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僧孺及其時代

非常非常好，之前看過的一些感覺把牛黨貶得一無是處了，這本還蠻客觀的。需要更多從牛黨人物視角出發的這種作品。

每每在閱讀中晚唐史時讀到“牛李黨爭”幾個字，然而卻認真發掘過這四個字背後的詳盡歷史、總是用教科書中那簡短的介紹和評價對此一掠而過。非常感謝本書作者，通過詳盡的考證與辨析，讓我對牛僧孺有了一個大概的認識，包括他的出生地、思想體系、柳宗元之於牛僧孺的影響、牛僧孺思想中矛盾的由來、以及元和三年制舉案和“牛黨”名號的歷史變遷。 尤其是最後一章所指出的： “牛黨”及“牛李之黨”說法的產生，是因爲對討論中產生的僧孺印象式形象的固化。唐代以來，只要細細披檢史籍、考察中晚唐黨爭的過程，就會有對這場黨爭以及僧孺定位的平情理解。 李宗閔、李德裕爲兩黨之首，牛僧孺爲李宗閔同黨之人。他沒有突出牛僧孺的作用，也沒有用“牛李”一詞。這種基於史實的認識最終敵不過大衆的印象式認識，“牛黨”、“牛李黨爭”的說法，流行至今。 李德裕及當時多數人，均認爲牛僧孺處理維州事件的出發點，是因黨爭而忌恨。李德裕後來對牛僧孺進行了連番打擊。宋人對維州事件及中晚唐黨爭的持續討論，使僧孺、德裕對立形象凸顯，對僧孺的負面評價固化，二者逐漸成爲流行性的印象認識，定位與塑造了二人在中晚唐黨爭中的地位與形象，僧孺因此取代宗閔，被看作與德裕對立的黨爭領袖。進入南宋，“牛李”指僧孺、德裕，並用以指代這場黨爭，基本定型，成爲最流行的說法，南宋以後，直到現在，逐漸成爲共識

書中最精彩的應該是對於牛僧孺與柳宗元思想異同的分析，牛僧孺可以被視爲貞元變法集團培養的後進人才。 ​雖然牛李我還是更喜歡李德裕，但是牛僧孺思想倒也有可取之處，道家的守常融合儒家思想（即將守的“常”替換爲儒家的王道、民本思想），這樣一種閒適卻堅定的追求，既沒有赤裸裸地追尋功名利祿，又沒有殉道思想那麼令人望而生畏，上可居廟堂，下可退江湖，確實令人嚮往，無怪乎孔子說“鄉愿，德之賊也”。 ​《天道》裏面的文化屬性一直受到追捧，一個人只要進行社會活動，就一定會帶上潛在的文化屬性。牛僧孺作爲封建士大夫，天生就是儒學的擁護者，在道教盛行的唐代肯定會受其影響，同樣亦師亦友的柳宗元也是他思想的一個來源，這樣的綜合也就產生了複雜的牛黨黨魁。 ​他的一生就是在這樣的矛盾中不斷前行，中正直諫卻又免不了退縮，投身黨爭卻又保有底線，想要改革政治卻又因循慣例。如果按照《宋代中國的改革》裏面的劃分他應該屬於仕進型官僚中的幹才類，擴大一點，他是中國古代士大夫的標準模板，上到三公九卿下至鄉間士紳，太多這樣的人。

我們和牛僧孺一樣，在時代潮流，與海相侔，大部分人只能汩蕩沉浮，漸至淹沒。有時候不能責怪缺乏勇氣，要知突破的勇氣與自身的能力是成正比的。

細看了二，五，六章，三四章對我有些不知所云略過。主要收穫有一、破除了以往對牛僧孺“完全保守”形象的認知，其思想中存在一定“求變”“除弊”成分，以及與李衛公的共同之處；二、元和制舉案牛策文補錄，憲宗本人態度的索隱；三、對“牛李黨爭”稱呼固化的學術史爬梳，維州事件是牛僧孺李德裕二人激烈對立的開始

元和制舉案頗可讀，不過在分析牛李思想相同點時不免有牽強附會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