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物、關係學與國家：中國人際關係與主體性建構

從社會學方面看，閻雲翔，翟學偉，竹內康浩和楊美惠這四個人可能是在中國人的人際關係和人情往來方面，最有研究的，而楊美惠的語境中，“關係”一詞的涵義不僅僅是用於人際關係，同時也有“社會聯繫”的意思，更廣泛的，父子，家屬和親屬關係，以及朋友關係之上的自然的人類感受和情感，都是一種關係，在禮物贈品的交換裏，產生了義務和債務，這個和費孝通“差序格局”有點像。 而更遠的看，梁漱溟也提出過“關係本位”的道理來，中國社會並不像西方社會是注重個人本位，或者羣體本位，並不會把重點固定放在任何一方，而從乎其關係，能夠彼此相交換，重點實在放在關係上了。 但中國人重關係的文化特徵到底是怎麼出現的呢？ 楊美惠這本書也在努力回答這個問題，所以這本書上半部分在探究導致它出現的社會和歷史條件，她要考察的是在特定時空中的關係實踐，是對當時中國社會的關係學的詳細描繪與解說，這是一個民族誌報告，甚至裏面有她自己親身經歷的有趣故事，比如楊美惠作爲在美國求學的臺灣人首次來到中國大陸時，做的是中國工廠生活的民族誌，但在試圖通過各種官方和正式渠道進入田野地點時她卻處處碰壁，長時間的努力之後，她醒悟到有效的方法乃是“關係”。通過複雜的走關係她最終進入了工廠，並且還要寫出這裏面的社會主義優點，顯然她的經歷是每個求學者，工作者，乃至商人普普通通老百姓都遇到的，都要通過複雜的關係網絡。 在這裏，倒並沒有出現對“中國人重視關係”的倫理批評，相反，楊美惠從制度角度去探討這種重關係文化的再生產，本書的另一部分重頭戲，即討論關係學爲什麼會在文化革命中再次出現並瀰漫於整個社會。 爲什麼文革反而帶來了關係學的“復興”？當時人們在回憶50和60 年代時，都是美好的，“乾淨的”，當時的人們爲社會主義的新倫理新風尚所感化，這種述說恐怕更多的是官方的話語建構。官方的邏輯很簡單，文革前新政權已經建立起了新的社會倫理，但文革破壞了政權本身，擾亂了社會秩序，因此舊的關係實踐又捲土重來。在某種意義上，在中國的官方話語裏，與關係實踐相對的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而非西方的現代化。 所以，這裏楊美惠看到了關係的兩種張力，其一是情理與利益，這很容易理解，有人義務送禮，也有人義務回禮，但另一種是公益與私利，即關係學當中“國家擁護的‘公’的集體倫理和‘私’的個人關係倫理”互相沖突，這就是爲什麼這本書的標題裏關係學和國家有關係，這兩種張力其實分別代表了關係學的民間話語和官方話語，官方所批評的是個人關係倫理，無論其目的是爲了情理還是爲了利益，總之違反了社會主義的大公無私的倫理，就是官方所反對的。民間話語極爲複雜，對關係學有褒揚的，也有貶抑的，還有中性的評價都有。不同於官方話語，民間話語的分歧更多地在於情理利益這一維度上，爲了利益而進行的關係實踐有可能是被貶斥的，其他的血緣或者親密關係實踐則會得到中性或褒揚的評價，這確實比較複雜，有人懷念曾經的兄弟情，但也有人喜歡現在商品經濟下的關係，一切都用金錢和契約程序去標準化關係，少了很多人情債。 但楊美惠覺得關係又和賄賂是有區別，雖然看起來關係就是正規途徑以外的，通過人和人之間的聯繫來解決問題的方法，現在更多的叫”潛規則“，但也沒有清晰明確的規則可以解決社會上的一切問題，所以“關係”無處不在，很多時候，“關係”甚至是合法不合理的規則的潤滑劑，總之，沒有好壞，沒有褒貶，問題就是這樣的關係在怎樣的制度實踐裏被評價

邊燕傑：中國文化條件下“關係”指的究竟是什麼呢？根據我的研究，我將“關係”定義爲行動者之間特殊主義的、帶有情感色彩的、具有人情交換功能的社會紐帶（Bian）。在這一定義之下，血親紐帶和姻親紐帶是原初的關係，而非親緣紐帶亦可以通過互動雙方人情和義務的增加升級爲穩定的親密關係。關係需要投入相當的時間與資源來建立、維繫、發展或重建(Yang)。特別是人生的重要場合，比如傳統節日、婚葬嫁娶、生日宴會、社交餐飲等等，都是建構和維繫關係的契機（Bian）。關係最爲重要的屬性之一就是人情交換。而且中國人所說的“人情”在內容上也遠比傳遞有用信息更加豐富，更具實質性。簡單地說，在關係文化中，人們有義務向關係人或關係戶提供人情幫助，相互期待未來獲得人情回報。我們確定了“關係”的文化含義之後，再來把握它的跨文化的知識內涵。這裏採用的方法是中西特徵比較。在西方，以關係爲基礎的社會資本有三大要素，即關係紐帶的弱連帶性、承載功能的單一性以及偶發義務性(Nahapiet & Ghoshal)。而構成中國的關係資本也有相應的三個要素，即強關係紐帶的特殊性、承載功能的複用性和頻發義務性。這就是說，在中西之間，社會資本的含義是同位的，但是構成要素的特徵差異很大。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提出關係社會資本是西方概念的社會資本的“同位素替換”。這就像水（H2O）與重水（D2O）之間的關係一樣——它們的元素構成有差異，但是化學和物理功能相似。關係社會資本概念中的“關係”表明知識的本土性，“社會資本”則表明概念的一般性。…左上角即理想型I，體現了強特殊主義、強複用和強互惠義務的組合，其相應的例子就是中國關係網絡以及西方所謂的“發小”網絡（old-boynetworks）(Saloner)。這表明中國的關係網絡並不獨屬於中國，西方也有類似於中國的關係網絡，並且已被證明。羅納德·伯特（Ronald Burt）及其同事的最新實證研究用統一定義和操作化處理的“關係”變量分別分析了中國、美國和歐洲的企業家，發現依靠“關係”來創業和經營企業的中國企業家佔比高達三分之二強，而歐美均爲十分之一（Burt & Burzynska）。這說明中國特色的“關係”也存在於歐美國家，只是相對較少。…在學術界，如果人云亦云，將喪失自我而被忽略；獨建體系，自說自話，有可能陷入孤立的尷尬。“食洋不化”與“食土不化”對學科發展都沒有益處。這個道理對於學者個人是這樣，對於學術羣體也是這樣。我認爲，本土知識的國際概念化是中國社會學的一個重要的學科任務。我國社會的本土知識只有走向世界，與世界有效溝通和銜接，才能成爲國際社會學的共同知識財富，從而影響世界併爲之作出貢獻。我以關係社會資本爲分析範例，對本土知識的國際概念化作了初步的探討。我採取了三項研究策略，即接受國際概念、豐富其理論內涵、增加其變量的文化差異性。採取這些策略的前提是社會資本已經成爲廣泛接受、頗具共識的國際流行概念了。在某些領域或某個議題上，全新的本土化概念也可以逐步成爲國際概念，只要該概念能揭示跨文化、跨邊界的一般性本質特徵。有三個著名的例子可以借鑑：一是費老的“差序格局”，這一概念基於對中國的觀察，但其闡釋的“個體中心網絡的交叉”已被社會科學界廣爲接受；二是科爾奈的“軟預算約束”，它源於匈牙利計劃經濟的分析，現已成爲關於計劃經濟本質特徵的理論共識；三是羅納德·伯特的“結構洞”，它產生於對美國企業競爭社會機制的研究，但由於它揭示了社會網絡結構的一個根本特徵，已經成爲社會科學的理論知識。所以，在“接受-豐富-增加”這樣一種研究策略之外，本土知識的國際概念化顯然還存在另一種“創新-操作-應用”的策略，當然也還有其他的策略有待發掘。總之，社會學本土知識的國際概念化是遵循費老的社會學雙重性格的思路，推動和發展中國社會學爲國際社會學做出學術貢獻的一個研究方向。對我國社會學本土知識加以有效提煉，特別是運用中西特徵比較的方法創造性地將之加以國際概念化，讓全球的社會學家都聽得懂、能接受，讓本土知識真正走出去，實現與國際社會學界的有效交流，這是我國社會學者的時代重任。…20世紀40年代，胡先縉關於面子的研究頗具國際影響，美國社會學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以此爲基礎發展了他的日常生活社會學學說。進入20世紀80年代，越來越多的中國關係研究成果在國際上發表。1992年，費孝通的“差序格局”等系列論文集發表英譯本，在國際學界產生新的影響。創立和發展關係社會學是時代的召喚。一方面，中國近30年來的經濟發展世人矚目，隨着現代化的推進，社會關係的重要性不但沒有下降，反而可能有所上升，這和現代化理論預測相悖，需要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提出新的理論解釋。另一方面，在國際社會學界，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研究在過去30年有了長足進步，但許多普遍接受和使用的概念、理論、方法，在中國的分析有效性有待證明，而基於中國關係現象的本土化研究，必將反過來豐富這些認識工具，同時在理論上有所創新，進而形成中國的關係社會學的理論流派。

百年以來，西方世界對中國潛規則的評價，是隨着中國經濟實力的變化而變化的——中國經濟強於西方，中國潛規則便是優點，反之便是缺點。 作者對此認爲，導致這個現象是來源於西方一直所堅持的“西方中心論”，即世界只有一個標準，除了西方國家以外都是“異文化”。西方學者是把中國當對照，衰弱即用中國反思自己，強大即用中國襯托自己。 作者認爲，世界沒有統一標準，中國有自己的風格，西方國家也有自己的風格。因此，潛規則研究應該從國家自身出發去研究，而不是通過對比研究。 作者認爲，“搞關係”潛規則是對“國家權力”顯規則的對抗，是百姓或個人對抗強權或組織的“弱者的武器”。“搞關係”是利用道德倫理達到目的一種手段，換句話說，“搞關係”基於倫理道德的基礎之上。當正式規定無法滿足目的時候，人們便利用道德規範創造出的一種方式，以便實現預期的目標。 全書除了第二篇都值得多讀，第二篇由於涉及專業的人類學術語，難以讀懂，但依然有不少閃光點，若時間和能力允許，亦值得一讀。

說到“關係”，我們可能都不陌生。從某種程度上說，攀關係、講人情的文化，深深滲透在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今天，我們就通過《禮物、關係學與國家》這本書，去探討一下“關係”背後的社會和文化淵源。 本書作者是著名華裔人類學家楊美惠，她出生於臺灣，是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人類學博士，現爲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東亞語言與文化系主任。她長期致力於中國理論的研究，曾多次到中國調研，尤其以對中國社會“關係”的深入研究而著稱。 一、“關係學”是什麼 關係學實踐的基礎：雙方彼此熟悉，在一個關係網內。 普通人的關係網，一般來說主要包括以下幾類：第一，親屬關係。我們每個人一出生，就有了父母兄弟、叔叔伯伯，自帶一堆血緣親屬關係。待到成年後，通過婚姻，又會增加岳父、岳母、小舅子等一堆姻親關係。第二，地緣關係。遠親不如近鄰，很多時候老鄉、鄰居等地緣上的紐帶也是重要的關係來源。第三，求學過程中趣味相投的同學、老師，以及工作過程中經常來往的同事、領導等，這也是每個人重要的關係網資源。 關係需要經營和維護，久不來往，自然會變淡。所以，生活中很多人都喜歡逢年過節，相互請客送禮，走動一下。傳統社會中，一個人的關係網越大，他在社會上靈活處理事情的能力也就越強，很多人都會千方百計地擴大自己的關係網。一般而言，有兩種渠道：其一可以靠中間人的介紹和背書，與不熟悉的第三者建立關係。其二，利用已有的關係和資源，多幫助別人，從而與更多人建立關係。 關係學實踐的方法：持續不斷地相互交換，互助互惠。 聽上去很簡單，但做起來卻不容易，因爲其中隱含着各種精妙的算計。現在，假設你是求人的一方，遇事需要“找關係”解決，怎麼辦？必須連闖三關。第一關是找對人。無論你遇到什麼難題，想要走捷徑，首先必須找對人。人找錯了，送多少禮都白搭。如果你已經找對了人，那就要闖第二關了，送對禮。具體送什麼，送多少才合適，本質上取決於辦事的難度。送禮前，你最好透過熟悉的中間人打聽一下對方的喜好。知道送什麼後，還必須闖過第三關，那就是要在合適的場合和時機把禮物送給對方。一般而言，藉助過年過節或婚喪嫁娶等契機，和對方多走動最恰當，既能拉近雙方關係，又能淡化禮物的工具性。 說完送禮的一方，咱們再來聊聊收禮的一方。人類學家馬歇爾·莫斯曾提出過一個“送禮要義”公式，“有義務地給，有義務地收，有義務地回報”。意思是說，要想辦成事，總要投其所好送點什麼，即所謂的“有義務地給”，而被求的一方則“有義務地收，有義務地回報”。 對方不能拒絕嗎？不能。爲什麼？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拒絕等於說自己沒能力回報，會讓自己在朋友圈丟面子。第二，拒絕會給人一種遺世獨立的感覺，從而被周圍人孤立。 我們一般總覺得，求人辦事，主動權掌握在被求的一方手裏，求人的一方是被動的、弱勢的；但其實，在講究人情往來的傳統社會，關係這門學問更多是“弱者的武器”，弱者可以通過主動的人情往來，將自己變成債權人，將收禮者變成債務人，從而改變自己的弱勢地位。 二、關係學爲什麼在改革開放初期如此盛行 首先，與我國傳統的社會結構特點密切相關。 中國古代是熟人社會，人口流動極少，這導致所有人相互之間都知根知底。這種熟人社會形態，催生了中國獨特的傳統社會結構，“差序格局”。 什麼叫差序格局？你可以想象一下，將一塊小石頭扔到平靜的湖面會發生什麼？一圈圈漣漪盪開，越往外，圈越大。這塊小石頭就是我們每個人，一圈圈的漣漪，就是圍繞自我形成的一層層社會關係。在這個結構中，每個人都是自己關係網的核心，通過一圈圈外推的波紋和其他人發生關係，最終形成一大張關係網。每一圈關係離圓心的自己遠近不同，自然親疏有別，越是親近的人，彼此之間的互助義務也就越強。 在這樣的熟人社會里，關係學幾乎是每個人的人生必修課。大家如果遇到事，首先想到的都是找關係私下解決。今天，雖然隨着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熟人社會有向陌生人社會轉變的趨勢，但我們的文化之根始終是那綿延千年的熟人社會，它深刻塑造了我們的國民性。所以，時至今日，“關係學”依舊無處不在。 其次，和當時的社會大環境息息相關。 作者認爲，當時中國社會的資源分配大約有三種模式，國家權力主導的再分配經濟，以關係學爲依託的禮物經濟，以及剛剛復甦的商品經濟。其中，國家再分配佔絕對的主流。 國家再分配經濟的理論基礎，是中央政府能完美地滿足社會的需要，並以公平的方式進行分配。但當社會需求超過了國家的滿足能力時，國家便只得建立標準，根據各種規章制度按需分配，看上去公平公正，但實踐中很容易受一些關鍵人物的影響，以致關係學實踐十分盛行。 在楊美惠看來，改革開放初期關係學的興盛，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人們在試圖消減國家權力對日常生活的控制，希望不再總是根據政治的評估，而是通過私人關係來進行重新分配。因此，“關係”不僅僅具有經濟意義，它也通過再分配站在了國家權力的對立面。所以，在官方的意識形態層面，拉關係、送禮，一律被斥爲不正之風，需要嚴厲打擊、禁止。 總之，80年代關係學在我國的盛行，既受傳統社會結構特點的影響，也有時代環境的助推。 那麼，在市場經濟已經得到極大發展的今天，關係學究竟是日漸式微，還是依舊盛行呢？很多專家的意見並不統一。有學者認爲，隨着國家再分配經濟模式在很多領域的退出，市場經濟的發展，國家法制的健全，關係學實踐的空間越來越小，日漸“式微”。但是本書作者楊美惠認爲，關係的運作是一個多重的、且不斷變化的實踐，中國盛行的關係學，並沒有隨着市場化和制度化而日漸衰弱，它仍然在不斷適應並塑造新的社會制度和結構，展現出非凡的韌性和生命力。

書評：⭐ 這是一本上個世紀90年代西方中國熱的時候，西方對中國好奇，如對日本“武士道”，中國“關係”成爲熱詞。作者雖然是華裔，但受西方傳統價值觀影響，對中國觀感還是隔靴搔癢，本書也是譁衆取寵之作。如果從大歷史觀來看，中國處於農業鄉村文明向工業城市文明的轉換期，在農業鄉村社會，人民固定在土地上，相互之間要建立長期的信任關係，就要講究揣摩心思，人情往來，千年積累下來的繁文瑣節，講究的是有禮有面，社交習俗都在其中，無論是《儒林外史》還是《金瓶梅》都有生動描寫，我現在山東號稱的禮儀之邦，也是送禮之邦。農業社會的宗親鄉黨結構的各種外延，到現在也糾葛不斷。作者訪問中國期間，中國一方面剛從清教徒式的文革中醒來，又還沒有和市場經濟完全接軌，自然社會運轉就產生需要“關係”這種特殊溝通方式。 西方遊牧民族，經商傳統，從來就是親兄弟明算賬，醜化說在前面，我90年到國外，感到所謂人情冷漠，本質是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結果，一切服務都商品化，社會運轉效率提高，自然在日常交往就越來越少“關係”。西方社會普通人有“關係”也進不了圈子，不是廉潔而是階層固化的產物，如同種姓制度，不看“關係”看出身。 中國社會也越來越商品化，“關係”也明碼標價，城市工業化的必然。歷史發展階段不同，沒有什麼優劣高下。作者再來現在中國已經不需要“關係”，但要金錢了，她不應該鄙視當年的“關係”，而應該懷念那時中國人淳樸的人情“關係”。

前面幾百頁很順地就看下來了，中間突然延伸了三百多頁的歷史研究，感覺有點跑遠了？這塊有點讀不下去，跳着看了看。 這本基於田野調查的書，想看的人一定要注意其背景是 90 年代中國，那個時候跟現在還是有一定差別的 。這本書總體來說應該對於中國 90 年代的人情社會環境分析還是比較深入細緻的，前幾章從社會學、心理學等多個角度闡釋這種自然而然形成的關係學環境，但是同時也充分論證關係學環境對於中國發展的重要意義。 總的來說還是略微帶有一定的後驗視角。比方我假如說 90 年代的中國並沒有從當下的社會環境中脫胎出經濟上升的形勢，這種解讀可能就更容易偏向於關係學所帶來的制約性，而不是從多個角度充分論證其價值。不過這本書邏輯上還是比較嚴謹的，畢竟一開始也表明了是以社會學的田野調查爲起點，所以着手分析的數據來源也是基於田野調查所得。

《禮物、關係學與國家：中國人際關係與主體性建構》一書的主要觀點是： 關係學的定義與特徵 定義：關係學是在中國特殊歷史背景下形成的一種複雜人際關係網絡，涵蓋感情、交換和抵抗三個特徵。 感情基礎：關係學建立在人情之上，通過情感聯繫構建信任和親密關係。 交換機制：關係是互惠的，涉及禮物、恩惠等資源的交換，形成長期的義務和回報關係。 抵抗功能：關係學網絡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國家權力的垂直運作，爲個體提供靈活應對社會環境的策略。 關係學在國家與社會中的角色 與國家權力的互動： 抵制與切斷：關係學網絡干擾了國家機器的垂直運作，爲個體提供了規避正式制度約束的空間。 互補與共生：在國家再分配經濟和市場經濟並存的背景下，關係學作爲非正式機制，補充了正式制度的不足。 對社會結構的影響： 微觀政治學：關係學實踐構成了中國社會的微觀政治，塑造了個體的行爲模式和主體性。 社會資本：關係網絡作爲一種社會資本，爲個體獲取資源、提升地位提供了重要途徑。 關係學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演變 歷史根源：關係學源於儒家倫理制度，與古代中國社會結構緊密相連。 現代轉型：在社會主義社會和市場經濟的影響下，關係學不斷演變，呈現出新的形式和功能。 文化認同：關係學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反映了中國人對人情、面子和關係的獨特理解。 關係學的實踐與運作機制 禮物交換：禮物是關係學實踐的重要載體，通過禮物的給予和接受，建立和鞏固關係。 人情與面子：人情是關係的核心，面子是關係的象徵，兩者在關係學實踐中相互交織。 關係網絡：個體通過構建和維護關係網絡，擴大社會影響力，實現自身利益。 這些核心觀點揭示了關係學在中國社會中的重要性和複雜性，強調了其在國家與社會互動、個體行爲模式以及文化認同等方面的深遠影響。

一、清代以前：儒家“禮治”對法家“法治”的早期抵抗 1. ​​思想根基​​：儒家將“禮”視爲社會與政治秩序的同一物，強調通過親屬倫理與德性教化來實現治理，而不是依靠冷峻的成文法與刑罰。 2. ​​運作方式​​—以“家—國同構”爲範式：國被想象成家的放大，君主以“父”之形象自居，臣民被要求在血緣邏輯內行孝、行悌，從而天然服從政治權威。 3. ​​結果​​：在這種倫理—政治結構裏，“關係”不是工具，而是秩序本身；它抵制了法家官僚體系的外在強制，爲後世“找關係”提供了文化土壤。 二、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國家建設對關係網的再塑 1. ​​國家暴力與制度化​​：革命勝利後，中央集權的法家式“硬制度”迅速鋪開，但要深入鄉土與單位，必須藉助原有親屬、同鄉、師生等紐帶進行動員與分配，於是“單位—街坊”網絡被重新編織進體制。 2. ​​關係學的功能轉變​​：它不再主要是抵抗國家，而是幫助國家“潤滑”計劃分配、化解動員阻力，也成爲普通人嵌入體制的通道。 3. ​​債務與忠誠並存​​：官方提倡“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實質是將親屬倫理擴展爲單位內部的互助債務，形成了新的社會主義式人情賬本。 三、改革開放至今：市場邏輯與關係學的加固 1. ​​市場力量疊加​​：市場經濟引入等價交換原則，但正式制度尚不完善，於是“走後門”“找關係”成爲彌補制度缺口的生存術，關係網從縱向（單位）向橫向（商界、跨區域）迅速擴張。 2. ​​“第二社會”成形​​：國家在形式上“一竿子插到底”，但政策執行常被禮物—人情—負債循環阻滯或扭曲，基層出現“權力的利益網絡”。 3. ​​關係學的新特徵​​： • ​​工具性​​—用禮物與人情換取市場機會，而不再主要對抗國家； • ​​流動性​​—城鄉流動、資本流動使關係可以跨階層、跨地域生成； • ​​雙刃劍​​—既幫助個體在高度競爭的市場中獲得安全網，也加劇尋租與分配失衡。 四、演化邏輯小結 1. ​​從“禮治抵制法治”到“體制嵌入潤滑”，再到“市場互補加固”​​，關係學始終扮演填補正式制度缺口的角色。 2. ​​其核心機制始終是“禮物—人情—負債”循環​​，只是在不同歷史階段，受益主體與對抗對象有所變化：古代對抗皇權、計劃經濟時期配合官方、當下與市場力量相互成就。 3. 面對現代治理與共同富裕目標，如何在保留必要社會互助的同時削弱關係學的負面外溢，仍是制度建設的關鍵議題。

應該來說，這是一本還不甚成熟的書。這樣說的原因，一是此書研究的時代是一個大變革大碰撞的時代，當時的許多世情，過幾年一下子就變樣了，很難作爲一個持續的研究對象；二是因爲作者研究的東西太雜，她將書名裏提到的全寫了個遍，但是關係學與主體性建構之間的關係本來就沒那麼深，更多情況下，作者是將禮物、關係學和主體性湊在一起來講了；三是作者的方法論還不夠成熟，在論證過程中，極其喜愛引用福柯、德勒茲等人著作，但是對其解釋偏少，默認讀者“懂”，所以評論區有很多人抱怨看不懂，我也是看着一知半解。但是，無論如何，這也是給我們回顧那個年代的一種視角，我仍覺得有閱讀之必要。

1982年，中國剛剛對外開放不久，我很喫驚地聽到一個工人說他看過“內部電影”，這些外國電影有《星際大戰》、《超人》、《慾望街車》、《教父》、《現代啓示錄》（這部電影在單位放給幹部看，解釋的理由是這部片子揭露了美國軍方的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