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其昌文存

讀《吳其昌文存》 讀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博士後謝偉銘編選的《吳其昌文存》，感受民國時期那一代學人的風采。吳其昌（1904—1944），字子馨，曾號正廠，浙江省海寧人，民國著名學者，師從唐文治、梁啓超、王國維等。學術著作涵蓋學術史、理學、甲骨文、金文、天文歷算等諸多領域，並多有創穫。吳其昌研究學術，繼承了王國維先生的衣鉢；發爲文章，則一秉梁啓超先生的文心。而理學尚考據，自吳其昌始。吳其昌作理學研究的特點就是不直接做義理的研究，而先從考據入手。這也是其朱子學研究包括整個理學研究的特色，他“對朱子著述的考察、對朱子辨僞學的研究，開民國研究的先河”，爲朱子學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的方向，成爲民國時期朱子學研究的重要一環。在“朱子傳經史略”裏說：“集我國學術之大成者，朱子也。朱子於學無所不造其極。於吾國之國粹無論矣。”至於“朱子之根本精神”一文，認爲“即物窮理”、“致知格物”爲朱子偉大精神之表現，中國思想界自惠施以後，朱子佔最有精采、最光榮之一頁。吳其昌闡述朱子之學說，還不忘發揚其“治學方法”：“問書當如何看？曰且看易曉處，其他不可曉者，不要強說，縱說得出，恐未必是當時本意。”“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吳其昌對宋代學術用力最深，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蒐集、考證宋代史料，“於兩宋政治之隆汙，學術之嬗衍，文教之升降，尤爲盡心。即其間之名物、制度、人士、典冊，最之易忽略者，即叩之無不了辨如響”。注重考證，讓吳其昌亦覺得撰寫哲學史的先決條件是精密地考定哲學史料，“否則捕風捉影，高談玄虛，一若倭邦坊間所售之《中國哲學史》等，將遺後世通人以‘瞽說’‘枵說’之糾焉”。吳其昌後半生執著於甲骨文金文研究，其治卜辭金文向爲世人所推重。其《殷虛書契解詁》從羅振玉所輯《殷墟書契》中選取了255片甲骨所載文字，進行字斟句酌的考釋與分析，極富創見，當是吳其昌的代表作之一。學者董作賓對此作大加讚賞，認爲：“吳其昌先生作《殷虛書契解詁》，旁搜博證，洋洋灑灑，蔚爲大觀，工力之勤，爲並世治契學者所不及。在《解詁》中發明的新義尤多，‘雍己’之認識，即其一端。近來理第五期祀典，由先祖的系統，更可以很切實的考定‘雍己’在五期背甲卜祀的位置，爲吳氏一有力之證。”在對甲骨、鐘鼎彝器上的文字、銘文進行考定的過程中，吳其昌不僅注重考察文字發展之演變，還留意彌補古代典籍中所缺之史、證實古代典籍中的相關記載，以及相關制度之沿革。《金文歷朔疏證》一文中，吳其昌指出：“考宗周史料，最古最真最可爲要者，莫如彝器。”“欲考宗周一代文獻故實，彝器文字當居首位。”潛心於學術之中的吳其昌，並非不問世事的書呆子。他撰寫的《宋代學生干政運動考》，歌頌宋代太學生之勇於“干政”，寫下這樣的話：“今日號稱民主立憲，在原則上人民爲執政主人，執政爲人民公僕。試問今日執政者之行動，個人自由，姑置不論，關於全國大政者，人民可得而干涉顧問之否？遑言學生！在昔日，則學生可以干涉皇帝。在今日，則主人不能顧問公僕。想無論何人，皆當有無限今昔之感也。”作爲梁啓超親傳弟子，吳其昌的《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記梁任公讓吳其昌爲清華國學院推舉良師，吳其昌代達諸同學意，推章太炎先生、羅叔言先生，先師歡然曰：“二公，皆吾之好友也。”而後吳其昌見章太炎傳任公先生語，章先生捻其稀疏之須而笑：“任公尚念我乎！”其回憶尤真切動人，神情風采，栩栩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