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焦

我不喜歡拍攝人物，但我喜歡抓拍融入景色中的人們，這是一種緣分，可遇而不可求。 十年前的夏天，貴陽黔靈山公園，在我還沒有於夜幕中迷失方向前，正暢遊在藏經閣附近。俯身望去，可以看到禪院天井，一口橢圓形石缸蓄滿了水，綠幽幽的，呼應着上方由石階處的樹木延伸出來的綠色枝蔓，或許它們在探討天地萬綠一家親，又或許在爭吵誰更綠得精神飽滿，不然，怎會有一隻黑白相間的鴿子落在石缸邊緣一動不動，它定是被這可能的、“靜謐的爭吵”深深吸引，和我一樣。突然，一個僧人走出禪房，如河流湧進廊道。沒有驚動小鴿子，它依然背對走廊，靜靜地聆聽。泰然自若的鳥兒，大步流星的僧人在左右對角線以靜動結合的方式各自存在，兩片綠色，一大一小，在畫面上下呼應。和諧中的唯一慌亂，是不遠處的我爲了不錯過這一瞬間的景色在慌忙地掏着手機、選好角度、按下快門。所幸，鴿子依然在那裏，僧人快要走到鏡頭邊緣時，我定格了一切。可惜那日那時已沒有了陽光。 十年後，還是一個夏日，洛陽白馬寺。陽光明媚，香菸嫋嫋，大殿外人頭攢動，殿內有一樁法事正在進行。這熱鬧與十年前的安逸一樣吸引了我，留下一張照片，兩相對應，豈不妙哉，亦可彌補那一張照片沒有陽光的遺憾。於是我找好最佳拍攝點，蹲守。我的“劇本”是一位穿戴齊整的大師安靜地邁出殿門，轉身進入走廊，身側是那些張望的芸芸衆生，或在虔誠祈求，或在探求新奇。半個小時，沒有大師出現，我拍了一組喜歡的光與斗拱的照片。又是半小時，法事還在進行，我又拍了一組芸芸衆生與殿外石塔。再次環遊全寺消磨時間，回來時，大師剛剛走下廊道，進了別院，留給我一襲飄逸的袈裟回味，完美錯過。 真正的抓拍是無法預設的，能夠捕捉到的自然光影與萬物融合的瞬間，可遇而不可求。它包含攝影者恰巧出現在現場的緣分，能夠在一瞬間發現“特別”的敏感（或美麗或殘酷或風趣），以及快速捕捉一切的“慌（能）亂（力）”與運氣。 羅伯特·卡帕就是這樣一位集天賦、能力與勇氣於一身的優秀攝影師、偉大的戰地記者之一。我不想強調他運氣好，因爲那是他的苦難經歷（敵僑身份與失業困境）、樂觀天性（果敢、幽默、自嘲卻也有點小風流🤣）、敏感聰慧（用自己的心觀察戰爭，記錄戰爭，解鎖各種“作戰”技巧）共同給予他的人生禮物，雖然有期限，卻意義非凡。 翻開《失焦》，我是以學攝影爲目的的閱讀，結果發現自己又多看了一本戰爭題材書籍，還是脫口秀形式的。 致敬勇敢的人— 戰地記者— 羅伯特·卡帕。 PS. 關於諾曼底登陸之奧馬哈海灘 D- DAY 文字版 —書籍《最長的一天》 D- DAY 視覺版—電影《拯救大兵瑞恩》 D- DAY 搞笑版—書籍《失焦》

作者以幽默自嘲的文字記錄二戰前線，殘酷與荒誕交織。正如書中諾曼底登陸的“失焦”照片，模糊成了最真實的戰場見證。 卡帕踐行“拍得不夠好是因離得不夠近”的觀點，從而定義了戰地攝影倫理。如今經過多年的宣傳，美西方不斷篡改二戰後歷史敘事，本書不可複製的親歷視角，既是史詩，更是對人性失焦的哀悼。

如果在搜索引擎中鍵入“羅伯特·卡帕”這個名字，你會看到下面這段話： 「一個普通人，如果不知道羅伯特·卡帕，那叫做“遺憾”；一個攝影工作者，如果不知道羅伯特·卡帕，那叫做“無知”；一個戰地攝影記者，如果不知道羅伯特·卡帕，那叫做“羞恥”。」 閱讀這本書，彌補了我這個普通人的遺憾。 雖然“羅伯特·卡帕”聲名在外，但這個名字卻是個化名。他出生於匈牙利的一個猶太家庭，原名安德魯·弗裏德曼。 1931年，18歲的弗裏德曼前往柏林求學，邂逅了攝影。 1933年，德國反猶氣氛漸濃，弗裏德曼只得轉戰巴黎，並在那裏認識了女友格爾達·塔羅。由於照片不好賣，兩個年輕人突發奇想了一個營銷手段，即虛構了一個莫須有的著名美國攝影家“羅伯特·卡帕”，以卡帕之名發表作品，竟成功掀起了“卡帕熱”。此後，弗裏德曼就一直以“羅伯特·卡帕”這個化名進行活動。 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卡帕與格爾達一同前往前線進行採訪。在這裏，卡帕獲得了一系列優秀的戰地攝影作品，比如那幅令他名聲大噪的《倒下的士兵》，卻也永遠地失去了一生摯愛格爾達。 1938年，卡帕成爲唯一獲准進入中國戰區採訪的盟軍戰地記者，用他的鏡頭記錄下臺兒莊戰役等重要歷史時刻。 1942年至1945年，卡帕作爲隨軍記者輾轉英國、北非、意大利、法國、德國，將西西里戰役、諾曼底登陸、解放巴黎、攻克柏林等著名戰役載入光影的史冊。這本《失焦》便是卡帕對這段經歷的自述，他用詼諧幽默的語言，以及87張直擊人心的戰地攝影作品，還原了二戰最後三年間的激情與淚水、傳奇與苦難。 1947年，卡帕與佈列松、大衛•西蒙、喬治•羅傑等人一同創立了著名的瑪格南圖片社，全球第一家自由攝影師合作組織。 1954年，卡帕再次奔赴戰場，前往越戰前線，卻不幸踩中地雷身亡，享年41歲。 《失焦》的傳奇始於卡帕從紐約到英格蘭“偷渡”經歷。作爲一個沒有護照、身無分文、流落紐約的匈牙利敵僑，卡帕奇蹟般贏得英國大使的幫助，一波三折卻最終平安無事地到達了目的地倫敦。 卡帕的熱情洋溢和逗比性格也在這個章節中得到了初次的展現。從英國大使、船隊指揮官，到《科利爾》雜誌的領導、《生活》雜誌的前同事，似乎他遇到的所有人都能在與他喝過一杯後，化敵爲友，對他傾囊相助。他也正是通過一路散財買酒、結交朋友，用他的人格魅力換來了許多外人看似奇蹟的“幸運”。 由於不識卡帕，加之他敘述的零散混亂，初讀此書時，我的感覺並不好。007式的驚險刺激、化險爲夷，加之美酒隨身、美女相伴，再加上著名人物海明威傾情奉獻的一場鬧劇，前半本書給我一種誇誇其談的不踏實感。 但隨着他深入戰場，這種感覺在真槍實彈的硝煙中逐漸隱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數度出生入死而練就的瀟灑人間、及時行樂的態度。 戰地纔是他的主場。 他用令人捧腹的筆觸輕描淡寫着一個個與死神擦身而過的瞬間。 初入北非，他爲上廁所而誤入雷區：「我的褲子掉了下來。我當時就是那個樣子，一個人站在空曠無聲的沙漠裏面對死亡，像被釘住了一樣一動不動，背後是一片該死的仙人掌。這樣的死法，就連墓誌銘都不堪登大雅之堂。」 在進攻德軍佔領的意大利村莊時，他頂着迫擊炮的呼嘯聲，隱藏在灌木叢中：「那村子就在我身下750碼的地方，背後襯托着維蘇威火山，一道美麗的濃煙正從火山上升起。我嫉妒維蘇威火山。爲了不暴露我的藏身之地，我連煙都不敢點。」 作爲唯一登上諾曼底海灘的記者，他用生命換來幾張略微失焦、卻足以載入史冊的照片：「從空中往下看，“簡易紅”一定像罐打開的沙丁魚罐頭。從一條沙丁魚的角度來拍攝，我的照片的前景充滿了溼的靴子和漲綠的臉。靴子和臉的上面瀰漫着榴霰彈的濃煙；燒壞的坦克和沉沒的登陸艇構成了照片的背景。」 他可以在一切艱難困苦中找到樂子，把一切沉重哀慟化作啞然失笑，卻又在某個偶然的瞬間變得柔軟而嚴肅，道出他對宏大敘事下一個個微小卻鮮活的生命和尊重。 在那不勒斯，他參加了爲20名反法西斯小戰士舉行的葬禮。這些孩子用偷來的槍支彈藥和德國人戰鬥了14天，堅守到德軍聽聞盟軍到來而撤退。他們的屍體被裝在簡陋而過於狹小的棺木中，骯髒的雙腳露在外面。「這是我拍過的關於勝利的最真實的照片，就是這些在這個簡單的學校葬禮上拍的照片。」 攻克柏林的前夕，在柏林以南165公里的萊比錫城發生的一場硬戰中，卡帕捕捉到一位普通士兵在公寓四樓陽臺上射擊的鏡頭，而後，一顆子彈洞穿了年輕兵士的眉心。「等這張照片傳到紐約，沒人會想要刊登一張普通士兵用一挺普通的機槍在射擊的照片。但這孩子有一張乾淨、單純、非常年輕的臉，而且他的槍還在射殺法西斯。……我拍下了最後一個死去的人。在最後一天，一些最好的人死去了，但活着的人會很快忘記的。」 卡帕鏡頭下的這“最後一個死去的人”，不禁讓我想起小說《西線無戰事》的結尾，在一戰勝利的前夕，保羅默默陣亡在前線：「他於1918年10月陣亡。那天，整個前線寂靜無聲。軍隊指揮部戰報上的記錄僅有一句：西線無戰事。」 在轟隆隆向前湧動的巨大勝利洪流中，微小個體的死亡註定被掩埋、被遺忘。 那不勒斯的勝利，建立在20個孩子的消逝和他們母親的痛哭之上；柏林的順利攻克，建立在一個個普通士兵流乾的鮮血之上。而這些死亡的不和諧音，註定不會出現在主流視野中。 戰爭也許會有獲勝國，但在它帶來的毀滅與死亡面前，全人類都是輸家。 卡帕用他近乎自毀的無畏，零距離接近戰場，拍攝下這些多半失焦的照片。 恰恰是這些失焦的照片，聚焦了戰爭的殘酷、生命的脆弱以及所有人都輸了的事實。

”If you pictures aren't good enough,You aren't close enough.”偉大的戰地攝影記者羅伯特·卡帕，搶拍了一系列殘酷戰爭的真實畫面，用失焦的速度一次次擊潰死亡的挑釁，用手中的相機見證戰亂的慘象，也締造自己的傳奇。西西里戰役、諾曼底登陸、解放巴黎、攻克柏林，戰爭是殘酷的，但字裏行間又不失卡帕獨有的詼諧與風流，怎樣的心態在這兩者之間切換？書中最大的安慰除了愛情線小粉兒，還有“老爹”海明威的出場，更令人驚喜！ 整體來說，全書的文字表達一般，重點在照片的精彩。但深入其中，才能體會到卡帕那樂天的精神。 ”照相機本身並不能阻止戰爭，但照相機拍出的照片可以揭露戰爭，阻止戰爭的發展。”卡帕確實做到了，幸運的是，沒有死在二戰的炮火中，但又不幸的是，死在了越戰的地雷陣中…… 以下內容來自百度： 有人這麼說：“一個普通人，如果不知道羅伯特·卡帕，那叫做‘遺憾’；一個攝影工作者，如果不知道羅伯特·卡帕，那叫做‘無知’；一個戰地攝影記者，如果不知道羅伯特·卡帕，那叫做‘羞恥’。因爲，他是攝影記者中極少數被‘偉大’一詞所修飾的人。”這番話想必並非言過其實。 羅伯特·卡帕是匈牙利裔美國攝影家，他是20世紀最著名的戰地攝影師。卡帕出生於奧匈帝國時期布達佩斯的一個猶太家庭，他的原名是安德魯-弗裏德曼，18歲時因熱衷政治參加反政府活動而使得家人遭到盯梢跟蹤，因此他被迫偷渡到德國避難。 弗裏德曼在柏林半工半讀，在照相館裏做助手，原想成爲作家的他卻迷上了攝影。三年後他來到巴黎，和大他三歲的女友傑塔-塔羅共同創造了一個虛構的攝影家——羅伯特-卡帕，並用這個名字出售高價照片維生。 1937年卡帕來中國拍攝，當時他是二戰中唯一能在中國戰區採訪的盟軍戰地記者。1941—1945他開始爲《生活》雜誌在歐洲各大戰區拍照。1943年6月6日，他是唯一跟隨美國海軍陸戰隊登陸諾曼底報道戰役的攝影記者。 1947年他和佈列松、大衛-西摩和喬治-羅傑等攝影家共同創建了馬格南圖片社，他一直是個領袖人物。 1954年他在越戰中不幸觸雷，在去醫院的路上殞命，享年41歲。 古往今來，無數拿相機、對鏡頭的人當中，沒有誰的相機比他更簡陋的，卻沒有誰的成就比得上他。在全球戰地記者裏，數他的成就巨大、影響最深遠。在人們心目中，他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 時至今日，瑪格南攝影師們依舊延續着他們在紀實新聞攝影的終極道路--無畏、獻身、熱情、強烈的投入，同時也表達着他所理解的道義精神，作爲事件的目擊者，瑪格南已超越了單純的新聞性，更因其藝術性而在攝影的經典作品中佔有至高的地位。 “戰地記者手中的賭注就是自己的性命，如果你的照片拍的不夠好，那是因爲離戰火不夠近。” “喜歡你拍攝的人們，而且要讓他們知道” “真相是最好的照片，最好的宣傳。” “這場戰爭（指二戰）就像個正在變老的女演員，越來越不上相了，也越來越危險。” “作爲一個戰地攝影師，我希望持續保持失業狀態，直到生命的終點” 卡帕比誰都有資格代表戰地記者發言，表白出用生命換取影像的心境和代價。他是有史以來最有名的戰地記者，他的攝影生涯就如同賭命一樣，在二戰期間的各 個戰區——西班牙內戰、日本侵華、北亞戰爭、意大利戰爭、諾曼底登陸戰、法國解放戰的槍林彈雨中，用血肉之軀去換取萊卡相機裏的一格格底片。 Yy.~  20221/03/15週二

如果你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爲你靠得不夠近。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這句話。說這句話的人叫羅伯特·卡帕，一個和戰火共舞的男人。 我們今天看到的許多珍貴戰爭照片——西班牙內戰、中日戰爭、諾曼底登陸、巴黎解放——很多都出自這個男人之手。他總是比別人離炮火更近一點，近到能看清士兵臉上的泥、汗水和恐懼，也近到最後踩上一枚地雷，死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的戰場上。 《失焦》是卡帕的二戰回憶錄。它不太像一部完整的戰爭史，更像一個攝影記者揹着相機、酒壺和幾卷膠片，在盟軍戰線之間跌跌撞撞寫下的私人日記。 一、全書總結：一個平民追趕戰爭的故事二戰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戰爭之一，幾十個國家捲入其中，數千萬人死亡。這樣的題材天然適合宏大敘事：戰役、兵力、戰略、勝負、將軍的決斷。 我之前看過《兄弟連》和《血戰太平洋》，鏡頭跟着軍隊推進，宏大的戰役、兇險的戰鬥、跌宕的戰局，都讓人的情緒跟着起伏。但卡帕不是將軍，也不是戰士。他只是個記者，一個拿着相機的平民。他不知道完整戰局，決定不了部隊去向，甚至經常不知道戰爭究竟打到哪裏了。 所以《失焦》裏的戰爭不算清晰，甚至有點雜亂。開篇沒有炮火，只有一個沒有合法身份的匈牙利流亡者，爲簽證、工作和隨軍資格四處奔波。他好不容易趕去北非，仗卻打得太快，等他抵達時，最值得拍的場面已經結束。他又從北非追到西西里，從意大利追到法國，再從巴黎追進德國。 卡帕是一個追趕戰爭的男人。 全書大體寫的是1942年至1945年的經歷。卡帕原名安德烈·弗裏德曼，出生於布達佩斯的猶太家庭，年輕時因政治活動離開匈牙利，後來在巴黎把自己包裝成了“美國攝影師羅伯特·卡帕”。這多少有點像一場成功的個人品牌營銷，但在法西斯擴張的年代，這個身份背後不只是投機，也有真實的流亡經歷和鮮明的反法西斯立場。 他從倫敦出發，先到北非，再參加西西里島登陸，跟隨美軍進入意大利。書裏的戰爭總是和日常糾纏在一起：等交通、找部隊、喝酒、賭博、追姑娘、被審查、弄丟膠捲，也順便躲炮彈。真正的死亡往往只佔一兩句話，前後卻塞滿了亂七八糟的小事。 1944年6月6日，卡帕隨美軍第1步兵師第16步兵團在奧馬哈海灘登陸。這是全書最有名的一段。他在漂浮的屍體之間向前移動，手被海水浸溼，裝膠捲時一直髮抖。最後他承認自己在逃跑，卻給自己找了一個體面的藉口：只是去船上擦乾雙手。 這段讓我印象很深。英勇是少數，恐懼纔是常態。卡帕沒有把自己寫成迎着子彈衝鋒的英雄。他會害怕，會顫抖，會想逃跑，也會在逃到船上後繼續拍攝傷員和死者。他的勇敢不是沒有恐懼，而是恐懼過後還會把相機拿起來。 卡帕在書中說，自己拍了106張諾曼底照片，倫敦暗房助手烘乾底片時溫度過高，最後只救回少數幾張。這些模糊照片後來成了戰爭攝影史上的經典。不過近年的研究對“106張底片被暗房事故毀掉”的完整故事提出了質疑，認爲他當天可能本來就只拍了十來張。事情究竟如何，現在很難徹底還原。至少有一點不需要爭論：卡帕確實上了奧馬哈海灘，也確實把戰場最初的混亂和恐懼帶了回來。 諾曼底之後，他繼續跟隨盟軍穿過法國，記錄巴黎解放，也拍下沙特爾被剃光頭示衆的法國女人。勝利並沒有讓人立刻變得高尚，戰爭結束前後的清算、羞辱和泄憤，同樣被他的鏡頭保存下來。 戰爭最後階段，他隨軍進入德國。1945年4月18日，他在萊比錫拍到一名美軍士兵被狙擊手擊中的瞬間。血從年輕人的頭下流出來，戰爭已經快結束了，人還是會在最後一天死去。卡帕寫得很冷：“一些最好的人死去了，但活着的人會很快忘記的。” 戰爭結束了，卡帕也失戀了。“小粉兒”不是戰地醫院的護士，而是英國女子伊萊恩·賈斯汀。卡帕在書裏把她寫成愛情和後方生活的象徵，但我看下來，總覺得他未必像自己說的那麼愛她。他需要一個可以想念的港灣，可真正回到岸邊，又忍不住望向別處。 在西班牙內戰中，他曾失去戀人兼攝影搭檔格爾達·塔羅。塔羅1937年在布魯內特戰役撤退時被坦克碾壓身亡。那段感情和死亡大概永遠留在了卡帕身上。小粉兒是現實裏的戀人，塔羅更像他心裏沒有結束的戰爭。 二、他不是英雄，他是賭徒和浪子讀完整本書，我記住的不只是戰地攝影師卡帕，還有一個愛喝酒、愛賭博、愛撩姑娘、嘴上永遠不讓話掉到地上的浪子。 書裏有太多賭博的細節。去諾曼底之前，他甚至拿自己的生死下注：“一賠二賭我到晚上還活着。”這當然是黑色幽默，但也很像他整個人生的縮影。他不只在賭場下注，也一直拿命下注。 普通人遇到炮火會往後退，卡帕卻總在問戰爭在哪裏。他不是不知道危險，只是比起安穩，他更怕錯過。他需要戰場帶來的強烈刺激，也需要在那裏證明自己的價值。 所以我覺得，他不是簡單地“屬於戰場”，而是和平生活很難長久容納他。他需要酒、牌局、戀愛和炮火不斷製造新的波動。小粉兒說，巴黎自由以後，他就不在乎留在英國的東西了。這句話其實很瞭解他。卡帕可以熱烈地愛一個人，卻未必能安穩地陪一個人生活。 他也確實很有魅力。卡帕走到哪裏都能迅速融入，一杯酒就能交個朋友。他和士兵混在一起，和海明威開玩笑，穿一條燒包的粉紅色褲子去等勝利，又在計劃取消後自嘲自己是“全意大利最傷心的穿粉紅色褲子的人”。 嚴格地說，他的寫作技巧算不上多好。敘事不夠流暢，戰役背景經常交代不清，人物來來去去，有時讓人摸不着頭腦。但他這個人太鮮活了。褲子掉在沙漠裏、掛在樹上不敢喊、醉醺醺地賭錢、舉着空相機逃離海灘——這些真實而幽默的描述，讓他從“傳奇攝影大師”的神壇上走下來，變成一個真實的人。 三、戰爭在他的筆下爲什麼如此平靜卡帕寫戰爭，最特別的地方不是慘烈，而是剋制。 他很少放聲控訴，也不怎麼解釋戰爭意味着什麼。他只是白描：屍體隨着潮水翻動；傘兵掛在樹上成爲活靶子；身邊的士兵再也打不開聖誕包裹；被狙擊手擊中的年輕人倒在地板上，血就那麼流着。 這種平靜反而讓我更能感覺到恐怖。 《兄弟連》和《血戰太平洋》通過完整人物線和戰鬥場面，讓觀衆理解戰爭怎樣消耗一個人。卡帕提供的是另一種切片：他不知道這些士兵完整的人生，只在某個瞬間和他們相遇，然後有人繼續走，有人倒下。攝影本來就是切片，卡帕的文字也像攝影，只保留眼前這一幀，不負責解釋全部前因後果。 這也讓我想到《我們這一代》。肖全拍的是八九十年代文藝圈，照片同樣不能提供完整時代，只能留下某個人被時代照亮的一瞬間。我在那篇筆記裏寫過，照片不是事實本身，而是事實的一種切片。卡帕的照片更把這個問題推到了極致：它們非常真實，因爲人真的在那裏；它們又一定不完整，因爲鏡頭之外還有更大的戰場。 “靠得更近”也不只是物理距離。離得近，才能拍到表情、恐懼和死亡；但靠得太近，也可能失去全局，甚至失去生命。卡帕的攝影提供了現場感，卻不會提供將軍視角的戰爭地圖。《失焦》的雜亂與侷限，恰恰來自他的位置：他身在歷史內部，卻看不見歷史全貌。 四、關於“失焦”我原來覺得，書名《失焦》就是卡帕在奧馬哈海灘上嚇得手抖，把照片拍糊了。讀完後覺得沒有這麼簡單。 英文書名是 Slightly Out of Focus，直譯更接近“輕微失焦”。它當然在拿那些模糊的諾曼底照片自嘲，也是在提醒讀者：這不是精確、完整、絕對可信的戰爭檔案。卡帕寫的是經過記憶和性格加工的個人版本，裏面有事實，也有幽默、誇張和自我塑造。 相機可能失焦，記憶也會失焦。一個身處戰場的人，記住的未必是戰略要點，而可能是一條粉色褲子、兩支菸、一場牌局、一位姑娘，或者一個死去士兵沒來得及打開的聖誕包裹。 但有些東西反而因此變得清晰：英勇是少數，恐懼纔是常態；戰爭不只有衝鋒，也有漫長等待和一地雞毛；攝影師不是透明的記錄機器，而是一個會怕、會逃、會愛、會吹牛的人。 1954年5月25日，卡帕在今天越南太平省一帶採訪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時踩中地雷身亡，年僅41歲。那個追逐炮火的男人最終被炮火埋葬，聽起來像命中註定，也許不是。命運沒有替他安排結局，是他追逐了自己的結局。

《失焦》 戰地攝影家卡帕的二戰回憶錄： “如果你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爲你靠得不夠近”與死神博弈 用生命顯影。 戰爭也許會有獲勝國，但在它帶來的毀滅與死亡面前，全人類都是輸家。 卡帕用他近乎自毀的無畏，零距離接近戰場，拍攝下了這些失焦的照片。 戰爭的殘酷、生命的脆弱以及所有人都輸了的事實。“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 “炮彈在我頭頂飛過，迫擊炮呼嘯着，士兵們尖叫着，那半履帶式裝甲車也發出又高又刺耳的嘎吱聲。然後**炮彈開始回應了，嗖嗖地打在離我只有100碼的山頂上。我把頭埋在樹葉裏。太陽照得我的背暖暖的，我希望那些聲音只是鳥兒在空中飛舞歌唱着。” 如果有人，問：戰地記者的賭注——他的生命——就在他自己手裏，他可以把它押在這匹馬或那匹馬上，也可以在最後一刻把賭注把賭注放回口袋裏。我是個賭徒，所以我決定跟隨E連衝在第一批進攻。

《失焦》是卡帕的二戰戰地攝影回憶錄，卡帕的文字如同他的照片一樣生動、直接、充滿現場感，帶着自嘲、諷刺和深深的人道主義關懷。他不僅記錄戰爭，更記錄戰爭中的人——士兵、平民、記者，以及他自己作爲一個“賭徒、冒險家和戰地攝影師”的複雜心境。 📖在西西里登陸時，他乘坐登陸艇搶灘，在槍林彈雨中求生。他第一次跳傘，跳到樹上呆了一夜，後來與幾位同伴解放村莊，再後來入城成爲將軍翻譯，不可謂不奇妙。 📖在意大利本土，那不勒斯前線，他成爲了全意大利最傷心的穿粉紅色褲子的人。 在馬約裏的教堂醫院，那裏門邊上的是死人，房間中間是傷員，而遠處的角落裏——酒桶和攝影師。印象中很深的那張照片裏，前景是紅十字會的十字，後景是基督教的十字，主體部分是醫生在手術檯上搶救傷員，卡帕的構圖極富深意，也體現了他對戰爭的思考。 在那不勒斯，那20名反法西斯小戰士的葬禮上，卡帕觀察細緻入微：他看見漂亮的花和難聞的屍體，20具簡陋短小的棺材和沒法遮住的那些孩子們的腳。卡帕稱，那是他拍過的關於勝利的最真實的照片。 以下摘錄部分卡帕在行軍時所記： “我拖着自己的身軀從一座山到下一座山，從一個散兵坑到下一個散兵坑，拍攝着爛泥、苦難和死亡。” “他們的血幹了，變成鐵鏽一樣的棕色，混雜着飄落在他們身邊的秋葉的顏色。” “每一次爆炸之後，我就抬起頭，對着我前面平躺着的士兵和爆炸後漂浮着的縷縷細煙拍上一張。” 📖短暫回到倫敦修整時，卡帕成爲了帕克·克蘭先生、卡帕·克蘭先生，以及卡帕·海明威先生…… 帕克先生在小粉兒的醫院中看望小粉兒，克蘭先生則成爲了莫娜新出生的兒子的美國大兵父親，在海明威撞上水箱去急診室縫針時，他又成爲了“老爹”的好兒子卡帕.海明威先生，一切富於戲劇性，確是有趣得很。（ps在這本書中，你甚至可以看到海明威的屁股…） 📖在D日的奧馬哈海灘進行諾曼底登陸時，卡帕作爲唯一隨第一批突擊隊登陸的攝影師，親歷了地獄般的場景。 他的手臂上搭着Burberry的昂貴雨衣，成爲最優雅的入侵者。他描述了在齊胸深的海水中冒着猛烈炮火前進的極度恐懼和九死一生。可惜的是，他在極度緊張和海水浸泡下拍攝了106張照片，其中只有8張倖存，且大部分因暗房助理烘乾過度而模糊不清，成爲著名的“失焦”照片，也成爲戰爭最震撼的視覺象徵之一。 卡帕作爲匈牙利籍的美國著名攝影師，書中有多次對於“敵僑”身份處境的描述，體現了戰亂時複雜的國際環境； 書中卡帕的職業也並不穩定，被解僱後甚至爲了免於遣送，而選擇直面戰場，這也體現了攝影記者的版權保護以及新聞審查情況； 書中對於卡帕的與克里斯的友誼、與小粉兒的愛情等，也體現了卡帕個人命運與時代命運息息相關； 書中的卡帕大膽張揚，敏感衝動，有着細膩敏銳的洞察力，極富冒險精神，時時流連酒吧，屬於有事兒喝一杯，無事喝一夜的主兒； 《失焦》從北非的初試啼聲，到西西里、意大利的殘酷洗禮，再到諾曼底的生死考驗，然後是解放巴黎的狂喜，荷蘭的挫折，阿登的嚴寒，直至深入德國見證戰爭的終結，一路上充滿了驚險、幽默、悲傷、反思和對人性的深刻洞察，堪稱是一部獨一無二的戰地記者個人史詩。

卡帕是一個活在當下，心思細膩而又不失風趣的人。他用詼諧的語言記錄了戰爭的真相，戰地拍攝時自己對人生、命運、友誼、感情的即時理解，他的鏡頭真實地記錄了戰爭的惡與善，留下了許多珍貴、深刻而永恆的瞬間。 Robert說：“照相機本身並不能阻止戰爭，但照相機拍出的照片可以揭露戰爭，阻止戰爭的發展。”他用他的照片、他的故事告訴我們：生活並不總是那麼容易，但只要有勇氣去面對、有熱情去追求，就一定能找到那些值得記錄的瞬間。

雖然放下相機已久，曾經省喫儉用買的鏡頭，也悉數躺在棺材一樣的乾燥箱裏等待鏽爛，但依然鍾情於鏡頭深處的力度，以及影像中記錄的不可複製的瞬間，正應驗了那句“我們似乎在用短短的一生，懷念那長長一瞬”。 而羅伯特·卡帕是我瞭解過的最具“名士風流”的戰地攝影記者。

“If your pictures aren't good enough, you aren't close enough.” 讀完了戰地攝影記者羅伯特·卡帕於1942至1945年二戰期間的攝影手記《失焦》。一張失焦的照片，如何成爲一張好照片呢？書中的兩幕失焦給出了回答： 一幕是諾曼底登陸日，或因恐懼激動悲傷而顫抖的手，讓照片變得模糊。那失焦的晃動，不是技術的失敗，而是生命在直面鮮血和死亡時，無法抑制的震顫。 另一幕，是取景器後被淚水模糊的雙眼：“從我照相機的取景器裏看到的成千上萬張臉變得越來越模糊；那個取景器越來越溼。”這模糊的失焦是戰地攝影師對遇難者的共情。 卡帕的鏡頭對準了每一個具體的場景：疲憊的士兵、閱讀家書的母親、解放了但被嚴重破壞的城市……他把鏡頭對準了葬禮上死去的小戰士和悲痛的母親們，並稱之爲“關於勝利的最真實的照片”。因爲他知道，真正的戰爭，在每一個戛然而止的生命和隨之破碎的家庭裏。 我理解了那句“如果你拍得不夠好，是因爲你靠得不夠近”。這裏的“靠近”，不僅是物理上距離的縮短，而是將整個人置身於戰火與淚水中去感受戰爭的真實。也正是這種極致的“靠近”，讓他生命定格在戰場中——1954年，41歲的卡帕在越南戰場誤觸地雷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