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華
本書是作者基於十多年來對基層治理的研究,結合最近兩三年最新的調查資料寫出來的關於縣鄉治理邏輯與實踐的力作,對基層治理的體制機制做了深度分析,並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具體而言,本書內容包括:縣域體制優勢轉化爲治理效能的機制安排、基層治理體制機制問題、基層領導和基層普通幹部自主性、縣鄉政府落實國家政策的制度設計及其效率與效果、基層工作人員的激勵與發展等。書稿通過通俗的語言對縣鄉治理現象進行了深描和刻畫,對個案給予了呈現和剖析,抓住事物本質而又生動形象,嘗試學理分析而又深入淺出。書中的理論透視,有助於讀者深度理解我國縣域治理體制的優勢,又有利於推動基層創新治理機制、提高基層工作能力,形成幹事創業的積極氛圍。該書既有分析的深度,又有可讀性,特別適合普通大衆閱讀。
縣鄉中國:縣域治理現代化 引言:俗語背後的治理千年變局 縣官不如現管,這句深入人心的俗語,精準地揭示了千百年來中國國家治理中的一個核心悖論:法定的管事者往往不及具體辦事者有力。在帝制時代,縣官所依憑的聖賢書之倫理與胥吏所代表的地方性知識之間,形成了微妙的共生與博弈,共同維繫着皇權不下縣的治理格局。 時至今日,這句俗語依然迴盪,但其內涵與實踐邏輯,已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宏大進程中,發生了深刻而複雜的嬗變。楊華教授的《縣鄉中國》以其深入的田野洞察,爲我們剖開了縣域治理的鮮活肌體,展現了一幅在統合與激活、制度與人格、壓力與創新之間持續張力的動態圖景。 一、治理格局的重構:從“條塊結合”到“條塊合一” 我國實行從中央到地方多層級的行政管理。行政層級分五級,分別是國家級、省級、地級、縣級和鄉級,這種層級關係確保了國家政策的統一實施和行政管理的有效進行。傳統意義上的“條塊關係”,是理解中國地方政府運作的關鍵。作爲“塊塊”的縣級黨委政府,與作爲“條條”的垂直職能部門,在目標、資源與權威上既相互依賴,又存在競爭與博弈。 然而,近十年來,這一格局發生了根本性轉向——“條塊合一”成爲新常態。這一轉變由雙重力量驅動:一方面,中央權威通過環保、金融、紀檢等系統的垂直化管理顯著增強,“條條專政”的剛性執行力直達基層;另一方面,縣級黨委政府整合資源的政治能力空前強化。其核心機制在於“政治任務”的工具化運用。 縣委書記可以“以脫貧攻堅的名義”或“以黨建引領爲抓手”,名正言順地統合財政、水利、農業、林業乃至商業銀行等分散的資源,集中投向工業園區建設、城市風貌改造等“顯績”工程。部門原有的專業邏輯和風險考量,在“講政治”的壓倒性要求面前,不得不讓位於地方主官的治理意志。 權力與事務的錯配在這一過程中顯露無遺:上級掌握更多權力和資源,越往上,權力越大,資源越多,但事權相反,是下沉的。這就造成“權”集中在上、“責”下沉到基層,各層級“事責權利”不匹配,其中,鄉一級最不匹配。近年來,這種不匹配更趨失衡,具體表現在,基層的活兒越來越多,責任越來越重,但相應的資源並未相應增加。 二、執行的異化:從“縣鄉共謀”到“層層卸責” 當縣級以“政治”名義將所有部門業務吸納、轉化爲自身中心工作後,通過目標責任考覈體系,海量的政治任務如瀑布般傾瀉至鄉鎮。鄉鎮,這個最終的執行終端,陡然發現自己陷入了一個“無限責任、有限權力”的窘境:幾乎所有工作都變得“重要”,都需要全力以赴,但他們卻缺乏完成這些任務所必需的財政、人事和執法權限。 過去,面對上級檢查,縣鄉村三級常基於地方實際利益與熟人社會網絡,形成非正式的“共謀”關係,通過變通執行來緩衝政策剛性,維護基層運轉空間。這是一種基於靈活性的治理智慧。然而,十八大以來,紀委、巡察、督查等多重監督力量的過程介入,使得任何政策執行的偏差都可能被迅速“政治化”,問責直接關聯到個人政治生命。 強大的“負向激勵”催生了兩種極端但普遍的行爲模式:一是“頂格管理”和“機械執行”,不顧實際效果,只求程序上不留把柄;二是“避責”與“卸責”,在任務下達和問題出現時,各級首先想的不是解決問題,而是如何釐清並轉移責任。考覈的標準過嚴過細過於死板,幾乎所有的工作都成爲重點工作。 工作留痕成爲這一邏輯下的必然產物。一位教師的親身經歷頗具代表性:學生請假需要家長電話錄音、微信留痕、紙質假條三份分存、病歷單裝訂、因病追蹤記錄表打印上交……繁瑣的流程背後,是責任切割與風險規避的強烈需求。當“不出事”的邏輯壓倒“幹成事”的邏輯,厚重的留痕材料就成了責任防火牆,而非工作推進器。 三、雙軌困境:公務員與事業編的不同生存邏輯 在這一嚴苛的問責環境下,鄉鎮幹部內部出現了基於身份差異的明顯分野,形成了兩種不同的生存邏輯與行爲模式。 公務員羣體身處晉升通道之中,他們的行爲深受“政治前途”這一指揮棒的影響。由於問責直接影響晉升,年輕公務員普遍表現出強烈的“風險規避”傾向。鄉鎮領導也傾向於“保護”有潛力的公務員,避免將他們長期置於高風險的一線矛盾調處崗位。他們更多在黨政辦公室、黨建部門等“機關性”崗位輪換,接受“梯度型培養”,積累宏觀協調、材料撰寫等綜合素質,爲未來走向領導崗位做準備。他們的積極性往往與領導的重視程度、崗位的“鍛鍊價值”直接相關,行爲策略上更注重“程序正確”和“政治安全”。 事業編制人員則面臨截然不同的激勵結構。他們的職業天花板清晰可見(通常止步於中層崗位),晉升激勵微弱。這一方面使得他們更少受“問責恐懼”的束縛,敢於承擔矛盾尖銳的一線工作;另一方面也容易產生職業倦怠,形成“天花板心態”。鄉鎮在實踐中,將大量經驗豐富的“老事業編”配置在片區管理、重點工程、綜治維穩等需要羣衆工作能力的“火線”上,利用他們“不怕問責”(或曰“問責影響有限”)的特點,解決實際問題。對他們的激勵,更多來自領導的信任尊重、工作的自主空間以及相對靈活的經濟待遇。 這種雙軌困境帶來了治理效能的複雜影響:公務員體系的謹慎與規避,確保了體制的“政治安全”和規範運轉;事業編人員的“務實”與“敢爲”,則在縫隙中維繫了治理必要的彈性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二者既分工又互補,共同構成了鄉鎮應對高壓環境的“人力資源組合拳”,但也折射出基層激勵機制的深層結構性矛盾。 四、一線的創生:柔性機制與激勵藝術 儘管身處壓力型體制的末端,鄉鎮並非完全被動的執行機器。面對法定機構設置(“三定”方案)與複雜現實(“科層、基層、重點”三類工作)的嚴重脫節,以及內部人員的雙軌困境,鄉鎮在實踐中演化出了一套充滿智慧的柔性治理機制——“片線結合”。 這套機制的精髓在於“不變體制變機制”。在不觸動上級規定的機構編制前提下,鄉鎮打破站所界限,將全部人員重新整合:根據地理區域劃分“片區”,包攬所有常態化、綜合性羣衆工作;根據階段性核心任務設立“專項工作線”。關鍵的一步是“雙向選擇”:主管領導選片線負責人,負責人再挑選成員。這不僅實現了人與事、人與人的優化匹配,更在正式科層等級之外,重構了基於信任、默契與合拍的“工作共同體”。 “片線結合”本質上是基層應對體制僵化與人員激勵難題的智慧結晶。它巧妙地利用了不同身份幹部的特點:讓敢於擔當、經驗豐富的事業編擔任片線負責人,衝鋒在前;讓需要培養的公務員在其中階段性鍛鍊,同時又不過度暴露於風險。它需要妥善處理五對矛盾:體制的統一性與治理事務的個性化矛盾;體制的穩定性與治理事務的變化性矛盾;體制的分割性與治理事務的綜合性矛盾;體制資源的稀缺性與治理事務的艱鉅性矛盾;體制運轉的程序性與一線治理的應變性矛盾。 五、權威的雙重根源:單位政治與一線政治中的領導力 縣域治理的有效運轉,最終依賴於一個個具體的“人”——領導幹部。《縣鄉中國》深刻剖析了縣域官場中兩種並行的權威生成邏輯。 “單位政治”揭示了體制內的晉升動力學。一個單位主要領導的政治地位與前途,是其動員下屬的核心資本。領導若有“政治行情”,意味着他能爲下屬爭取更多資源、榮譽乃至晉升機會,自然能獲得更高的忠誠與更賣力的工作。反之,一個“邊緣化”的領導,則難以激發團隊的鬥志。官帽子,始終是幹部行爲的“總開關”。 “一線政治”則描繪了直面複雜現實的領導力要求。在鄉鎮、在項目現場、在矛盾調解席上,領導的權威不僅來自職位,更來自於其解決實際問題的綜合能力——協調資源、擺平事情、駕馭局面、凝聚人心的本領。一線權力運行剛性不足,更需要領導以個人魅力、專業判斷和人情練達來贏得下屬發自內心的追隨。能夠做到鄉鎮黨委書記甚至做過幾個鄉鎮黨委書記的人,正是在這種雙重政治邏輯中淬鍊出的“有幾把刷子”的複合型人才。 六、個體的敘事:在制度縫隙中生長 這是一個對毫無背景的人非常友好的時代。工作任務重、考覈細則多,雖然有些是無意義的、瞎折騰的,但是也因有具體的KPI,給了那些兢兢業業、勤勞奮獻的普通人出頭的機會。在基層工作的時候,就看到很多農村出身的年輕幹部通過個人努力,當上了副科級領導,過上了較好的生活,當然那個過程是付出了極大的艱辛。 有人從大學畢業後,去西部貧困縣扶貧,一路從縣到市,從市到省,歷經8年,來時一個人,離開時收穫了愛情、家庭和友情。或許是我運氣好,也或許是皇天不負有心人,但是那些年在基層熬更守夜,“5+2”“白加黑”推進工作的日子,那些年每週上山下鄉、走村入戶的經歷,的確讓我學到了很多在機關裏學不到的東西。 “真正的破局者,永遠能在制度縫隙中長出翅膀。”在重重約束下,個人仍能通過勤勉、智慧與韌性,開闢出自己的成長路徑,並將艱辛轉化爲人生的寶貴資本。這既是對體制的順應,也是對體制的超越。 七、超越二元:治理現代化的辯證法 本書的深刻之處,在於它沒有簡單落入“人治”與“法治”的二元對立敘事。它指出,歷史上的“人治”實爲依“禮”而治,蘊含着深厚的倫理規範與社會情理。今日強調“法治”,固然是走向現代治理的基石,但若制度設計僵化,完全排斥人的能動性與社會情理,反而會窒息治理活力,催生“爲官不爲”。 當前國家將“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作爲鄉村治理體系的方向,正說明純粹的技術理性治理存在侷限。基層治理中,羣衆工作要動“情”,矛盾糾紛化解要講“理”(地方性規範),這些都無法完全被法律條文所替代。 “河長制”的成功推廣,便是一個絕佳例證。它並非簡單的制度創新,而是通過設立“河長”這一政治責任人,用政治權威整合了環保、水利、住建、農業等不同部門的法定職責,打破了“九龍治水”的僵局。這既是制度的構建,也是人格化責任的注入,是政治統合解決跨部門治理難題的中國式方案。 結論:在永恆的張力中尋求動態平衡 《縣鄉中國》呈現的縣域治理現代化圖景,充滿內在張力:國家追求統一與效率,通過政治整合強化了自上而下的控制力,但亦可能導致基層自主性空間被擠壓,陷入形式主義與權責失衡;基層在重重壓力下,並未喪失能動性,反而催生出“片線結合”等靈活機制,在縫隙中維繫着治理的有效性與幹部隊伍的活力;制度規範日益完善,但人格化權威、情感認同與地方性知識,依然是治理實踐中不可或缺的潤滑劑與催化劑。 縣域治理現代化,其核心挑戰在於如何構建一種動態的平衡藝術:在加強頂層控制與激活基層活力之間,在強化制度約束與激勵幹部擔當之間,在推行統一政令與尊重地方多樣性之間,找到可持續的均衡點。這要求上級在“督責”的同時,更需“賦能”,給予鄉鎮與其責任相匹配的資源與權限;要求在完善“法治”的同時,爲“德治”與“自治”留下合理空間,認可並善用那些源自實踐的本土智慧。 讀懂縣鄉,便是讀懂了中國社會最深厚的底盤;而在這底盤上生長出的智慧——那種在壓力下尋求平衡、在約束中創造可能、在人際中積累信任的生存哲學——無疑是我們每個人面對各自人生課題時,都能汲取的力量。 唯有如此,“郡縣治,天下安”的古老理想,才能在現代化的征程中,真正築牢其堅實而富有韌性的基石。這既是對歷史的回應,也是對未來的承諾——在統一與靈活、權力與事務、制度與人的永恆張力中,走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治理現代化之路。
這本書是我目前讀過最好的一本有關基層治理的研究讀本,可能是因爲自己平常對基層治理的關注和了解也不太夠,這本書恰好彌補了我對基層工作開展的難點、痛點的瞭解,再加上最近和團隊的小夥伴在做有關駐村第一書記的案例研究,讀到本書倒數第二節的時候,對駐村第一書記的角色和工作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所謂”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作爲一個研究者、學者對整個基層體制的運作機制的認識也就只能看到冰山一角。這也讓我對《小鎮喧囂:一個鄉鎮政治運作的演繹與闡釋》中展現出的熟人社會有了進一步的理解,也讓我更加有信心,能帶着地方治理中仍然存在的潛規則去閱讀《黃河邊的中國》,對我目前在對如何提升城鄉治理能力與水平的科研方向上得到一些經驗和啓示。 這本書主要是圍繞“如何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現代基層管理模式”展開討論。在我沒有讀研之前,我對基層幹部的瞭解就是停留在市井層面上。當官的從來不爲民考慮,大家都拼命考進體制的目的很簡單,因爲在很多老百姓看來,體制內的人做什麼事情都不用花錢,各種福利補貼拿到手軟,考上了編制就意味着鐵飯碗,意味着社會地位拔高到了人上人的位置,各大公考培訓機構也是瘋狂歌頌體制的優越性。直到我偶然有了這麼一個機會,進入了教師編制的體系裏面(雖然感覺教師算不上體制內),並且讀了研究生,跟身邊很多在體制內工作多年的同學交流了他們的工作心得,在課堂上和教授以及同學探討了一些基層工作的流程和痛難點,我才能夠深刻體會到各行各業都有他們的辛酸與苦衷。 其實這本書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恐怕就是有關工作留痕方面的問題,這也是做基層工作最麻煩的地方。我相信只要在基層單位裏面呆過的人應該都能體會到留痕的重要性。以前在企業,傻傻的以爲只要把工作做完做好就萬事大吉了。自從進入到了教師的編制體系裏面,我才知道作爲一個最基層的老師,工作中處處留痕是有多麼的重要。就以我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麻煩事兒拿出來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下。 我擔任班主任的那一年,管理我們班主任的分管領導就給我們開了好幾次會議,多次強調了工作中要處處留痕,做好班級學生管理工作,記錄好班級學生的情況,做好每週的班主任會議紀要,學生請假條留痕等等,當時的我並沒有把這些繁瑣的步驟放在心上,覺得很多時候這些繁瑣的流程會不會多此一舉了?就比如說學生生病請假,分管領導要求學生如果有請假相關的事項,要及時給學生家長打電話,並且要進行通話錄音,或者讓家長微信發消息留痕,然後讓學生寫好請假條,通知家長來學校門口接送。如果請假的時長超過了3天,需要分管領導簽字並且需要通知家長來學校在請假條上簽字按手印,還需要家長和學生共同寫一份保證書並且簽字按手印。請假條要分成三份,一份交給班主任留檔保存,一份交給宿管留檔保存,還有一份交給門崗教官留檔保存,然後還要蒐集學生請假的病歷單,最後月底的時候要統一將病歷單和請假條的紙質材料統一裝訂好,做好因病追蹤記錄表並打印出來,將電子材料和紙質材料打包發給分管領導做好材料留檔工作,用來防範教體局和紀檢督察組的突擊檢查。 我相信論誰聽完這一段請假的流程,都會覺得繁瑣無比。我們教職工請假也不過就是寫一張請假條,說明請假緣由,找分管領導和一把手簽字,然後複印兩份留檔保存就可以了,但是學生請假卻需要經過家長、班主任、分管部門領導、宿管、門崗五個部門的配合才能完成。如果是請超過15天的長假還需要教務處的分管領導和一把手簽字才能批准。仔細想想也可以理解,因爲這些學生還都是未成年人,是溫室裏的花朵,繁瑣的步驟也是爲了保護他們的人生安全。 在我接手班級的那一年,這些請假的流程並沒有執行的特別嚴格,因此紙質材料我也沒有去做嚴格的執行,有時候做了一些變通。比如說我要求所有的請假,家長只需要在微信裏面發一條請假的消息,我就默認家長已經知道這件事了,就簽字批准這些學生請假,也沒有去打電話做進一步的確定。但是啊,這些學生偏偏就利用了我的這種善良和對學生無條件信任的特點,有幾個學生拿着他們家長的手機,用他們家長的微信給我發消息請假,然後給我請完假以後,把他們家長手機裏面的微信消息給刪除掉了,然後這幾個人偷偷邀伴一起去河邊拍短視頻發在某平臺上。這個事情也不知道是被哪個學生舉報到部門領導那去的,然後第二天我就被分管領導叫到辦公室問學生的情況,我解釋說他們家長給我請過假了,也有些人是學生自己給我請假的,我沒去找家長確認情況,請假的理由還蠻誠懇的,理由也是百花齊放,說什麼他們爺爺外公在病牀上,需要有人照顧等等,我又不忍澆滅這些孩子們的孝心。本來我覺得這些學生成績不好,但是有一片孝心,孺子可教也,就沒有想太多,直接同意了這茬事,何曾想,他們竟然跑到河邊去拍短視頻。領導給我的說法是他們跑到河邊去游泳(大家也知道,春季如果去河邊游泳,溺死的概率非常大,這是一根不可逾越的紅線。但是我問學生本人,他們說是拍短視頻,找了班級其他學生也確認過了,但是領導已經不相信我說的話了),當時的我已經無可辯解了,領導讓我拿出相關請假的佐證材料,我也就只能拿出消息記錄了,但是領導認爲這些材料遠遠不足以作爲佐證材料。後來這些學生家長第二天被請到學校,談話中家長都表示不知情此事。也是因爲我平常跟這些學生家長關係處理的相對比較融洽,並且這些學生也沒有出任何事故,所以這些家長最後也沒有爲難我,但是領導因爲我這件事,確實被嚇得夠嗆,說我心也是夠大的,居然這麼放心他們一個人出去,如果他們真的是因爲去河邊溺死或者出了什麼人生安全,我的職業生涯很可能會因爲此事徹底斷送。也正是因爲了這一件事碰到了紅線,我在大會上被公開批評,請假制度也因爲我這一件事的發生開始嚴格執行起來,甚至把班主任批假3天的權利修改成1天,超過1天都需要分管領導簽字,並且還加大了班級及宿管、門崗的校園監督和巡查力度,進一步限制了班主任對班級管理的權限,這可能也是領導怕班主任權利濫用,領導自身怕被問責,不是實質性地想要把工作做好,步步留痕、事事有跡,將工作程序都做得滴水不漏,待到倒查責任時以程序合理合法脫責,我覺得這其實就是一種形式主義作風的重要表現。 在擔任班主任工作的最後一個月,也是學期末的最後一個月,我感覺我是徹底失去了班級的管理權,被班級裏的一個任課老師和分管領導聯合架空。班級不管有任何事情都得先請示彙報,等待上面的指示,唯上思想嚴重,缺乏責任擔當(不是不想擔當,是不敢也無能爲力),上面沒說的不做,有明確指示的才做,亦步亦趨,自身的主動性、靈活性完全喪失,感覺自己就是一個傀儡罷了。 所以通過我的一些親身經歷,我想大家應該能夠體會到體制內爲什麼形式主義會如此氾濫。很多時候基層的一些官員不是不想爲,是不能爲。好不容易爭取到一個鐵飯碗的編制,一方面抱怨公務員工資收入過低,一方面又抱着編制內飯碗不離手,基層的工作者很多時候只能秉持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態度,保持着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心態,儘量不主動謀事、做事,遇事就躲,明哲保身。一旦出問題(被上級查到、有社會影響),上級就會千方百計地將責任推卸出去,下級是其推卸責任的最好冤大頭,從快從重處罰下級就成了必然選擇,總要有人當這個“背鍋俠”。當我們作爲個人成爲責任主體,每個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自保”,而不會(更多)考慮單位利益、同事利益。那麼,有責任、有擔當的人會越來越少,個人對單位的情感以及單位利益共同體也會逐漸弱化。爲了“自保”,無論是領導,還是工作各環節的普通幹部,在囚徒困境下,都不會爲了共同的利益而“共謀”。共謀的制度基礎就會因此被打破。所以現在單位裏面很多時候都會提到“以制度管人,按流程辦事”,也是這個道理。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我認爲在具體實踐中,落實工作的程序化、流程化、文檔化、留痕化會縮小基層幹部的自主操作空間,治理活力和內生動力嚴重不足。在這種情況下,基層幹部不會主動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也不會自覺地將工作幹好,更不會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最終結果是基層治理沒有活力,基層問題得不到實質性解決,形式主義橫生。 審慎思考基層治理程序化、規範化、制度化的方向,多去考慮治理過程中存在的實際問題,政策上要留有一定的空間,對基層幹部的做法要給予更多的信任與支持,強調鄉村治理現代化要與鄉村獨特的社會性質、問題屬性、工作任務相結合,因地制宜,保持簡約、高效的鄉村治理體系。基層應該是在包乾制基礎上適度嵌入科層規範,這樣既能夠通過包乾制調動基層幹部的自主性,又能夠通過科層制的制度規範來加強對基層幹部的監督和管理,使國家能夠通過監督下鄉來達成基層治理現代化的目標,這也是我們當前鄉村治理現代化的方向和有效路徑。 作爲基層幹部,只有多走在基層調研的路上,有更多豐富的閱歷,才能想得出更多的解決辦法,而悶頭坐在辦公室裏想的只能是把問題如何推責。鄉土社會不僅僅是炊煙裊裊,它有我們需要以一種整體的眼光,去不斷洞悉的社會形態。而當我們把它的過去與我們的當前與未來緊密相連,讓我國的發展有了無數推動的可能,我們才真正擁有了社會學的想象力。
《縣鄉中國》這本書被描述爲一幅“基層吏治的全景圖”。楊華教授的作品不僅僅是理論上的探討,更是通過1300天的實地調查,揭示了基層工作的真實面貌。書中內容非常貼近現實,可以說是瞭解基層政治運作的一個必讀指南。 縣域治理並非簡單的“上傳下達”,而是各種力量相互博弈的結果。書中詳細描述了縣級政府和鄉鎮政府之間的複雜關係,揭示了基層官員在執行上級任務時面臨的各種挑戰和困境,對這塊有興趣的可以花時間親自一讀,是一本讓人拍大腿的佳作。 我想不僅僅是縣鄉工作的基層人員適合看這本書,每一個關注腳下這片土地的人都適合一看(縣鄉是中國社會的基礎,瞭解縣鄉,才能更好地瞭解中國),另外,這本書對我們這些“打工人”同樣具有重要的啓示。雖然我們身處不同的行業,面對不同的挑戰,但基層工作人員的生存智慧,同樣適用於我們的職場生活: 1.積極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基層工作人員需要積極圍繞中心任務,服務大局,有限條件創造無限可能。 2.持續提升自己,學習成長:個人的能力纔是立身之本。只有不斷提升自己的能力,才能做到多重利益平衡。 3.堅守職業道德,贏得尊重:基層幹部要堅守職業道德,廉潔奉公,才能贏得羣衆的信任和支持。我們同樣要堅守職業道德,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真正的破局者,永遠能在制度縫隙中長出翅膀。”在白色週四這個沉靜的思考日,讓我們迴歸對人生和自身價值的思考。五色圖書,五彩人生,祝你成就更好的自己!週四白色思考日快樂!
習慣閱讀,一日不看書。便覺得少了什麼。我有個不好的習慣,看書觀其大略,不求甚解。貌似看了不少書,當有人問我某本書講了些什麼,我又說不出個子醜寅卯。看着對方一臉真誠的討教,我卻一臉心虛的胡扯。原來我看書只是看了個寂寞,看了個錐子,看了個毛線吶! 年後很不要臉在微信讀書留下看完十五本書的痕跡。看完大腦一堆碎片,難以輸出。現在流行一個詞叫覆盤,想要進步,工作生活事業都要覆盤。詞是新詞,意卻非新意。古語說溫故知新,三省吾身就是對覆盤最好詮釋。 爲了避免看過而說不出的尷尬,我也做個近期閱讀的簡單覆盤。 看了十五本,能記住的不多,就挑兩本簡單說說。 十五本里面有六本是劉同的書。劉同的書之所以佔比這麼大,並不是我有多喜歡劉同。而是我現在看書習慣如此。現在看某個作家的書,就想將他所有的書刷一遍。或是某種類型的書集中刷一批。這樣比較容易對某一類型或是某個作家的瞭解更加全面與立體。 劉同,作家。光線副總裁。才華橫溢,帥氣逼人,妥妥的帥哥總裁。看他的書,我看到一個文藝的青年如何通過自己努力實現了飛上枝頭變鳳凰的華麗轉身。他的文字有雞湯,有煽情,有着年少輕狂,有着多愁善感,有着那些我們憧憬的未來和未兌現的誓言,也看到我們一代人的過往,它帶帶給了我們一絲光亮。誰不想化身霸道總裁,青梅煮酒論英雄? 《終身成長》人的成長取決於思維,人會有兩種思維。一種固定型思維,一種成長型思維。有人問我,將你看過的書分享下。我分享不出,爲了避免下次尷尬。我努力覆盤,整合輸出。這是成長型思維(原諒我不要臉一下下)有人問我,將你看過書分享下,我惱羞成怒,過後依然如故。或是永不談書,這是固定型思維。成長型思維是爲一個長期良好結果而服務,固定型思維是被短期的情緒而裹挾,一葉障目,不見森林。吾生有涯,而知無涯。 心學裏面常說的幾個詞,知行合一,格物致知,事上煉。其實同理,知可以理解爲思維,事上煉可以理解爲具體行爲。知而不行,是謂不知。這就是固定型思維。格物致知大概就是成長型思維了。 關於思維,有一個詞叫做“正念”。一個人只有正念,才能比較容易獲得積極的思維與情緒。所謂正念,接受自己好與不好。觀察自己的缺陷與負面情緒,不用迴避,坦然面對。慢慢的負面情緒自然就消失了。真的猛士,敢於正是淋漓的鮮血,正視慘淡的人生。如果覺得這句話血腥,可以用另外一句話表達,道之所存,千萬人吾往矣! 《縣鄉中國》名字有點土,內容卻一點不水。很多名字是管理的書籍,比如營銷管理,自我管理,團隊管理。在我看來,都不上這本縣鄉中國,實在太接地氣。 這本書將一個縣城管理從點線面將鄉鎮村全面進行剖析,包含組織架構,鏈接方式。以前覺得在一個大型企業中組織架構都是很複雜了。看完這本書只後,只會讓你看問題角度變的更加清晰。 談談書中幾個概念,通常在一個組織架構中,上級會對下級進行管理主要會有兩種形式。一種叫結果管理(目標管理),一種叫過程管理。 結果管理通常是指下級通過自我管理,自行配置資源來實現目標的一種方式。結果管理,通常向下分權,下級需要有較大自主決定權。 過程管理分成四種類型,進度管理,程序管理,指標管理,痕跡管理。 其實這四種管理從字面都好理解,其各有利弊。 所有的組織選擇都會從成本-收益角度來考慮管理方式。有些組織也會選擇將二者結合使用。 圖片 圖片 再提一個概念,也是很多組織中經常遇到的問題。權利下沉,上級會將某些權利下沉到下級採取包區問責制,把權利下放給下級,出了問題就唯你是問。現實中又容易出現政策無法落地的情況,某些權利下沉,但是配套的權利與資源沒有共同下沉,比如審批權,執法權等等。但如果全部下沉,上級又擔心對下級掌控變弱,從而失控。下沉配套的資源與權利不足,具體事務又難以落地。這就是管理中常常容易出現的悖論。具體事務的處理就比較考驗管理的藝術了。 好久沒寫了,今天就寫到這。下次如果有人問我某書講了什麼。我實在說不出來,我就說你看,我寫了一點。這本書我看過,我沒騙你吧! 人都有分享的慾望,都想將美好的事物和自己親人朋友們分享。很多人可能和我一樣,口不能言,說話支支吾吾,寫又詞不達意。但是無妨,每天進步一點點。日拱一卒,功不唐捐。
這幾年,“華中鄉土學派”在輿論場大放光彩,各種基層治理調研報告紛至沓來,就連幾年前的老書也被人翻出來反覆討論,最著名的當屬吳毅的《小鎮喧囂》。就在2024年春節過後不久,武漢大學社會學系的呂德文教授,僅僅只是將回鄉飯桌上的見聞整理成短短的一篇《當前基層治理十大怪現像》,刷爆了基層幹部的朋友圈。與節後中央再次部署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爲基層減負遙相呼應。可以說,這是鄉土學派的時代,這是社會學的春天。 自從國家提出大力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以來,以我的母校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和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爲代表的“華中鄉土派”就逐漸從學術圈走到大衆面前,這兩個中心有很多出名的教授,比如呂德文、賀雪峯、吳毅等,他們提出了新的田野調查原則和規範,注重深入基層一線透過現象看到背後的政治邏輯,往往能把理論寫到基層幹部的心坎上。 這本《縣鄉中國》繼承了兩個中心的優良學術作風,能火說明講出了一些東西、反映了一些現實。 比如,縣鄉基層爲什麼這麼累,主要還是所有的任務政治化,各個部門通過各種形式把自己的工作加塞到黨委政府中心工作,通過考覈倒逼基層去執行。過去考覈,分差較大,細則不多,如今是分差不大,細則一堆,每項考覈都不能馬虎大意。既然部門的任務都給了基層,自然基層也更累了。其次,過去基層工作以結果爲導向,如今更加註重全過程管理,留痕也就成了題中應有之義。上級部門不僅要結果,還要過程督查考覈排名。最後,屬地責任是個大框子,什麼都可以往裏裝。當然,部門任務轉移,加之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機關的規矩越來越多,實權也自然越來越少,如今很多年輕幹部更傾向於去基層錘鍊也是有這方面原因,基層工作更有實際意義。 有人說作者總是欲言又止,到了關鍵時刻就筆鋒一轉,最後還不忘打雞血,用一篇正能量來求自保,滿滿的求生欲。 但就我個人經歷而言,這的確是個對毫無背景的人非常友好的時代。工作任務重、考覈細則多,雖然有些是無意義的、瞎折騰的,但是也因有具體的KPI,給了那些兢兢業業、勤勞奮獻的普通人出頭的機會。我在基層工作的時候,就看到很多農村出身的年輕幹部通過個人努力,當上了副科級領導,過上了較好的生活,當然那個過程是付出了極大的艱辛。我本人從大學畢業後,去西部貧困縣扶貧,一路從縣到市,從市到省,歷經8年,來時一個人,離開時收穫了愛情,家庭和友情。或許是我運氣好,也或許是皇天不負有心人,但是那些年在基層熬更守夜,“5+2”“白加黑”推進工作的日子,那些年每週上山下鄉、走村入戶的經歷,的確讓我學到了很多在機關裏學不到的東西,這份寶貴的經歷應該也能一直激勵我不斷前行。
《縣鄉中國:縣域治理現代化》(楊華 著)核心內容 一、全書核心觀念 本書是基於全國20餘省縣鄉田野調查的實證研究巔峯之作,跳出理論空談,直擊縣域治理“真實運行邏輯”,深刻揭示了中國基層治理的體制性矛盾與現代化路徑,核心觀念如下: 1. 縣域是國家治理的“樞紐性基石”:承上啓下連接國家與鄉村,是政策落地的“最後一公里”和矛盾化解的“第一線”。“郡縣治天下安”在當代依然成立,縣域治理現代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突破口和試金石。 2. 治理行政化與內卷化是核心病竈:將需要彈性、因地制宜的“治理事務”異化爲標準化、流程化的“行政事務”,導致人力物力投入激增但治理效能不增,陷入“以形式主義反形式主義”的惡性循環。 3. 條塊矛盾與權責倒掛是體制性根源:形成“權在縣裏、錢在部門、責在鄉里”的扭曲格局。上級職能部門(條)掌握資源和考覈權,卻通過“屬地管理泛化”將無限責任下壓給地方政府(塊),是“上面千把錘,下面一根釘”的本質。 4. 中心工作制是縣域治理的核心運行邏輯:縣域治理圍繞上級部署的“中心工作”展開,通過臨時指揮部、掛圖作戰、層層加碼的壓力傳導推動任務落實。它既能集中力量辦大事,也導致常規工作邊緣化、運動式治理常態化。 5. 考覈指揮棒異化是形式主義的總源頭:痕跡管理、多頭督查、一票否決泛化等問題,本質是上級部門爲規避責任、便於管控設計的制度產物。基層減負必須從頂層改革考覈體系入手,而非僅要求基層自查自糾。 6. 基層幹部行爲邏輯被激勵約束機制扭曲:“晉升錦標賽”與“問責泛化”並存,導致“不出事邏輯”壓倒“幹成事邏輯”,出現“鞭打快牛”、忙閒不均、選擇性執行與部分幹部“躺平”並存的現象。 7. 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並行是縣域治理的獨特性:熟人社會中,人情、關係、面子等非正式規則往往比成文制度更能高效解決實際問題。二者的張力與互補,構成了縣鄉治理的真實圖景。 8. 縣域治理現代化不能照搬城市模式:必須立足縣域熟人社會屬性和鄉土邏輯,推動治理重心、資源、權力同步下移,激活基層自治活力,而非簡單複製城市的精細化、數字化治理標準。 二、全書詳細思維導圖 plaintext 《縣鄉中國:縣域治理現代化》 ├─ 緒論:郡縣治,天下安 │ ├─ 研究緣起:田野調查中“看不見”的縣鄉真實 │ ├─ 核心概念界定:縣域、縣鄉治理、治理現代化 │ ├─ 縣域治理的戰略地位:承上啓下的國家樞紐 │ ├─ 國內外研究綜述與本書貢獻 │ └─ 研究方法:紮根田野的實證研究(20餘省調研) ├─ 第一章 縣域治理體系的歷史演變與基本架構 │ ├─ 中國縣域治理的歷史傳統 │ ├─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體制變遷 │ │ ├─ 人民公社時期:政社合一的全能型治理 │ │ ├─ 改革開放後:鄉政村治二元結構 │ │ └─ 新時代:縣域治理體系現代化轉型 │ ├─ 當前縣域治理的三級架構 │ │ ├─ 縣級政權:決策與統籌中心 │ │ ├─ 鄉鎮政權:執行與落實中心 │ │ └─ 村級組織:自治與服務末梢 │ └─ 縣域治理的本質特徵:熟人社會、整體性治理、差序格局 ├─ 第二章 縣鄉關係:權責倒掛與壓力傳導 │ ├─ 縣鄉關係的本質:非對稱委託—代理關係 │ ├─ 權責倒掛的三重困境 │ │ ├─ 權力上收:審批權、執法權向縣級集中 │ │ ├─ 責任下壓:屬地管理泛化,鄉鎮承擔無限責任 │ │ └─ 資源截留:財政資源向上集中,鄉鎮運轉困難 │ ├─ 壓力型體制的運行機制 │ │ ├─ 目標責任制:層層分解的量化指標 │ │ ├─ 一票否決制:懸在基層頭上的利劍 │ │ └─ 層層加碼:“時間提前、標準提高、任務加重” │ └─ 縣鄉之間的博弈與策略互動 ├─ 第三章 條塊關係:部門主義與治理碎片化 │ ├─ 條塊關係的內涵:“條條”(職能部門)vs“塊塊”(地方政府) │ ├─ “條條”的運行邏輯:部門利益最大化 │ │ ├─ 垂直管理的優勢與弊端 │ │ ├─ 部門立法與政策制定的部門化 │ │ └─ 考覈權成爲部門擴權的核心工具 │ ├─ “塊塊”的運行邏輯:被動統籌與疲於應付 │ │ ├─ 縣級政府統籌能力的侷限性 │ │ ├─ 鄉鎮政府的“萬能協調者”困境 │ │ └─ 多頭管理與無人負責並存 │ ├─ 條塊矛盾的集中爆發 │ │ ├─ 政策執行“中梗阻” │ │ ├─ 資源分散與重複建設 │ │ └─ 責任推卸與相互扯皮 │ └─ 條塊改革的探索與困境(如“街鄉吹哨、部門報到”) ├─ 第四章 中心工作制:縣域治理的核心引擎 │ ├─ 中心工作制的內涵與特徵 │ │ ├─ 政治性:圍繞上級重大決策部署 │ │ ├─ 階段性:集中力量打攻堅戰 │ │ ├─ 全局性:調動一切資源保障 │ │ └─ 結果導向:與幹部晉升直接掛鉤 │ ├─ 中心工作的完整運行流程 │ │ ├─ 上級部署→縣級動員→鄉鎮包村→村級落實 │ │ ├─ 成立臨時領導小組與指揮部 │ │ ├─ 掛圖作戰、倒排工期、每日調度 │ │ └─ 督導檢查、考覈驗收與追責問責 │ ├─ 中心工作制的積極作用 │ │ ├─ 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 │ │ ├─ 快速推進重大民生工程 │ │ └─ 鍛鍊和識別幹部隊伍 │ └─ 中心工作制的負面效應 │ ├─ 常規工作被嚴重邊緣化 │ ├─ 資源過度集中,其他領域投入不足 │ ├─ 運動式治理的短期化後遺症 │ └─ 基層幹部長期超負荷運轉 ├─ 第五章 考覈督查:指揮棒與緊箍咒 │ ├─ 現行考覈督查體系的構成 │ │ ├─ 年度綜合績效考覈 │ │ ├─ 各類專項工作考覈 │ │ ├─ 日常督查、暗訪與交叉檢查 │ │ └─ 第三方評估與羣衆滿意度調查 │ ├─ 考覈指揮棒的正向導向 │ ├─ 考覈督查的全面異化 │ │ ├─ 指標量化過度,脫離基層實際 │ │ ├─ 痕跡管理氾濫:重留痕輕實效 │ │ ├─ 多頭考覈、重複督查,基層迎檢不堪重負 │ │ ├─ 一票否決事項過多過濫 │ │ └─ 問責泛化、簡單化,“多幹多錯” │ └─ 考覈異化的後果:形式主義滋生與基層負擔過重 ├─ 第六章 基層幹部:激勵約束與行爲邏輯 │ ├─ 縣域幹部隊伍的分層與角色 │ │ ├─ 縣級領導:決策者與壓力傳遞者 │ │ ├─ 鄉鎮主官:關鍵少數與壓力承受者 │ │ ├─ 普通鄉鎮幹部:政策最終執行者 │ │ └─ 村幹部:半正式的治理主體 │ ├─ 幹部激勵機制及其失靈 │ │ ├─ 政治激勵:狹窄的晉升渠道與“天花板效應” │ │ ├─ 經濟激勵:幹多幹少差別不大的績效工資 │ │ ├─ 精神激勵:榮譽表彰的邊際效用遞減 │ │ └─ 激勵不足導致的“躺平”現象 │ ├─ 幹部約束機制及其泛化 │ │ ├─ 黨紀國法約束 │ │ ├─ 考覈問責約束 │ │ ├─ 輿論監督約束 │ │ └─ 約束過度導致的“不作爲” │ ├─ 基層幹部的典型行爲邏輯 │ │ ├─ “不出事”邏輯壓倒“幹成事”邏輯 │ │ ├─ 選擇性執行:挑易避難、避重就輕 │ │ ├─ 形式主義應付:爲考覈而工作 │ │ └─ “鞭打快牛”與忙閒不均 │ └─ 村幹部的特殊困境:身份尷尬、待遇低、任務重 ├─ 第七章 縣域治理的突出問題與深層根源 │ ├─ 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 │ │ ├─ 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久治不愈 │ │ ├─ 基層負擔過重,幹部身心俱疲 │ │ ├─ 治理碎片化,協同能力不足 │ │ ├─ 公共服務供給不足且不均衡 │ │ ├─ 社會矛盾化解難度加大 │ │ └─ 數字化治理異化:技術增負而非賦能 │ ├─ 問題的深層根源 │ │ ├─ 體制性根源:條塊分割與權責倒掛 │ │ ├─ 機制性根源:壓力型體制與不合理考覈 │ │ ├─ 結構性根源:縣域社會結構快速變遷 │ │ └─ 觀念性根源:官本位思想與治理理念落後 │ └─ 縣域治理內卷化的形成邏輯與危害 ├─ 第八章 縣域治理現代化的路徑探索 │ ├─ 理順體制機制:破解權責倒掛 │ │ ├─ 全面推行權責清單制度 │ │ ├─ 賦予縣級更多統籌協調權 │ │ ├─ 嚴格規範屬地管理,釐清責任邊界 │ │ └─ 深化綜合行政執法改革 │ ├─ 優化運行機制:提升治理效能 │ │ ├─ 系統性改革考覈督查體系 │ │ ├─ 規範中心工作制,統籌常規與重點工作 │ │ ├─ 建立健全容錯糾錯機制 │ │ └─ 推動治理重心、資源、權力同步下移 │ ├─ 建強幹部隊伍:激發幹事活力 │ │ ├─ 拓寬基層幹部晉升渠道 │ │ ├─ 完善差異化激勵約束機制 │ │ ├─ 提升幹部專業治理能力 │ │ └─ 切實爲基層幹部減負鬆綁 │ ├─ 激活基層自治:構建多元共治 │ │ ├─ 健全村(居)民自治制度 │ │ ├─ 培育發展本土社會組織 │ │ ├─ 引導公衆有序參與治理 │ │ └─ 發揮鄉賢等本土力量作用 │ ├─ 推進數字治理:堅持以人爲本 │ │ ├─ 統籌建設縣域一體化數字平臺 │ │ ├─ 推動數據共享,打破信息孤島 │ │ └─ 避免技術異化,讓技術服務於人 │ └─ 培育治理文化:樹立以人民爲中心的理念 └─ 結語:走向有溫度、有效能的縣域治理 ├─ 中國特色縣域治理道路的獨特性 ├─ 縣域治理對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啓示 └─ 未來展望:從“管理型”走向“服務型”
我是從神作榜單上看到的這本書。之前看過《小鎮喧囂》、《跨躍邊界的社區》等有關基層治理書,對其中的內容很感興趣。但由於這些書是十多二十年前的內容。因此當看到22年名版的這本《縣鄉中國》感到很開心。知道了歷史,現在來看看基層的現狀。 本書是基層治理調研的調研文章合集。作者楊華是武漢大學社會學教授。調研文涵蓋18年到22年基層政治環境、人員特徵、工作環境與特點,政策環境等。閱讀調研文章好像設身處地親來到調研環境中,面對調研中甚層所面臨的壓力,遇到調研報告中遇到的困難。使人可以通過閱續而不是艱難地經歷過一遍就能對基層有較深刻地瞭解。 本書給我最大的體會有兩點:爭取機會需要換位思考;抓握機會需提前做準備。 換位思考才能爭取機會。在工作中對人吸引最大的就是晉升了。那要怎麼做才能獲得上級的青睞,得到升遷的機會呢?很多人工作刻苦,也出了一些成績,但好像總也得不到上級滿意。我也一直受此問題的困惑。在看了書中多個調研視角的報告,瞭解了各個層級所面對的困難,以及所處各個位置人的想法後,我找到了一線索。原來之前認爲出成績而不受提拔的原因在於一直用員工視角的判斷標準行事,而沒有站在手握人事權領導的位置來判斷。領導手握人事激勵的資源,並希望以此交換下屬的工作業績。但工作業績評價標準自然就是領導的標準。比如在人事交替,新領導足未穩的時候,領導最需要的是緊緊站在自己一邊,努力維護領導並推行領導政府的下屬;而在單位穩定,工作各項權重差別不大,各單位拉不開差異距的時候、領導最喜歡能做出出彩的亮點業績的下屬。作爲下屬,就需要站在上級的角度,提供領導當時最需要的內容,才能獲得來睞。而不是用自己的標準理頭苦幹,或者看了兩本人際交往的書,就只鑽研搞好私人關係。在任何時候地都只死板地做一件事,那樣只會白白浪費勞力,無功而返。只有設身處地站在領導位置,用領導的主場思考問題,所思考出最急需的內容纔是做爲下屬最應提供的。 做好準備才能抓住機會。很多時候我都在抱怨機會沒有落在自己頭上,羨慕嫉妒得到機會的人在新崗位上各位便利。公衆號上各種80、90後擔任鄉鎮黨委書記、區縣副正職及縣長的例子更是讓我牙癢癢。氣憤地覺得無非是有一個好家庭,家長幫助鋪好了路,嘆息自己沒有這麼好的命。在看完書中講述的基層工作內容,看了各個崗位上的人所面臨的工作壓力後,心裏有了不一樣的看法。現在體制內責任層層壓實,問責輕則丟官、重則坐牢。各部門一把手既要承擔保障自己部門的工作符合上級政府考覈標準的任務,不讓自己部門事項被一票否決影響全局。還要時時緊跟黨委書記步伐,對新任務新挑戰一件也不能落下。這時手中擁有的權力用來爭取資源,調動下屬就有些提襟見肘,日子也好像沒有我想得那樣自得,那樣舒服。能力無法承擔權力帶來的責任時,在政治上是災難的開始。在羨慕某一職位光環時,多想想在那個位子上需要揹負的責任。如果想要有一天遇到那個一生可能就一兩次的機會,一定要先看看那個機會對自己有什麼要求,在機會沒有來臨時抓住寶貴的時間做好必要準備,不要讓自己因浪費機會而後悔莫及。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基層也是樣。想了解現時基層的樣子,瞭解其中各個人所面臨的處境,那就來閱讀此書吧!它會讓書友你有所收穫。
這本書讀完了,收穫確實不少。 它對縣鄉層級的結構性分析確實精準,比如“條塊關係”中鄉鎮的弱勢、過程管理對基層能動性的絞殺、人情社會作爲非正式制度的運行邏輯,這些我都有切身體會。作者把那些“大家都知道但說不清楚”的潛規則擺到了桌面上,讓人有一種“原來如此”的豁然。 但讀完之後,更多的是一種不滿足。 書裏提出的對策,比如清單減負、賦權鄉鎮、激活內驅力,總感覺是在現有框架內修修補補,治標不治本。就像你說一個人“病了”,分析了一大堆病理,最後開的方子是“多喝水、多休息”。不是說不對,而是覺得沒觸及根子。 我開始懷疑,這個“根子”是不是跟歷史週期律有關? 任何一個組織、一個文明,從建立時的生機勃勃,到中期的制度僵化、官僚主義蔓延,再到後期的“人人都在爲自己的利益算計,集體目標被架空”,這似乎是一種宿命。縣鄉治理中的形式主義、過程管理、等靠要思想、人治大於法治,正是這種“衰變”在基層的微觀映照。當制度設計越來越複雜,執行者卻越來越喪失能動性;當考覈越來越精細,真實問題卻被掩蓋得越來越深,這不就是一種慢性病嗎? 當然,書中有些觀點是主觀片面的,我知道我的視角也是主觀的、有限的。 比如書裏把“第一書記”描述爲重要的外部資源,但瞭解到的是被派來的往往是單位裏“邊緣的老實人”,能幹的不願意來,來得大多是被安排,當然有的還是年輕人,有的是有經驗的做得好的老第一書記。 而最大的衝擊,是我對鎮上的另一種體會,這其中很多都是聽朋友講的。 市裏單位雖然也有官僚氣,但好歹有相對清晰的程序和規則。到了鎮上,規則變得極其模糊,很多考覈,表面上有細則,實際上是書記一句話。對某個分數不滿意,就臨時加幾項指標,“調整”出他想要的結果。人治不是例外,而是常態。領導之間的互相幫襯、重要決定在私下完成、會議只是走個過場,民主意識在這裏近乎稀缺品。在這種環境下,你不得不學會“看人臉色”“揣摩上意”,所謂的“主觀能動性”很快就會被磨平。 所以,當我讀到書裏說要“激活農村幹部羣衆的內生動力”時,我是懷疑的。 在一個連鄉鎮幹部自己都被“人治”所困、都在等靠要的系統裏,怎麼可能指望他們去激活農民?外部資源再多,第一書記再努力,如果基層的政治生態本身就是“等指示、看臉色、不出錯”,那麼任何激活的努力都可能被這個系統消化掉,變成又一場形式主義的表演。 也許,問題的核心不在於縣鄉這個層級本身,而在於整個體制如何對抗“週期律”。 歷史上,每個王朝都試圖通過改革來延緩衰敗,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最終都難以逃脫人亡政息的命運。今天,我們也在不斷推出新制度、新機制,試圖用“更多的制度”來解決“制度導致的問題”,我黨給出了跳出歷史週期律的兩個答案,“接受人民監督”,“勇於自我革命”。
我是帶着對企業基層管理的某些困惑開始讀這本書的。試着從中得到共鳴,並找到一些解決思路。 比如條線管理問題,分子公司的職能部門除了歸分子公司管理以外,也要接受集團職能部門管理。而分子公司與集團職能部門的利益並不總是一致,夾在中間的被管理者,應該如何應對沖突的工作安排,兩個管理方又應該如何協調及調動被管理者的工作積極性,向着有利於自己的一方面發展。關鍵因素在於人事變動權及獎懲權由誰主導。 又比如不同部門工作受重視程度的效果。一定期間,集團資源是一定的,不可能每個部門的工作都會被重視,這個時候,部門的工作能否被高層領導重視,比如形成公司制度,形成公司高層的督辦事項,對於協調其他部門資源,推進工作速度,大有幫助。對於工作重要程度的處理,一般有兩種思路。一種是高層公開一次授權,遇到該部門相關工作,該部門可以直接要求其他部門配合,而不需要另外向上請示。另一種是高層在以各部門通氣的方式,鼓勵其他部門配合。前一種對於工作效率提升,效果明顯,後一種仍會存在推諉扯皮的現象,尤其是明顯涉及其他部門利益的時候。 又比如人員積極性調動。公司人員結構不同,年輕新進有想法的,想幹一番事業,爭取升職加薪,獲得成就感。年紀大的按部就班,不求有功但求無大錯。有關係的慣於走後門,多拿資源,少幹活,沒關係的,想做事的,容易多做多錯,容易背鍋。出了問題,有關係的,被處罰的也輕。家庭條件好的,只求一份工作,不願意爲了升職加薪,做更多的工作,做更難的工作。這種其實無法避免。更關鍵的是考驗領導的管理能力。願意承擔更多工作的,包容度是否可以更高一些,言語上是否可以多一些鼓勵,關係戶被照顧的程度是否可以控制下,比如先升了職,多拿了錢,是不是可以多分配點工作。對有衝勁的,是不是可以在工作上多一些支持。對無事業心的,是否可以調動到非關鍵部門,非關鍵崗。 等等,雖然文中不少地方略顯囉嗦。總體而言,對我個人獲益良多。一是確實有共鳴,讓我瞭解到,分配不公時,各種企圖的員工對待工作的態度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員工的消極怠工,不僅是員工個人的問題,更多的可能是公司管理層出了問題。部門工作推不動,除了員工個人能力問題,也有部門設置,以及部門資源分配的原因,後者可能發揮了更大的作用。二是解決思路,跳出個人歸因的圈,從更全面更高的角度看待問題。
這本書由多篇調研報告匯總而成,整體來看非常瑣碎散亂,有部分觀點反覆提及,整理起來比較困難。所以用ai提煉了一下相關要點大綱。《縣鄉中國:縣域治理現代化》框架筆記 一、核心問題意識本書試圖回答一個根本問題:縣域治理正在經歷怎樣的結構性變革? 作者通過大量實地調研發現,十八大以後,縣域治理在多個維度發生了深刻變化——條塊關係從博弈走向“合一”但矛盾下移,縣鄉關係從共謀轉向卸責,治理方式從結果管理轉向過程管理,政治任務從少量變爲“全中心”,激勵方式從正向激勵轉向以問責爲主的負向激勵。這些變化環環相扣,共同塑造了當前縣域治理的基本面貌。 圍繞這一核心問題,全書從以下維度展開分析: 二、縣域治理的體制結構:條塊關係與權責配置(一)條塊關係的演進邏輯 1. 基本格局:條塊博弈中的兩個均衡 在縣域治理中,“條”(職能部門)與“塊”(黨委政府)之間既合作又博弈。這種博弈形成了兩個均衡: 第一個均衡:部門業務能否轉化爲黨委政府的政治任務?只有真正重要、事關全局的事務才能引起縣級主要領導關注,一般性部門事務難以成爲政治任務。這意味着縣域治理有重點、有主次。 第二個均衡:黨委政府能否整合部門資源推動工作?領導想推動的事情必須經得起部門的“牽制”和“監督”,只有真正重要的事情纔會消耗“領導出面”這一最稀缺資源。 2. 條塊關係的變化:天平向塊塊傾斜 十八大以後,中央權威增強,脫貧攻堅、黨建、環保等工作成爲“政治正確”。縣級黨委政府以這些政治任務的名義整合部門資源,部門“要講政治”就必須配合,原有的牽制作用弱化。結果: 領導推動工作變得容易,可能越來越任性 推動的工作增多,幾乎所有工作都變得重要 幹好事的能力增強,做錯事的可能性也增加(缺乏部門牽制) 3. 條塊合一:矛盾的下移 當部門業務普遍轉化爲政治任務,條塊關係從“條塊結合”(合作、競爭、博弈)轉變爲“條塊合一”——部門從執行者變成監督者,鄉鎮變成最終執行者。問題由“部門與縣委縣政府目標不一致”轉變爲 “部門與鄉鎮權責不匹配”。 (二)部門對鄉鎮的支配 部門主要通過兩種方式支配鄉鎮: 資源支配:部門掌握項目資源,鄉鎮爲爭取項目而配合部門工作。這在財力雄厚的縣市表現突出,形成正向激勵。 考覈支配:無資源的下放部門將工作納入縣級綜合考覈,獲得“尚方寶劍”指揮鄉鎮。這是依託黨委政府權威的政治權力支配,鄉鎮帶着壓力被動工作。 (三)縣鄉關係:從共謀到卸責 1. 共謀的制度情境 縣鄉共謀需要三個條件:執行方結構(縣級與鄉村利益一致,上級檢查追責不會區分縣鄉)、一票否決項(影響全局工作評價)、強正向激勵(共同利益驅動)。 2. 卸責的制度條件 監督問責體系建立健全後,縣鄉共謀的基礎被打破: a.縣鄉從利益共同體變爲監督方與執行方的對立關係 b.責任主體從單位變成個人,每個人首先“自保” c.激勵從強正向爲主變爲強負向爲主 d.一票否決項增多,鄉鎮無法全部做到位 縣級卸責的表現:責任下壓而不下放權力和資源;部門從執行者變爲監督者;一旦出問題從重處分鄉鎮以撇清關係。 鄉鎮卸責的表現:程序到位、留痕管理、事前劃分責任、少做少錯、明哲保身。 三、縣域治理的方式變革:從結果管理到過程管理(一)治理事務的性質變化:政治任務由少向多 行政業務:部門性、法定性、專業性,“事責權利”匹配,上下級有協商空間,“差不多就行” 政治任務:政治性、綜合性、權威性,上級絕對權威無協商空間,需要最高標準、頂格完成 十八大以後,政治任務快速增多:中央省市層級任務增多;部門業務通過各種渠道轉化爲黨委政府工作;縣級主要領導創設本地治理事務。政治任務從階段性變成日常性,從綜合性轉向專業化,一票否決項氾濫。 後果:鄉鎮工作量倍增、責任增大、壓力劇增、“事責權利”不匹配,只能以形式主義應對。 (二)治理方式的變化:結果管理→過程管理 結果管理的特徵: 向下分權,下級有較大自主權 目標可量化 激勵以正向爲主,監督後置 以人爲中心,發揮主觀能動性 問題:可能“只要結果不問過程”,工具理性;沒有目標的領域被忽視 過程管理的特徵: 權力向上集中,下級自主空間縮小 監督嵌入全過程(進度管理、程序管理、指標管理、痕跡管理) 激勵以負向爲主,問責頻繁 以制度而非人爲中心,隱含對下級不信任 文字材料變得極其重要 (三)集中式vs分散式治理結構 分散式治理結構:權力集中與分權統一,縣級定目標、鄉鎮自主執行。類似於“郡縣+分封”,上級擁有權威但下級有自主空間。 集中式治理結構:權力集中在上級,縣級權力一竿子插到底,鄉鎮成爲純粹的代理人。 四、基層治理的自主空間(一)爲什麼需要自主空間 基層治理面對的情境:縣域是擴大了的熟人社會、體制責權利不匹配、治理複雜多樣化。中央大一統政策需要與基層實際情況對接,三個層級需要不同性質的自主空間: 縣一級:政策轉化空間——將中央政策與本地實際結合,設置本地政策議題 鄉鎮一級:機制創新空間——在體制約束下優化組合資源應對治理事務 村一級:村民自治空間——低成本解決零星、瑣碎的治理問題 (二)自主空間被壓縮的原因 縣一級政策轉化空間被壓縮:政策政治任務化、目標頂格管理、監管過程化。政策剛性化壓縮了彈性空間。 鄉鎮一級機制創新空間縮小:編制管理規範化、紀委監督加強。創新有風險,許多事情被擱置。 村一級自治空間萎縮:村級組織行政化、制度規定“太死”、集體經濟薄弱。 (三)自主性激勵的重要性 自主性是基層幹部最重要的激勵方式之一。有自主性,幹部就把工作當自己的事,用心用力、有創造性和成就感。 自主性弱化的原因:基層治理規範化、政策制定剛性化、政策執行督查化、工作考覈問責化。 後果:幹部幹工作沒有靈魂、不把工作當自己的事、不敢創新和變通,形式主義氾濫。 出路:政策留有餘地、任務不要太細緻、允許反饋和修正、減少政治任務化。 五、鄉鎮治理的機制創新(一)機制創新的邏輯 鄉鎮在體制約束下,針對具體治理事務優化組合體制資源,實現體制與治理事務的有效對接。核心是:把“人”用好。 (二)影響機制創新的四大結構 人事結構:鄉鎮有什麼人(班子成員、年輕公務員、中年公務員、事業編、臨聘人員) 事務結構:主要治理事務(農村工作、中心工作、行政業務) 激勵結構:激勵措施(政治激勵、經濟激勵、自主性激勵) 社會結構:村莊社會性質(北方小親族社會、南方宗族社會、西南原子化社會) (三)典型機制創新模式 案例1:江西YX副職駐村——人事上需要動員事業編和副職,但經濟激勵空間小、社會結構是宗族社會動員難度大,所以由副職帶頭駐村。 案例2:湖南XS片線結合——事業編“老鄉鎮”衆多,經濟激勵空間較大,形成“雙向選擇”的片線制度,實現人與事、人與人的優化組合。 案例3:山東YT管區包乾——年輕公務員有政治前途,“老鄉鎮”有經驗,形成管區包乾機制,年輕幹部任管區書記、“老鄉鎮”配合。 案例4:北京S區增設機構——編外用工是主力,各部門通過增招編外人員、增設科室來應對工作。 (四)片線結合制度的詳細分析 片線結合的實質:將科層工作、基層工作、重點工作分類,通過“雙向選擇”實現: 人與事結合:能力、偏好、個性與工作要求相匹配 人與人的結合:領導和下屬相互熟悉,建立親密、信任關係 授權與控權結合:事務授權、人事授權、經費授權,同時進行結果控權、問責控權、反饋控權 一線工作與幹部培養結合:公務員梯度培養、事業編深度培養 人員配置與幹部激勵結合:做喜歡的事、跟喜歡的人做事、做自己的事、得到成長、走上中層崗位 功能:合理配置體制資源、激活體制適應性、增加治理層級減少治理範圍。 六、基層幹部激勵與考覈制度(一)考覈制度的演變 考覈分值設置的變化: 過去(如2011年):考覈項目少,分值差距大,可凸顯重點工作。鄉鎮可以“抓大放小”。 現在(如2020年):項目從9大項增至31子項、109小項、371細項,分值被平均化,每項都只有零點幾分。 後果:丟掉任何一分都會影響排名,鄉鎮必須“面面俱到”。沒有被納入綜合考覈的工作,也因爲部門有考覈權而不敢怠慢。綜合考覈從“單中心”變成“全中心”,失去區分鄉鎮差距的功能。 (二)替代性考覈機制 單項考覈:從綜合考覈中抽出5~8項重點工作單獨考覈,設一二等獎,有經濟獎勵和政治評價功能 觀摩考覈:縣委書記帶隊現場觀摩“一號工程”,當場打分,短週期考評,形成政治印象 (三)督查、巡察、督察三套體系 督查督事:黨委政府督查室,督促按事務屬性完成任務 督察督職:紀委,監督是否違紀違法 巡察督責:巡察組,檢查政治責任(“四個意識”等) 三套體系在實踐中向問責靠攏,基層幹部被“無數雙眼睛盯着幹活”。 (四)基層幹部的“忙閒不均” 最閒的是一般中年公務員和中年事業編,佔一般幹部的72.97%。他們最瞭解基層情況、最有羣衆工作經驗,但最難被調動。 原因:缺乏政治和經濟激勵(工資低、晉升無望);治理空轉、形式主義消磨責任感;工作體系與常規工作不匹配。 後果:“鞭打快牛”造成不公平;常規工作“中心工作化”、運動式治理常態化;羣衆工作做不細。 七、領導的權威與用人藝術(一)領導的權威來源 單位政治:領導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前途決定了下屬的忠誠。領導有“官帽子”的支配力,下屬跟着有前途的領導幹活有勁。 一線政治:一線領導需要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能力越強,下屬越心服口服。一線上下級關係扁平化、協商式,非一線層級則等級性強、權力運行剛性。 (二)領導開展工作的支持結構 對上:爭取上級主要領導支持——沒有主要領導支持,工作沒有方向、資源和動力 對下:建立班底——班子成員中要有響應者,中層要有積極貫徹意志者 (三)人事權的限度與突破 鄉鎮黨委書記的人事建議權在M縣這樣的財力雄厚縣受到限制:組織部門緊握科級幹部決定權,空降幹部擠壓了本地晉升空間。 突破方式:通過普通幹部選聘崗位和中層競崗機制,實現人崗匹配、激發內在動力。 (四)隱性層級與曲線流動 在政府部門內部存在大量隱性層級——同樣級別但崗位地位不同,從不重要崗位到重要崗位的流動被視爲“提拔”。 領導用人的藝術在於:通過製造隱性流動,提拔一人就能挪動一批人,讓每個人都感覺被關心、被重用,激發積極性並獲得擁戴。 案例:辦公室副主任→科教處處長→辦公室主任→人事處處長→副廳級,在正處級崗位多流動幾個崗位,既延長了任職時間、減少出口擁擠,又讓每步都成爲“提拔”,幹部對領導感激不盡。 八、基層形式主義的生成機制(一)形式主義的新特徵 鄉鎮形式主義主要產生在完成上級交辦任務的過程中,而非處理內部事務時。上級交辦的任務搞形式主義,自己接收的事務不搞形式主義——說明形式主義涉及的是上下層級關係問題。 (二)形式主義的生成邏輯 邏輯鏈條: 政治任務增多 → 鄉鎮無法全部實質性完成 過程管理加強 → 程序、留痕要求嚴格 監督問責加碼 → 幹部怕被問責,自我保護意識增強 綜合考覈“全中心” → 每一項都不能丟分,只能用形式應付 具體表現: 填表格、做材料(某鄉鎮打印複印費用一年一兩百萬) 步步留痕、事事有跡 什麼都請示彙報,缺乏責任擔當 以“創建”代替實質工作 (三)防“二次事件”機制 在一次重大事故發生後,各地會主動大排查,防止本轄區出現類似事故(“二次事件”)。“二次事件”會被定性爲政治事件——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態度問題。 這一機制解釋了爲什麼每次重大事故後各地“一人得病全家喫藥”式的排查,但代價是排查頻繁化、儀式化。 (四)“體現工作”導致工作量虛增 各部門都要向同級黨委“體現工作”(彙報黨的領導),於是: 虛事實做(人大、政協、節能減排等工作變實) 製造工作(不斷創造新形式、新內容) 工作規範化(層層加碼材料要求) 結果:各部門都在忙、都在創造工作讓下面忙,鄉鎮滿負荷運轉,體制越來越僵化。 九、會議、暗訪與迎檢(一)多層級視頻會的邏輯 中央召開視頻會後,省、市、縣、鄉各層級還要分別召開同樣的視頻會。原因: 工作推動需啓動“工作推動體系”——不開會,體系不運轉,下級不重視 下級只對直接上級負責(“縣官不如現管”) 每一級都要發送“我重視了”的信號 結果:電視電話會議成爲基層新負擔。 (二)迎檢的策略 縣鄉通過熟人渠道掌握檢查組信息、沿線設關卡、做通村民工作、拖延時間降低“見面率”、通過各種關係打招呼。迎檢信息相對對稱,縣鄉是利益共同體。 (三)暗訪的新特點 不發通知、人數少(3~5人)、可能是第三方、必須帶走問題(沒問題也要找出問題)、不接觸縣鄉幹部、跨級通報。 影響:工作要求日常化、政策剛性化、全域整改化、層層加碼化、加重處罰化。 (四)迎檢與暗訪中縣鄉關係的差異 迎檢:縣鄉共謀應對檢查 暗訪:縣級與上級站在一起,對鄉鎮要求加碼(因爲無法共謀消除問題) 十、基層年輕幹部的成長與發展(一)“努力就有機會”的新認識 十八大之前,“晉升靠關係”是主導認識。十八大以後,選人用人導向轉變,形成了“努力就有機會”的新氛圍。 原因:單位領導搭建幹事創業平臺、構建年輕幹部培養機制、主動關心年輕幹部成長。 (二)頭頂“達摩克利斯之劍” 年輕領導幹部揹負巨大壓力,來自:基層“事權利責”不匹配、一票否決項氾濫、問責機制被濫用、容錯機制不健全、頂格管理不現實。 某貧困縣一半鄉鎮黨委書記被問責免職。壓力導致形式主義、消極保平安、不願在基層長待。 (三)經濟生活的拮据 中西部基層年輕幹部收入單一化後,月打卡工資2800~3200元,年收入約5萬元。一個副科級幹部算賬:月收入3200元,剛性支出2100元,家庭支出900元,到手只剩200元。 影響:只有雙職工才能應付生活;農村鄉鎮留不住人才;弱化黨委政府動員能力;幹部尋找其他收入來源;有家庭支持的人更容易晉升。 (四)健康的社交與渴求知識 “80後”“90後”基層年輕幹部: 社交時間減少、對象簡單(同事、同年)、形式純粹(讀書會、座談會)、內容健康 對知識近乎渴求:閱讀公衆號、理論著作、專業書籍,積極參加培訓 原因:工作對幹部要求提高、羣衆要求提高、自我要求提高。 十一、駐村第一書記(一)身份與角色的模糊性 “第一書記”不是正式體制職務。既是書記又不是書記,既高於村支書又不是村支書的上司。權力與職責模糊。 (二)被村級結構利用 第一書記多被村莊既有權力結構利用,成爲“提款機”: 做精準扶貧建檔立卡的電腦錄入工作 幫扶貧困戶(慰問、宣講政策) 爲村裏爭取發展資源 資源爭取取決於原單位權力大小——強勢部門駐的村資源多,“清水衙門”駐的村資源少,造成資源分配不均衡。 (三)應該做什麼 第一書記應該發揮外部資源激活內部資源的作用: 政治整合:重塑村莊政治權力結構,團結村幹部 組織羣衆:團結積極分子、爭取大多數、孤立少數 撬動資源:將外部資源作爲“誘餌”動員和組織羣衆,實現“1+1>2” 十二、一個普通公務員的成長:布主任的故事布主任的經歷展示了基層公務員如何通過踏實做事獲得成長: 職業中學當老師:把班級管理好,獲得校長賞識 鄉鎮公務員:從辦公室清潔工做起,以身作則,靈活變通 縣直工委:被副部長提攜,任辦公室副主任 縣紀委黨風室:獨當一面,撰寫文件、創造亮點(“陽光新農村”“三議兩公開”) 省廳:通過研究考覈機制、跑關係、做材料,幫助本廳從倒數衝到前六 總結的六條經驗:能喫苦耐勞、不怨天尤人、爲領導分憂解難、工作有創新、爲人誠懇、心態積極向上。 啓示:進步確實需要“關係”(領導關係也是關係),但能力與踏實做事是基礎——只有如此才能得到領導賞識。 全書核心論點總結縣域治理的結構性變革:條塊關係從博弈走向“合一”但矛盾下移;縣鄉關係從共謀轉向卸責;治理方式從結果管理轉向過程管理;政治任務從少量變爲“全中心”。這些變化環環相扣。 形式主義的根源:在“政治任務多+過程管理”模式下,鄉鎮無法全部實質性完成,只能形式上應付。上級“體現工作”層層加碼,最終都壓到鄉鎮。 基層自主空間被壓縮:政策剛性化、頂格管理、過程監控、問責泛化,導致基層幹部不敢變通、不敢創新、不敢擔當。 激勵結構失衡:正向激勵(政治激勵、經濟激勵、自主性激勵)弱化,負向激勵(問責)成爲主要激勵方式,導致幹部消極保平安。 事業編是基層治理的關鍵變量:事業編佔鄉鎮幹部多數,最瞭解基層情況,但缺乏政治激勵、待遇低,是最難被調動卻又最應該被調動的羣體。 機制創新是激活體制的關鍵:在不改變體制的前提下,通過優化組合人力資源應對治理事務——“片線結合”等機制創新是當前可行的出路。 人是一切治理的核心:無論是領導的權威、幹部的激勵、機制的創新,歸根結底是如何“用人”的問題——“事在人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