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小琴
“人文清華”講壇是清華大學於2016年初開啓的大型活動,遍邀當代人文大家,闡述經典學說、獨特思考和重大發現,致力於構建一個人文思想持續發聲的公共空間,推動人文日新、社會進步。 本書彙集2016年“人文清華”講壇演講稿七篇,包括文學家格非、國學家陳來、社會學家李強、倫理學家萬俊人、歷史學家彭林、思想史家汪暉等清華人文學者,和雨果獎獲得者郝景芳等,並附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知名主持人張小琴女士對以上人士的精彩訪談。公衆演講呈現各位學者長期研究積累的人文成就和思想成果,深度訪談全面反映學者的成長經歷和學術經歷,使讀者不僅知其學術之所然,也能知其所以然。
一個學校人文精神的傳播很重要的是要有一批具有深厚功底的人文精神的羣體,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是人文精神傳播的土壤!
格非:文學到底有什麼功能。我在來之前跟李強老師有過交流,我說當今文學家應該多向社會學家學習,因爲社會學家在第一線對於社會的狀況瞭解非常多,但是文學作者很多實際上跟現實是脫離的。但是我覺得文學家即便到現實當中去,他寫出來的虛構的文學作品,也不能夠直接來改變這個現實,這就涉及剛纔你問景芳的問題,就是文學它到底功能是什麼?你描述這個黑暗有沒有意義?這個坑是不是我要跨過去?或者我沒跨過去它就沒意義?不是這樣。文學描寫它荒謬到什麼程度,它黑暗到什麼程度,恰恰是希望從反面讓我們看到希望的存在,這個是文學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不是我描寫一個灰暗的消極的社會,這個文學本身就沒有意義,它對人還是有很重要的警示,還是會給我們帶來很多反思。文學最重要的功能是讓我們重新反省我們的生活,它達成這樣一個契機,就是你讀了這個作品,你會受到它的感染,然後你會有所反思,聰明的人可能會就此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這個都是文學帶來的非常大的動力,不是說像李強老師說的那樣,像社會學家那樣立竿見影地可以提供製定政策、法規的參考,這是不一樣的。…格非:李強老師剛纔說他們社會學家在致力於加強這種流動,我認爲這個是非常重要的。當然剛纔景芳也講到,我們可以對窮困的人有一些幫扶,這個也是非常必要的,她剛纔講得很對。我前不久到紐約去,碰到美國一些朋友,他們都說:“我們現在的救助制度也很麻煩,我們給窮人發了一些錢,但剛發給他們,他們不到半個月就喝酒喝掉了。剩下半個月你還沒辦法的話他還得露宿街頭。”那怎麼辦?美國開始改變,他們改變成每個禮拜發,讓窮人能夠有一些飯喫。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從根本上來講不能解決問題。比如說到分層的問題,簡單分層就是對窮人的一種不尊重。首先還是要解決我們怎麼樣在社會上建立起人人平等,對人有基本的尊重。比如說當一個老闆拿着錢跑到一個偏僻的地方去救助他們的時候,他們會有一種羞辱感。陀斯妥耶夫斯基曾經在《卡拉馬佐夫兄弟》裏面寫過這個東西,就是被救助的人會感覺到強烈的羞辱。我大概四五年前去印度,印度的底層研究做得非常好,它也有很多社會學家、作家、藝術家在幫助那些最底層窮苦的孩子,讓我非常喫驚。他們不是說給那些孩子提供經濟上的幫助,他們拒絕給那些孩子錢,因爲孩子有喫的,儘管喫得不太好。他們直接去跟這些孩子做朋友,每個星期一次,然後跟他們一起討論這個世界的問題,討論文學問題,討論哲學問題。我們中國這些作家去印度看這些項目的時候,那些孩子在跟我們聊天時,你發現他們每個人都很有尊嚴,他們嘴裏經常提到德里達的書,提到福柯[插圖]的書,或對西方理論很熟。張小琴:多大的孩子?格非:有的十幾歲,有的七八歲,一大羣孩子男男女女看到你就微笑,很有尊嚴,他跟你討論問題的時候他就是一個學者,其中有兩個孩子在一個很小的社區裏面,他們已經在英國企鵝出版社出版了他們自己的著作。印度這個救助方式就是,孩子們跟我們是一樣平等的,我們得教會他們怎麼來判斷這個世界,怎麼來看待這個世界,怎麼發現生活的意義,這是最根本的。我們現在的社會有個邏輯就是大家都要掙錢,大家都要變成有錢人。如果社會階層分成第一空間、第二空間、第三空間,大家都等着擠向那個第一空間,那這個社會是非常可怕的。我們需要反思,印度的底層研究給我們很多啓示。我們當然需要做希望小學,需要對農村赤貧的孩子給予強大的經濟上的救助。但是我覺得光有這個東西是不夠的,我覺得根本的是要把窮人當人看,你要特別尊重他,他跟你一樣。這個東西從文學來講,或者從社會的幫扶救助來講,其實有很多思路,我們可以打開眼界。張小琴:這個對景芳你們基金會的工作,應該也會有一些啓發。郝景芳:最重要的就是人,人的投入。之前太多年我們一直太在意一些實際食物,一些錢或者一些物質給貧困地區,甚至那邊也有建立一些電腦學校等等,但實際上真的利用率都很低。真正需要的就是人過去,我們有一個人跟那邊的孩子就有這種直接的溝通對話,像格非老師說的這種形式。這種面對面去溝通去聊天,其實都是很大的財富,因爲如果他們都有充分的選擇權利,那麼每個人自己就有這種很強的動力去改善生活,有時候人會被自己現有的眼界所侷限,侷限到了他自己並不知道還有這樣的選擇,這樣的話成爲一個內部循環,他就不太知道外部的信息是什麼樣的。所以有時候真的是這種人的關懷,人的信息發揮了巨大作用,真的有人去到貧困人羣中其實比什麼都重要。—張小琴《守望與思索:人文清華講壇實錄2016》
聽人文清華播客找來讀的,最好的是開篇格非講文學時空觀那部分。
格非部分推薦,李強那個也還行,其他不可 關於格非 格非不停地在講時間性的東西才能提供意義,文學要書寫意義,講生命意義要每個人自己尋找,講現代後現代文學以及類型小說是空間性的(不能提供意義);最後是一個學生的提問(見本評語最後一段),終於有人提出異見,說意義的死亡(時間的死亡),應該坦然面對這一現實,而格非的這個講座 談不能忘記對時間的沉思就淪爲了一種復古 【摘我個人最有感觸的兩段】 學生:格非老師您好,在後現代很多文學作品裏有大量的空間性的描述,從閱讀的體驗來說是不舒服的。這種不舒服會把我們引入到一種焦慮中,這種焦慮可能是對永恆或對時間的焦慮。空間性的永恆的焦慮是不是也有可能提供一種意義?這種意義是否代表了從空間性向時間性文學的轉向? 格非:今天我們把現代主義的文學敘事,稱爲“共時性敘事”,也叫“空間性敘事”。今天更多是空間性。這個同學說,空間性敘事也是有意義的,我覺得他說得非常對。比較卡夫卡、喬伊斯[插圖]、普魯斯特幾位作家,喬伊斯的寫作裏沒有時間的連續性,全是空間的並置。上來就是空間、空間、空間,就像電影膠片,一格一格全是畫面,當這個電影膠片在流動的時候你感覺時間在變化。所以這種敘事也是依據一種繪畫的邏輯來展開,詩歌和小說都是如此。但是爲什麼會出現這種敘事?剛剛這位同學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意見。因爲時代和世界本身發生了深刻的變革。現代主義文學也在模仿這個世界,它把這個社會里面觸目驚心的一面呈現給我們,它的困惑,它對永恆思考的困惑,也一起呈現給了我們。雖然卡夫卡、托爾斯泰他們呈現出某種困惑、焦慮甚至荒謬感,可是他們並沒有放棄對永恆,對上帝的思考。所以托爾斯泰纔會說“天國在我心中”。 學生:老師,我想問一下,爲什麼您演講的題目要叫《重返時間的河流》?我覺得這個題目裏包含了一個預設,就是,人原來在河流裏,然後主動選擇了從河流裏出來了,來到岸上。但事實上不是這樣的,事實上是河流裏的水,自己乾涸。所以我們現在不可能說,重返時間的河流。這個重返,它本身是一個悖論。現代主義的文學和後現代主義的文學,它們並不是所說的那種無謂的空間性。就比如說,空間性的文學作品,確實有偵探小說和武俠小說這種純粹供娛樂的。但是還有好多優秀的作品,它們同樣是空間性的。但二者之間的區別是,一種是無意識的無意義,就是說純粹的娛樂,另外一種是有意識的無意義。我覺得有意識的無意義,它是揭示世界無意義的真相,就是它事實上不是無意義,而是一種勇敢。它是直視現代社會中時間的死亡、意義的死亡、答案的死亡的。所以,所謂重返時間的河流,它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復古的情懷?就像昆德拉說,無意義是可以慶祝的。我覺得這種慶祝,我們可以叫它超意義。所以我在想,是不是這個地方因爲是荒原,所以就不能居住,就要回到一條事實上已經乾涸的河流?是不是可以選擇以一定的方式,在這個地方居住下去,然後勇敢地面對這些現實?
??怎麼感覺還真就事論事了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