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理學史

比起《中國理學史》，這部書其實叫《中國思想簡史》更爲精當。“理學”在本書中是一個廣義概念，除了在該書第四編與現在使用的“理學”概念有所重合外，其他部分指的都是“道理之學”，第二編幾乎是諸子百家的介紹，第三編是漢唐學術的發展，第四編纔是“理學史”。不過，根據作者的觀念，宋明理學實際上也是上述一系列思想發展的結晶，在這種視野下，全部統稱爲理學也無可厚非，只是如此一來，許多概念便更加混淆了。 本書初版於1937年，是一本民國著作，未翻閱時，期待能看到民國動亂時期思想解放的餘光閃爍，可惜此書多有不足。一是歐化語言加深了思想理解的困難，不過這是整個時代的通病，何兆武翻譯的哲學書籍也這樣，無可指摘。二是大量引文，幾乎佔全書一半有餘，雖然是作者仔細挑選的，足見其知識之廣博與閱讀量之大，但是仍然使人感覺述多論少，如蜻蜓點水一般不痛不癢。當然，作爲一本小書，限於體例，也可理解。 三是作者可能囿於時代，也可能囿於自身見解，一些判斷與評價出現問題，如作者通過各種“考據”之後，認爲“伏羲是造八卦文的，黃帝的臣倉頡是造書契的，那是無用懷疑了。”就這句話，這本書的質量就很值得懷疑了。首先，伏羲、黃帝、倉頡是否存在是一個問題。在儒學諸多論述中，把上古史當作信史，這是很有問題的。神話學研究不關注神話的真僞，而關注爲何出現這樣的神話，以及神話的流變、影響等，所以伏羲、黃帝等人物有了研究的意義。其次，我們關注八卦、河圖、洛書，應該關注其中蘊含的價值，這與它們是誰發明的似乎關係不大，如果是要祖述堯舜，造神立像，豈非本末倒置，買櫝還珠嗎？第三，把這種虛無縹緲的故事，通過許多N手文獻材料（如歐陽修等人的討論），而非原始材料（如甲骨文、銘文、化石等），得出一個如此的結論，是否需要警惕？不過作者的這種觀點對本書的主要內容並沒有什麼大的影響，只不過是借題發揮表達一些看法而已。基於此，在此書閱讀過程中需要保持理性態度。 此書出彩的部分，在於作者在諸多學派之間點破了他們的承繼關係，這種認識不論對錯，對於我們重新理解中國傳統思想的發展與組成都具有啓發意義。 基於上述諸多論點，3.8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