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P.湯普森
糧食騷亂中的民衆爲何守紀節制,很少趁火打劫?賣妻交易中的女方爲何輕鬆得意,甚至非常開心?喧鬧遊行中的隊列爲何只是象徵性羞辱,卻無實質性傷害?光怪陸離的民衆行爲到底如何解讀?18世紀的英國,父權衰落,法度廢弛,社會急劇轉型。失去保護的平民訴諸傳統與習慣,捍衛自身權利。他們抵制圈地運動,反對自由市場,逃避資本主義,在與統治者的互惠博弈中,發展出獨特的平民文化,成爲英國工人階級形成的先聲。《共有的習慣》對18、19世紀英國社會的鄉規民俗進行了再考察,對於當年貴族與平民的關係、鄉間的風俗,如“買賣妻子”“喧鬧遊行”等作了深入的描繪。作者獨特的“道德經濟學”的觀點有助於我們破除理性經濟人的迷思,探索人性的多種可能。
前四章翻譯極差,對第四章翻譯的不同意見已經標在書裏了。有非常多基礎性錯誤,不在這裏一一列舉,直接去翻我的評論就好。 後四章翻譯極好,各種長難句譯者都把握得非常到位,給人一種讀起來很舒服的感覺。 所以,我的問題是,爲什麼不把整本書都交給後一位譯者來翻譯呢?
一、作者身份背景 愛德華·帕爾默·湯普森(1924.2.3-1993.8.28),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新左派運動領袖、和平活動家,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代表人物,被譽爲“新社會史最重要的奠基人”和“英語世界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他以“自下而上的歷史”研究方法重塑社會史書寫,核心貢獻是揭示平民階層在歷史進程中的主體性與文化自主性。 里程碑之作:1963年《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出版,顛覆性提出“工人階級不是被動形成,而是通過自身文化實踐主動塑造”,開創“自下而上”史學範式,成爲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史學著作之一。 - 收官之作:1991年出版《共有的習慣:傳統平民文化研究》,系統整合其1970-80年代研究,聚焦18世紀英國平民習慣權利與資本主義轉型的衝突,是其學術生涯最後一部重要著作。 《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聚焦工業革命成型後的工人階級;《共有的習慣》向前追溯一代人,回答前置問題:工業工人的集體意識、抗爭傳統、公平觀念,早在18世紀鄉村平民文化與習慣抗爭中就已經成型,工人階級的文化根基根植於消失的鄉村共有習俗世界。 二、本書核心歷史問題 1. 何爲“習慣(custom)”,它在18世紀社會里扮演什麼角色? 習慣不是細碎風俗,是平民代代相傳、自認具備生存保障效力的準權利體系:公地使用權、拾穗、合理糧價、固定僱工待遇、節日休假等。湯普森要理清:這套共有習慣如何構建平民的生存底線與集體認同? 2. 成文產權法、自由市場與平民習慣權利爲何持續劇烈衝突? 18世紀議會圈地、糧食自由貿易、工場薪資市場化三重衝擊下,舊共同體瓦解。問題實質:兩種截然不同的正義標準碰撞——資本看重私有產權與利潤最大化;平民看重生存互惠與古老慣例。全書通篇剖析這場制度對抗。 3. 平民的各類集體行動(糧食騷亂、抵制圈地、勞工停工、喧鬧遊行)背後的行動邏輯是什麼? 爲何騷亂極少濫殺、劫掠,行動目標精準剋制?爲何百姓行動前總要先援引“自古習慣”正當化自身?湯普森要證明:這不是暴民暴動,而是依託平民文化、有清晰道義邊界的權利捍衛行爲。 4. “道德經濟學”如何區別於市場經濟學?平民心中的公平經濟秩序是什麼模樣? 古典經濟學假設人無限逐利;18世紀平民秉持一套道義經濟:糧食優先養活本地人、商人不能囤積擡價、僱主不能隨意壓低工錢、貧富之間要有互助義務。湯普森要還原這套被現代化話語遮蔽的民間經濟倫理。 5. 平民文化如何維繫社羣、緩衝生存風險、塑造集體身份? 民俗節慶、喧鬧懲戒儀式、鄰里互助、行業慣例,不只是消遣娛樂。湯普森追問:在國家福利、社會保障缺位的年代,平民依靠怎樣的文化網絡抱團抵禦貧困、不公與災荒?這套文化又是怎樣孕育後來工人階級的集體意識? 三、本書針對既有史學敘事的反駁意識 1. 駁斥輝格派與古典經濟學的“進步神話” 傳統敘事把圈地、自由市場、成文法制、工廠制度塑造爲近代必然進步,認爲舊鄉村習俗愚昧落後、阻礙發展,平民反抗是抵制文明的愚昧暴亂。湯普森要追問:所謂現代化進步,代價是誰承擔?憑什麼資本與地主的產權規則天然正義,平民世代賴以生存的習慣權利就可以被隨意剝奪? 2. 糾正舊式馬克思主義機械經濟決定論 部分唯物史觀只把階級衝突簡化爲工資、土地、資本的純經濟博弈,輕視文化、習俗、道義的作用。湯普森質疑:底層民衆的抗爭難道只是經濟利益驅使?支撐他們持續百年對抗的精神共識、公平觀念、社羣文化從何而來?階級意識不完全由生產關係自動生成,文化習慣是關鍵中介。 3. 修正精英史料帶來的底層形象偏見 以往史料多出自法官、鄉紳、教士、官員,筆下平民衝動、無序、易煽動。湯普森提出核心疑問:如果放下上層視角,從法庭口供、民謠、請願書、民間儀式等底層材料看,平民自身有沒有一套完整、自洽、有約束力的秩序與正義體系? 四、貫通湯普森一生的批判意識 1. 現代資本主義的起源自帶掠奪性 現代化不是溫和演化,而是依靠立法、強權系統性消解底層共有生存權;資本秩序的建立,本身就是對平民古老互惠共同體的摧毀。 2. 底層人羣具備歷史主體性 平民不是現代化被動承受者,他們憑藉自身文化、習俗、道義持續博弈、抵抗、協商,主動塑造歷史走向,而非任由上層擺佈。 3. 權利從來不是自上而下賜予,而是世代博弈守護而來 後世勞工權益、民生保障、公共資源權益,根源都來自平民長久捍衛“共有習慣”的抗爭,打破“法治與福利是精英恩賜”的認知。 五、作者的學術貢獻與思想特質 1. 自下而上的歷史:將平民從歷史邊緣拉回中心,證明其擁有獨立的政治文化與道德秩序,非被動接受現代化的“受害者”。 2. 道德經濟學:區別於純粹逐利的市場理性,揭示平民經濟行爲背後的生存倫理與公平準則,成爲理解社會衝突的重要理論工具。 3. 文化與階級的辯證:強調文化不是經濟的附屬品,而是階級鬥爭的重要場域,推動社會史與文化史融合。 4. 社會主義人道主義:批判機械唯物主義與極權主義,將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結合,強調歷史研究的倫理維度 。
對於十八世紀的英國之前閱讀的內容大部分都是倫敦,這樣的大都市,產生了各種混亂狀態,還有就是類似於班克斯在全世界溜達,帶來了海外傳奇,並且形成了當下的網紅狀態,但是英國的鄉土倒是很少被關注,其實在那個時間也是給我們帶來一點內容就是養喫人的故事,而且是符號化的表達,其實很多歷史都是非常複雜的,一旦被形成了標籤之後,我們能夠記錄的似乎就是這樣標籤,對於那個時間瞭解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夠完成寫作,並且引起大家閱讀的寫手,大部分都在城市,而不是這樣鄉下,對於鄉下的記錄,究竟怎樣來獲得的,還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們能夠看到在那個時間非常怪異的風俗,但是在這裏還是進行歸納和總結,把其中內在聯繫建立了起來,使得哪些行爲似乎都是非常適當的。在十八世紀的英國政治似乎變成了逐漸穩定的下來,但是海盜的傳統似乎還是沒有轉型,在鄉村似乎還是沒有太多的變化,各種傳統還是非常強大,當然也存在着若干陋習,而且海洋霸主帶來財富似乎僅僅在王公貴族之間流通,從另外一個方面工業革命還是沒有完成,所以我們能夠看到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描述,無論賣妻還是喝酒,都是無聊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在沒有形成全國的流通網絡,僅僅在一百年之後,才使得英國的鄉村變成了節點的一部分。作爲道德一部分還是非常含糊的,經濟似乎變成了社會現象之後可以得到若干產生變化的內容,從另外一個方面資本主義的產生使得金錢變成了社會最爲重要的內容。
道德經濟學的前世今生: 1、作者爲什麼在六七十年代提出道德經濟學? 湯普森說,《18世紀英國民衆的道德經濟學》,雖然最初是1971年發表的,但我着手寫它是在1963年,那時我正在等待《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的校樣。 70年代,符合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也伴隨着里根經濟學得到“復興”。里根經濟學受到代表美國保守勢力的共和黨的推崇和新自由主義學派的吹捧,幾乎被抬上了神壇,至今對美國乃至世界發揮着影響。 自1990年“華盛頓共識”出籠之後,新自由主義開始向全球蔓延,爲國際壟斷資本開闢了全球空間,而全球化的低端產業轉移,加劇了第三世界的環境危機,導致更深的貧困與疾病! 恐怕作者是作爲左派,一看就是左派,回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而寫的! 2、批判亞當斯密:把價格隱喻成分配方法 湯普森說,我不曾忘記斯密也是《道德情操論》(1759年)的作者…… 完全可能的是,關於糧食貿易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教義在意圖上可能曾是合乎道德規範的(即亞當·斯密相信這會促使糧食更加便宜和豐富),而在結果上則可能是觀念形態上的(即這些教義所設想的非道德化的唯科學主義,結果常常是掩飾其他利己的交易及爲其辯護)。 亞當斯密是相信古典自由主義教條的,他所謂的道德是自由資本主義會促進生產,增加總體福祉,但實際上,生產是工具理性,而分配是價值理性!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可以,可他們是否願意重新分配,共同富裕呢?結果是,諸如市場上買賣的道德狀態這樣的問題,只是在序言和結束語中一筆帶過。 作者認爲:一個糧食騷亂者可能曾比一個亞當·斯密博士的信徒更有“道德”。 糧食是基本生活必需品,不可以完全自由市場化。就像不久前還在小紅書看到,大家仍說,教育醫療等領域是不能私有化的!有個人舉例了江蘇鹽城貌似,說醫院全部私有化了,人都到旁邊縣看病去了……這我沒想到,私有化的確會過度醫療,昂貴,看病難。 基本上,作者反對亞當斯密的糧食自由貿易政策有三條理由: 一,遠水救不了近火 他的藥方,諸如增加糧食生產,要長時期才能見效,而諸如提高價格則根本不是救治方法。 二,高價導致失業,通貨膨脹 亞當斯密以爲,高價格是醫治缺糧的一劑(痛苦的)藥方,會吸引存糧進入遭受饑饉折磨的地區。但吸引存糧的不是高價格,而是錢包中有足夠的錢付高價糧的人。缺糧時期一個獨特的現象是,它帶來失業並使人們的錢包乾癟下去。 在通貨膨脹的價格下,購買生活必需品的人們不再有能力購買無關緊要的生活用品。 有能力付高價的人數在受災地區減少了,糧食可能會輸出到鄰近受災較不嚴重的地區,那裏的就業沒有減少,消費者仍然有錢買東西。在這過程中,高價格實際上能使供應退出受災最嚴重的地區。 就像曾經的房地產,也被視爲剛需,甚至地方政府以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入股,分紅利益,當然無限收割人民,穩賺不賠……房地產一家繁榮,虹吸抑制了其他行業的有效需求,今天的房地產崩潰就是! 三、把價格隱喻成分配方法 最不幸的錯誤在於亞當·斯密把價格隱喻成爲一種分配方法。省略了由價格所確定的各種現實關係:通過價格而實現的分配並沒有在需要者之間平等地配給資源;它只把物資保留給那些出得起價錢的人,而排除那些付不起價錢的人。 這簡單講就是把具體的人和關係抽象化了,讓看不見的手來統治一切了。 3、朝貢、功德簿、抗爭表演與愛國主義:道德經濟學是信用的代價 人們可看出一種較少計算花費而更多是無意識的社會交易,一種爲每天行使盟主地位而付出的責任費。它使某些鄉紳有了一種慷慨的品質,使人們原諒他們的其他罪行。 聽起來是一種可以進行社會交易的“信用的代價”,這就是道德經濟學! 作者說,道德經濟學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生存都是必要的,是佔統治地位的權力集團爲了維護和再生產充滿剝削關係和階級鬥爭的社會生產關係而付出的代價。 讓我想到,朝貢貿易不就是一種道德經濟學嗎?尊奉我做老大,我就必須付出代價,照顧小弟……在道德上有補貼照顧的義務。 在完全的前現代,家長制下不存在“道德經濟學”。 比如孟加拉1943—1944年大饑荒,攻擊糧倉或商店的事很罕見。“各種各樣的食物擺在他們眼前”,而人們在加爾各答的街道上捱餓而死,“但沒有人企圖用武力搶糧”。人們持的是一種“完全順從”的態度,“他們只把自己的悲慘歸於命運或業力(karma)……” 在歐洲,饑荒引起的暴力既能向“外”,又能轉向“上”,反對冒犯衆怒的地主、商人和官員;在孟加拉,其傳統是使暴力轉向“內”和轉向“下”,進而反對被庇護者、受贍養者。這是遺棄、中斷養育的冷酷暴力,而不是流血和騷亂的火熱暴力。 在中國宋代之後,勸善書的著者採用了記賬體系,其讀者可以據此計算自己善行的總和,行更多積善之舉,保證自己的功德在功過賬目中有所盈餘。“積”“存”“債”“管”等市集中的用語被用來描述新型的宗教虔信,它們展現了以獲取和保持“善本”(moral capital)爲中心的道德教化。 這也符合我說的,信用的代價,信仰被作爲一種功利主義的利用! 在18世紀早期現代,是貴族和平民保持互惠關係。貴族身份產生信用,代價是什麼?提供庇護救濟。平民以遵守共同底線的和平方式的抗爭表演,其服從與反抗的雙重性是經過利益計算的,而非如傳統家長制社會那樣無條件的人身附庸。因爲:如果不曾存在報償,騷亂就不可能這樣經常發生,也不會這樣有秩序。 而到了現代社會,是國家以暴力壟斷的背書,代價是什麼?國家要往軍隊養官僚。聽起來是每個人把主權讓度給國家,國家所應報之以責任! 我們今天的愛國主義卻邏輯相反了,一味強調我要報效國家,而不是國家公僕服務於我!
終於讀完了呃呃……前四章的翻譯很爛,後幾章的翻譯也好不到哪去,但書是好書。個人原因更喜歡最後三章,也可能是被翻譯害了。
E. P. 湯普森通過分析18世紀英國平民的糧食騷亂、賣妻儀式和喧鬧遊行等民俗實踐,展現平民如何依託習慣構築抵抗策略與文化認同,爲工人階級的形成奠定基礎。作者重新界定了“習慣”的本質——它並非靜態的傳統遺存,而是一種動態的權利話語和集體行動的社會技術。習慣處於法律與慣例的模糊地帶,平民通過援引習慣(無論其真實歷史淵源如何)爲自身訴求賦予合法性。 這一過程在18世紀英國父權制危機背景下尤爲活躍:隨着國家控制力減弱、社會結構分層(地主-租地農場主-無地勞動者),平民獲得了利用習慣拓展生存空間的歷史機遇。湯普森最著名的“道德經濟學”理論徹底顛覆了市場理性假設。通過對糧食騷亂的剖析,他發現平民擁有根植於前資本主義時期的價格倫理:他們堅信生活必需品定價權不應由市場壟斷,並援引都鐸《政令手冊》要求政府幹預。騷亂參與者展現出驚人的紀律性——設定“公道價格”、有序分配糧食、歸還貨款給商人。這種行爲實質上是執行傳統正義的合法化儀式,旨在對抗資本主義市場化進程中對生存權的侵蝕。 平民的三種典型實踐揭示了文化抵抗的複雜性:糧食騷亂是以集體生存爲核心的秩序化行動;賣妻儀式(女性主動公開拍賣自身)成爲正式離婚制度缺失下的替代性解放途徑;喧鬧遊行則以模仿精英儀式的“反戲臺”形式執行社區道德制裁。這些實踐共同構建了平民獨特的話語空間。 湯普森進一步提出“戲臺/反戲臺”模型解釋統治與反抗的動態平衡:貴族通過儀式展演建構權威(戲臺),平民以集體行動製造輿論壓力(反戲臺),雙方形成相互制約的“家長制—服從均衡”。這種平衡依賴有限國家能力的特殊環境:法律多元性、文化自主空間及鎮壓成本高昂使統治者容忍一定程度的“無序”,平民因此獲得雙重合法性(傳統規範與策略性容忍)。 本書本質上是工人階級形成的前史研究。18世紀平民雖未形成自覺階級意識,但通過捍衛習慣使用權積累了組織經驗、塑造了集體認同。反圈地鬥爭培養反抗能力,糧食騷亂建構經濟正義觀,而工業革命強加的“時間紀律”則成爲階級權力的新戰場。平民對“自由”的理解(如維持傳統生計方式)與資產階級自由觀的根本衝突,最終在19世紀昇華爲明確階級對抗。 湯普森的學術貢獻在於修正了馬克思主義史學:拒絕經濟決定論,強調階級是“親身經歷自我定義的”文化過程;他開創的“自下而上的歷史觀”推動微觀史轉向,重新定義抵抗的複雜性(紀律性騷亂、儀式化抗議)。在當代啓示層面,《共有的習慣》爲解讀社會轉型期抗爭提供解碼器:民衆面對市場擴張時訴諸“道德經濟學”話語保衛民生底線;社會運動將傳統再造爲抗議武器(如環保抗爭中的倫理訴求),印證習慣的創生性本質。這部著作以史爲鑑警示:任何社會變革若忽視平民的習慣宇宙——既蘊藏文化認同密碼又潛伏變革基因——終將付出代價。湯普森證明,真正的社會韌性與進步根基,深植於對民衆尊嚴與文化實踐的深刻尊重之中,而非純粹的理性化鐵籠。
《共有的習慣》是英國曆史學家,道德經濟學的提出者之一的E.P湯普森先生的代表作,也是對過往諸多英國18世紀民俗研究論文和道德經濟學的諸多討論的論文集。儘管翻譯問題被大家頻頻討論,但比較來看讀過前面幾本來說,翻譯已經說的過去了,按過去評分方式4-4.5🌟/5。 一.何爲習慣: 對習慣的一般用法抱有期望的獵奇讀者很可能會對本書十分失望。作爲一名接受過嚴格訓練的歷史學家,湯普森在本書中關注了一種極其特定的“習慣”,即在英國18世紀平民階層中頻繁複現的訴諸古老傳統的生活方式和社會抗爭。這些古老“習慣”在特定的英國18世紀現代資本主義的萌芽發展和擴大的關鍵歷史時期的頻繁複現是作者希望也是需要特定的歷史研究去尋求理解和解釋的歷史現象。在本書中,湯普森發現,這些古老的“習慣”被頻繁引用直接源自現實的資本主義變革,是平民維護自身利益、爭取權利的合法性依據。這些習慣源於傳統,是平民在對抗貴族和資本主義變革時,通過訴諸歷史慣例來捍衛自身權益的手段。例如,平民在圈地運動中通過強調對公共土地的傳統使用權,成功抵制貴族的圈地行爲。 二. 英國平民的道德經濟學: 在本書中,作者進一步發展了他提出的道德經濟學,即經濟活動並非純粹理性計算,而是嵌入社會文化、道德規範與價值觀念之中。平民基於傳統習俗形成的經濟觀念,強調市場應遵循公平、互助等道德原則。在接受到快遞的洶湧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衝擊之時:土地的大規模兼併集中,公有地的逐漸消失;糧食價格不斷走高,平民賴以爲生的主要主食麪包價格水漲船高;社會階級的變化和固化…使得18世紀的英國平民返回傳統的習俗之中,引用團結在古老的“習慣”儀式之中,形成了平民階層的獨有的反抗形式。 例如,平民認爲糧食銷售應直接面向消費者,反對囤積居奇和價格操縱。這種觀念與當時新興的自由市場理論形成鮮明對比,成爲平民抗議糧食騷亂的理論基礎。 三. 道德經濟學VS 理性主義理論:理論中的張力 說到湯普森和斯科特的道德經濟學當然也無法忽略以Popkins爲首的理性主義學者和道德經濟學的爭論(具體見Rational Peasants)。波普金認爲,相比於道德經濟學,農民是理性的經濟主體,會基於成本-收益分析做出決策,追求個人或家庭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說,相比於訴諸傳統的集體反抗,波普金認爲平民階層和農民(特別是反駁斯科特)自始至終都自利地穿梭於傳統與資本主義之間,尋找引述對個人最有利的行動方式,有時恰巧能夠形成集體行動有時會失敗,而不是集體的統一的引述古老傳統與道德觀念的反抗形式來規避風險。這二者的理論張力在我看來至少是很有趣的,湯普森的寫作風格是嚴格的歷史學家訓練,而波普金的寫作風格更偏向於社會學和政治學的寫作方式更加註重理論化,因此兩者既有理論張力好像也凸顯了不同社會科學學科之間的小小張力,也很推薦放在一起閱讀。
工業時代將來未來之時,歷史的慣性超乎想象的強大,在人們還未在新時代找到自己的位置之前,仍然會用過去的習慣做事,移風易俗並非一蹴而就。不過我想其本質還是對剝削與壓迫的反抗,其實種地放牧也好進廠打工也罷,都是養家餬口求一夕安寢,對沒有啥生產資料的老百姓來說真沒啥本質區別,不可接受的是進步的代價是我,生產的果實就沒有我?那不得不和你幹一架了,但是我又沒啥文化,就只能用封建時期那套道德來求名正言順了,所以這不是我愚昧無知,只是我不知所措罷了。
最近剛好讀了這本書就來講兩句,這本書是湯普森晚年的一本論文集,主要是以18世紀前工業時代英國貧民階層的習慣爲線索,探討這一時期發生的一些社會現象如糧食騷亂,買賣妻子等。個人覺得本書論述的重點應該是第四章和第五章中的道德經濟學。我們知道,這一時期流行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作者就認爲在這一時期的市場經濟關係中存在着一種非貨幣準則,這種準則脫胎於此前固有的地方家長制中,表現爲一種連續性觀念的社會規範和義務。簡單來說,作者就是想通過這個視角爲18世紀的糧食騷動找尋一個更寬泛的定義。另外,這書不太適合一般的愛好者或者初級科班生讀,文中作者對很多案例的分析和邏輯建構很精彩,需要一定的專業功底才能讀懂。最後在推一本與湯普森齊名的史學大家霍布斯鮑姆的《傳統的發明》,同一題材的必讀之作。
18世紀的英國,市場經濟日益明確,無地者失去了公地,麪包價格在匱乏之時被放松管制,時間成爲了戰鬥,“貴族文化與平民文化拉開了極大的距離,相互間極爲疏遠”,“如果[18世紀的]平民們不去維護他們的權利,倫敦及其臨近地區今天可能就沒有公園了”。本書關注的正是這一背景下,平民對工業化作出的反應,他們共有的“習慣”,即“環境,心態,有關話語、合法性和期望的一整套詞彙”。湯普森的核心論點是,“18世紀習慣特別活躍,某些‘習慣’甚至是晚近才創造的,用以要求新的‘權利’”。 書中彙集了8篇論文,將18世紀英國的平民文化解構成傳統、價值觀、儀式、物品、符號和象徵性語彙等多個維度進行分析。除歷史檔案外,還引用了大量軼事、民間傳說、詩歌及口頭和文學資料,將18世紀的民俗習慣描述得生動鮮活。 《貴族與平民》和《習俗、法律和共有的權利》探討了18世紀英格蘭主要農業地區貴族家長制和窮人傳統延遲的侷限性。傳統家長制認爲貴族是18世紀英國的唯一階級,他們是唯一有階級意識並通過壟斷地方行政和中央權力來促進自身利益的羣體。湯普森則提出,窮人也會與社會等級中略高於他們的人一起反抗,這種反抗暴露了他們的屈從極限。此外,隨着土地所有者在農業資本主義中地位日益穩固,他們還會犧牲小佃戶的利益,通過農場兼併將資本化程度較高佃戶的土地合併在一起。推倒圍欄、盜伐林木、偷獵等多樣的抗議形式,都是對習慣的有力捍衛,是維護被私有化剷除的習慣和權利的決心,而私有化本身又是以新法律爲支撐的。因此,“習慣位於法律和農業實踐的分界面,它既可以看作慣例,也可以看作法律。” 《18世紀英國民衆的道德經濟學》一文中,湯普森反對將糧食騷亂簡單歸結爲對經濟刺激的被迫反應。他認爲,雖然經濟因素可能引發暴動,但人羣也有理性的“合法化觀念”,這些觀念來自習慣性的社會規範和經濟責任。面對自由放任的經濟和當局鎮壓,匱乏時期進行市場調節的家長式傳統逐漸衰落。而勞動人民捍衛了這種家長制,他們抵制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對習慣實施保護。《道德經濟再考察》對道德經濟遭受的批評和誤解做了全面的回應,通過國際比較(如愛爾蘭和印度)說明背景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可惜,文中沒有提及市場機制實施、家長制衰落與騷亂爆發之間的時間差,有些混亂和疑惑。 《時間、工作紀律和工業資本主義》詳細闡述了工業化發展、新技術(鐘錶)、學校教育及對體育運動的壓制,導致工作模式從任務導向轉爲規範化。人們對時間的認識發生了轉變:“時間是通貨,時間不是自然消逝而是被花費掉了”。前工業社會是農業和製造業相聯繫,以土地和手工業爲主、以家庭爲單位的習慣性工作方式。“聖週一”傳統就是最典型的象徵,週一作爲假期是世代相傳的工作觀念。這種習慣性的懶散觀念與工業資本的嚴格要求形成對抗,前工業化工人慢慢轉變爲工廠僱傭工人,以滿足新崛起的工業資本主義體系需求。尤以工廠和礦山對機器的投資巨大,如考勤鐘的發明人所言,“我們的時間被簡化爲一種規範,一天的金塊被鑄造成一個個小時”。因此,“工業革命初期的許多典型鬥爭,既是關於工資或工作條件的鬥爭,也是關於習慣的鬥爭”。 《買賣妻子》和《喧鬧遊行》兩篇趣味性最強,在19世紀的報刊上,“賣妻”被譏諷爲工人階級的一種離婚形式,被小說家托馬斯·哈代誤解爲純粹的金錢交易。作者指出喧鬧遊行和賣妻儀式,代表了一種平民內部獨立解決自身問題的機制,不需要國家法律和任何形式的權威,公開宣示當地的性行爲標準。這些儀式提供了一種象徵性語彙,習慣和規範通過這種語彙既受到挑戰,又得以強化。 內容詳實,論證嚴謹,讀得艱難,收穫滿滿,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