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史學史：從戰後到當代

在本書的上編講述“史料學派”在臺灣的生根開花，便討論了哲學家殷海光（1919—1969）在1950和1960年代的學術影響。中編描述“史料學派”在1960年代開始受人批評的時候，比較注重《思與言》的創刊及其影響，而該雜誌的編輯，除了史學家許倬雲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之外，還有胡佛、李亦園、楊國樞和文崇一等社會科學家。 換言之，如果臺灣的歷史學在1960年代中期出現了方法論的討論及其歷史研究路向的轉折，那是因爲在那時的歷史學呈現了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趨勢，而且這一趨勢並不侷限於臺灣，也出現在歐美和其他地區。 筆者在書中指出，這一史學與社會科學的“合流”，有其必然性：“就史學史的發展來看，要想對社會大衆作研究，除了有此意向以外，還需有手段。……而這些研究大衆社會的手段，正是由於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和經濟學的新發展所提供的。有了這些手段（其中包括量化的分析和理論模式的建立），解釋集體的心理、行爲才變得可能：史學家才能引用這些手段來從事‘真正的’社會史研究。” 此處的討論涉及史學領域之外的人士，我認爲是一個必要的選擇，有利讀者深入理解歷史研究在當時出現的轉折和變化。

臺灣問題本身不是問題，現代民族認同與歷史文化定位是最大問題。從政治與統治需要，春秋筆法論述歷史文化傳承受到現代西方歷史理論影響，特別是近現代西方民族覺醒，瓦解了傳統封建帝國，比如多民族的奧斯曼土耳其、奧匈帝國、蘇聯。民主與集權是社會秩序的需要，權力繼承合法，無論是“天命所歸”，“君權神授”還是“君權民授”都存在執行問題，只有更優沒有最優。歷史觀必然包含族羣信仰，儒家大一統與非我族類長期存在對立。臺灣原住民、土著、客家人、閩南人（臺語族）都是認同中華儒家文化，也倍受外來強權壓迫（西班牙人、荷蘭人、明鄭、滿族、日本以及國民黨）。族羣內部鬥爭是很殘酷的，比如二二八事件，美麗島事件。此外，政權本土化是必然趨勢，保持與羣衆血肉聯繫，統治精英也需要底層精英補充力量，科舉選拔還是選舉選拔作用類似的，只是那一種更符合現狀、更加高效而已。 此外評論有些初淺，正本臺灣史學是嚴謹地學術研究，學術價值很高，梳理學術思潮與政治環境相互促進發展，體現在學者從繼承大統中華文明研究到臺灣族羣認同研究。歷史素材整理，描繪出不一樣的理想藍圖，也體現各族羣平等視角歷史對話，現實意義是非凡的。統一認識，自由表述與歷史記憶，值得讀一讀想一想。

臺灣歷史敘事的轉變之異，臺灣人的身份認同之困，似乎只有統一才能解決。

結合近代歷史來看，臺灣問題形成有其特殊性和複雜性。解決兩岸的統一問題，非常考驗執政智慧。

國民黨敗退臺灣後“戒嚴統治”的負面效果與所提倡的“正統”觀念相聯繫，加之政權差異導致的隔離和陌生，“正統地位”喪失，後現代與後殖民主義的興起等；“解嚴”後，“臺灣主體性”作爲新的“民族認同”，以及對“中華帝國主義”反思成爲新的社會觀念也是順其自然的。不過，“臺獨”主張的“去中國化”的政治目的，卻總有種“屠龍少年終成爲惡龍”的熟悉感，非臺即中的對立觀、對日本統治時期的美化等做法重新掉入了“民族主義”中心敘事的窠臼中，仍然難以將所有“臺灣人民”包括進去，反而造成了新的“認同混亂”，並且保留了殖民主義的殘毒（外來移民對“原住民”統治，或臺灣人作爲依附美日的次級殖民者）。從政治實踐看，二元割裂地看待中國和日本對臺灣的影響，又與自由主義所倡導的寬容理念背道而馳，反而加劇了社會分裂和民粹主義的興起，對臺灣民主化進程造成破壞。 臺灣面臨的現代化與傳統關係處理的困難，不論是在歷史編纂還是社會變化中，表現出“過猶不及”之感。“史料學派”興盛之際，鮮有新的理論構建；社會理論與史學結盟時，出現了用史料爲理論註腳的風氣；微觀史學興起時，又放棄了宏大理論的構建。雖然臺灣史學界與國際學界保持了緊密的聯繫，但在引入新認識本體論和方法論後，難以實現二者之平衡。社會文化上，一方面繼承了中國傳統，另一方面及時地接觸西方世界的理念，但因爲“本土文化”的脆弱性，在接受新理念後形成的新文化總是易變而混亂的，多取糟粕而去精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