，因書中沒有給出切音字及漢字拉丁化方案的具體案例，未了解的讀者遽入清末民初國語運動的論爭場域，自然一頭霧水，不得要領。我只有最後一章基本讀通，前面大都磕磕絆絆。有機會再多學點音韻學知識吧。

爲什麼今天許多人可以順暢地讀外語原文，而讀文言文卻需要譯本？文言、白話、官話、國語、方言、普通話，這些概念之間存在怎樣的關聯和區別？我們都聽過倉頡造字的故事，那拼音又是怎麼來的呢？ 本書從人民-民族-國家的角度出發，關注國語運動這一推行普遍性的漢語的民族建構。20世紀初中西文化競爭中失敗帶來的焦慮，促使廣大知識分子對比中西差異，試圖找出落後的原因，而語言作爲民族國家的重要象徵就成了“中國文化落後”的替罪羊，於是興起了一種廢除漢字（文）、提升聲音（言）地位的迷思，試圖以此重塑中國文化。 國語運動圍繞聲音展開，提出了“言文一致”的目標，追求我手寫我口的“聲入心通”。國語運動由旨在普及識字率，提高國民素質的切音字運動拉開序幕；1913年進入第二階段，注音符號開始出現，至五四之後推行白話文運動，文字改革進入白熱化，此時廣大知識分子致力於統一全民語言，提升民族凝聚力；1930年之後國語運動進入第三階段，一套國音標準（注音符號）被固定下來，廢除漢字的主張沒有之前激烈了，1932年經中華民國教育部頒佈《國音常用字彙》後，普通話被採納爲中國官方語言。切音字運動、白話文運動、國音運動構成國語運動的文字、文體和語音三個維度，國家建構、民族認同、地方觀念、階級意識、城鄉差異、政治派系等力量各懷目的、相互交錯、貫穿國語運動始終，並隨時代而變動。 書中讀到許多有趣又意外的點：如譯名蕪雜的弊病長期困擾着清末民初的學術界，遠不限於人名、地名的紛繁，更重要的是一些學術性專有名詞並無固定譯法，然而一百年後的今天仍未徹底解決。“古人藥（藥）字從草從樂（樂），正所謂入在耳朵裏，印在腦子上，是聲入心通的絕妙佐證”，不過以漢字本身論證試圖廢除漢字的聲音中心論未免欺人太甚。1907年，“四川藏文學堂”改叫“四川省城方言學堂”，教學重點轉向外國語；吉林“外國語學堂”奏請添設蒙文科，並更名爲“方言學堂”；而清政府把培養翻譯外語人才的學校命名爲“同文館”；這些名目遙相呼應，體現了廣義的“方言”概念和“各地成方”又“天下大同”的觀念。值得一提的還有，直到1983年都還存在着廢除漢字的聲音，而漢字憑藉頑強的生命力活到了漢字輸入法出現的一天，熬走了那些認爲漢字輸入慢、存在技術層面缺陷的罷黜漢字論者。 全書史料細密濃稠，適合細嚼慢嚥反覆品讀。宏大的國語運動框架下每一章的子課題都足以單獨成書，作者除了蒐集大量文人志士相關史料外，還引用了一些佚名作者的日常文本，爲當時的社會氛圍和民衆對國語運動的態度提供了更全面更豐富的視角。不同篇章之間有所涉及和關聯時，作者會用簡略的前情提要（如“參見第x章”、“前文提到”等）幫助讀者回顧和建立閱讀網絡。此外，個人很喜歡每一章最後的“餘論”一節，可以看到作者對史料背後的邏輯梳理和話語分析，是很好的文本闡釋模板。在閱讀瀏覽了大量的史料後，彷彿得以同作者就文本展開探討，進而引發讀者對史料的進一步思考。

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周瑞瑞老師送的一本書，她說看到這本書就想到了我，很適合我讀。收到之後當天就讀完了。材料非常翔實的一本書，作者花了10年的時間，能看得出其中份量。 給語言學研究者的啓示主要有： 1.語言學研究者看國語運動，會有“身在局中”的限制，傾向於語言文字改革的角度，對大背景的反思較少。這可能是語言學家的本分，本學科內容還沒怎麼理清，也沒有多餘精力去思考學科之外龐雜的內容（現在也是如此，不然就和王東傑老師一樣出書了，不是哈哈哈哈） 語言學作爲一門人文社科中的“自然科學”，研究者求的“真”是在尋找規律、關聯與可能性。但本書研究史學視域中的語言學史，歷史學家更多關注“歷史的實相”，在語言學研究中一些錯誤認知，對歷史學家來說也可能是寶貴的研究材料，是“時人觀念和心態中的深層欲求”。 2.關於跨學科：學科都有門檻，不是外行可以隨意“跨”的。真正的科際整合是不同學科學者合作的結果。學好看家本領才能提供獨特的“觀點”。

老師說，這本書讀起來會有一定難度，但當我們堅持讀完，一定會有一種豁然開朗之感。 先生功底之深厚，治學之嚴謹，我深表敬佩。但也說來慚愧，作爲一個完全外行的人，實是無法掌握本書精粹，對文中的學術概念與觀點也似懂非懂。但本書以獨特的視角展現了中國近代的社會轉型，在書中，我看到了在外國勢力衝擊下國人文化心理的打破與重塑，看到了知識分子在迷茫中探索的勇氣與執着，也看到了傳統與現代的延續與割裂。 待我有足夠的積累與沉澱，必會再次拜讀。再次感謝先生。

終於讀完了！王老師多年心血在我一個外行人看來實在太過艱深，大量的新知識使我只能一天一章勉強吸收，也許讀完這本書我並沒有記住幾個有關國語運動的大事件大人物，但是我看到了在語言文字改革的背後，乃是一個對理想中國的想象和期待。國語在文人的心裏，是抵禦外侮的方式，也是中國人試圖改寫世界秩序的工具，拿不起刀槍抵禦外侮，那就拿起筆開啓民智，也許他們中的一些人只是一些“不入流”的邊緣文人，但是在國語運動這條路上，他們是開創者，堅守者，守望者。 今年以這本書結尾，震撼又感動，值得。

“如果歷史是毛茸茸的，那就保留他毛茸茸的狀態。”最初因爲興趣和需要看了以方言爲主要討論對象的第八章，結果無論是史料、理論，思路、問題意識還是論證思路都被深深吸引，遂從頭看起，直覺告訴我這本書一定歷時不少於十年，讀到後記，果不其然。從治學態度到治學方法，可以向前輩學習的地方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