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諾姆·喬姆斯基
本書稿是上海三輝圖書“現代人小叢書”中的一種,由作者諾姆·喬姆斯基1988年在加拿大電臺發表的“梅西系列演講”講稿結集而成。喬姆斯基最知名的身份是語言學家,但他同時還是一位“誠實說出真相”的知識分子。在該書中喬姆斯基質疑了在資本主義政治系統中大衆媒介的欺騙性本質揭露其通過微妙而隱形的諸多形式實施意識形態控制手段,製造其在民主性和中立性方面的虛幻和欺騙,在保證民主形式表面上不受破壞的遮羞布下,剝奪民主政治機構的實際權力,以強大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軟性遏制公衆對政府和私人權力的干涉。
好書。其實,根據亞里斯多徳的六種政體的劃分,有君主制、僭主制,貴族制、寡頭制,共和制、民主制,現在的人往往分不淸楚其間的區別。 在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中將政體分爲兩類六種,分別是正宗政體和變態政體,正宗政體的目的是促進公共利益,而變態政體的目的是謀取私利。有君主制、僭主制;貴族制、寡頭制;共和制、民主制,現在的人往往根本分不淸楚其間的區別。不但是普通人分不清楚,很多著述等身的著作者也沒有搞清楚或者說故意語焉不詳,這是造成當今社會思想混亂的一大原因。亞里士多德政體劃分的具體標準就兩個:一、政府的宗旨,統治者是隻顧統治者自身的利益還是照顧全邦國的公共利益;二、掌握城邦最高統治權的人數,一個人、少數人或多數人掌握最高權力。因此,亞里士多德的六種政體分別表述爲: 1、君主制,一個人掌握最高權力,以公共利益爲宗旨; 2、僭主制,一個人掌握最高權力,以私人利益爲宗旨; 3、貴族制,少數人掌握最高權力,以公共利益爲宗旨; 4、寡頭制,少數人掌握最高權力,以私人利益爲宗旨; 5、共和制,多數人掌握最高權力,以公共利益爲宗旨; 6、平民政體,多數人掌握最高權力,以私人利益爲宗旨。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幾個世紀以來的革命和運動的趨勢,推翻和否定的僅僅是一個人和少數人掌握最高政體的制度,是否建立了以公共利益爲宗旨的政體,很少有人顧及。很多人高唱的要民主,其實要來的卻是以私人利益爲宗旨的假民主。很多假借共和或合衆之名所立的國家,其實也未必就真的以公共利益爲宗旨。很多人甚至把保護私有財產權和謀私利混爲一談。 這方面,我有一位做翡翠的緬甸籍華人大哥朋友說得好:不要看我怎麼做,要照我說的去做。做翡翠,師父也有失手的時候啊!我理解的意思始終是:不要看他怎麼說,關鍵是看他怎麼做。 我不指望能在這本書中找到所有有關當前社會人們對於民主政體(實際上是共和政體)嚮往和排斥的種種誤解,只要能一窺作者視角下的民主亂象或虛幻,也就足為仍生活在非共和政體下的人敲響警鐘了。
作爲外語專業的學生,喬姆斯基的大名是聽聞已久的,但對他的印象總還停留在“語言學泰斗”的層面,沒想到在政治批判方面也有如此成就。 抱着想要了解“媒體運作和意識形態之間的關聯”的心態閱讀了這本書,雖然書中論點針對的是美國政府和美國官方媒體,但背後展現了很多共通的邏輯,對於反思極權國家和民主國家的意識形態宣傳和媒體運作方式是很有幫助的。以喬姆斯基在這本書中對美國情況的分析爲例,我們也可以參考同樣的模式去考察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情況。在如今這個時代,通過互聯網和多樣的媒體來獲取信息已經成了我們生活中的一大日常,但很多時候,受制於經濟和時間等客觀因素,我們能實際接觸和驗證的信息只佔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因此,如何正確地、理性地看待媒體信息,保持對於真相的敏銳和敬畏,對於在信息洪流時代保持自己的獨立思想而言是非常必要的。政治的宣傳又是所有類型的宣傳中利益構成最爲複雜的,因此,從這本直接探討媒體在政治宣傳中如何確定立場、如何篩選信息、如何展現事實的書,能夠在反思“思想控制”方面給人以一定的啓發。 喬姆斯基在前言中提到:“民主社會中的公民應該承擔文化的自我防衛,保護自己不被操縱和控制,爲更深入的民主打下基礎。”這是喬姆斯基展開本書中種種論述的出發點。他的基本觀點是:在資本主義政治系統中(本書以美國爲代表),大衆媒介的本質具有欺騙性,國家媒體和相關的精英知識分子文化部門通過實施思想控制,來遏制公衆對政府和私人權力的干涉。書名所說的“必要的幻覺”,便是指媒體站在官方政治立場上,通過各種巧妙手段,爲公衆展現一幅政府想讓公衆看見的“事實真相”,以此來維護資本主義商業集團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言論自由”是一種有範圍限制的自由,即在與政府的原則不相沖突的範圍內,可適當地提出部分反對聲音。反對的聲音不以事實爲依據,而以政府希望達到的“民主”效果爲依據。“民主”的假象,通過適時地有人在政府的授意下唱白臉而得以加強。對於大多數民衆而言,由於他們遠離真相發生的第一現場,只能通過媒體的信息來構建對所謂“事實”的理解。在政府和媒體精心營造的幻覺之下,公衆被引導着走向與事實無關、而只與政府的商業利益有關的方向,心甘情願地投出自己寶貴的一票。 喬姆斯基提出媒體組織有三種模式。第一種是集團壟斷,完全排除民主的參與,媒體意見完全由商業集團說了算。第二種是國家控制,這種情況下民主的參與程度取決於政治制度如何運作;但國家媒體基本上也都被掌控國家的權力所制約,最終還是要受到由這些權力管轄的文化管理結構來審查和批准。第三種則是幾乎沒有出現過的,允許民衆大量參與、充分支持“言論自由”的形式。第一種是資本主義民主下會自然而然產生的模式。第二種模式可見於一些極權國家,具體情況同樣視國家內部的政治制度細節而定。第三種情況則是未來可能會出現的,不一定是好或是壞,取決於人們如何評估公衆管理自身事務的能力。 營造“幻覺”的必要性在於,國家是由少部分的精英統治的,通過乾脆明瞭的方式(如顯而易見的國家恐怖主義、武裝鎮壓等)排除異己、謀取利益,是無法實現長遠統治的。本質上,這就是歷朝歷代、四海內外的統治者都最爲重視的“合法性”問題。統治階級需要將自身的利益同化成大衆的利益,獲得大衆的自願支持和服從,才能名正言順地實行長期的統治,即便是極權國家也是如此。因此,媒體承擔了極爲關鍵的“爲政府正名”的重任。喬姆斯基在文中已經精煉地總結了:“在民主制度下,必要的幻覺不能通過武力強加給人民。相反,應該用更隱蔽的手段把它們悄無聲息地灌輸到大衆思想中。” 在本書中,喬姆斯基從美國對待官方敵人和對待附庸國兩個角度,對比了美國大衆媒體在面對類似的事件時,如何進行完全相反的性質界定,並由此決定報道的篇幅、方向、論調甚至是否報道——是添油加醋還是強行洗白,是扭曲事實還是隱瞞真相。正文和附錄中共涉及兩大區域和事件,分別是中美洲和中東。中美洲的官方敵人是尼加拉瓜政府和桑解陣,附庸是美國官方支持和資助的反政府軍、薩爾瓦多、危地馬拉、哥斯達黎加等親美政府;中東的官方敵人是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附庸是以色列和猶太人。在喬姆斯基引用的多項美國內外的媒體資料中,呈現出來的共同特徵是:在美國媒體的報道中,官方敵人的民主行爲被隱瞞、扭曲或謊報,甚至會被捏造民主罪行;附庸國的恐怖行爲則被忽略、洗白或開脫,被用“崇高的出發點”和“令人遺憾的結局”來一筆帶過。在尼加拉瓜和薩爾瓦多這兩個案例中,同時存在政府和反政府力量,美國媒體對它們的描繪正好是相反的。尼加拉瓜政府和薩爾瓦多(反政府)游擊隊都是官方敵人,尼加拉瓜反政府軍和薩爾瓦多政府都是親美附庸,相似的身份,不同的立場,依然準確遵循了前面的模式——官方敵人無論做什麼都是在掩飾他們想要破壞民主的意圖,附庸無論做什麼都是出於他們想要維護民主的意圖(雖然結果往往是“令人遺憾地”背道而馳)。 在有關巴以衝突的敘述中,喬姆斯基對以色列軍隊在被佔領區對阿拉伯平民犯下滔天惡行的種種描寫,讓我一度怒火直冒氣得流淚。在利用種族主義情緒爲政治目的服務這一方面,美國和以色列實在是無人能及。把“反猶主義”和“反猶太復國主義”混爲一談的以色列高層,對美國共和黨中的納粹同情分子無動於衷,卻對認爲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具有同等人權的人施以仇恨,併爲後者冠上“反猶”的污帽。雖然本書考察的都是上世紀的媒體材料,但從中反映出來的美國和以色列在國際上的立場和戰爭策略,放到今天的巴以局勢中來看,還是一以貫之的。 喬姆斯基在書中引用了極其廣泛的媒體資料和數據來論證他和愛德華·赫爾曼提出的模型:“此模型認爲媒體服務於國家和集團權力的利益,兩者相互勾結,通過一種支持既定特權、限制爭議討論的手段來約束報道和評論。”喬姆斯基用大量實例證明了這個模型的準確性,並在文中多次提及和確認。此模型提出的定義也可以被看作喬姆斯基這項研究的結論性表述。 不知是否是作爲語言學家的職業習慣(劃掉),喬姆斯基在行文中大篇幅地引用媒體資料中的原話,但有很多時候他並不是完整地引述一句話,而是根據需要引述相關部分,在句法結構或含義缺失的部分又自行補上內容。但這就帶來了一種頻繁切換說話人立場的讀感。而正如前面所說,媒體對特定事件的表述是根據其立場決定的,類似的事件因立場不同會有完全相反的表述效果,因此,讀很多引文時需要代入原說話人的立場纔好理解其內涵。這種頻繁切換立場代入的需要可能會給閱讀體驗帶來一定阻礙。而且,喬姆斯基在文中有多處陰陽怪氣,又給字面意思的理解帶來了新的困難(劃掉)。不過很多陰陽的地方還挺好玩的,也算是能稍微調節一下閱讀過程中對美國政府產生的憤怒心情吧。 最後再說一下譯文質量。如前所述,喬姆斯基的行文中有大量需要切換立場的引文,而且很多語句都是句子結構複雜的長難句。這版譯文整體讀下來,體驗確實算不上太順暢。很多句子的句子成分看中文容易有歧義,轉成英文的結構就會好理解一些。不過也不像評論裏說的那麼糟糕。感覺複雜的地方可以反覆看一個或幾個長句,不要慢慢地在一個單句裏琢磨,看不懂的地方多看看前後文就會好懂很多。習慣了譯文風格後讀起來就比較順暢了。
放棄對西方的一切幻想,帝國註定是要擴張,他的生存是建立在掠奪之上,爲了自身的生存一切皆無底線。——本書是解釋巴以衝突的絕佳之作。以色列爲什麼如此喪心病狂,德國納粹爲什麼犯下滔天罪行,本書告訴你其中的邏輯。
由於只是喬姆斯基幾次主題演講的收集,所以從內容上看所謂「資本主義的媒體(思想控制)」只是集中於幾個具體案例,而喬姆斯基的「喫相」也全無思想家風格,更像一個危言聳聽的時事評論家,我不知道一個直接宣稱美國是「恐怖主義國家」的宣傳人有多少信服度。
整體脈絡是反美國霸權主義的,但是其中對於依附權勢媒體的批判的模型是放之四海而皆準。 喬姆斯基設定了這樣一個模型:通過加強官方話語、圈定議程,標籤化邊緣化反對意見,來給大衆製造出符合統治階級的共識,穩固現有社會結構。相較於野蠻粗糲的恐怖統治,這種系統化結構化地對大衆心智潛移默化的控制更有有效且難以察覺,而知識分子階級在這一過程中,顯然已經變成了幫兇。現在所稱的“遠程養殖業”和MEGA羣體正是這一模型的直接反應與結果。 但是譯者的翻譯質量太次,只能給到一般的評價。
大量非蠢即壞的能言善辯的人蔘與到民主教條主義的宣傳鼓動中,避免人們瞭解自己的權益並努力讓人們保持普遍的愚蠢,以及人們需要被引領才能進入一個權威爲他們設計的更好的世界。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的轉變是非常輕鬆迅速的,因爲這些不涉及思想或價值的根本變化,只需評估獲得權力和特權的機會:是乘着大衆鬥爭的浪潮,還是臣服於社會或意識形態管理者的既定權威。製造共識首先針對的是那些自認爲是團體中有思想的人、知識分子、意見領袖,畢竟普通大衆無所謂一項綱領的細節是什麼,能動員精英的人才能動員大衆。除了某些必須解決的危機時刻不得不動員大衆,權威更希望在其他的時候,通過轉移注意力和定期的愛國宣傳來滿足大衆,大衆應滿足於權威的嚴正聲明、嚴厲譴責,除非權威堅定地對抗威脅。真相是什麼無所謂,大衆服從就足夠了。
在獨裁國家,統治者用暴力(警棍和監獄)來控制人民,而在民主國家,因爲不能隨意使用暴力,精英階層必須通過控制思想來製造同意,因此媒體不是權力的監督者,而是權力的宣傳機器。思想控制在民主社會不再是強迫你要說什麼,而是設定可討論的範圍,在這個範圍內,你可以罵總統,可以罵政策,但這恰恰是系統想要的,因爲這種激烈的爭論反而強化了“我們是自由的”這一幻覺,從而掩蓋了更深層的、不可觸碰的體制性問題。 下次再看電視新聞、刷社交媒體熱搜時,嘗試問問自己:“爲什麼我會看到這個?是誰想讓我看到這個?被隱藏的更大的背景是什麼?” 這是一種極度清醒的痛苦,也是一種必要的覺醒。
在一個又一個的例子中,我們發現,順從是最容易的方法,是通往特權和聲譽的途徑;持有異議會付出沉重的個人代價,甚至在一個沒有諸如暗殺小組、精神病監獄或滅絕營這些控制手段的社會當中也是如此。媒體結構本身的設計就是爲了誘導對既定觀念的順從。在廣告之間三分鐘的間隙,或在700字的文章中,你很難舉出讓人信服的觀點和證據來表達新鮮的思想或驚人的結論,而順從地重複那些受歡迎的老生常談則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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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更像是一部記者調查實錄或者案例記錄類文獻,相比作者論述什麼是民主的幻覺以及如何造成這種局面的論述,大量的內容是國家和媒體在操縱民主營造幻覺時候的記錄。在《現代性的隱憂》中提到的柔性專制主義正體現在本書所闡明的民主幻覺裏,民主對外是粉飾侵略擴張勢力的武器,對內是控制民衆扮演開明的面具。媒體則是營造民主幻覺最重要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