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艾略特傳：不完美的一生

林德爾·戈登的《T.S.艾略特傳——不完美的一生》 在閱讀了艾略特的詩集《荒原》與《四個四重奏》後，爲加深對艾略特的進一步瞭解，閱讀了林德爾.戈登的傳記《T.S.艾略特傳——不完美的一生》，對傳記文學，睿文僅有一個粗淺的閱讀經驗，並未有一個厚積薄發的闡釋，早年在閱讀美國開國元勳本傑明.富蘭克林的傳記時，已淡忘了作者是何許人，只所以說淡忘，也許是主觀上的刻意，因爲那樣平淡如水的描述，着實令人不忍卒讀，而林德爾·戈登的這本傳記裏，以其細膩的筆觸、深刻的思想、信息量過載的文字描摹了艾略特不完美但也不平凡的一生，她以女性作家縝密的思索，刻畫了一個精妙入微的艾略特的形象。 以文學傳記類作品從事創作的作家有如過江之鯽，但躍龍門者鳳毛麟角。而林德爾·戈登曾爲亨利·詹姆斯、弗吉尼亞·伍爾夫、夏洛蒂·勃朗特等著名作家撰寫傳記。而這本跨越二十年而成就的《艾略特傳》，更是以其深刻、可靠、準確和引人入勝，被廣泛認爲是英語世界最重要、甚至偉大的傳記之一。在這本書中，戈登對艾略特的文學作品及他的生活事實，詩人的內心世界，情感波動等都賦予了同等程度的重視，並認爲，艾略特的生活與作品是緊密相連，彼此互爲依託。所以在這本書裏，我們看到的不是根據時間線按部就班的生平敘述，而是沿着艾略特的創作年表逐步展開的書寫。艾略特的一生，是按照朝聖者的範式去生活的。 從書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詩人更想成爲聖徒的人，卻因爲無法成聖而成了偉大的詩人。從青年時代起，艾略特就將奧古斯丁、但丁這些宗教傳統中的聖徒視爲人生楷模。正如他在筆記中所寫下的，他誠心地希望自己的人生可以被歸結爲一個主題，那就是“朝聖”。終其一生，艾略特都用嚴苛的道德戒律要求自己，他禁慾苦修、孤獨避世、堅持齋戒，渴望像聖徒一樣擁有謙卑、聖潔、苦行、守貞的品質。也希望像他們一樣，在絕境或地獄裏經受黑暗的考驗之後，終能受到接納，沐浴聖光。他的職業選擇、對詩歌藝術的執着與奉獻、在愛情中的抉擇，都是沿着這條“朝聖之路”向完美迫近的努力。艾略特將自己看作上帝的潛在選民，他最嚮往的是一種避世隱修的生活。然而，當環境的動盪、生活的困窘、婚姻的不幸使得這一希望受挫時，他便轉而追求另一個目標，去成爲上帝的工具，通過詩歌向讀者發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的《荒原》直指現代西方文明中的精神廢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用《四個四重奏》爲戰火中的英格蘭點燃希望的火種，爲苦難中的人們帶去撫慰；在戰爭之後，他成爲享譽國際的公衆發言人，被人們奉爲“二十世紀的道德良心”。但在個人生活中，艾略特卻跌入心靈的地獄，長久地揹負着道德的重負。他的第一任妻子薇薇恩·海伍德脾氣乖戾，給他帶來了巨大的精神痛苦，而他的冷漠逃避，又進一步導致了妻子的精神崩潰。後來，在明知道抽身離去無異於對薇薇恩判處死刑時，艾略特仍然選擇了離開，任由她被送進精神病院孤獨終老。此後的許多年裏，艾略特都在爲自己在這段婚姻中的罪過懺悔贖罪。也因此，他對等候他多年的初戀情人艾米莉·黑爾關上了心門，也拒絕了一直照顧、守護他的紅顏知己瑪麗·特里維廉的求婚。艾略特誠心希望通過苦行洗淨自己道德上的污點。但他並不把自己看作是在地獄萬劫不復的普通人，而是像奧古斯丁、但丁一樣的朝聖者。在遍歷了萬惡的深淵後，終能作爲奇蹟般的例外從另一個出口出來，攀爬上煉獄的高山。這對於他來說或許是英雄式的勇敢之舉，但對於一直爲他付出的艾米莉和瑪麗來說，則是深重的傷害。艾略特曾以“太遲了”、“不再需要愛人的陪伴”這些理由，切斷了自己和艾米莉的愛，也拒絕了瑪麗遞上的愛情。卻又在晚年欣然接納了自己的祕書瓦萊麗的愛，並很快就和這位比他年輕將近四十歲的女人結了婚。這場令人始料未及的婚姻，讓艾米莉與瑪麗的餘生都停留在遺憾與不解中。但對於艾略特來說，第二次婚姻卻異常美滿，無異於一次重生。所以一切都沒有太遲，他也仍然需要並且享受愛人的陪伴。這前後矛盾的人生選擇，不僅令艾米莉和瑪麗難以釋懷，也令讀者感到迷惑。艾略特從不按常理出牌。他魯莽的第一次婚姻震驚了他的家人。他在1927年皈依宗教，震驚了他同時代的人。而1957年，他對愛情的接受也震驚了青年一代的仰慕者。事實上，艾略特的一生充斥着各種矛盾。在公衆面前，他是受人敬仰的知名作家，風度優雅的英國紳士；在私底下，他是諱莫如深的隱士，固執地將所有人擋在書房門外。他畢其一生遵循傳統的宗教信仰，虔誠地過着苦修生活，他渴望像聖人一樣擁有完美的心靈。而在世俗生活裏，他又長久地跋涉在善與惡之間的灰暗地帶。當我們跟隨着戈登的視角，從艾略特的內心逼視他的自身成長與時代變幻，也許就能對這位二十世紀的偉大詩人有更立體生動的認識，也能對他所做出的人生選擇有更深的理解。作爲讀者，無論是否喜愛詩歌，也無論是否對詩歌抱有興趣，都將會被艾略特的故事所打動。他在追求完美的過程中所展現的勇敢與執着，缺陷與疑慮，也都能讓一切過着不完美人生的我們找到共鳴。

這本書不像一部詩人傳記，談論詩歌的部分少而含糊，談論較多的是他的戲劇，這些戲劇我全沒讀過，讀起來隔閡感很強。談論戲劇的目的也不是討論其文學意義，而是從中揣測艾略特對於自身經歷的內心感受。書中談得最多的是他的情感經歷。艾略特一生有四個重要的女人，第一任妻子薇薇恩，因爲多病和濫用藥物而變得神經質，給艾略特帶來極大折磨，初戀情人以及長時間的親密伴侶艾米莉·黑爾，爲他放棄一切，默默陪伴等待他從婚姻創傷中恢復（艾略特對這兩個女人都充滿內疚，但終於拋棄了她們）。雖然愛上他但是爲了照顧他古怪性格始終以朋友身份陪伴他的瑪麗·特里維廉，還有在所有人以爲他無法承受婚姻生活時，突然和他結婚的祕書瓦萊麗·弗萊切（小他整整三十八歲）。艾略特的內心是如此隱祕，以至於這部傳記就像是以四個女人爲鏡子反射出來的倒影。普通人着實難以理解艾略特在情感生活中的選擇，只能從這倒影中窺探他緊緊閉鎖的內心世界。艾略特有濃重的宗教情結，他身上綜合了“天主教的秉性、加爾文主義的傳統與清教徒的氣質”。這使他成爲了一位也時代保持距離的精神隱士，對現代性包含的種種罪惡與墮落深惡痛絕。他自身的矛盾爲他的詩歌提供了血肉和養分，這種矛盾，按照作者的總結，就是“一個比起成爲詩人更想成爲聖徒的人，卻因爲無法成聖而成了偉大的詩人。”

非常震撼的一部人物傳記！林德爾·戈登讓艾略特這位想成爲聖人的詩人，帶着他的才華和執着，帶着他的缺陷與懷疑的不完美的一生一點一點栩栩如生地呈現在讀者面前。 宗教、情感、創作，是貫穿詩人一生的主線，它們交織在一起塑造了他一生的命運。他從原生家庭和宗教的抽離，他對親密情感攪亂他成爲詩人路上孤獨的懼怕，他在《荒原》和《四個四重奏》中穿越時空的吶喊，像一部交響曲帶他走向結束就是開始的人生盡頭。 2020初，在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艾米莉·黑爾逝世50週年後公開的27年間1131封書信，讓作者期盼的時刻終於到來，也讓艾略特一生的摯愛（只消一眼便看到了她的靈魂）從幕後走向前臺，可惜在60年前，艾略特把另一半艾米莉寫給他的書信銷燬了。詩人的做法讓人不解，他對艾米莉的終身愧疚讓人唏噓。艾米莉幫助她走出了第一任妻子薇薇恩的噩夢和陰霾，卻沒有把自己對他的愛轉化爲婚姻裏的守護，同樣命運的還有瑪麗，他讓她以爲自己會是他的婚姻伴侶卻在他再婚前才驚愕地發現自己的出局。或許，詩人害怕長久陪伴親密相處後婚姻關係再次成爲噩夢，也或許他需要這些深受情傷的女人反作用於他的這些情感回聲去完善他的作品；他對情感關係的曖昧不明讓艾米莉和瑪麗困惑不已，這位詩人佔據了她們的情感內心卻無力給她們安全的港灣，因爲他更想成爲一個隱士，在孤獨的制高點嘲笑世人的庸俗。 然而，誰的一生又是完美的呢？ 作者反對“鉅細無遺”的傳記，強調傳記與小說講究敘事的分寸與藝術，以及駕馭並組織繁雜生平材料的能力。她追求文學類傳記的意義：重現一個創造出偉大作品的人格背後真實的生活，以及隱於作品背後，又往往被細碎的生活細節遮蔽的，藝術的能量。讀過全書，的確驚歎於作者的駕馭能力，從鉅細無遺到抽絲剝繭，作者彷彿帶讀者走進了艾略特的生命和靈魂。 許小凡的翻譯讓作者對艾略特的解讀接近原汁原味，功力匪淺。

第一，艾略特出生在美國，但後來加入英國國籍，成爲英國詩人，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他的生命中有四位重要女性，艾米莉是他青春時愛戀的少女，他們在中年時又重逢；薇薇恩是個精靈般的人物，也是艾略特的第一任妻子，但兩個人的婚姻給彼此都造成較大的痛苦。艾略特覺得自己老了，不會再結婚，但68歲時他娶了祕書瓦萊麗，這讓苦等他二十年的艾米莉很傷心。此前，他與瑪麗也有深厚的友誼，瑪麗一直擔負着這位詩人的守護者角色。 第二，艾略特一生中的公共形象都很嚴謹，他穿三件套，戴禮帽，一直都以職業經理人的態度對待工作。但在內心裏，他是一個一直在推敲用詞的詩人，他的《荒原》及《四個四重奏》，創作時間都有六七年之久。《荒原》寫大城市中的陰鬱氣氛，寫中產階級社會的荒涼感及其美學和精神上的乾枯。這是現代詩與浪漫主義詩歌的分界線。 第三，艾略特的詩不好懂，其中的宗教經驗及語言，給讀者造成很大障礙。我們不一定非要讀懂艾略特的詩，但我們應該注意，不要讓自己的語言空洞、陳腐、墮落。磨礪自己的語言，就是磨礪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讀詩，會讓我們對語言更加敏感。

T.S.艾略特（1888-1965） 20世紀英美文學史上最重要的詩人和文學批評家。194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紐約客》專欄作家路易斯·梅南德評價T.S.艾略特：“一個比起成爲詩人更想成爲聖徒的人；卻因爲無法成聖，而成了偉大的詩人。” 被譽爲“當今最優秀的傳記作家之一”林德爾·戈登的第一部傳記是學生時代的論文《艾略特的早年》（1977）。該書續集《艾略特的新生活》（1988）在詩人的一百週年紀念時出版。在上述兩卷本傳記的基礎上，戈登合二爲一，重寫出版了這本《T.S.艾略特傳：不完美的一生The Imperfect Life of T. S. Eliot 》（2012）。作者認爲，“艾略特提起過一類時時刻刻燃燒的生命。他構想得出一種完美的人生，也坦承那樣的人生無法爲他所有。這本書考察了這位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詩人的一生，那遊走於他身上聖徒與罪人之間的深壑。”“我所希望的，是將艾略特的生平與作品相互對參，以理解這位精神的求索者所經受的試煉：他的缺陷與疑慮能讓一切過着不完美人生的我們找到共鳴。”戈登這本歷經二十年成書的《艾略特傳》，是一本材料豐富、研究紮實的著作，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被廣泛認爲是20世紀最偉大的文學傳記之一。 2019年1月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許小凡譯本不錯！獲得魯迅文學獎翻譯獎。 沒有人的人生是完美的，尤其這些天才，往往比普通人更具人格分裂矛盾虛榮的一面。艾略特的詩沒有讀過。本傳記耐心看完。感覺自己可以理解接受艾略特的不完美，尤其在感情和婚姻上的選擇，他與法萊麗的第二次婚姻，給他一生劃上了完美的句號。遺憾他完全可以坦誠面對艾米莉·黑爾和瑪麗·特里維廉這兩位深愛他並具備善良獨立堅強美徳的女性。不過太完美的人和人生都不真實，不存在的。還是命運給予什麼就接受什麼吧！

難評！寫得可以，但是揣測太多，原因在於傳記主人並不透明，也沒有立傳的意念。從種種概述，只看到一個懦弱、自私、隱藏陰暗面、沉重也虛僞的人。他說羨慕喬伊斯的自信，這我完全可以理解，感覺他爲了避開羞辱和責任自己都有些認知失調了——一邊說自己一直擔責，一邊逃開。僞人感太重。看完一千頁感覺沒懂多少。也許他朋友伍爾夫的傳記更有閱讀價值。晚期也沒看他是否聯繫她了。我現在最不解的是這個疏遠所有人的怎麼得到這些女人的喜歡，全靠他演隱士，演親密和深情？ 不懂。一個把自己的虛僞和軟弱包裝成詩人才情，包裝成爲了追求某種更大秩序、制度的人，連身邊最起碼的朋友關係都理不清，還在操心世界，他那些詩歌恐怕就只餵養了他自己的需求，把他的冷漠、不負責、恐懼都裹起來，披上精美崇高的外衣……。 我懷疑他對此極有自覺（因此才毀了艾米麗所有的信，在二婚前還和瑪麗裝親密，晚年不允許自己的信件來往被公佈）。結論是他的殘酷靠這些自我合理化和自己都不敢承認的虛僞顯露出來

💚讀林德爾.戈登“T.S.艾略特傳：不完美的一生。“ 林德爾.戈登(Lyndall Gordon)這本愛略特傳記（The Imperfect Life of T.S. Eliot)寫得相當有力度、深度和文采。作者把艾略特的生平和文學生涯軌跡、他的主要作品以及學術成就、人際關係等等都作了深入細緻的挖掘與評析，並融會貫通之。作者尤其對艾略特一生在詩歌文學藝術和人文精神上的創新追求，條分縷析地進行了文學審美和哲學宗教層次上的考察及獨到評論。 此傳記特別有助於讀者對艾略特主要詩歌作品的寫作背景及個人與文學生涯變化的軌跡有個比較清晰的全景式窺探。 比起艾略特的皈依天主教，似乎還是龐德對宗教的態度更客觀和精闢。人們求助宗教來解救精神危機，或減輕塵世苦痛，往往只不過找不到其他解藥。實際上人生之苦或虛無，我們無法逃脫時間牢籠的束縛之宿命，原本就無真正的解藥。— 你來過，看過，征服過，或失敗過，無論榮辱成敗，都是一場難忘的經歷。生命還需要怎樣的解救？永生或輪迴，都不過是一種形而上的自我安慰罷了。 艾略特的書信文稿如果全部發表，估計其文學形象會轟然倒塌，或許因爲他的極度精英主義、反猶主義和厭女傾向。就文學成就本身而言，艾略特的詩雖然意象豐富、用典博學，部分反映了一戰後精神空虛墮落的時代氛圍，其詩意節奏和感人程度方面，並非最上乘。總體印象其詩歌的構思佈局比較乾澀理性，學者化掉書袋嚴重。只有組詩“四重奏“特別才氣橫溢，藝術性和哲理性並駕齊驅。 難怪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對艾略特評價一般，認爲美國詩人哈特.克雷的詩歌才氣遠在艾略特之上。可惜克雷英年早逝。 文章憎命達，憤怒出詩人。假如龐德是艾略特的詩歌領路人，與薇薇恩的婚姻失敗則催生了艾略特的傑作“荒原“，並讓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儘管“荒原“較之“四個四重奏“的成熟魅力，抑或技巧上，其實遜色不少。所以，第一次的失敗婚姻或艾略特的其時尚未準備妥，成了激發他深思人生與進入文學生涯轉折點的起跳板。正如愛情失敗讓尼采從此沉浸於哲學輝煌的洗禮，寫出了“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艾略特的婚姻受挫則某種程度製造了典故織就的長詩“荒原“。 艾略特被薇薇恩呼來喚去的婚姻生活與屈服於她的雄辯，最終讓他義無反顧地終於決定擺脫薇薇恩長期的精神與世俗糾纏。此噩夢也讓艾略特從此對婚姻敬而遠之，獨身了很多年。雖然這獨身期間他和艾米麗.黑爾的愛情與友誼，以及和瑪麗的長期知音關係給了他的生活與文學創作很多安慰與靈感。然後艾略特最終在68歲時卻再次接受了小他38歲的女祕書弗萊徹的愛情並第二次結婚。弗萊徹從小就熱愛詩歌並崇拜艾略特的才氣。弗萊徹的文學修養和她對艾略特的徹底奉獻精神讓艾略特感到了最終的長期溫情並完全放鬆了自己。爲了第二次婚姻的無限幸福，艾略特毫無顧忌地疏遠並斷絕了和長期密友瑪麗與海沃德的友誼。艾略特始終是個在自我隱私與環境友情之間果斷抉擇的文學天才，儘管無法避免所有天才都不能避免的自私。因爲天才總是具有揮灑自私的資本。只有和羅素的關係，艾略特始終處於下風。艾略特前妻微微恩一度成了羅素的情人，後又被羅素拋棄。 作者戈登的傳記文學功力與視野讓其任意在艾略特的作品與現實之間馳騁、比較，挖掘艾略特的人格矛盾與詩歌戲劇中的自白隱喻。而艾略特的文學成功再次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一個心智太正常的頭腦反而不會成就偉大的文學作品，往往是偏激神經症與智慧並駕齊驅的靈魂，或者時刻處於痛苦與歡樂撕裂之間的冒險探索性格，才能激發非同尋常的文思，並因爲詩人的審美高度與先知般嗅覺而昇華文字的終極普遍意義。 關於艾略特詩歌的文學指紋特質，戈登寫道：”他稱自己的詩來自美國。這一點遭到了長久的忽視，既是因爲艾略特頗負盛名的國際主義，也是因爲人們誤解了他“歐洲人”的自我標榜而未能發現其中的美國傳統――這樣的誤解也無可厚非。只有埃德蒙·威爾遜在評論《艾略特詩集1909—1925》時就看到，艾略特“之所以重要，不僅因爲他是個預見了歐洲分裂的先知，更因爲他是個充滿美國清教氣質的詩人”。 因此，艾略特從祖先的出發點誕生在美國併成長，然後又回到歐洲出發點尋覓基督教精神和歐洲文明的傳統與文化，卻最終在詩文中融合了新舊大陸的共同精髓而使其作品賦予了國際主義特徵。艾略特作爲大詩人的文學成功是其詩歌評論理論主旨的最佳註腳，即詩人必須最終擺脫個人才能所囿，上升到人類與人性悲歡的普遍意義高度，乃至匯入文學傳統本身。 （孤山梅雨 庚子早春）

五星好評給作者。 我萬萬沒想到，看完奧本海默傳記之後我居然對TS艾略特這位幾乎聞所未聞的現代詩人感到好奇……於是把這塊小磚頭買回了家。也許是我對艾略特所知甚少——但這本傳記在我眼裏【幾乎】是完美的，內容殷實，文筆流暢，詳略得當，堪稱傳記作品的典範（很久沒讀過這麼舒服的傳記了）。 但至於TS艾略特本人，我只能說又是一位“擰巴”的文學家呀。首先我不否認TS艾略特在文學上的成就，我極其認同他在《傳統與個人才能》中對文學和文學家的論述。正如他的諾獎頒獎詞所說，他爲現代詩歌做出了無可比擬的貢獻。但我也許有點“聖伯夫方法”了，我的目光更多地聚焦在了艾略特的生活上，尤其是他生命中幾位重要的女性。開門見山地說，作爲一名女性主義者，艾略特身邊女性的遭遇以及他對女性的態度幾令我幾度想要棄書。他清教徒式的家庭裏有獨當一面的艾略特夫人。他並不美滿的婚姻裏有能說會道但癲狂的薇薇恩。他的交際圈裏有女性作家伍爾夫女士。他的大半生裏更是有才華橫溢、八面玲瓏的戲劇教師艾米麗黑爾女士不離不棄的陪伴，包括後來的瑪麗女士和第二任艾略特夫人。看完傳記之後，我心中有一個疑惑一直沒得到解答，那就是——托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憑什麼接觸到這麼多優秀的女性，憑什麼讓這麼多優秀的女性圍着他轉？他與艾茲拉龐德師徒似的關係讓他在早年和龐德站在同樣的戰線，一起把女性當做怪物和“非人的動物”來寫，任由歧視之風橫行。而艾略特，他似乎一直缺乏對女性的認知和尊重。艾略特因爲妻子和母親爭執，薇薇恩被他送進精神病院，黑爾小姐後期也陷入了沉鬱之中。母親給予艾略特教導，是他所能觸及到的模範，薇薇恩是他的愛人，是他自己選擇的親人，黑爾小姐更是他躲避發瘋的妻子的避風港。如此多的給予，在艾略特身上，宛如一顆顆石子丟進湖裏，只激起來短暫的漣漪，隨後便消失不見。我看到的依舊是艾略特筆下野獸般的女人，與妻子互相糾纏，想要擺脫妻子的丈夫。然而艾略特後期也在尋求心靈的解放和寧靜——也許是我苛求了，但事實上，我真正想看到的是他爲他對女性的扭曲態度做出補償。TS艾略特——這個有過癲狂年代與衆星捧月的人，按照傳記作者的說法，沒有親身領略他的風度，那麼他的過錯是明顯的——晚年的艾略特明顯變得老氣橫秋。他需要承擔一個公衆人物應該承擔的責任，同時如同大隱於市的作家一般沉默。這是一個割裂的人，也許只有艾米麗黑爾小姐能透過“諾頓的門”看見裏面“隱祕的心”。但在艾略特疏遠黑爾小姐之後，又有誰能與他一道呢。 【你應允了我的請求， 你聽見了我， 你確看到我奮力的胸膛； 你寬恕了我。】 ——赫伯特 這是艾略特的葬禮上，他指定要朗誦的部分。話已至此——誰寬恕艾略特，誰又需要寬恕艾略特，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2023年8月22日 星期二 祝福早安 天氣晴朗 氣溫25℃ 《T.S.艾略特傳:不完美的一生》 讀書的時候，總想着離家越遠越好，覺得那纔是獨立。工作多年之後，卻恨不得每個週末都回家，因爲除了家，似乎哪裏都沒有踏實落腳的感覺。每個人在不同的年齡都有不同的追求，只有盡力追逐過，才能果斷地選擇回頭。回家的路一直都在，只要心裏有愛，家也一直都在。——劉同 ​​​ 哈佛畢業後的一天，艾略特走在波士頓街頭，忽然置身一種奇異的寂靜（silence），彷彿行走在分開的海面之間。1910年6月，他寫下一首題爲《寂靜》的詩。這首從未發表的詩或許是他對永恆（timeless）時刻最早也最明晰的表述： 城市的街巷上 有鬧熱的人潮， 人生的細浪千頭萬端 爭執煩擾，喋喋嘈嘈， 卻忽然退落，分開碧波—— 這正是我們久候的時刻—— 就在這終極的時刻 生命變得值得過活 經驗的海域幽深廣袤 咄咄逼人，浪急風高 卻又此刻忽至寂寥 無論你對此作何感喟 這靜謐都令我深深敬畏 除此之外，別無所有 二十一歲上的艾略特經歷過一次在他看來許多人一生裏都會經歷一兩次的、難以言傳的體驗。“你可以管它叫通靈，也可以叫它心靈短暫的澄明”，他在別處這樣說。艾略特在鬧市中體驗的寧靜類似愛默生在波士頓公地“樂而生懼”的感受。對一些人來說，這樣的時刻屬於正統宗教生活的一部分，而對於其他人，比如愛默生，這樣的時刻就是終極的、自足的，心懷感激地接受。至於艾略特，這樣的記憶將一直留存在他此後的歲月裏，不斷撩動他、提醒他還有一種他不能把握的體驗。 這寂靜降臨於一顆有所準備的心靈――他已在“等待”這一時刻的降臨――而艾略特的筆記本記錄了他在麻省劍橋的本科歲月裏這段準備的過程。在母親的影響下，艾略特熟讀了賦予個人心靈之光以權威的愛默生。在新英格蘭度過的這段心智日漸成熟的時間裏，與愛默生的影響相輔相成的，還有艾略特獨處的習慣，對十九世紀法國詩人那疏離而陌異的聲音的發現，以及他對家族守則、哈佛的各種俗套與波士頓風氣逐漸滋生的懷疑。青年艾略特身處的波士頓早已不是清教道德統治下的“老波士頓”，而是一個走下坡路的社會。艾略特爲世紀之交的波士頓惋惜不已――在這個時候，就算他去波士頓以外的其他地方，也大概一樣會爲這些地方惋惜――然而，波士頓的斯文，尚智，對文化、閱歷和歐洲的渴望也並非沒有影響他。 很少有人能在自身時代的圖景尚不完整且十分隱蔽時就對它有所感知，艾略特做到了。他在波士頓的上流社會與貧民區中間翻揀着對他的時代和地方的瞭解，並在早期作品裏加以呈現――《普魯弗洛克》《序曲》，甚至《荒原》。艾略特反抗着情感的怠惰，道德的朽壞，在《荒原》中將一戰後的英格蘭當作它們藏污納垢之地，但這些罪惡卻源起自艾略特少年時代那個世紀初的美國。 艾略特的同代人，批評家約翰·傑伊·查普曼（John Jay Chapman）曾指出，艾略特與之抗爭的朽壞實質是美國無孔不入的商業思維。這種思維對真理、愛與宗教無動於衷――而這些恰是艾略特所竭力挽回的。“我爲我們失去了的舊式教養而惋惜，”查普曼說，“但我也知道，這類舊式教養從來就不大對頭。美國人從沒發自內心地活過。”這樣的看法並不新鮮。霍桑、馬克·吐溫和亨利·詹姆斯一定也曾爲同樣的問題所困。內戰之後，美國東部的上流社會淹沒在無所適從之中，這也是艾略特接觸這類情緒的開始。他的階級不再佔據道德的高位，取而代之的是那些不屑費心思考、想得越少幹勁越足的人。《波士頓人》（The Bostonian，1886）呈現的就是有教養階級的去道德化：“這是一個神經質的、躁狂的、嘈雜的、僞善的時代，一個被高談闊論、虛假的精緻、言過其實的擔憂和嬌氣的感傷充塞的時代，我們稍不留神就將被平庸主宰，那最軟弱、最沉悶、最浮誇的就將大行其道。”艾略特對這樣的沉悶深有體會，也深爲他自身階級的惰性所擾。 聖路易斯生氣勃勃的庸俗並沒對艾略特的性情造成什麼嚴重的威脅或蠱惑。但波士頓卻困擾着他和他的同類。“我厭惡人類，”亨利·亞當斯這樣說，並將其歸咎於波士頓，“波士頓蝕壞我們的心。我感覺到了……我認得出這奇怪的病症。”在他心智走向成熟的日子裏，艾略特居住的這座城市在心靈和生命上都是殘缺的。這座城市最古老最傑出的那些居民――清教徒的後裔們――已經被商業團體奪走了他們的政治與道德力量。新英格蘭望族的上流文化也在蜂擁而至的移民中受到了挑戰。對桑塔亞那（Santayana）來說，他們的暮氣源於他們抱持不放的、上流社會的假斯文（genteel）：“嚴肅的詩歌，深奧的宗教（如加爾文主義），這些都是不幸福的生活在吐露自身時的歡樂，但如果一種斯文的傳統不允許人承認自己的不幸福，那麼嚴肅的詩歌與深奧的宗教也就向他們關閉了大門。”庸俗就成了他們的惡。在波士頓的後灣，不計其數的窗戶絕望地見證着彼此的悲欣與得失，但這些都從未在城市裏掀起一絲波瀾。燈塔街上鱗次櫛比的，是艾略特家族、密爾家族、布拉德家族，柯立芝家族與帕克曼家族自以爲是的公正和得體：他們代表着不受貴族世襲制的陰影侵擾的布爾喬亞的勝利。亨利·亞當斯在1906年就曾說過：“我對聖西門和罪都充滿了渴望。” 將艾略特引入波士頓上流社會的是他的叔伯克里斯託弗·羅茲·艾略特（Christopher Rhodes Eliot），一位傑出的一位論教牧師，也是艾略特家族中一直留在城裏、積極參與城市事務的一支。他與查爾斯·威廉·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是近親，後者是一位威嚴的化學家，時任哈佛大學的校長，是波士頓市長、國會議員薩繆爾·阿特金斯·艾略特（Samuel Atkins Eliot）之子。薩繆爾·阿特金斯·艾略特通過姻親關係接觸了波士頓上流社會的核心圈子――他的一位姐姐嫁給了這個圈子的核心人物安德魯斯·諾頓（Andrews Norton），一位妹妹嫁給了在1817到1835年間擔任哈佛大學教授、併兼任出版商的喬治·蒂克納（GeorgeTicknor）。這個社交圈深深浸淫於一位論的價值觀，得體的舉止也因此尤爲重要。這個波士頓就在艾略特的骨血之中，但他在這裏卻像個局外人一樣疏離。後來，艾略特在一些詩裏描畫波士頓人，特別強調了他們盤根錯節的“血緣關係”――在這個圈子裏人人都是親戚。在這些詩裏，“南希堂妹”笨拙地逆反她假斯文的姑媽們。她的逆反與清教徒熱忱的反抗不同，不過是纖弱而無趣的任性：抽菸、喝酒、攀登新英格蘭的山嶺直到“穿過它們”。書架上最受歡迎的十九世紀作家――愛默生與阿諾德――既允准着姑母們的扭捏作態，又默許了這少女的自我表達。這些詩裏也有富有的“海倫·斯林斯比小姐”。她居住在城中最時髦的街區，盡心盡力地遵守着她的圈子裏那些祕密的準則，好把真正的生活關在門外。對她來說，生活中重要的是她的四個僕人、小房子（大宅子反倒落了俗氣）、寵物和房子裏的德累斯頓鍾。艾略特自幼受到祖父生前無私奉公的理想薰陶，對寓於這類毫不利人的利己行爲中的荒唐深有感喟。這些詩裏還有“哈麗雅特表妹”。詩裏一位年輕人投遞給她《波士頓晚報》――這份報紙就取代了她的真實生活。這個憔悴的年輕人在精神上剛與拉羅什富科頷首作別。他在波士頓的街道上穿行，就好像是在時間裏跋涉。 在艾略特看來，這上流社會“還沒有開化（uncivilized）”，“但它又優雅得讓開化和文明都望塵莫及”。在一定程度上說，他對波士頓的理解讓他對這座城瞭如指掌；他討厭它，但這厭惡並不說明他絲毫不受它的影響。他身上就不自覺地帶着些十九世紀末波士頓的氣質――刻板的舉止，慵懶的神態，對生活許多方面都保持距離，還有痛苦的自我覺察。亞當斯如是評價自己這一代人――也是艾略特抵達波士頓時正決定着這座城市面貌的一代人：這羣人的想法與本性都一模一樣，唯一能讓他們彼此區分的是“利己主義的程度不同”。“我們像透過顯微鏡那樣看透了彼此。我們看一眼對方的眼睛，就什麼都明白了。就連哈佛也不能免俗――一位論主義讓所有人都淺薄着。我們對世界一無所知――真的一無所知！上帝知道我們對自己的無知一清二楚！自我懷疑變成了內省（一種戰戰兢兢的自我覺察），變成了對美國不耐煩的厭惡，對波士頓的敵意……我們是粗製濫造的歐洲人，而且――上帝啊！――你把我們造得多淺薄啊！” 艾略特在自己的階級裏找不到活力，就將搜尋的目光投向貧民區。他後來說：“藝術家對那可怖的、骯髒的、噁心的事物的省思，是追求美的藝術衝動之不可或缺的另一面。恰恰是這一面敦使人創作。”抱着追尋污垢的願望，艾略特先是到了羅克斯伯裏，接着又到了北劍橋[插圖]，但發現骯髒和貧窮對生命的摧毀並不亞於體面的波士頓街區。貧民區的腐臭讓他噁心，破敗的房屋也讓他沮喪。就波德萊爾的影響來說，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文學的姿態。波德萊爾教給他“現代都市的藏污納垢之處”擁有詩性的可能，告訴他“卑污的現實與幻象可能合二爲一，如實道來與異想天開能夠並排呈現”。在聖路易斯時他還沒有讀過波德萊爾，也就對城市的荒涼不以爲然；波士頓讓他初次感受到商業城市的恐怖、嘈雜與城市居民對這一切醜惡的耐受。在爲《序曲》做鋪墊的兩篇《北劍橋隨想》（‘Caprices in North Cambridge’）中，他描寫酒瓶、碎玻璃、髒兮兮的窗格、被人踩踏又和草皮混在一處的污泥、壞了的手推車，還有在排水溝裏搔癢、羽毛膩成一團的麻雀。他的思維停落在城裏佈滿灰塵、罐頭盒、磚瓦殘骸的空曠荒地，並在其中感到殘忍的滿足。他對這一切害怕卻又深深着迷。在這裏，他的學業――那些學院裏堆成小山的整潔的定義與規律――顯得那麼遙遠，但這裏帶給他的觸動是在哈佛找不到的。這是他遭遇的第一個荒原，而此後他將把這個場景據爲己有。 雖然從聖路易斯來到波士頓的經歷改變了艾略特，但哈佛本身幾乎未曾給他留下什麼印記。1906年12月到1907年2月間，學校還把他放進了留待觀察的試讀生名單，因爲他儘管“出勤記錄非常好”，但“學習進度落後於大多數新生”；他就這樣“混”過了大學生活的頭兩年。他糟糕的成績似乎印證着中學時候的表現平平，但有兩位教師的確觸發了他的成長：白璧德（Irving Babbi）的課程陶冶着他，布里格斯院長也曾充滿感染力地向新生朗讀多恩的詩歌。 1957年，艾略特與祕書瓦萊麗·弗萊徹（Valerie Fletcher）祕密的婚事成了熱門議題，同樣引人注意的是，在南法度了蜜月後艾略特的變化。對艾略特最親近的朋友而言――約翰·海沃德、瑪麗·特里維廉和傑弗裏·費伯――婚禮的消息讓他們十分意外。費伯得知這個消息，是因爲收到了一封艾略特的律師傳達的信函。艾略特事前只把結婚的消息告訴了他的律師希金森先生與費伯的另一位經理彼得·杜·索托伊，請他重新聘請一位祕書。此時的艾略特六十八歲，瓦萊麗·弗萊徹三十歲。他們在1月10號早上6點15結婚，婚禮的地點不在艾略特每天上午禮拜的聖司提反教堂，而在愛迪生路上的聖巴拿巴教堂。也就是在這裏――艾略特發現――拉弗格於1886年迎娶了他的英國姑娘。艾略特的第二任妻子認爲他“生來適合婚姻”。她宣稱“他充滿深情，是個天生的好丈夫”。 我們永遠也無法全然瞭解1956年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爲什麼艾米莉·黑爾決定在1956年――而不是其他什麼時間――將艾略特的來信轉交普林斯頓？這一舉動與艾略特的憤怒、他同年赴美的旅行、回家路上的崩潰和對祕書的好感是否都有關？直到五十年代，艾略特都始終相信他喪失了愛上另一個女人的能力；接下來的某個時間，他突然決定卸下自己的防衛，釋放自己愛的天性。無論何時何地，對於誰，陷入愛河都是難以解釋的事。艾略特談到愛人間的琴瑟和鳴，他們一同構築着一個私密的世界，“不需講話而有同一的思緒/不需表意而喃喃同一的言語”。然而，僅僅記錄下變化的事實也並非對艾略特生命最後階段的如實呈現，因爲在這場婚姻的背後是他整個的人生，我們縱然無法探知他們的隱私，卻總可以從他在想象裏對這一切的構築提出問題。在他寫作生涯的最後一部劇作中，艾略特講述了一個關於情感釋放的故事。這部劇開始創作於1955年10月至11月間。它的情節仍舊是自白性的：一個內心空虛的偉大公衆人物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卻被女兒矢志不渝的愛“拯救”了。 “這次千萬把人物刻畫得真實些。”1956年1月，艾略特寫成第一幕後，瑪麗·特里維廉對他說。 “不是一直都很真實嗎？”他抗議說，“在我看來很真實――但我對人的瞭解大概還是太少了。” “你這麼討厭他們，”瑪麗說，“又怎麼能瞭解他們呢？” “我爲他們難過啊。他們在我看來太可憐了。” “你只在隔着一段距離的時候才喜歡他們，”瑪麗不依不饒，“只要他們不靠近你就行。” 她在留聲機上播放了些莫扎特，他卻似乎在一旁消化着這些話。他究竟能不能與人親近？回望自己的人生，他對女性只抱持過不屑與仰望兩種態度。他後來對天然的幸福的接納似乎代表了一種新的態度，但這樣的可能性早在1930年，《瑪麗娜》的最後一行就開始初露端倪。一個男人駕船駛過人生的洋麪，遍體鱗傷的他痛斥着這可恨的世界，卻在一位女性的親人處找到了安慰。“我的女兒”，他向她致意。 在他的祕書身上，艾略特看到了一位無怨無悔爲他獻身的理想後代。瓦萊麗·弗萊徹十四歲的時候聽到了約翰·吉爾古德（John Gielgud）朗誦《三聖人的旅程》的錄音。這讓她像是經歷了一次重生，這首詩於穩健中求索的節律自此改變了她的人生。這是個讓全世界都猜不透的男人，但她似乎頃刻間就輕易懂得了他。“我立刻就被擊中了，”她說，“在那首詩裏我對湯姆的整個感受――還有那一刻我對他的印象――在後來的婚姻與一切中都得到了證實。從那以後，我就努力搜尋我能找到的有關他的一切。他真是個可憐人。他的告解牧師曾說過，他在老年的時候還有一顆赤子的心。我覺得他說得對極了。” 從那一刻起，她就決意“一定要來到湯姆身邊，與他共事”。她於1926年生於利茲的海丁利，父親是一位熱愛閱讀的保險經理。像許多參加了一戰的士兵一樣，他的行軍包裏也裝滿了詩集。他的女兒繼承了他對詩歌的愛。在發現艾略特前，她最喜歡的詩人是斯蒂芬·斯彭德和路易·麥克尼斯。二戰期間，她曾爲參加艾略特的朗誦活動一路從利茲來到倫敦的威格摩爾演講廳。“那次我失望極了。湯姆在朗誦的時候一直低着頭。我回程的路上非常低落。”另有一次，她參加了聖司提反教堂的一次禮拜，只爲激動地把善款放進艾略特手中的募捐箱。 她上了一所女子公學――位於雷丁卡弗沙姆的安妮女王學校。在四十年代，這裏的畢業生並不進入大學學習，它崇尚體育的風氣也與她對艾略特詩歌的崇拜所反映出的好學格格不入。畢業時，她對校長說自己想做艾略特的祕書，並且寫信給費伯出版社，詢問是否有職位的空缺。並沒有。於是她去利茲大學的布勞哲頓圖書館工作了六個月，其後又爲小說家保羅·卡彭（Paul Capon）和查爾斯·摩根（Charles Morgan）擔任私人祕書。隨後，在1949年，瓦萊麗二十二歲時，她一直等待的職位空缺出現了。她的推薦人是科林·布魯克斯（Collin Brooks）――一位雜誌主編、她父母的朋友，與艾略特都是伯克俱樂部在三十年代末成立時最早的成員（這是個嚴肅的託利黨會餐俱樂部，成員大多是議員與記者）。 面試前的一晚，她緊張得在廚房割破了手，只得纏着繃帶來到費伯出版社。她在羅素廣場來回踱步了兩個小時，力圖鎮靜下來。在還沒有真正見過艾略特的時候，她就已經十分確信自己懂得他。“我感覺自己就像是認識他一樣，”她說，“事實也確實如此。我甚至對關於薇薇恩的許多事都有所瞭解――別問我怎麼做到的，我也不知道。”她這樣描述了他們的會面： 他完完全全就是我想象中的樣子。他的辦公室像狄更斯小說裏的場景，而他坐在裏面，和我一樣緊張。他一根接一根地吸菸……我們聊了十七世紀詩歌[包括喬治·赫伯特]等等。我就要走的時候，他把頭從門後探出來，下巴擱在門邊，告訴我他得等到見完所有申請者才能作出決定。我知道申請這個職位的還有許多其他的女孩——其中一個在牛津有兩個學位，每個都是一等成績。但他頓了頓，看着我的手，說：“但我希望再過十天你能來幫我打字。” 兩天後，她收到一封信，通知她開始上班。在接下來的八年裏，這位“弗萊徹小姐”一直都謙遜而內向。 “我根本沒法瞭解她，”艾略特在1955年對瑪麗·特里維廉說，“她就像一隻河蚌一樣把自己關得嚴嚴實實。” 在這些年裏她有次也曾讓他喫驚。在他一次返美期間，她與艾略特的一位印度門徒一同出門用餐。他得知此事後勃然大怒，一時間心頭湧起施暴的衝動。他的反應似乎表明他心中懷有一種強烈的感情，但這感情是他現在尚未覺察（或勇於承認）的。 這段時間裏的瓦萊麗忙於彙編艾略特卷帙浩繁的已出版作品，人們稱這次彙編比他自己的選本還要出色。這個她爲之工作的人有一顆爲不朽所佔據的心靈，他害怕女人，爲了不與晚上加班的任何人一同走出辦公樓，他常會躲進洗手間。他注意到她的確常常晚上加班。這位新祕書身材頎長，面容美麗清秀，看起來仍像個充滿活力的中學生。威爾士詩人弗農·沃特金斯前來拜訪他的編輯時，她的胳臂前後擺動着，想要保護艾略特。在此時，她只能這樣表達自己的忠誠，在艾略特新劇作（後來題爲《老政治家》）的第一幕初稿中，這也是那位女兒的首要職責。在劇中，這個“頗負盛名的傢伙”渴望遠離人羣，她則與他一起同心協力地躲避那些盯着他、傳閒話、攻擊他的人。他們的談話充滿了各類保護他隱私的辦法，爲他在辦公室凹進去的一角擺張桌子，給他把咖啡端到一個隱祕的小客廳，等等。他漸漸自然地把她看作一道遠離喧囂的屏障。與此同時，她感到他也在另一個更深的層面依賴着她，因爲唯有她堅信在那張公衆的臉孔下，他還有一個不爲人知的自我。她感到自己比任何人都親近他真實的內心――包括克拉夫頓本人：他自己已經觸碰不到那真實的存在了。他的成功遮掩了他深深的失敗。在初稿中，由於一些原因，克拉夫頓最近不像從前那麼成功了；這正是艾略特本人的情形，人們客氣地評論着他上一部劇《機要祕書》，不過是出於對這位天賦過人的作者的敬畏。 在1956年2月病重之前，艾略特已經完成了《老政治家》這一新作的前兩幕。他患上了嚴重的支氣管炎，劇烈的咳嗽和窒息讓他的心臟舊疾又復發了。洋地黃的強心劑不管用，於是他在倫敦的法國醫院住了五個星期。3月他剛艱難地好轉過來，就又要準備將在明尼蘇達演講的《批評的前沿》。赴美的日期定在4月，那時他打算到了9月再繼續這部劇的寫作。這篇講稿的寫作讓他“很頭疼”，3月時他感到自己無話可說。這時的他仍像是《老政治家》第一幕裏那個衰弱的克拉夫頓，他的力量離他而去了。 在接下來的六個月裏，艾略特都勉強支撐着病體。返程的路上，在離南安普敦還有三天的時候，他忽然病倒了。人們用擔架把他抬下了瑪麗皇后號。一週後，他接到了姊姊瑪格麗特在麻省劍橋的家中突然獨自死亡的消息。人們還記得艾略特臉上那“枯槁”的、“萬念俱灰”的、“死一般”的神情。 “人怎麼才能着手迎接死這件事呢？”他向E.W.F.湯姆林問道。 9月，他從在瑞士的度假中提前回來。一位護士把他從飛機上推了下來，他因爲心動過速和臀部膿腫被倫敦診所接走了。瑪麗看到他的腿似乎出現了不受控制的神經性痙攣。 每次生病期間，瓦萊麗·弗萊徹都把他的事務管理得井井有條。就這樣，隨着他益發的衰弱，他對瑪麗的依賴就無聲無息地轉移到瓦萊麗身上。在艾略特這部新劇的第二份劇本提綱中，“老政治家開始向女兒吐露自己的心病”。我猜想瓦萊麗·弗萊徹對此的反應也與這份提綱相符：“……她沒有像他預料的一樣譴責他，卻流露出了一種新的保護他的感情。她的回應讓他更加感動了。” 在這時，與艾略特熟識的瑪格麗特·貝倫斯――戰爭期間“亂雜居”的一位房客――現在與弗萊徹小姐也成了朋友。她邀請他們去門託尼過冬。弗萊徹小姐可以與她同住，艾略特可以住在附近的旅館。就在這期間，他們兩人互相表達了心意。他們在1956年12月訂婚了，瓦萊麗在戒指上戴了指套，但霍普·米爾利斯來辦公室拜訪時，仍然注意到她異常光彩照人。這樣的情況又給了艾略特一次享受保密的機會。費伯出版社與羅素飯店分別位於羅素廣場對角線的兩端，而他和未婚妻就常常在羅素飯店的一個柱子後面幽會。 在《老政治家》的第二稿中，艾略特加入了一幕愛的場景。女孩和一個人相愛了；在初稿中，這個正在長成中的公衆人物還只是她父親的一個淺薄的鏡像。在這個新的情景中，女兒發現自己說着“她再也無法重溫的”的愛的語辭，這些詞彙的沉重讓她動彈不得。她說：“它們代表了那些已經離我而去的東西/那些拋棄了的，再也找不到的東西。” 艾略特出人意料地體察着女性的心思：他理解放下矜持給她帶來的衝擊，明白她在交出自我的同時也失去了自我，也瞭解她剎那間果決獻出一生的勇氣――這個承諾的意義太重大，一時還無法落地。 而這男人回應的聲音好像也來自他的自我之外。佔據他腦海的是另一個聲音――她的聲音：“這說話的是你，還是我？”她的話好像從很遠處傳來，卻又十分切近。這就是他轉變的瞬間。“你在改變我，”他說，“我也在改變你。” 艾略特最初擔心這不是一個年輕的女孩該做的事。“啊，我愛的，/我不敢凝視你。”在艾略特最喜愛的一首詩《愛》中，喬治·赫伯特如是說。詩人迴避着，因“塵埃和罪”而愧疚，但愛說服了他： “你必須坐下，”愛說，“並嘗我的肉”： 於是我坐下來，喫了。 艾略特從未像這次這麼輕易地接受一份愛。箇中的部分原因，我猜想，是因爲愛讓全然的坦誠變得可能，這讓他的愧疚也隨之消融了――正像在劇中，面對着守口如瓶的忠誠的女兒，這位公衆人物作出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告解。終其一生，他都把自己牢牢鎖在面具之後；而現在他渴望破壁而出，卻又害怕把自己袒露給這個崇拜他的女人。在瞭解了他做錯的、害人的事之後，她還能對他付出純潔的愛嗎？ 正像艾略特本人，也正如《家庭團聚》中的哈里，克拉夫頓公爵揹負着“病態的良心”。同樣，這裏也沒有什麼應受法律懲罰的罪行（crime），但確實存在人們口中的“罪”（sin）。年輕時的克拉夫頓曾駕車撞死了人，卻沒有停下車來。哈里對亡妻的愧疚在這裏換了一個場景。艾略特曾說過，他劇本的創作往往都始於一個“情境”（emotionalsituation）。他在不聞不問中成了殺死薇薇恩的同謀。他漫長的愧疚也因此進入了兩部劇作當中。 在《老政治家》中，克拉夫頓幸運地有個與他一同愧疚的同伴。戈梅茲是個如魚得水的惡棍。這一喜劇形象並非基於生活，但他在兩個方面都與薇薇恩的弟弟莫里斯·海伍德頗爲相像，莫里斯也沒有反對將薇薇恩送入精神病院，並且自己也很快就去國外居住了一段時間。然而，或許在這個角色上，我們遇到的並非莫里斯，而是艾略特的另一個人格――在1918年1月，艾略特就曾在評論亨利·詹姆斯的《往日之感》時署名“昂裏克·戈梅茲”[插圖]。到了五十年代末，已經得到救贖的戈梅茲象徵了艾略特的恐懼，瞭解真相的只有他的一個隱祕的自我――或是與他一同負罪的同伴，於是他怕這真相終有一天會以扭曲的面目大白於天下，揭露他的罪行。而事實上，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一部話劇和九十年代中期大肆篡改事實的一部傳記片中，他的恐懼也變成了現實。 另一個來自過去的幽靈是一位舊日的女演員。現在她已變成一個十分健談的老年婦女。許多年前，克拉夫頓公爵曾經是她的初戀。她曾因爲他打破婚約起訴了他，兩人在庭外和解，但到了晚年，梅琪告知他自己還存着他的信。在她眼中，他們的戀情驚心動魄、彌足珍貴，這些信也將證明這一點。他們曾深深觸動過彼此的靈魂，她一生中也無時不在惦念着他。梅琪也是一個喜劇人物，一個滑稽的三流感傷歌星――她最著名的歌曲是《你對我的愛不會太遲？》。但儘管如此，在這婚約的解除中仍有艾略特對艾米莉·黑爾的愧疚，而書信作爲他們相愛的證據也讓他煩惱，他給她的去信是他無法控制的，艾略特對此的惱怒幾乎原封不動地在這部劇中上演了。艾略特曾說過，一個人物可以與作者“同聲共氣”（in unison），甚至調動起他的潛能。借克拉夫頓這個人物，他又回到了人生最難描摹的那段經歷當中。1940年，在一首詩的草稿中，他稱過去是“我們仍需探索的深淵”。現在，年老的艾略特向這個深淵進發着，探索着良心的深處。這部劇因此也多少重現了《家庭團聚》式的冷酷。在這裏，《家庭團聚》中的復仇女神變成了兩個不速之客，他們情感的訛詐擠逼着他。兩個人都把他看成一個老滑頭：在戈梅茲那裏，他逃避着自己行爲的惡果，不願爲其負責；在梅琪那裏，他逃避着情感的聯結和相應的責任。她說，虛僞的謙遜就是他逃避的手段。克拉夫頓必須和他們短兵相接。而當他真真切切地面對他們，無論在心中還是當面，他們的威脅也就變得微弱起來，他們的存在也就變得無足輕重――劇中對他們有限的刻畫也暗示了這一點。

林德爾真的了不起，資料翔實，文筆恣肆又不失公允，譯者譯得也好。看這本書斷斷續續，幾度因爲艾略特那些“不光彩”的、過於個人的經歷而失去了讀下去的信心。 陸健德教授在評論《荒原》時認可艾略特的“坦誠”，認爲其只是他個人的“牢騷”，但就此過度挖掘艾略特的私人生活在陸看來則會流於猥瑣。誠然，詩人、劇作家、批評家之外的艾略特的勤奮、律己、對崇高的追求、不乏對人類的愛也是他垂名的重要原因。但當我們層層揭開他的一幅幅面具時，蒼白而震撼的真實令人無言以對。加德納和林德爾的評論實在再中肯不過了：他追求完美，踽踽在成聖的道路上，但他永遠也到不了終點；另一方面這又讓他距離我們如此之近。 談完作爲人的感受，再談作爲女性閱讀這本書的感受。能理解有讀者憤怒地稱其爲“渣男”。我只想說，艾略特何其幸運，遇到了如此多成就他的女性，沒有薇薇恩和艾米莉以及那些有名的、無名的女性，是不可能有那些偉大而深刻作品的，正是因爲外在的混亂扎進了內心的痛苦，靈魂的戰慄又沐浴在世界的血雨之中，個人的終於成爲了共性的。我不知道艾略特是否反思過，或是最終是否認識到：他所追求的上帝的道就在他周圍，就在他所不屑的那堆廢墟之中。根本沒有所謂朝聖的道路，人自己就是他理應膜拜的聖殿。也許他在《四重奏》中是認識到了的。 艾略特固然是偉大的，可他又顯得那麼可憐可笑。他終其一生想要逃避的，卻無時不刻如影隨形，鞭笞着他鍛造了他。他到了天堂，或許還是得跟他們打聲招呼道個謝。偉大人物身上的不完美更該引起卑微如我的反思與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