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存山
范仲淹主持的慶曆新政,是以整飭吏治爲首要,以改革科舉、興辦學校、砥礪士風、培養人才爲本源,兼及經濟和軍事等領域。雖然其整飭吏治僅及一年就夭折了,但其改革科舉、興辦學校、砥礪士風、培養人才則對以後宋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范仲淹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等皆與之從遊。慶曆之際,學統四起。三蘇的蜀學、王安石的新學、周敦頤的濂學、張載的關學和二程的洛學等,都與范仲淹及慶曆新政有着密切的關係。宋儒的“內聖”與“外王”是相貫通的。南宋理學時代,與其稱爲“后王安石時代”,不如稱爲“後范仲淹時代”。
對範公的思想源流和三先生大家介紹很細緻,值得一看!
全書最爲要緊之處在於最後的評論《朱熹的歷史世界》這一段,前面所說多有重複之言,可直接看最後這一段,清晰明瞭,不必多費功夫。 作者對於范仲淹於宋學開啓實有不世之功多加讚揚,我秉持贊同態度,因爲范仲淹確實是宋初一位極爲重要的人物,不僅僅在於他開啓了慶曆新政,更爲重要的是他自己以及他對宋初三先生的影響、延聘與推薦是對宋代整個道學體系的開端,發展和延續有不可忽視的作用,“革新政令”和“創通經義”實自范仲淹與他主導下的慶曆新政的濫觴
前面一半都在反覆講範公爲宋學精神之始,反覆次數太多了,祛除重複文字,本書可精簡1/4。
對范仲淹的地位的看法有新意,最後一篇闡發微義不敢苟同。
書中評價范仲淹改革思想有清醒的本末、源流意識,也談經他和“宋初三先生”等共同努力確立明體達用之學,成就儒學復興之勢。後世對這一原點蘊涵的兩極均有極致的發展,熙寧變法不免“以淺末爲急務”,把經濟功利(用)放首位。而二程洛學以經義(體)壓倒一切,對治世實學(用)有所忽略,且反對荊公新法“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一面。二者呈“理欲之辨”“義利之辨”道義原則上的分歧。 書中有引後儒評述,有言荊公以功利之學帶壞風氣;又有說洛學重經義而輕治事,至明清之際已成士風一大弊病。想想至黃宗羲反對“離事功以言道德”,也是在溯及深源,深刻反思。 書的最後更上一層,通過感論餘老的書,得出社會需要“外王”,而安身立命的“內聖”也應恪守,也不再落入舊時狹隘格局內,而是在一直髮展變化的人間世界、生活世界做“聖之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