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百年動盪中的一箇中國家庭

透過葉氏一門起落，便能讀懂近代中國精英的宿命與陣痛。全書以家族微觀史映照時代大變局，敘事剋制厚重，史料紮實可信。雖人物譜系繁雜，後期落筆多有審慎留白，依舊瑕不掩瑜。以一家之悲歡，承載百年風雨動盪，寫盡近代知識分子的浮沉命運，可謂一“葉”知秋矣。

轉推 1.LJ： 這是我寫的第一篇書評，以往看書，憑興趣，看完就拋開了，即便是很喜歡的書，看過之後也未留下什麼，於是就想爲自己的閱讀留下些記錄。 本書講述的是一個典型的中國精英家庭及其家庭成員的百年變遷，從晚清至今全面反映了中國近現代史給一個家庭及其成員帶來的影響。我很喜歡看這類書籍，沒有學術典籍的乏味枯燥，卻有小說等文學作品所不具備的厚重和真實，讓人興趣盎然，“波士頓傾茶事件”等原來學過而又淡忘的歷史事件，又重新被我記憶，並且以更宏觀的視角來看待一箇中國典型大家庭的百年興衰史。我一直認爲，晚清政府的衰敗除了自身的腐敗落後之外，主要原因是外國列強的入侵，讀了此書才明白，最讓當時的清政府頭疼的是內亂，太平天國、捻軍的起義此起彼伏讓清政府最終走向滅亡；我一直以爲中國封建大家庭的家長制是落後及愚昧的象徵，現在我漸漸明白，在法治不健全的封建社會里，宗族的制約對社會起到了積極且穩定的作用。 本書是一位在美國從事中國史教學四十餘年的學者寫的，主要講述葉坤厚以及他的兒子葉伯英、葉崇質、葉篤莊和他的兄弟們幾代人從政、從商以及從事學術研究的人生歷程，他們的人生際遇與選擇又與整個中國近現代史發展息息相關，就像作者在英文版序中寫的：“本書旨在探究個人和家庭是如何經歷這段翻天覆地的歷史進程的”。 2.勤奮的兔子： 這這本書寫得非常精彩！既有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漫長而波折轉型進程的宏大敘事，也有在這波濤洶湧的歷史長河中葉家這個大家族的衆多家族成員的生活軌跡，而且這些家族成員的軌跡正好大多深度地嵌入到歷史進程，結合點就是他們與不同時期的政治高層的時斷時續的密切聯繫。19世紀末期平靜的家庭恍然有如《紅樓夢》的感覺，20世紀30年代的抗日救亡運動經歷則已經顯現出中國共產黨的戰略和策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風起雲湧的政治運動帶來的衝擊讓人不寒而慄。以史爲鑑，繼往開來。

一部家族史。看到葉篤莊出獄到農場，給在天津的母親寄去5元錢，才知母親已經去世多年；62歲時被特赦才知道妻子早已癌症去世；79年結束一切回到北京，只能見到妻子的骨灰盒。正好翻到葉在60年代初獄中所記：“往事如雲煙，無限辛酸，十三年聚有餘歡，夢裏依稀說虎事，去矣年華。窗前飛乳燕，上下飛翻，朝朝暮暮盼爹還，一片深情隔不斷，高牆入天。”生亦何歡，死亦何苦，憐我世人。

看完不禁唏噓。 本書看似是圍繞着葉坤厚後代中最繁榮的一支一氣捋下來，感覺上卻是沿着葉篤*一代向上追溯。 葉坤厚堂兄弟幾人，其他人沒有做介紹；葉伯喜也是兄弟幾人，只不過他官最大；葉元琦介紹的比較簡略；葉崇質的旁支也未做說明。 從家族的發展看，葉坤厚相當於爲後代打下根基，無論是基因的，還是官場的；葉伯喜承襲了父親的功業並更進一步成爲一省大員；葉元琦資質平平，算是消耗型，只是因爲與袁世凱的關係，讓葉崇質承襲了豐厚的資產，子嗣開始爆發，收到良好的教育，趕上中國的革命，恰逢南開的革命聖地，遂成爲“左傾”進步青年，契合了共產黨的宗旨。 正是亂世，讓有能者得到了展示的機會，並一步步打牢了家族的基礎，前兩代是捻軍和太平天國；後面是袁世凱紅利；當家族快要衰落的時候，喫到了南開紅利。 是該哀嘆還是慶幸，建國後的那一場浩劫，反而打破了家族在官場上的承襲慣性，子女因爲政治陰影紛紛出國，以至於錯過了中國工商業爆發的紅利。 一葉而知天下秋，中國改革開放階段，反而是精英階層集體出國的時期，第一代、第二代企業家和實業家基本上都“起於草莽”，魯冠球，禹作敏，華西村，史玉柱；互聯網時代也是“魚龍混雜”，歸國精英有之（張、李），土生精英有之（劉），土生非精英也有之（馬）；下一個時代要感謝“計劃生育政策”，富二代接班成了絕大的問題。再往後就難說了，世家的力量和傳承被壓抑了近百年，其人才培養機制被戰亂、革命、國策頻頻打斷，估計快要恢復了，那時，中國就會在邁向輝煌的巔峯後開始走向固化吧。20230509

2026年讀完的第2本書。 本書敘述的主線是現代中國歷史中的重大事件對一箇中國精英家庭幾代人的影響。葉家經歷了三個非常動盪的時期——19世紀中期的晚清內亂、抗日戰爭，以及建國後的革命運動時期。 葉坤厚及其子葉伯英是典型的傳統士紳，參與平定太平太國和捻軍之亂，致力於恢復儒家秩序，對同期“洋務運動”的現代化浪潮並不敏感，家族興衰與王朝官僚體制深度綁定。 民國時期，傳統習經做官之路已行不通，葉伯英之孫葉崇質選擇棄政從商，在天津依託北洋實業集團取得成功。 而隨即的革命以及抗戰期間，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篤”字輩的大批子女們，人生道路開始多元化。他們或求學於南開、清華、燕京，或留學日本，在抗戰烽火中，有人投身革命，有人堅守學術，有人淪陷區從藝，家族由聚合走向離散。 建國後則是在各種政治風暴下，無論在黨內還是在組織外，都遭受衝擊，經歷批鬥、甚至是入獄、下放等磨難。 很有意思，感受這跨越一個世紀之下，家庭結構、價值觀隨着時代劇變而流變和深刻重塑的過程。

首讀此書是六年前借自圖書館。周錫瑞作爲著名漢學家寫妻子家族的故事，試圖以微觀視角描述中國近代百年變革，一葉知秋的寫法，切入點有趣，不過講故事的能力一般，有點像是論文腔，可供一讀，但沒達到我開卷時的期待。 讀完感觸最深的是關於“家”的理解。祖輩的學而優則仕，至家族在政治中幾經浮沉，子孫後代在人生道路上的選擇也耐人尋味，有些熱情地繼續投入政治，有些則遠離政治從商甚至從事自然科學。家族是大樹，開枝散葉，每個成員個體在時代變革的狂風驟雨下如飄零的葉片，飄向不同的方向落地生根。然而在大家族逐步崩解的過程中，還是有某種東西得以維繫和承繼，除了共同的血緣和姓氏，還有家族的精英氣質以及士人精神，使百年洪流中一葉扁舟幸運得存。

全文閱讀完畢，尊敬與惶恐油然而生。 其事甫逾百年，人間不過三代，無論人類歷史長河中的變化多麼複雜多樣，相對於只有短短几十年日子可過的大多數個體生命而言，大概很少人會願意讓自己的一生變得太過坎坷和複雜。 縱觀49年前後那麼多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份子甘願留下或投奔回來？不是他們不聰明，不是他們沒有警惕過一九八四，因爲歷史不僅僅是帝王的家事、帝王的家譜，華夏更有自己那跨越王朝的歷史文化、風土人情，人文先祖及剪刀、石頭、布。 想起了司徒雷登走時曾說過“共產黨人是沒有祖國的，他們的祖國就是蘇聯，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希望你們做到真正的愛這個國家” 認廟不認神，先人的鹹淡，土地的厚重，文人的情思其實就是這些知識分子的理想。 然歷史有軌跡，理想烏托邦的明燈，照亮的現實便是過程，把理想直接拿來當試驗，必然帶來災難。

這這本書寫得非常精彩！既有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漫長而波折轉型進程的宏大敘事，也有在這波濤洶湧的歷史長河中葉家這個大家族的衆多家族成員的生活軌跡，而且這些家族成員的軌跡正好大多深度地嵌入到歷史進程，結合點就是他們與不同時期的政治高層的時斷時續的密切聯繫。19世紀末期平靜的家庭恍然有如《紅樓夢》的感覺，20世紀30年代的抗日救亡運動經歷則已經顯現出中國共產黨的戰略和策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風起雲湧的政治運動帶來的衝擊讓人不寒而慄。以史爲鑑，繼往開來。

⭐️⭐️⭐️⭐️🌟 一部在近代歷史大環境下浮沉的家族史。 “如果我們不能領悟大的歷史進程對個人生活的影響，我們就不能充分理解這些歷史進程”。 收穫的幾點： 1. 清末大部分官員只會關注於內亂，而外國入侵因爲只集中於沿海，他們甚少參與，所以不是印象中的反侵略是主旋律。 2. 功名並不是只有考試這一條路，葉家平定內亂的功勳照樣帶着家族進入精英階層。 3. 有能力有才華的人都是改革開放之後才得以翻身，沒有幾個能逃得過激烈尖銳的階級鬥爭，也就不存在世襲的貴族。 推薦。

這本書吸引我的地方，很關鍵的就是真實，這自有一種打動人的力量。並增加我對過去中國的生動了解。 他很細節地描寫了晚清的官場。 19世紀晚期是世界歷史上一個至關重要的時期。在歐洲和美洲，科技發展正在改變着人們的生活。以蒸汽爲動力的工廠、輪船、鐵路交通，逐漸成爲人們日常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產品生產及產品運輸的速度，對於前人而言，幾乎是不可想象的。電報通訊遍佈世界各地，幾分鐘即可將信息傳達，而之前幾十年，到同樣地方，陸路郵寄，或是海上航運，則需要幾周甚至長達幾個月的時間。大的工業城市生產紡織品、鋼鐵、機器及各種化學制品，也開始出現許多新的消費品——從肥皂到縫紉機，靴子到自行車，等等，物用極爲阜盛。而在西歐和南北美洲，政治改革催生出了民主憲政，出現了議會選舉和政黨政治，社會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同時出現了各種公民協會和職業行會，還有一些非常活躍、擁有極多數讀者的大衆紙媒——報紙。西方列強對基督教文化、文明充滿信心，加上科技發達，生產出了很多新式武器，而國與國之間競爭激烈，報紙上又大肆宣揚鐵血外交政策，促使列強在亞洲、非洲和中東地區大肆掠奪，攫取殖民地，開發新市場。 從1839—1842年的鴉片戰爭正式開始。隨後，英國割佔了香港爲殖民地，強迫清政府開放沿海的“通商口岸”，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位於長江入海口的上海。英、法兩國於1856年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並於1860年攻佔了北京城，燒燬了圓明園（幾年前葉坤厚曾在這裏覲見皇帝，並對這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清政府又被迫與西方列強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條約，開放了更多的通商口岸，允許傳教士在內陸地區傳教，並准許西方外交官在京師建立永久性公使館。所有這些事件都將徹底改變中國近現代史的進程及中國所面臨的挑戰。但是，葉家喫朝廷俸祿的人更關心的是國內的叛亂，而不是外敵的入侵。 葉坤厚和葉伯英這對父子，還有葉坤厚的兩個弟弟及他們的兒子，宦跡都是從平定粵匪及捻軍內亂開始的，之後又着手善後事宜，恢復社會秩序。 同治後期，內亂終於肅清，葉坤厚、葉伯英，還有葉運、葉蓮，都因在平亂中的表現，獲得任命，擔任要津。坤厚留在河南，伯英則往直隸履新。雖然葉坤厚曾任河南布政使，卻一直都是個地方官。 葉坤厚在河南做地方官長達三十餘年，這期間他形成了一套相對一貫的管理哲學。其核心格言是官員對待百姓應該像對待自家人一樣[插圖]，出現爭端時應鼓勵和解，遇到衝突，則應通過發揚博愛之心來解決。爲了確保百姓不會忍飢挨餓，官員應當發展農業和蠶桑業，同時還要提倡節儉，以防一旦收成不好時有存糧應對，而國家則應當注重糧倉建設，以備糧食匱乏時賑濟。[插圖]爲了獲得百姓的愛戴和支持，官員應當公正剋制，做到喜怒不形於色。像所有清朝官員一樣，葉坤厚尤其警示爲官者不要過分貪腐、自私自利，要警惕精於陰謀詭計的衙吏。 坤厚做官愈久，愈發謹慎和保守。回憶起自己早年爲官的經歷，特別是在南陽做知府時，滿懷熱誠，甚至在轄區之外緝捕土匪。此時，他卻責怪起自己早年太過急躁，沒有理會別人的勸告。[插圖]還有一次，他想起了古代先哲勸人剋制的箴言：“欲行勿遽行，當止即須止。明哲以保躬，遜抑以明理。退身不爲羞，進步或多恥。進退倘失據，蹉跌從此始。”[插圖]他喜歡將有遠見、籌略周詳的地方治理比作下棋，棋藝高超的人會關注整個棋局，權衡每一個棋子的走法。[插圖]在這些詩意的零散忠告中，他刻意把做人和爲官的德行合併起來，對二者來說，他反對過激的治理方式，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相反，他推崇的是耐心和毅力。一次，他引用了愚公移山的故事。 隨着他的兒子、侄子，以及再後來孫子和侄孫相繼進入官場，坤厚很樂於提出建議，指點和引導他們如何爲官。他的建議主要是圍繞道德層面展開的，反映出他堅信在太平時期，官員主要是通過自己操守來實施治理。正直、廉潔、進退得體是仕途成功的關鍵，他要求後代“祖宗功德須持護，莫使盈虧得互乘”。[插圖]坤厚還強調需要維持葉家“詩禮傳家”的聲望。 他有一首詩，概括了他希望年輕一代應具有的行爲標準： 品學由來在立誠，人前切勿逞聰明。 心經刻勵方能用，事涉嫌疑莫便行。 須信老成多遠慮，可知輕諾定寒盟。 恩當重報仇休記，忠厚何妨有過情。 他認爲，要想獲得仕途成功，不是靠精明或者開明的提擢政策，而是要忠實地、堅定地、清簡地遵循既定的儒家道德和爲官原則。 地方官員的職責範圍非常廣泛且複雜。他們全權處理所有轄區內的大小事務，集多種職能於一身，兼管地方刑獄、錢糧、徵比、教諭，並負責公共設施建設、一方治安，遇警調度官兵，以及在每月祭祀和發生災異時領導境內士紳求神禮佛。 葉坤厚最喜歡把地方官比作燕子，每年都要從家鄉遷徙他處。[插圖]這種頻繁的“在路上”生涯開拓了官員的眼界，有助於他們瞭解國家多樣的地理風貌，也讓他們時刻不忘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在有關自己到處遊歷的詩中，葉坤厚最常提到的就是各地的歷史遺蹟和名山寶剎。而更多時候，他是往返於省府與任職地之間，在自己的轄區內四處巡視、觀化聽風，或者是調查某起自然災害的災後情形，籌措防範措施。正如前文提到的，在南陽任知府期間，他有時也利用這些在外巡視的機會，處理法律案件或解決地方爭端。有時在寺廟或酒館，他會遇到當地人，向他們瞭解情況，有時還會在路上遇到其他官員，甚至是以前的同僚或舊友，然後他們會彼此講講自己的經歷聞見。 然而，作爲一個地方官，遇到天旱時，他很盡責地設壇祈雨，在雨後再去告祭。[插圖]儘管他自己不迷信，但他看到了宗教活動的社會效應。人們想看到這樣的儀式，而這如果能讓百姓滿意，能安撫百姓，就應當認真地舉行。 從葉坤厚的詩裏可以看出，一位地方高級官員在省府的生活涉及很多社交活動，大多是在宴會、生日慶典和其他文雅但又令人心情愉悅的場合進行的。遠離家鄉來河南做官的這些人時常會聚集一堂，互通有無。來自尼泊爾廓爾喀族的一個朝貢使團，響應皇帝懷柔遠人之請途經開封，能接待這個藩籬以外的使團，葉坤厚感到無上榮耀。[插圖]同一年通過科舉考試的人（俗稱同年），實際上就是同學，彼此之間的聯繫尤其重要，葉坤厚就與自己這些同年時常飲宴，斗酒賦詩。 他逐漸適應了這類例行公事般的活動，甚至願意利用它們達成自己的目的，如他的一首詩寫道：“周旋豈肯入時趨，隨分優遊且暫娛。自顧粗才憐拙宦，閒將好語賺癡奴。尊多白酒人無恙，佩有青萍客不孤。正是春來數花信，未妨走馬遍城隅。”內亂平息後，社會漸漸繁榮起來，這些宴會也變得越來越頻繁，越來越奢侈。社交工作對於仕途進取很重要，朝廷和官場的內幕通常都比較隱祕，社交活動能夠打探到至關重要的內幕消息，而且還能結識對自己仕途有利的人。同時它還有一個重要的社會功能——標誌着一個人在上層社會地位：“世俗所驚惟富貴，高官厚祿心鹹醉，駭汗奔趨拜下風，車塵馬足羣攀企。” 在各種禮儀場合交換詩作是很重要的一種表達尊敬的方式。葉坤厚也熱衷於收集古董，在他開封的家裏就擺滿了字畫和古代瓷器。官員們買下這些古董，作爲禮物互相贈饋，或帶至同僚處進行品題，葉坤厚晚年時就常有這樣的雅興。 在開封的最後幾年，他過着地方大員的生活。在1868年（同治七年）前後，他搬到了城南的一所新宅子，之所以被這裏吸引，是因爲它有個大花園。[插圖]像以前一樣，他在這裏花了很多心思。他把宅院擴建成一個大的住宅羣，橫跨了整整一條街區，最終這裏成爲了開封最負盛名的一處宅子。這個大家庭有五十名僕人。擴建後的宅子包括池塘和花園，有年節祭拜祖先的中堂，後面還有兩層的小樓作爲住所。書房內藏有幾千冊書籍，八百多件拓本和書畫，還有很多古代青銅器。儘管他提倡節儉和爲官清廉，多年的地方和財政管理還是讓他積累了一大筆財富。 葉坤厚的宦海沉浮漸漸要結束了，爲大清效力的任務就落到他兩個年長一些的兒子身上了，尤其是葉伯英。葉坤厚1856年覲見過皇帝之後，葉伯英獲准在戶部捐了一個主事，分發到戶部廣東司。上司們的建議使他相信，這個職位提供了一個學習機會，即可以學習行政職位所涉及的瑣碎工作，所以他後半年開始閱讀公牘，輔佐上司。 任職之暇，伯英抓住一切機會與認識的高官請教。有些與他父親是一代人，有些則與自己年齡相仿。他的年譜中沒有確切記錄他是如何與這些人建立起聯繫的，但葉家在官場頗有些人脈和地位，可以去重要級人物的家裏拜訪。在那裏，伯英可與官員們討論時事，比如南方動亂的進展（大部分都是壞消息）、朝廷平定動亂的策略，以及治國與治民的方略。這些交談使伯英能及時瞭解國家大事，也爲他日後的仕途發展提供了極有價值的社會關係。 1859年秋天，葉伯英有了新任務，與一些同僚一起，被派往清查覈對處。“清查覈對處者，因覈對處書吏藉端舞弊，各堂官奏派司官十六員徹底清理，限兩月告竣。” 不管怎樣，命令他們兩個月完成的任務九個月後才告蕆事，不過戶部堂官還是比較滿意，讚揚伯英工作高效，面加獎勵，並允保薦。 葉坤厚在河南任職期間，毛家和葉家就已結識，而在京城，伯英也時常造府聞其緒論，和毛昶熙一起討論時局。毛不僅讓伯英做自己的隨帶，還安排伯英的叔父葉運做自己的下屬，此對他們叔侄二人以後在河南的仕途起了重要作用。 1860年春天，葉伯英去陝西探望老母。除盡些孝道，他還各處觀光，包括攀爬風景秀麗、山勢險峻的華山。1860年晚些時候，英法聯軍進攻並最終佔領了北京，由於不在京城，伯英躲過了這一劫。但在其年譜中卻隻字未曾談及此事，可見他不關心國家外交事務。他關注的焦點是平定朝廷的叛亂。後面的幾年，他都在毛昶熙麾下任職，從事平定內亂的相關庶務。 從1860到1865年，葉伯英都在軍中佐理。他和叔父一道，在毛昶熙的總部任職，寫公文奏牘，處理軍需物資，偶爾也隨軍參戰。取得重大勝利後，他都會獲得舉薦。 1875年，葉伯英寄回3800兩銀子，在安慶郊外購置合適的地域，用以修建祠堂。要從地主和佃戶手裏買下這些地的所有權需要更多的時間，但這些工作在1880年以前已經完成。最終，祠堂得以修建。 在1864年，隨着太平軍的剿滅，伯英沒有去邊遠的甘肅任職，而是捐了一個官位（選擇在直隸）任職。在京期間，他面見了毛昶熙（毛當時是工部尚書）和其他一些以前結識的在京任職的官員。他被任命爲候補道員，次年，由於葉家人在平定捻軍動亂中的功績而被提升爲按察使。1868年捻軍徹底肅清加上伯英求助於京城的朋友，使朝廷承認了葉家在保衛大清江山中的突出貢獻。同時，他的叔父葉運先是被提拔爲道臺，然後又獲命負責鹽運管理，最後擔任江蘇北部徐州知府。 伯英在直隸的上司是總督曾國藩。曾國藩無疑是當朝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家，爲人正直，學問深厚，受人敬重，是他把家鄉湖南的團練發展成了湘軍，這是支新型的地方部隊，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在晚年是同治“中興”的名臣之一。 當曾國藩從直隸卸任時，據說他告訴自己的繼任者李鴻章，“某在此兩年，僅得一葉某，腳踏實地，辦事精密”。曾國藩喜歡像伯英這樣辦事有條理、注重實際的官員。從這個意義上說，葉伯英在直隸任職十三年——期間從保定的一名候補道員再到按察使——清楚地展示了同治中興在地方層面上的進展。 眼看兒子官位越來越高，葉坤厚寫了一組共八首詩提出了更加有特點更加嚴肅的建議：初入仕途必須謹慎，作官朋友很少所以凡事必須依靠自己，要講求實效“腳踏實地”，但是也要閱讀史書以作借鑑——並特意提到了《漢書》名臣傳。學識淵博不及基本的道德原則重要，爲了避免同僚嫉妒，他建議伯英“收斂聰明貴渾厚”，鶴立雞羣通常比較危險：樹大招風，盛開的花朵容易枯萎或被折斷。另外，他還建議要準備好忍受各種謾罵和侮辱，“唾面無驚德量恢”。指出年輕人不要考慮生活舒適：一隻鶴、一把琴（自然和音樂帶來的簡單樂趣）足矣；在公務中，應該走嚴苛政策和寬容決議之間的中間路線。 伯英來到省府保定赴任，當務之急就是使地方從動亂中恢復過來，實現從內亂到和平年代的過渡，這需要控制軍費開支，遣散部隊，留下來的士兵則應加強訓練，消除腐敗跡象。戰亂年代，很多軍官靠貪污軍費大發橫財，而文官只能勉強過活。[插圖]很多重要的基礎設施都年久失修，比如從省府通往直隸各地的驛路，於是伯英命令各縣在路邊挖鑿溝渠，然後用挖出的土抬高路基，以免道路被沖蝕。 教育當然也是優先要恢復的，全國各地的官員都在興建社學和書院來培養下一代參加科考。葉伯英幫忙籌資，自己也給當地書院捐贈了2,000兩銀子，這些錢借出去的話，其利息便可以維持學校的運轉。 葉伯英資助成立了幾家孤兒院和寡婦收容所，他或是直接捐資並號召其他官員捐款，或是找到必要的場所，制定規章，然後將它們交給當地的士紳來運作和維持。設立這些慈善機構需要官員發揮主動作用，但是官員在一個地方的任期都不長，因而只有讓鄉紳負起責任來，才能將它們維持下去。 施行仁政是中國封建帝國時期官員的基本責任。葉伯英還支持爲流浪漢設立避難所，這在其他地方並不常見，他還在保定南門外成立醫務處，爲他們診治疾病。葉伯英建立了一個可容納700到800人的收容所（每個房間擠二十來個人）以助他們過冬。設有粥棚提供最基本的伙食，還有醫務處可同時容納一百個病患。 1877年和1878年，中國北方很多地區發生了旱災和饑荒。伯英負責保定周圍地區的賑災工作，各個方面他都遵循已經制定的程序。給當地百姓分發糧食，在每個城門外搭起帳篷，以收留那些來城裏尋求救濟的難民。 治水也是很多地方官員的重要職責之一。由於農業是當時的經濟命脈，治水好壞會決定國家繁榮還是貧窮。水太多會引發水災，導致田地被淹；水太少則會出現旱情，河流水道乾涸。幾百年來，中國人發展了水利技術——給河流築堤防護，挖鑿水道，掘井取水，灌溉農田——以應對氣候挑戰，防禦天氣異變。在北方的大平原上，最大的挑戰是應對夏季雨季來臨時出現的洪災，雨水順山勢而下，要流經幾百公里的衝擊平原。除非河流已經疏浚，築有堤壩防護，否則就會形成大片的沼澤地，田地被水淹沒，河運也無法進行。在葉伯英任清河道的時候，落實這些治水的措施是他的主要職責。當時他負責的轄區包含了直隸以西的四十七個縣，這裏是太行山與華北平原的交匯處。最終，他取得的最大政績就是在治水方面，曾任清河道，在晚清以善於治水著稱。 然而誰也不能保證治水永無遺患。實際上，當伯英被任命爲清河道的時候，他的父親提醒了他面臨的處境：幾條大河，幾百公里的水道。他需要幾十位得力的助手，還有幾十萬兩白銀的撥款。失敗的風險很大，如果發生大的災難就會毀掉他的仕途。治水的職責還帶有政治風險——伯英很快就會認識到。清河道這個職位人人都想得到，是一個肥缺，掌握着政府大量的水利撥款。伯英父親的一位同僚，也是同年，舉薦了他，同時還就如何開展治水工作向伯英提出了重要建議。伯英剛上任不久，一位同僚檢舉伯英，說他密謀設計獲得這一職位。具體的指控不清楚，但好像是暗示葉伯英靠了不正當關係纔得到這一肥差。不過，繼曾國藩之後任直隸總督的李鴻章很快證明了葉伯英的清白。李鴻章在晚清政壇勢力很大，而且還和葉伯英同是安徽人。後來李鴻章和左宗棠提出了不同的解決直隸水患的計劃，而葉伯英則被卡在中間。左宗棠不時傲慢地批評他，伯英不得不仔細勘查河流工事，左宗棠才罷休，伯英也才能開展工作。很顯然，李鴻章和葉伯英在工作上相處融洽，就像是恩庇侍從關係，互相保護，以免於受到責備。 年復一年，在任清河道的很長時間裏，葉伯英不辭勞苦，努力改善轄區內的水利狀況。當然他沒能解決旱澇災難，但確實穩定了這一地區的水文地理狀況。他也宦囊豐厚。治水工程耗費很大，清河道可以依靠省政府的撥款，還有當地的稅收。因爲負責水務工程的官員要自己僱傭下屬，他對預算有很大的支配權。葉伯英在任時爲自己謀得了不少福利，這從他個人每年爲治水工程和其他項目捐出大量款項便可以看出。道臺一年的薪俸只有大約兩千兩銀子，他不僅要用這筆錢養活家人，還要負擔貼身隨從和幕僚的薪俸。然而1873到1879年間，僅河工一項葉伯英就捐出了一萬五千兩銀子（這比他所有這些年的薪俸加起來還要多），還向慈善機構捐出了一大筆銀子，安徽老家的祠堂也是他出資修建的。他把大筆的錢投向慈善機構，造福百姓，可想而知，他也從自己有權支配的政府款項中獲利不少。 1878年葉伯英擔任按察使的時候，他最引以爲豪的成就就是爲司法審查建立嚴格的時間表，其結果就是，九個月內他處理了12,300件積壓案件——幾乎是一天處理五十個案件。他還下令逮捕那些坑蒙拐騙的惡訟師，即幫助別人準備訴訟的法律專家，以減少訴訟數量。 1879年，做了六年的清河道後，葉伯英被召到京城覲見皇上。這時在位的是年僅八歲的光緒皇帝，但實權落在勢力強大的慈禧太后手裏。 1881年中秋節，葉伯英從《邸報》上得知他被任命爲陝西省按察使。大約三週後，李鴻章將聖旨遞送到他手上（很明顯，官僚機構的辦事速度比私下發行的公報要慢得多）。在赴任新職位之前，伯英又奉命去京城覲見皇帝。這次他分別覲見了慈禧太后和年幼的光緒皇帝。 在自己的任何作品和官方文件中，葉伯英都沒有表露出對外交事務和技術現代化的絲毫興趣。1870年發生的天津教案之後，伯英的父親就斷定與西方通商只能導致“邪惡和煽動性的教義”傳入中國（較早時候的天平天國運動正是這種影響的一個例子）。葉坤厚認爲，合適的對策就是“禁止對外貿易”。伯英似乎比父親開明一些，他至少明白，爲了避免外國干涉中國事務，應該避免基督教徒和普通百姓之間發生衝突。然而，對洋務他還遠遠不及慈禧太后。她想了解機械化的疏浚工作。外國人反對在內地收鴉片厘金稅，她也在想辦法處理此事。她還想知道英國公使在哪裏。 葉伯英到陝西赴任是在19世紀80年代，在經歷了連年戰亂和嚴酷乾旱之後，這裏當時正百廢待興。1862至1877年西北的回民起義使該省經歷了血腥的清洗。關中與陝北地區的回漢衝突使得一些州縣的人口驟減，所剩人口僅爲原來人口的極小一部分。在內亂終於得以平定後，1878至1879年的大旱又給陝西帶來了更沉重的災難，造成了數百萬的傷亡。在一些州縣，半數農田無人耕種，全省荒廢的農田多達六十萬畝。 在陝西任職的六年時間裏，葉伯英擔任過所有的省一級的高級職務：按察使、布政使、巡撫。尤其是在他擔任巡撫期間，他向朝廷提交了很多奏摺。擔任按察使一職時，他推行了與之前同樣的監獄改革和向目擊證人提供基本生活所需的制度，以及在直隸任職時就創立的簡化了的保甲制度。[插圖]在署理巡撫和實授巡撫時，他花了很多時間來整頓省級預算：清查賬目，收繳稅款，以及對遭受自然災害的地區減免賦稅。[插圖]陝西並不富裕，但當京城一帶遭遇洪澇災害，他仕途上的貴人李鴻章懇請他給予賑災援助時，伯英立即從省庫中撥出兩萬兩白銀，又和同僚捐助了一萬兩。成功的仕途離不開與位高權重的貴人保持良好的關係。 從葉伯英呈給皇朝的奏摺來看，他在省府任職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例行的行政事務上。他按照要求每季度提交關於降水和糧食價格以及當地糧庫狀況的報告。對當地稅單和欠款進行復審和上報，併爲遭受洪災、乾旱、冰雹和沙塵的地區（在北部臨近沙漠地區）提請減免賦稅。有很多司法案件有待處理和彙報：按季度提交的匪患狀況和處決情況，還有死刑案件的記錄以備審查。任命、審查、調動地方官員，有時還對他們進行處罰，這些都無疑表明，省級官員在治理本省事務時具有很大的自主權。有時候朝廷雖進行了任命，但巡撫卻只長期試用而已，或者乾脆以不適宜爲由予以拒絕。[插圖]在任期間，葉伯英至少對全省進行了一次全面巡查，以檢查各地的治理情況和防禦部隊。他尤其注意對各種廟宇和書院的修繕，並要求對孝敬父母、德行高尚的子民予以褒獎。 爲了保護陝西的建築和文化遺產，他資助修繕了多處廟宇，包括爲了紀念唐代詩人杜甫而建的杜公祠和西安城隍廟。在葉伯英的身上，我們看到的是這樣一位官員，他沉浸在祖國的文化和歷史之中，並決心要將這種傳統的盛況保存下來。 “先民常有言，神道以設教。”他並不信仰宗教，而是將它作爲一種有效方式，來引導人們（主要是通過讓他們心生恐懼）遠離邪惡之路。 科舉考試是在1888年秋舉行的，當時天已漸涼，還下着雨。葉伯英在考場待了兩週多的時間，患了傷風，之後是高燒和呼吸系統疾病（很可能是肺炎）。1888年10月1日，葉伯英在官廨逝世。在開封的家裏，家人不忍心將此噩耗告訴當時已86歲高齡的葉坤厚，因爲他自己的健康狀況也令人堪憂。坤厚一年之後也去世了，葉家最有成就的兩名成員退出了歷史舞臺。 他們多年來都在忠心耿耿地爲清政府效命，然而他們思想都屬守舊。從他們的言行當中，人們幾乎感覺不到一個新的世界正在他們的周圍潛滋暗長。 在葉坤厚和葉伯英的宦海沉浮中，他們似乎並不關注西方列強對清政府造成的威脅，或者西方科學技術的威力。他們出生、長大並且履職的地點都在中國的內陸地區，一直以來都致力於發展儒學和經世致用的治國方案：興修水利，開墾荒地，組織團練和保甲，賑災，以及對違法者的快速懲處。他們帶領葉家的這一支脈走上了財富和權力之路。 但是屬於這些因循守舊官員的時代已經不復存在了。隨着新世紀的臨近和新時代的到來，中國社會的舊秩序已經搖搖欲墜，行將瓦解。爲了求生存並繼續使家門昌盛，葉家人不得不謀求改變。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