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底線

提出一個"歷史上假想的自由時間"，再提出一個窮兇極惡的時代，藉此尋找自由主義思想的本土化方向，是秦暉最主要的思考方式。然而，秦暉沒有辦法克服史料匱乏的硬傷，這就導致他似乎從傳統中找到了自由主義，但又對傳統的產物十分反感。 由於這個路徑本身就是自由主義思想未經本土化而嚴重水土不服的產物，秦暉的思想中出現了一個明顯的癥結，就是把中國本土歷來存在的可改造的進步因素混同爲落後頑固的前現代遺存，以至於敏感到了應激的程度。 這就決定了，秦暉在漫談自由主義的權力運作之時，必然對中國本土複雜的民間自組織有所迴避，這是他作爲中國的自由主義學者最爲矛盾的一面。有共同的底線是好事兒，但是共同的底線誰來執行？秦暉犯了一個錯誤，就是將權力的集中者等同於權力的擁有者。 他在《共同的底線》中批評科斯定理，但他根本忽視了科斯提出這個定理的一個重要背景——爲了減少交易成本，一些市場主體（不論是零散的消費者還是數個生產者）會自發地形成組織，用組織關係取代正常的市場交易關係。秦暉忽略了這個背景，他只看到了科斯定理“爲公權力搶劫辯護”的一面，而沒有看到，民間有源源不斷的推舉社會公權力的動力。即便公權力放下了“搶劫”的執念，他所希望的、享有公平交易權和平等議價權的公民們，也會立刻建立起無數民間自組織，繼續“搶劫”活動。 由是觀之，秦暉的觀點與其說是自由主義，更接近於安那其主義。他希望建立一種“個體的有機聯結”的秩序，而對權力的集中高度警惕。他迴避了對民間自組織的探討，因爲一旦在行政機關和公民之間插入更多權力主體，他的學說就非常難以自洽。 這些秦暉諱莫如深的民間自治秩序，在現代社會充當着公民與國家權力互動的，最重要的橋頭堡之一。聯合成團體的業主可以在爛尾樓開發商、銀行和法院之間斡旋，村集體組織能夠發揮阻止土地被外來大資本侵佔的作用。秦暉害怕權力的集中帶來搶劫，可他根本上無視了權力集中的動機。 法治程度越高的行業，民間自治秩序越能取代國家行政秩序，比行政權力搶先一步發揮作用。比如直接和法律打交道的律師協會，行業規則高度密集的醫師協會，高度技術化且利益關係複雜的註冊會計師協會，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民間自組織在他的視野中缺位了，因此他無法討論權力如何運作。彷彿行政機關一發號施令，其權能就立刻砸到了每個公民的頭上，行政機關只要老老實實交出權力，公民就會自動獲得平等的權力。不知不覺間，他把權力的轉移當成了兩個人之間拋皮球的遊戲，你扔出來，我就接住。你減少多少權力，我增加多少權力。 這個想法就很有聖西門和孔德的特色，我們不討論組織的存在，不討論個人的能力，只需要做加減法就可以計算社會的生產力。秦暉把它活用了一下，用來計算權力的轉移。同是自由主義學者，哈耶克無數次批評了這種觀點。他管這個叫“唯科學立場的客觀主義”。 「既然科學的教導是，萬物皆可最終歸結爲能量，那麼人類在自己的計劃中，對於各種事物，也應當不去考慮它們對知道如何利用它們的人的目的有何具體用途，而應把它們看作抽象能量的可相互轉換的單位，“從實質上說”,它們就是這種能量。 有關生產的“客觀”可能性的觀點，即有關據說自然事實使其成爲可能的社會產出和產量之“客觀”可能性的觀點。在對所謂全社會的“生產能力”的量化評估中,經常可以看到這種觀點。這種評估通常不是在談論人類利用現有的組織能生產出什麼，而是從不加限定的客觀角度，談論“能夠”用現有資源生產出什麼。大多數這樣的斷言，沒有任何可以確定的含義。它們並不表示x或y或任何具體的人類組織能夠製造出這些東西。它們所計算的是，散佈於衆人中間的全部知識，假如能夠被一個頭腦所掌握,假如這個主宰的頭腦(mastermind)能夠像他所希望的那樣，讓所有的人在任何時候行動起來，就能夠達到某種結果。」——哈耶克《科學的反革命》 從哈耶克的論述來看，秦暉的論證思路不但不像一個自由派，反倒是越看越左。這樣的矛盾倒也是十分微妙。 每當我提到朱蘇力，知乎上就會有無數法學婆羅門攻擊我，但我言及秦暉，就不得不拿出朱蘇力和他對比一番，因爲朱蘇力從不諱言對權力運作方式的討論，並且正視本土複雜的民間組織力量。在他的書中，公民、村民社區、基層法院、合議庭和審委會、行政機關，所有人都參與了權力的運作。朱蘇力的討論無法像秦暉那樣動輒上升到最高的權力，但他的觀察和建議一定比秦暉更加切實。 秦暉對朱蘇力意見很大。在秦暉看來，朱蘇力所做的"本土化"工作，不過是給封建社會的倫理招魂，藉此拮抗現代社會的法制，"用文學描寫來論證西方法治不適應本土文化資源"。這就是秦暉的自由主義中國化進路的最直觀的侷限性。有一個答主說得非常精闢，那個年代自由主義學者陷入了"集體失語症"。我將其引申爲"試圖發掘本土資源，但又拒絕本土化"。 想完成自由主義本土化，就必須討論民間自組織，可是秦暉根本不碰這個話題，所以其論述的有效性僅限於辯經。 秦暉的困境，實際上也是中國自由主義者集體的困境，那就是如何處理行政權力、社會公權力和公民權利三者的關係，究竟什麼纔是中國本土的自由主義，應該自由到什麼程度，如果一直不把視野轉移到社會公權力的身上，這個問題就永遠得不到解答。

共同的底線，它不是兩者互相妥協、協商各讓一步的結果，而是兩者本身就需要以之爲前提，即使對方沒有要求自己也必須追求的基本目標，共同的底線並不是調和折中。 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都肯定的價值，即共同的底線：公民權利、自由、程序正義，人道。站在重疊之處，這也代表着人類文明發展方向的基本價值。 而在其中，強制是萬惡之淵。烏托邦不能成爲強制的理由，現實主義也不能成爲強制的理由。改革的目的也不是“告別烏托邦”，而是要告別強制。 自由的邊界是法律，每個人都遵守，沒有例外，沒有特權。

楊：您這些年來一直強調中國問題的特殊性，您認爲關於婚姻家庭法的修改，中國有哪些特殊問題？ 秦：我想在本質上我並不是“中國特殊論”者，恰恰相反，我是從來反對用“特殊文化”、“亞洲價值”這類理由來抵制人類普世價值的，或者說我是人文主義者或普世價值論者。但正因爲如此，爲了實現這些價值就需要正視中國自己的問題，而不是一味把別人的問題當成自己的問題，陷於“生活在別處”、“直把杭州作汴州”的荒誕。這就是我所講的“主義可拿來，問題須土產，理論應自立”, “放言普世價值，慎言普世問題”。我覺得不管什麼“主義”，它在中國是會碰到一些十分特殊的問題的。

70年代插隊期間也讀過多本白色封面豆黃雙框線圈起書名的鴻篇鉅製，油煙燻黑了鼻孔也沒讀出子午卯醜。結婚時收到精裝版4大本馬恩專著，印刷裝幀精美，道林紙售價10元，出版社肯定虧錢。秦輝抽絲剝繭從錯綜複雜的歷史長河的學派主義中爲讀者梳理出一條清晰的脈絡，有茅塞頓開醍醐灌頂之感。撥雲見日緊扣問題的實質：民主是手段，自由是目的；權力不可私有，財產不可公有……。不愧是從早稻田晚稻田走出來的有真知灼見的本土知青學者。爲這樣傑出的有社會良知並敢於爲普世價值發聲的知青代表感到驕傲。 中國有一條從漠河到騰衝的對角線，線南線北是2種不同氣候和不同文化。秦輝中西合璧兼收幷蓄，境界讓山溝溝人望其項背。認知的差距不是一條對角線！ 易中天：你問當下中國缺什麼？我看最缺底線。這很可怕。一個人，沒了底線，就什麼都敢幹；一個社會，沒了底線，就什麼都會發生。比方說，腐敗變質的食品，也敢賣；還沒嚥氣的病人，也敢埋；自己喝得五迷三道，那車也敢開；明明裏面住着人，那房也敢拆。還有“共和國脊樑”這樣的桂冠，也敢戴，全不管那獎多麼野雞，多麼山寨。 秦輝的《巴以衝突的由來》也是很不錯的啓蒙講座。守住做人的底線，守住社會的底線任重而道遠！

得到的是現代公民權利未張而傳統責任倫理盡失的後果。“西方的自由民主”與儒家的“傳統”道義同歸於盡，而在西、儒皆滅的土地上，“秦政”與痞風前後相因相繼，強權邏輯與犬儒邏輯的互補反而變本加厲了。 普通人生下來接受什麼樣的教育，形成什麼樣的意識都是gov教育的結果，絕大部分民衆無法獲得開啓思想的機會，所以，是政府的選擇，導致了後續人們的思想，而不是反過來 誠然，過高的社會福利確實會引發許多問題，但在中國談這些便如同對一個快餓死的人大談肥胖的危害。 福利跟不上，窮人哪來資源提素質 我們不都學到了嗎？既損害平等，又限制自由！Yeah✌️ 雖然“既不要自由放任，也不要福利國家”的制度創新到底是什麼樣子，人們還遠未明白。 這就是丐幫吧，既窮又受組織控制且等級分明。 在這種情況下，主張2的人與主張10的人難道不該首先爲爭取1而奮鬥嗎？ 每個文化每種宗教都應當反對異端審判、異端鎮壓，反對原教旨主義神權專制（不是反對“原教旨”）。這就是作爲文化多元共存基礎的“共同底線”。 你可以在美國過春節，你不可以在中國過萬聖節 極權主義或者說是秦制國家，一大特徵就是權責不對等：談權力，那就是大政府；談義務，那就是小政府。 國家不能擁有一切權力，而不承擔任何義務。 如果我們的體制對弱勢羣體的社會保障還遠不及美國，又有什麼資格怪其個人自由太多？如果我們連瑞典水平的個人自由也遠未達到，又有什麼資格指責其社會保障過分？ 這本書是咋能過審的？因爲那些畜生不會看的 總還有良知未泯的編輯衝破重重阻力，不顧各人安危，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這跟中國父母的教育理念是一樣的，喫穿要跟最差的比，成績要跟最好的比 不要上來扣帽子分左右談主義，先看看有沒有權責對應的民主體制，作爲共同的底線來實現最低限度的自由權利與社會保障。 在發達國家，這種“共同底線”早已成爲現實，而不再是追求的目標，底線之上的“文化”、“主義”、“部門”之爭（以及對這類爭論的調和折中）也因而凸顯。只是在一些特定情境下人們纔會提及與強調這一底線。 很難說在發達國家做得有多好，但是肯定是比中國做得好些，這點毫無疑問 這就是所謂共同的底線。共同的底線不是都認同去做什麼，而是都認爲什麼是不能做的。 如今都說全球化，但全球化不始於今日。自從英艦轟開虎門、馬克思號召全球無產者聯合，就開始了兩種對立的全球化：capitalist和communist的全球化。 突破底線的墮落則受到越來越多的反對。也許，這就是我們唯一必須要“接”的國際之“軌” 我在故我思，存在決定思考，着眼現實存在，解決現實問題。 我思故我在，思考決定存在，着眼虛空意識，提供意識形態(主義)。

這是一本敢於實話實說的好書📚 這是一本魯迅式痛陳時弊、一針見血🩸的好書📚 這是一本客觀分析中西差異的好書 我強烈推薦朋友們看看👀這本書📚 尤其是那些家境優渥，不知民間疾苦的人更➕要看看👀這個👆🏻社會你們平時沒看到的另一面真實。 金句摘抄～ ☘️“我們目前面臨的問題與他們（西方）完全不同， 我們現在不是自由放任太多，也不是福利國家， 因此我們既不是不要自由放任又不要福利國家的問題， 而是恰恰相反，既要更多的自由放任又要更多的福利國家”。 ☘️道德和權利始終是兩條槓，這兩條槓必須分離， 只有分離，後者才能給前者提供底線的保障，而前者才能正常發展。 道德與權利混爲一談，結果只能是既無權利，也無道德。 ☘️“擁護那種可以反對的政府， 而反對那種只准擁護的政府”。 ☘️道家強調無爲，是權力對權利的無爲， 但我們的主流卻在踐行着權利對權力的無爲。 如果說前者是寬容，後者就淪於苟且了； 如果說前者意味着自由，後者就意味着奴役。 ☘️我們真正的問題是：在西方無論左右派都承認爲私人領域的那些地方， “公共權力”偏偏要限制以至管制； 而在那些西方無論左右派都認爲是公共領域的地方， 包括“公共權力”本身，又偏偏爲個人意志和小集團利益所支配。

二十多年前吧，在一段旅途中，偶遇一位南方週末的編輯。彼時的南方報業集團，在業界之聲望，正如日之中天。作爲長年訂閱客戶，自然與他有頗多話題。聊多幾句，不免交淺言深。他忽對我說，你一定是秦輝先生的粉絲了。可惜當年的我，浮皮孟浪，偏愛快餐式瀏覽，並不曾真的讀過秦先生的著作，對於先生這樣的前輩高人，雖心有慼慼，卻不知所往。鬼使神差，我回了一句，“其實我還蠻喜歡連嶽的”。讓我頗感詫異的是，接下來，那位旅友似乎就此失去了攀談的熱情，眼中的光芒也隨之暗淡了……現在想起來，當年的自己粗鄙可笑，那一句回答，怎不讓人有明珠暗投，錯付終身之嘆。 很多書，粗略其大概，便覺了無新意，多看不免光陰又遭虛擲。然而讀秦先生此書，體驗又自不同，邊讀邊不時感慨，這些道理，似乎早已隱約在自己腦中，怎麼就沒辦法理清楚，說明白。讀來常感先生在用我自己組織不起來的語言文字，替自己直抒胸臆，時常如飲醇酎，酣暢淋漓，偶爾不自覺有手舞足蹈的衝動。 讀完此書冒出個念頭，想要考秦先生的研究生。自覺譫妄之後，又想，有生之年，如有機會能給先生牽馬墜蹬服侍左右，也是人生幸事。那位編輯旅友，說得沒錯，雖然自己覺醒得有些遲了。 書成於 2002，付梓於 2018，我是 2023 年讀的，既後學，且駑鈍，着實不假。書雖舊作，但並不過時，於今日之裨益，似更勝於往昔。通篇金句，舉不勝舉。以我淺薄的看法，這本書算得上當代人留給子孫後世的精神遺產。

這本《共同的底線》讀起來不是那麼順暢，但作者對現代社會中思想、政治和文化領域的底線都進行了深刻闡述，讓我們在多元化的思潮中不至於迷失，追求共同的價值基礎。 我突然想到了大S在日本病逝，而網絡上卻紛紛作秀，彷彿大家都在期待對方的死亡，並透露出來一種審視的味道……更有甚者還喫“人血饅頭”……這讓我不禁想：這個社會的底線在哪？ “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有一條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底線，這條底線最起碼要包括對生命的尊重，對死者的敬畏，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同理心。這些最基本的道德規則，不管是不同階層、不同立場的人，都應該遵守。”書中這樣寫道……但現實生活又無情打臉，越來越多人躲在手機屏幕另一邊對死者進行的道德凌遲，用上帝視角去俯視別人…… “一方面，一些人以“公平”之名行專制之實，肆意踐踏個體的尊嚴；另一方面，一些人以“自由”之名縱容社會冷漠，讓弱者徹底失去保障。而如今的輿論場，恰恰是這兩種極端的結合體——既沒有公平，也沒有自由，只有一種暴民式的道德凌遲。” “中國近百年的文化衝突帶來的結果，並不是現代公民權利的建立而是傳統責任倫理的瓦解。而現在我們既沒有建立起權利的共識，也沒有繼承傳統道德的底線，反而陷入了一種無序、冷漠甚至帶着復仇情緒的社會心理狀態。” 社會基本底線被衝擊，人人似乎失去了基本的憐憫之心，讓我不禁想到了看到有人跳樓底下卻有煽動者，老人跌倒而大家卻開始畏手畏腳……而如今大S被欺凌，似乎下個被霸凌者就是你我他……還有今天網絡上曝光的研究生導師與女博士的色情聊天記錄，不斷刷新衝擊人們的三觀與認知…… 書裏有一段令人深思的話: “一個人如果30歲以前不是 Socialist，他的良知就有問題；如果到30歲以後還是 Socialist，他的頭腦就有問題”。

中獎之後 每晚的爭吵又開始了。 對於中獎的錢如何分配，左爸右媽已經爭吵了有些年頭了，左爸要把錢買保險以保證家庭未來的生活，而右媽要把錢花在即時享受上，以獲得現實的自由，這對矛盾根本無法調和。 他們的兒子何必靜靜的坐在沙發上，看着父母的例行吵架，由口頭的爭辯到動手，家裏一片狼藉，左爸抓着右媽的頭髮，右媽揪着左爸的耳朵，聲嘶力竭，很有不死不休的氣勢。 何必看厭了這場鬧劇，順手把那張彩票放進抽屜裏，抽屜裏已然堆滿了過期的彩票，苦笑一聲，他實在也不明白都沒中獎，父母這又是何苦來由？

作者感覺是在像胡適先生看齊。作者的才華橫溢，年輕時也喫過苦，有過經歷，和領導人是一批人。雖然是90年代的作品，觀察細緻，語言犀利，和大學時代的我們，有的一拼，是個老憤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