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新論

每篇文章都或多或少有些啓發。比如王水照強調陳寅恪與錢鍾書二人分別作爲歷史學家與文學家這一“學術取向”的差別；陳尚君由陳寅恪讀書批點本分析其學術積累和功力。 有幾篇文章則給人以方法論上的啓示。包括： （1）姚大力認爲史學研究所追求的在於“求真、求新、求精、求直”。他肯定了“細節”和“碎片”的意義，強調有一些在“當下看來無足輕重的”細節將來有可能“另一個人手中被轉化爲成就某種新敘事時具有關鍵作用的預製構件”。 碰巧本書中的兩篇文章都是有關“細節”的，它們均有各自的意義。高克勤討論陳寅恪著作的標點符號，事關著述規範。周清澍分析陳寅恪最後一篇作品《先君致鄧子竹丈手札二通書後》，與以往研究多關注其中的思想不同，他聚焦於這篇文章所涉及到的“人物事件”，極爲紮實，爲陳寅恪的文章填充了豐富的歷史細節。 （2）榮新江則對敦煌學研究中“過多地依賴新材料，在追索新材料的同時，忘記了寅恪先生告訴我們的要思考新問題”這一傾向提出了批評。 （3）沈衛榮倡導“語文學”的研究路徑，具體而言： “所有的人文學者，不管從事哪個具體的學術領域，你都必須是一位語文學家。換句話說，一名人文學者，若強調從語言和文本入手進行人文科學研究，通過學習這個民族／ 地區／ 國家之語言，整理和解讀他們的文獻，進而嘗試研究和建構這個民族／ 地區／ 國家之歷史、思想、宗教、文化和社會，那麼，他／ 她就是一名稱職的語文學家。” 因此，他認爲“語文學”與“哲學、思想和理論”並非對立關係。 陸揚的文章最爲精彩。這主要得益於其研究視角，他指出了過往研究者的誤區： “唐史甚至中古史領域的研究者往往容易陷入他的具體論說之中，忽略了對史學論斷背後思維框架的反省，而中古領域以外的學者在評論陳氏的貢獻時又往往不善於結合中古史的研究脈絡，於是造成這兩個羣體在談及陳寅恪時雖各有洞見，卻也存在各自的盲區。” 所以他的視角融合了史學史與學術史兩個向度。從史學史的角度，討論陳寅恪史學的“基本的思想框架和前提預設”，以及造成其“唐史轉向”的內因與外因，又結合“中古史的研究脈絡”，探討陳寅恪具體論斷之得失。作者的視野非常開闊，將陳寅恪的唐史研究置於“20世紀世界唐史學”發展的背景之下進行考察，以凸顯其“相關性和特殊性”。從史學理論的角度，他認爲作爲史家的陳寅恪，其研究立場建立在“過去和現在的分離”，將研究對象視爲“純粹的客體”這一基礎上，從而與司馬光等傳統史家的立場發生了歧異。陳寅恪當然也會將古今聯繫起來，諸如： “他很早就認識到清代與唐代的諸多相似性，尤其是晚清和晚唐之間，這可以說是一種視域的融合。兩個時代都存在種族、胡漢、黨爭、邊疆和外來威脅等問題。” 但這種“歷史敏感度”更多的是“一種在現代精神影響下產生的個人經驗，而不是中國傳統中的朝代觀或古今觀”，建立在“嚴謹的學理基礎上”。 本書中王水照論錢鍾書、陳寅恪“學術交集”一文，可略作補充。有關箋釋古詩文的方法，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中說： “解釋古典故實，自當引用最初出處，然最初出處，實不足以盡之，更須引其他非最初而有關者，以補足之，始能通解作者遣辭用意之妙。” 錢鍾書在《談藝錄》中討論李壁王安石詩注時也涉及到這一問題，起初他批評李壁“好引後人詩作注，尤不合義法”。但在八十年代所作的“補訂”中，他對自己的這一觀點做出了修正，指出： “僅注字句來歷，固宜徵之作者以前著述，然倘前載無得而徵，則同時或後人語自可引爲參印。若雖求得詞之來歷，而詞意仍不明瞭，須合觀同時及後人語，方能解會，則亦不宜溝而外之。” 這裏，他的原則和陳寅恪是一致的，即要把詩句解釋清楚，這是最重要的目的，因而註釋引用他人著述以相發明，不應侷限於時代先後。陳寅恪強調了“作者遣辭用意之妙”，說明他也注重詩歌的文學性。 王水照認爲作爲歷史學家的陳寅恪把詩歌也視爲史料的一種，這與錢鍾書“文學本位”的取向是不同的。不過，由二人以上這一處“學術交集”看來，二者也並非截然對立。 該書是爲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一百三十週年所編輯的，有一些同時發表的相關學術論文、札記，未收入其中，現羅列於下，以供參考： （1）王汎森：《陳寅恪的歷史解釋——以〈柳如是別傳〉及〈論再生緣〉胡適眉批本爲例的討論》，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期。 （2）侯旭東：《字詞觀史——從陳寅恪“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說起》，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期。 （3）沈衛榮：《陳寅恪與佛教和西域語文學研究》，載《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 （4）陳明：《中國早期東方學學術史中的佚聞建構與事實還原——以陳寅恪“賣書買煤”爲例》，載《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 （5）李旭：《“中國文化定義”說的淵源、蘊義與踐履——近代學術嬗變脈絡下的陳寅恪〈王觀堂先生輓詞序〉》，載《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 （6）饒佳榮：《陳寅恪有過“唐史轉向”嗎？陸揚〈視域之融合〉讀後》，載澎湃新聞《上海書評》2020年8月15日。 （7）陸揚：《淺議陳寅恪學術之研究方法——兼答饒佳榮先生》，載澎湃新聞《上海新聞》2020年8月15日。 （8）孔令偉：《陳寅恪與東方語文學——兼論內亞史及語文學的未來展望》，載《新史學》三十一卷一期（2020年3月）。 （9）胡文輝：《陳寅恪與胡適五題》 ，載澎湃新聞 《上海書評》2020年6月5日。

刪去姚大力、陳尚君和高克勤三人的文章，此書的質量會更上一層樓。陸揚的文章尤其好，能結合陳寅恪的生平事蹟，具備國際視野對陳寅恪的唐史研究進行分析。王水照的文章着眼於錢陳異同，一歷史學家，一文學家的劃分尤爲出彩，蓋二人之分歧不在於私誼而在於學術分野。其餘幾人文章質量不分伯仲，但皆言之有物，不枉顧新論之名。

總又是多了一點了解。 陸揚的不錯，沈衛榮的後半篇也還行。 再厲害，隔了時(朝)代，學術總有新發現，觀念也會有更迭(未必是進步)，一切總在前人基礎上，往前走的。 但那麼個時代，那麼個人物，那麼個耀眼的水平，是永遠的烙在那個時代裏了。 (順便吐槽一句，有些大教授名都授的文字水平實在一般-當然，也可能是講話(口語)整理者的緣故吧，但願。)

王水照、陸揚的最佳，姚大力的最水，高克勤的太太太應付了吧

冠以交際，次以陳錢比較，然後總論陳對歷史研究的意義，接著主要從唐詩、敦煌學、語文學、唐史四個方面分別論述陳的意義，最後殿以陳的標點。陳的詩歌和行文風格都可以談談，有實質性內容的文章是沈衛榮和陸揚，其餘也都不錯。相較虞雲國那本書中對陳的論述，更能得人物之實際。

管中窺豹，可見一斑，除了陸揚，幾乎無人敢直接與陳寅恪對話，都只能寫點軼事，搞搞技術性描邊。

這本書讀的是紙質版。 整本書有幾篇紀念文章組成。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倒數第二篇，其中說到陳氏學術超越日本學者，讓人感動，人文學科也是可以爭國格的。

零零散散讀完，對於瞭解陳寅恪先生添一助力，而又屬枝節，寥作一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