儀式聖地的興衰：遼西史前社會的獨特文明化進程

酋邦理論和新社會進化模式的理論運用非常深刻有見地。迫不及待想看到在這樣的理論框架下，“中國相互作用圈”的其他幾個文化圈各自的文明化進程。是目前所讀過的寫社會複雜化問題和聚落考古最好的一本。聚落考古就該這麼寫啊！ 但是非常遺憾的一個點是紅山文化聚落材料的缺失，導致趙寶溝和紅山之間這樣爆發性的發展似乎只能落在狩獵採集經濟向農業經濟的轉變，這一單一原因上。也就沒能很好解釋紅山聚落層級的分化，及區域聚落羣體和“儀式聖地”的空間佈局，是否能體現出羣體之間可能存在的等級性。 小河沿的文化面貌似乎又回到了興隆窪的狀態，但是在趙寶溝和紅山的血緣組織得到長期強化的背景下，小河沿應已與興隆窪存在根本上的區別，這一點也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解釋。 所謂“超自然傾向”其實應該與李伯謙先生所說的“神權”並無二致。

好，有大量的資料。這些資料可以繼續延申學習

一、主要特點 本書是李新偉老師根據2003年所寫的博士論文改變的，在出版的時候對裏面的內容有些刪改。本書的特點完全可以用劉莉老師在序言時的幾句話來概況； 博士研究生往往都是雄心勃勃的，要在自己的論文中建立一個新的思想體系，解釋前人沒有發現的真諦，李新偉老師便是其中之一。在構建自己的體系過程中，需要面臨三個挑戰：第一個挑戰是如何詮釋中國考古學研究的發展趨勢和特點，他用三個怪圈來概括；第二個挑戰是如何利用西方人類學的理論，雖然基本傾向於採用過程考古學傳統的進化論及其相關理論來揭示社會複雜化進程，但不拘泥於理論，廣泛涉及酋邦、國家、手工業生產專業化、意識形態等方面的討論。第三個挑戰是如何梳理和分析龐雜的考古資料。他嘗試用聚落考古，從聚落內部（家戶））—聚落—區域三個層次進行分析。 二、內容簡要 本書大致可以分爲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背景的回顧和理論方法的簡介；第二部分是主體，以遼西地區的社會複雜化爲主體，從興隆窪-趙寶溝-紅山-小河沿文化的獨特文明演進的進程。第三部分則爲結語。 在第一部分，李新偉老師引用張光直對中國文明的理解，首先要明確是什麼中國，其什麼是中國文明。本質上涉及了史前考古的兩大主體：文化格局上的最初中國認定與社會進化角度的文明認定；借蘇秉琦先生所提出的兩大怪圈“根深蒂固的大一統觀念”“馬克思社會發展規律當做本身”進一步提出第三大怪圈——“史前文化格局的一體性的強調”。蘇秉琦根據史前文明的演進，提出區系類型理論。有力地反駁了當時黃河流域中心起源，但是這個理論無法解釋爲什麼二里頭文化會在洛陽盆地興起。嚴文明進一步提出“重瓣花朵”認爲中原文明的起源在於其獨特的地理優勢，趙輝則通過對史前文化的演變提出“以中原爲中心的形成”；韓建業則進一步發展，認爲在裴李崗時代，中原就處於核心引領作用。在李新偉看來，對各地區獨特文明起源道路的忽視，“中原中心”模式和“區系類型”模式下文明起源研究的區別就是，在舊模式下，各文化區系是“被”一體，在新模式下，是自願奉獻的一體，一體本身並沒有任何改變。故李新偉試圖通過對遼西地區（作爲打破黃河流域中心的主要材料）的社會複雜化分析，以地區性文明化進程反觀整體進程。 本書採用的方法，以進化論爲獨特的視角，從而引進西方中“酋邦”的概念來通過聚落考古和墓葬研究研究遼西地區的社會複雜化。 在本書的第二部分，採用的分析大同小異。首先簡單介紹文化的文化分佈、文化內涵和年代。然後根據其聚落形態和植物浮選，判斷其主要的生業經濟，接着採用schiffer的廢棄理論，從小到大，從房址內部到社區再到聚落形態進行分析。然後根據發現的材料從親屬組織、生產專業化、儀式活動、社會經濟不平等四個方面來複原興隆窪文化人羣的行爲與生活方式。 遼西地區的第一支考古學文化是興隆窪文化，器型主要以筒形罐爲主。年代大致在公元前6200年-前5200年。根據房址的定居與聚落內動植物的浮選，農業和家畜飼養業在興隆窪時期出現，但在食物獲取中並不佔最重要位置。通過對家戶和社區的分析，社會的基本結構是以親屬關係爲基石的，聚落內部的房屋分爲房屋-房屋排-房屋排組合-整個聚落，分別對應着核心家庭、擴展家庭、擴展家庭組和整個社區。在房屋的內部發現了單一器物的積累，故這些社會上層可能在組織特殊物品的生產和儀式活動方面發揮着領導作用。人面飾、石雕像、居住面上的獸頭、居室葬、整豬隨葬和積石冢等與儀式活動有關的遺存都表明，儀式活動在興隆窪社會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興隆窪文化之後便是趙寶溝文化，筒形罐依舊是主流，年代大致在前5200-前4500年。根據聚落內的石鏟和石刀以及小米的發現，趙寶溝文化已經進入了農業的初級階段，但大量的動物骨骼表示狩獵採集仍是主要食物來源。對房屋空間佈局的研究以及內部出土的器物分析，房屋聚組現象的出現和聚落核心房址地位的加強。而細石器的集中出土、陶器施紋工具的大量發現，說明社會上層逐步出現對資源的控制權。趙寶溝遺址邊的祭壇標誌着公共儀式性建築的正式出現，這是一項重要的發展，標誌着聚落整體的儀式活動在社會生活中開始發揮更大的作用。 趙寶溝文化之後迎來的便是遼西地區史前文化的頂峯時期——紅山文化，根據古環境的復原，在前4000年左右環境逐漸變暖，雨水增多食物豐富。紅山文化的陶器還是以筒形罐爲主，但增加了一些後岡一期和廟底溝期的器物。其年代大致在前4500-前3200年。 毫無疑問紅山文化已經進入了農業社會，通過對各地區農業起源分析和研究，紅山農業應該是紅山居民自主選擇的，當氣候條件發生變化時，這些財富積累者們可能開始主動擴大農業種植的規模，以獲取更多剩餘食物，爲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和威望積累經濟基礎。這一行爲可能會引起整個社會的爭相效仿，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的發展。而根據對紅山文化的聚落形態和遺蹟現象的分析，在紅山文化玉器和陶器應該出現生產的專業化。通過對聚落人口規模的骨笄和區域聚落形態觀察，紅山文化社會應該是酋邦社會。農業成爲經濟基礎這一重大變革引發了一系列社會變革，這包括區域聚落等級的出現、大型儀式建築的出現、以玉器製作爲標誌的手工業生產的發展和複雜的信仰與儀式系統的形成。 接着本書提出了兩個問題：紅山複雜社會產生的動因是什麼？紅山社會上層的領導策略是什麼？。 這裏通過對中國史前原始觀的梳理與紅山文化出土玉器的解讀相結合，認爲當自然環境發生變化時，紅山社會中的財富積累者主動開始農業生產，其中的部分人憑藉積累的財富成爲社會上層。在此過程中，他們自會切身感受到農業與天文觀察的緊密聯繫，也會體味到在農業社會中，獲得權力的最佳方法是創制基於天文知識的信仰和儀式系統，並操控這套系統，以保證農業生產豐收的名義，獲得威望和權力。 然後在紅山區域的環境承載力和各紅山聚落的領地生產力進行計算，整個區域的土地利用率爲68％，表明此區域內各聚落領地內耕地出產的穀物可以供養全部人口，也就是說，此區域聚落羣體在基本食物來源方面是可以自給自足的。 最後回答了紅山文化的形成，雖然環境因素是促成紅山社會轉變的重要原因，但爲獲得個人社會經濟利益、成爲社會上層而行動起來的財富積累者們纔是紅山社會獨特複雜化的主要推動力。在凝聚各個聚落形成區域聚落羣體的過程中，新生的社會上層們更多地依賴了新創造的信仰和儀式系統。根據艾蘭認爲社會上層對政治形態的集中方式：意識形態的物化、遠距離社會上層交流網的建立。在紅山文化均可以體現。簡言之，紅山社會是具有強烈超自然取向的“網絡型”複雜社會。建立交流網絡，實施“財富財政”是紅山社會運行的基礎。獨立於居住區的牛河梁儀式聖地是這種超自然取向最突出的表現。 最後一部分是需要解釋爲什麼紅山文化會滅亡，最主要的是對小河沿文化的分析。氣候的變化應該是衰落的外因。自紅山文化早期，遼西地區就開始進入乾旱期；到紅山文化晚期，乾旱日益加劇，對粟作農業造成了嚴重影響；他們可以採取的唯一行動就是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進行意識形態的物化，加強與超自然的溝通。不幸的是，這些努力雖然造成了輝煌的牛河梁儀式中心，並在短時期內強化了社會上層們的宗教威望和權力，但卻無力克服現實的環境危機，終於導致紅山社會的轟然崩潰。 最後一部分是在整個史前文化格局上看遼西地區的文明化道路。通過上述的論述，體現在向食物生產型經濟轉化的獨特道路和“超自然取向”的社會複雜化道路。然後對前3500年的考古學資料進行分析認爲在當時，各主要文化區均發生了跨越式的發展。各地區的“個人取向”社會其實各有不同。整個中國史前社會複雜化進程呈現出各地區齊頭並進又各具特徵的宏闊局面。只有打破片面強調中國史前社會發展的一體性，忽視各地區獨特發展道路的“第三個怪圈”，由探討各地區發展道路的獨特性入手，才能對中華文明的形成這一宏大過程有更深刻和全面的認識。 三、簡要點評 李新偉老師的這本書不僅僅是一本對遼西地區社會複雜化分析的考古資料書，而是通過對遼西地區的梳理來試圖構建自己對史前文化格局的認識與體系的。這點在其第一章的內容中體現的淋漓盡致。在論述這些材料的時候，採用的各種方法（家戶分析、空間遺物分佈、人口規模統計、環境承載力、手工業生產專業化），放到現在仍舊是當今中國史前考古學研究需要學習與借鑑的。尤其是文中對各種理論方法的應用和考古資料的結合十分密切。曾經私下和李老師交流過，李老師說當時三年時間看了不少西方理論的書，所以在寫作的時候就希望將這些理論運用到中國考古學材料的分析上。 當然本書也有些瑕疵，在論述的過程中過於着眼於體系的構建。當時的材料中對手工業專業化的判斷有些武斷，而在論述紅山文化的信仰的時候，引用馮時老師的“豬爲北斗”的說法仍需要進一步商榷。

興隆窪文件“儀式在家戶”、趙寶溝文化“儀式在聚落邊”、紅山文化“儀式在聖地”；紅山文化的“超自然取向”：部分“野心家”利用農業積累私人財富後，藉助“誇富宴”等手段躋身社會上層，通過意識形態的物化和上層遠距離交流網絡的建立掌握意識形態權力，意識形態權力即爲其統治根源；“超自然取向”下，紅山文化晚期應對氣候變化的策略出現方向性錯誤，最終導致紅山文化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