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人格六講

這本書，推薦有文學功底的讀者進來，我只能坐在後排聽聽了。

《君子六有.淺解》 1.有仁義，立人之基； 仁者愛人，義者行宜，乃是做文明人的根基；用生活化語言說，就是心地善良，行爲端正。韓愈《原道》說：“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 君子品德的第一要義是要有愛心，即有良心或良知，關心人、幫助人、尊重人、體貼人，心要保有溫度，不能變冷，更不能變黑，否則會失掉做人的根基，使他人遭殃，最終也會害己。居仁才能由義，有了愛心便會堅守正義，維護社會公共生活準則，促進社會安定和諧。孟子很強調君子要有正義感，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可見仁義乃爲人之本。 2.有涵養，美人之性； 孔子確立君子人格三要素“仁、智、勇”。他說：“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懼。” 《中庸》稱其爲“三達德”，其中“仁”是主軸，“智”“勇”是行“仁”的必要素質和能力，缺其一，人格不能獨立。《中庸》還進一步說明：“好學近乎知（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它指明修習“三達德”的着力點，即求智要經由學習而得來，成仁要通過實踐的磨鍊和考驗，毅勇要由知恥之心而生髮。沒有“仁”，君子人格便沒有靈魂；沒有智慧，便不能辨別是非；缺乏勇氣，行仁則不能持續。 儒家總結出君子道德修養的多種方式、方法。現舉若干項： 其一，《中庸》：“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就是磨鍊品性與切磋學問同時並舉。一方面要在踐履中體驗和考驗人品之優劣，從而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如孟子所云“存其心，養其性”，如王陽明所云要“知行合一”，要“從靜處體會，在事上磨鍊”；另一方面要樂學不輟，如孔子所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悅）乎”“下學而上達”“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把學習作爲人生樂趣，故“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今日做君子，應當學好中華經典，如“四書五經”、《老子》《莊子》《史記》、唐詩宋詞等，經典中積澱着中華文化的基因，裏面有哲學、有歷史、有道德、有文學、有先人開創文明的美麗故事，是涵養君子人格的人文學苑。 經典訓練可以陶冶人的性情、增長人的見識，了知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可以使自己成長爲中國式的文明人。學與行必須結合，如宋儒程顥、程頤所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敬”即認真嚴肅，孔子說：“修己以敬。”宋代理學家朱熹很看重“敬”，謂“‘敬’之一字”爲“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 其二，從善如流，慎獨改過。一個人生活的周圍環境，總是有君子有小人，自己的思想言行也難免有對有錯。孔子主張“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君子善於學習，重要的方式是學別人的優點，而將其缺點引以爲戒，從而省察自己、增強德性、改正錯誤。在學校要向老師學習，也要向有長處的同學學習；在家裏向父母長輩和兄弟姐妹學習；在社會上向同事和朋友學習。 其三，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努力達到“內省不疚”。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要多作自我批評”。 孔子的弟子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意思是，爲他人辦事是否做到了盡心盡力？與朋友來往是否做到信守承諾？古聖賢和老師傳授的道理和知識是否能夠溫習踐行？君子並非不犯過錯，只是能經常反省、知錯必改，所以孔子說“過則勿憚改”“改之爲貴”。 孔子說過“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強調君子遇到問題要增強自身應對的能力去應對它，小人則處處依賴別人。孟子加以發揮，認爲君子做事動機好卻未能達到預期效果，首先想到的不是客觀上條件不好，不是對方不配合，而是自身有什麼不足，故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意思是：給人以愛卻未能使之溫親，那就要檢討自己仁愛的真誠與方式是否存在問題；治理地方未能實現有序富足，那就要檢討自己的智慧有什麼欠缺；禮貌待人卻未能使對方答之以禮，那就要檢討自己是否做到真正尊重了對方的人格。任何行爲只要達不到效果，就應該進行自我反省。 其四，存心養性，情理兼具。心，良心；性，人性；情，情慾；理，理性。儒家修身，要保持善心良知，要涵養善性、抑制惡性，要調節情慾使之適度，要增強理性而能明德。 孔子說“克己復禮爲仁”，克己是剋制私慾以符合禮（社會行爲規範）的要求，從而使仁德外化爲行動。 孟子說“養心莫善於寡慾”“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其五，要懂得惜福和感恩。社會發展有起有伏，有曲折有順昌，在艱難時刻有許多人相互支援，在平順時期的人便要惜福，得來不易，要倍加珍愛。 3.有操守，挺人之脊； 一是要立志正大，矢志不移。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內心的正義志向堅如磐石，沒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夠改變它，死亡的威脅也無濟於事。二是“剛健中正”，不卑不亢。既不低三下四，也不盛氣凌人；既不與低俗同流合污，也不自大排他。三是經受得住各種嚴峻考驗，如孟子所云：“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爲此要“善養吾浩然之氣”，使其“至大至剛”“配義與道”，勇往直前而毫無怯懦之心。尤其在國家、民族遭受外強侵略欺侮的關鍵時刻，仁人志士要如曾子所云：“臨大節而不可奪也。”爲了抗擊邪惡勢力，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尊嚴，可以“殺身成仁”“捨生取義”。這是中華民族不畏艱難、衰而復興的偉大精神力量。 4.有容量，擴人之胸； 君子與小人的一個重要差別是君子心胸開闊，能包容他者；小人心胸狹窄，喜歡結黨營私。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是承認差異，包納多樣；“同”是自以爲是，不容他者。由“和”生出“和諧”，乃是中華思想文化的主流，源遠流長；由“同”生出“一言堂”，如不能“同”必然引起爭鬥，它是一種支流。《中庸》說：“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同樣強調了萬物的多樣性、和諧與真理的多樣性統一，不能且不應唯我獨尊、一家獨大。 5.有坦誠，存人之真； 坦蕩就是心地光明磊落，沒有不可告人的污濁之事，故心安理得。小人心懷鬼胎，故坐立不安。孔子未明言“誠”，但常言“直”與“信”，皆與“誠”相近。直就是真率坦誠、秉公行事。他說：“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又說：“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賢臣必直，能得民心，且可校正佞臣（枉者）之失。孔子反對以怨報怨，也不贊成以德報怨，而是主張以直報怨，即直道而行，不去計較別人對自己的傷害。至於以德報怨，往往是少數宗教家所爲，目的是想用恩義來感化作惡者，一般人難以做到。 孔子說的“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民無信不立”中的“信”就是守承諾、言行一致的意思。 《易傳·文言》雲：“修辭立其誠。”疏雲：“誠謂誠實。” 孟子講“誠”說：“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與僞相對，與妄相反，是真實、有信、表裏如一、不僞善、不欺瞞，做性情中人。孟子首次將“誠”提升到天道性命的高度，認爲天地萬物的存在和變化是真實無妄的，只有人類社會纔會出現僞詐現象，但文明要求人道效法天道，迴歸真誠無妄，即“反身而誠”上來。自身不誠就無法打動別人，故說：“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他進一步指出：“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意思是，萬物之道都能在自己身上有體現，物我相通，故應仁民愛物，以此爲精神享受。有誠纔有真仁真義，無誠必是假仁假義。 在先秦時期，建立起系統“誠”的哲學的著作是《中庸》，其作者像是孟子後學。《中庸》論“誠”，有深度、有高度。第一，提出“不誠無物”“至誠不息”“不息則久”。這是天道規律，假象終將破滅。第二，指出人道之誠有兩種：一種是聖賢可以做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這就是“自誠明，謂之性”；一般人則須修道以教之，明善以導之，這就是“自明誠，謂之教”。具體說來，要“擇善而固執”“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第三，說明誠的目標是“成己成物”。其公式是：至誠→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第四，指明至誠的地位和作用在於“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就是說，有至誠之人，才能確立國家發展的大經大本，推動萬物健康有序發展，創造文明的新高度。 君子坦誠，做人做事方面：一要做真實人，不做兩面人、不戴假面具生活；二要開誠佈公，說真話、做真事，不逢場作戲；三要信實可靠，一諾千金、言行一致；四要執着專精，百折不撓，不三心二意、有始無終；五要知錯必改，不掩飾、不推諉，自覺承擔責任。坦誠君子是真人，並不是完人，其性格率真，優缺點皆顯露在外，別人不必揣度捉摸、不必防範戒備，其思想觀點鮮明有個性，卻不自以爲完備，願意參與百家爭鳴，共同探討真理。當然，坦誠並不意味着口無遮攔、隨意亂說，而要適時而說、因事而說，凡說必發自內心、有益社會。現代人講隱私權，應予以尊重，不探聽別人隱私，也不到處訴說自己的隱私，以免給他人添亂。 6.有擔當，盡人之責。 孔子把“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作爲社會理想追求，同時又賦予它以神聖的意義。《論語·子罕》篇記載：“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在匡地受到圍困，向弟子表示自信，說周文王之後，堯舜之道就體現在我身上了，上天如果要把聖人之道傳下去，匡人不能把我怎麼樣，我肩負着天命，故不畏懼。 孟子也是以天下爲己任，說：“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孟子非但不把平治天下的責任推給別人，還認爲自己要承擔最主要的責任，因爲它是天命所賦予的，所以能表現出“捨我其誰”的大丈夫氣概。 在孔子、孟子心中，“天命”不是有意志的上帝，而是指向道德之天，表達了文化人的歷史使命。 孟子認爲要承擔起這種救世的重任，此人必須在憂患中反覆磨鍊，樹立起弘毅性格。他舉古代聖賢事例，大舜是在田野中成長起來的，傅說（商代賢人）是從建築苦役中被提拔的，膠鬲（商紂之臣）是從魚鹽商販中被發現的，管仲是從牢獄中被放出來的，孫叔敖是從隱居的海邊被請回來的，百里奚是從市場中被舉薦出來的，所以“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君子一要敢於擔當，二要能夠擔當，這就要經受艱苦的磨鍊和考驗。我們今天講挫折教育，其意與孟子是相通的。 《大學》一書，把士君子的擔當歸納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後來“修齊治平”便成爲中國士人的人生座右銘。 《周易·乾卦·文言》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要求君子不甘於落後，要有上進心、事業心、大作爲，能體現大自然賦予人的頑強生命力。 《易傳·繫辭下》說：“《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它指出，殷紂王暴虐而天下危亡，周文王修德而人心歸向，殷鑑不遠，人們應當具有憂患意識，以紂爲戒，故有《周易》之作，目的是指導國家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由亂而治。此後，憂患意識便成爲中國士君子的深層意識，不僅在亂世要治亂興邦，就是在治世也要居安思危，以免大意致禍。故孟子說：“入則無法家拂士（輔佐之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孟子認爲，國君要與民同樂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與民同樂同憂就是曾子所說的“仁以爲己任”，它是士君子應當努力去做的。 君子立志遠大，有強烈的社會責任心和歷史使命感，勇於承擔重任，不願意碌碌無爲，也不屑於在個人小圈子裏打轉，而要在爲國、爲民、爲天下的事業中實現人生的價值。

書裏面講的內容挺好的，值得學習，多看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