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宗智
所謂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合一,就是自上而下的國家治理與自下而上的社會參與的結合,它的表現形態包括但不限於“皇權不下縣”的中央集權的簡約治理、傳統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第三領域”治理體系等。在本書中,黃宗智教授從社會經濟史的視野出發,分析了中國歷史上尤其是明清以來國家與社會的管理機制和綿延到今天的現代化路徑,揭示了小農經濟占主導地位、大一統的儒法合一的政治體制、正式與半正式共存的形態纔是中國的真實,反思了西方理論的侷限和幻想的偏差,其研究展現了中國自身的發展道路和歷史邏輯。
非常好!作者從中西曆史進行對比分析,否定了西方所謂的國家vs社會/市場的二元對立的觀點,肯定了中國所謂的國家vs社會/市場的二元合一的管理模式。另外也對中國當前的相關社會治理弊端進行了剖析,引人深思,值得一讀!
作者從歷史視角出發對比了英國工業革命前後,中國和英國完全不同的農業基礎,導致不同的結果。 英國的農業革命和初始工業革命形成城鄉良性的貿易互動,而中國人多地少形成的小農經濟,與城市只是單向的貿易,農村爲城鎮提供優質農產品,但農民無力購買反向的城市消費品。 因此,中國江南看似出現了工業作坊和大量僱傭工人的資本主義萌芽現象,但這些只是表象。 作者還對比了因人地關係不同中美兩國的小農經濟和大農場模式形成的原因,導致了兩個國家的政治治理模式,經濟形態的不同,甚至是教育模式的區別。 作者提出了中國農業應該學日韓的合作社模式,成立以村社爲單位的合作社,由合作社替代農戶與市場對接,提高農民的議價能力,改變中間商賺取農產品產業鏈最多利潤的現象,讓農民獲得更多利潤(兩年前突然傳出重整供銷社的聲音)。 作者對中西方的比較性研究得益於作者的獨特經歷(在中美兩國的長期執教和生活),他立足於中國小農經濟的特徵,沒有受到西方中心主義的影響,提出了自己的深刻洞見,是近年中西方比較性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邁向有中國特色的國社關係——基於“公共領域”的一個討論一、導言——何爲公共領域猶記得考研期間背誦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概念,即公共領域處在國家與社會之中,是伴隨着個體分離於城邦的進程而發展的:最早的公共領域應該是古希臘古羅馬時期的公民大會,公民(非常少的男性本邦成年人)聚於廣場上形成決策,當然,彼時壓根不存在公私界限,也沒有國家社會這樣的劃分。 第二層次的公共領域發生在中世紀,諸侯邦國林立的情況下,喚醒忠誠需要的是一種將“血緣民族”共同體加以轉化的儀式——“想象的共同體”,國王(女王)在衆目睽睽之下披上華服(諸如路易十四的生活日常的儀式直播),成爲邦國內部利益的實體化象徵,一面與其他“地上之城”戰鬥,一面與“上帝之城”——天主教會戰鬥。 第三層次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首先發生在文化領域,我們知道爲了發揮想象共同體的威力,各個王國一方面打破內部貿易的關稅壁壘,促進資產階級發展以增加稅收,另一面加強“基礎性權力”——稅收建設,在這一過程中大衆傳播中的簡化需要實現了拉丁文字的民族化,共同的文字既可以爲貴族服務,亦可以爲新興資產階級服務,他們聚在咖啡館討論商業、文學;終於在利益受損到某一程度之時,喊出了“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政治公共領域形成,並在自由民主制度確立的過程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哈貝馬斯真正提出的其實是一個“後現代”“反啓蒙”的問題,當世界伴隨着效率至上的理性化思考落入“官僚制”等“系統邏輯”當中,生活中本該有的“小確幸”終於是無了,大公司在全球範圍內的擴張完全不顧及民主自由一類的口號,專家官僚的治理也完全不遵循大衆的感情,啓蒙到最後的人們陷入牢籠,開始思考未來的出路。 黃宗智與哈貝馬斯分別代表中西方開出了自己的藥方,殊途但同歸,也有學者認爲黃宗智的“第三領域”實際上就是一個帶有“目的”的公共領域——目的當然是爲了維持國社關係的平衡。 二、鄉治派的傳統還能否復歸?兼論中國的國社關係閱讀到黃宗智倡導“農協”的部分時,便想起來以梁漱溟爲代表的鄉治派,在民族危亡的關口,鄉治派既不願拋棄傳統的儒家道德體系,又無法承認現存上層建築的有效性,用着逃避的心態走向基層,攪合着舊有觀念引入的道德倫理來重構那個幻想中的美好體系,將羣衆覺醒寄託於教育的感悟職能之下,又試圖融合農民合作的理念創造一個由“鄉到縣再到全國”的自治國度,終於是因爲前後不搭噶的(權威不足的情況下又繼續分散權威)問題分析和解決方案而草草收場,讓位於構建“全能國家”的兩大政黨。 儘管如此,鄉治派試圖建設新農村的宏偉願景還是得到包括領袖在內的一衆人士的歡迎,如“發揚兩個積極性”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都是對這種技術的有益嘗試——儘管“全能國家”依舊,甚至由於箐英階層內部的矛盾而愈發失控,但國社關係並不是極端死板(如蘇聯一般),這也爲後來改開初期以鄉鎮(混合所有制)企業吸納就業等有機調適留下空間。 改開之後,國社分離,地方積極性大幅增強,分稅制改革和土地財政的啓動爲地方獨立自主招商引資提供製度和物質保證,中國在經濟騰飛的同時基本做到了政社的安定有序,這被一些西方評論家視作“中國模式悖論”——由於中國與新制度主義對於私有產權的高度稱讚相反,更與全球範圍內新自由主義的擴張實踐相違背。 黃宗智在此處反覆敘述了其關於“集權的簡約治理”的概念,並總在最後圖窮匕見,要求開展廣泛的地方自治並和人民參與結合,以避免全能國家導致的效率低下以及市場邏輯下的唯利是圖等亂象。 三、壓力型體制、晉升錦標賽、行政發包制到這一步,黃宗智開始上升高度,以委託-代理模型在中國製度中的幾個獨有理論作爲支點,剖析“集權的簡約治理”在實踐中究竟是如何運作的。理解當代中國的國社關係,不能只停留在宏大的制度框架與歷史文獻的梳理紙上(如對彭慕蘭《大分流》的嚴厲批判),更要深入其運行的微觀機制。 首先是“壓力型體制”。這指的是一個自上而下的任務傳導體系,上級政府(委託人)將經濟增長、維穩、環保等硬性指標層層分解、加碼,傳遞給下級政府(代理人)。這種體制的特點是目標單一化(早期尤以GDP爲核心)、量化考覈、一票否決。它極大地激發了地方官員的動員能力,是中國經濟奇蹟背後的強大驅動力之一。然而,其弊端也顯而易見:爲了完成指標,下級政府不惜一切代價,導致數據造假、短期行爲、環境破壞以及對社會需求的漠視。在這種體制下,社會的聲音和民衆的“小確幸”很容易被增長的鐵蹄所碾碎。 與“壓力型體制”相配套的,是作爲激勵機制的“晉升錦標賽”。地方官員的仕途升遷,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轄區在各項經濟指標競賽中的排名。這套“以增長論英雄”的選拔體系,將官員的個人利益與地方發展的宏大目標緊密捆綁,形成了強大的發展合力。但是,這種錦標賽模式也加劇了地方之間的惡性競爭,如招商引資的“地板競賽”、地方保護主義等。更重要的是,它使得官員的注意力高度集中於那些易於量化、能夠快速見效的經濟項目,而對於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需要長期投入且難以量化的公共服務則缺乏足夠的熱情。 如果說前兩者解決了“爲何要幹”和“乾的動力”問題,那麼“行政發包制”則解決了“如何幹成”的問題。面對“簡約”的正式官僚編制和“繁重”的治理任務,國家常常將具體的行政任務(如拆遷、計生、徵稅)以“項目”或“責任狀”的形式,“發包”給下級部門、基層組織(這些是“內包”,即政府內部)乃至非正式的社會行動者(比如企業、社會團體,屬於“外包”)。這種模式展現了驚人的靈活性和執行效率,使得國家權力能夠穿透到社會的“神經末梢”。但其代價是,權力的行使過程變得模糊和不規範。承包者爲了完成任務,往往會採用非法或“灰色”手段,這極易引發官民衝突,成爲社會矛盾的策源地。民衆面對的不再是清晰可辨的“國家”,而是一個個面目模糊、行爲粗暴的“任務承包方”,這嚴重侵蝕了國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礎。 綜上,這三大機制共同構成了當下中國“集權的簡約治理”模式的運作邏輯。它是一套爲實現特定目標(之前是經濟增長,現在改成多元目標)而高度優化的“動員型”治理機器。然而,這臺機器在高效運轉的同時,也系統性地排斥了社會的有機參與,壓縮了公共討論的空間,使得國社關係長期處於一種緊張的單向度的管理狀態中。 四、結論——“第三領域”作爲一種彌合方案經過上述的層層鋪墊,黃宗智的藥方——構建“第三領域”,發展“人民主義”的自下而上的參與——便顯得順理成章。他所倡導的,正是要爲這臺高速運轉但面臨失衡風險的治理機器,安裝一個“社會減震器”和“民意反饋閥”。 黃宗智的“第三領域”不同於哈貝馬斯筆下那個充滿批判精神、以顛覆或制衡國家權力爲目標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它更像是一種根植於中國現實的、具有實踐品格的“中間地帶”。這個領域中的社會組織(如行業協會、農民合作社、社區議事會等),其主要功能並非政治對抗,而是協商、合作與對政府職能補充。 有趣的例子這裏不便討論,畢竟涉及到重慶的一些實踐。另外便是黃宗智特意加上的對於西方理論和中國一帶一路的探索,前者從歷史的角度討論了自由民主制度的內在缺陷,後者則由非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談起,表達對於這樣一個超越新自由主義經濟合作模式的中國實踐的期待,因而可以視作黃宗智在制度上的一些補充與思考。 最後,全書又一次回到經典的“內卷”化之上,既然已經明晰了諸多解決辦法,黃宗智便試圖呼籲在學界的研究中多一點創新,少一點內卷,至少這個看起來比建立“農協”要靠譜的多,至少在我的想象中,公開的利益集團還是不被主流接納的,儘管常常會被分析。
多年來,筆者接觸到衆多優秀的研究生和青年學者,通過他們認識到,他們面對的核心問題其實正是西方的“主流”理論與中國實際之間的差距和背離。在當前高校的各院系中,佔據主流地位和影響力的乃是西方(英美)的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義理論與意識形態,而研究生們所受到的教育其實常常要比筆者在美國所接觸到的更主流化和單一化,幾乎完全將西方的新自由主義學術理論當作典範和科學、當作學科的權威、當作真實。但是,在最具備真實感和求真理念的優秀的研究生們之中,不少人會感到其所學的理論並不符合,或不足以認識自己所知道或感覺到的中國實際。但這些學生,在目前的西式學科化的強大潮流之下,絕大多數只能無奈地跟着潮流走。其中,有的“識時務”的學生更是學會了怎樣憑藉最時髦和漂亮的“理論”或方法在這股潮流中獲得認可,滿足在“核心刊物”發表文章的要求,順利畢業和就職。但其中,最好的、最具真實感的學生們,內心中仍然會充滿懷疑,甚至痛苦。越有自知之明的學生、越具有真正的學術理念和真實感的學生們越如此。—黃宗智《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合一:中國歷史回顧與前瞻》
【38】黃宗智《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合一—— 中國歷史回顧與前瞻》,扉頁上寫着,2022年9月購得,放在辦公室,而後換了好幾個辦公地點,某天回來,時隔一年取出讀了幾章,去成都的飛機上讀了幾章,期間借出,爾後在臥室讀了幾章,今天又回到最初那間辦公室,在午休期間,讀完最後兩章。合上書本瞬間,許多回憶自然浮現。 黃宗智老師不僅是業內大拿,又憑藉“內卷”解釋中國小農經濟而破圈爆火,內捲成爲顯學。前幾天寫溫駿軒地緣系列書評比作“小無相功”,其實留了一手想在這篇筆記中稱黃老師的學問是真正的“九陽神功”,不僅有一以貫通諸家學問的“元學問”之感,還有於光明頂獨戰六大派的一番氣派。 本書多處出現第一流的文獻綜述:學術辨析鞭辟入裏,舌戰羣儒酣暢淋漓,簡直是“本人實名反對上述所有答案”的學術表演,還是至尊旗艦Pro版。光這章都可以引出很多問題、評論和文章了,看目錄和二級標題會發現,類似段落還很多,許多地方信息量密度大到“過載”,需要運一口真氣,反覆閱讀。 本書是黃老師主持“實踐社會科學系列”006,開宗明義要從實踐、經驗建構理論,而非當前時髦的從理論、模型、概念出發去套現實實踐,已然別具一格。爾後旁徵博引,對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民族主義等理論,對韋伯、斯密、科斯、馬克思、凱恩斯等璀璨羣星,展開評論與批評,釐清了“西方中心論”的種種源流,還不止,進一步翻出新高度,對“西方中心論”的批判本身,又展開批判,點明瞭不過是種應激反應般的“中國中心論”,實質上還未跳出窠臼,真是精彩。再進一步,跳出中國問題,對西方理論建構本身展開批評,太過於理想、虛幻,強調“無爲政府+自由市場”,實質上遮蔽了“重商主義——自由主義——福利主義——新自由主義”這歷史發展階段中,國家和社會的巨大推動,甚至反動。 書名就讓人目眩神迷,不由追問,什麼是國家,什麼是社會,如果再加上主義二字,甚至能驚出細汗!黃老師運用二元合一的思路展開論證,譬如正義領域的“第三領域”——介於正式衙門法院的“第一領域”和純粹風俗習慣的“第二領域”;譬如“高度中央集權+低度基層滲透”,對“皇權不下鄉”進行昇華;譬如將“委託——代理”轉化爲“承包”,進而區分政府內部中央對地方的“內包”和政府對社會、市場的“外包”;對農村經濟的深刻觀察,對城鄉雙向貿易、“單向萎縮貿易”、合作社、小農戶主體地位展開論述;對以人民爲中心、人民參與進行闡述;對“一帶一路”“亞投行”進行展望;內容極其豐富。甚至導論和後記都非常深刻優美,後記“再論內卷化”精彩到我讀了三遍。 寫到這裏還是覺得對本書掛一漏萬,當時都覺得,可以寫成兩篇甚至更多書評,但同時又感到警醒,內功還是要修煉,要不然太容易走火入魔。如果說黃老師很多內容反覆論證是螺旋上升,是“三翻四抖”,那麼,毫不客氣的說,現在市面上看到的很多東西,連最基礎的思辨和反思都還做不到,最起碼,別說那一手文獻綜述的功夫,能認認真真讀經典學原文的笨功夫都已成稀缺品。譬如那一段縱橫學術衆神山的反思與建構,很容易簡化成“西方不過如此”“中華早已有之”甚至“亡我之心不死”,這種思維惰性是人之天性,地域歧視、貼標籤、輿論場網絡暴力莫不由此生髮,但又是讀書做人所應該朝乾夕惕、常常自省的。 還有,人總是覺得自己是特殊的,連帶自己的家庭、小社會、族羣、國家等等無不是特殊的,這又是一種人之常情,不用回憶歷史上英美法俄等如何自認特殊,就說險些將世界推向深淵的那個時期的德國日本,莫不都有一套“本國特殊論”,又何嘗不應警醒一二? 因此,極度推崇本書的同時,也按此思路對本書進行反思和深化理解,同時,由於是不同時期的論文集,單獨成篇都很雋永深沉,但合併後有多處重複表述和循環論證,還有一兩處格式錯誤,並且,除了上述“人之常情”,還有一點,能感受到,本書近似物理學的冷峻筆調、深刻觀察和超密集信息量的表徵,展現出極其理性的視角,但深層處,還能感受到感性和深情。這種感情甚至本來就應該是理性的基礎,但是太過“溫情與敬意”,是否又導致某些論據論點的不客觀,這是第三個“人之常情”。 在飛機上讀最前面,大意是,學術界攀爬,發論文拿帽子之外,最認真的學生,還是會茫然甚至感到痛苦——那種求真的痛苦,深深觸動自己,正值生日,寫到那天的日記裏,反覆問自己,是否堅持着求真求知。 摘一段“最近讀書,看黃宗智寫60年求學求知,求真之痛苦,真是無可迴避;看何帆《積厚成勢》,拋出蘇力提出的經久不衰的問題,“什麼是你的貢獻?”——問自己,什麼是非你不可的付出和貢獻,而不是蠅營狗苟隨波逐流的?什麼是寧化飛灰不落浮塵的?什麼是忍受着痛苦彷徨還要堅持的?還有顏寧今年面試博士時的靈魂發問,如果你下一刻擁有幾乎無限的資源和時間,你最想解決最想研究什麼問題? 直指人心,問個究竟,也是生日該問自己的問題。 但真到類似“許願”“願望”的環節,又不會如此冷峻,又會落下來,求一份世俗的安心平靜,即使不得,也在求的路上安心。 本性具足,不假外物, 獨立無倚,唯在正覺, 愛在夏天,只在寸心之間。” 2023年第38本書,最近發生了很多,暫且這樣吧,11月23日記。
於我有新知,有啓發,還不錯。但一路翻下去是一個逐漸失望的心境,而內容本身是個逐漸蹈空的過程。 近日實在有點忙亂,總也靜不下心來寫幾句收穫與感想,待凌晨躺牀上,又聽幾句書就睡着了,倒是“賺”了不少虛僞的讀書時長,可笑。 回到主題,作者是個正經學者,心思也是好的,希望中國真的越來越好,真信、真念、真盼。 新知,一是關於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三代學者的概述,提綱挈領,雖然一瞥鱗爪,也是挺好。 二是關於2008年九年義務教育免費政策出臺前的教育行業與相關國家宏觀情況,雖一直在局中,其實我於此甚無知,這裏看到一星半點,甚感慨。 三是關於“兩個積極”,作者說傳統來之當年中央與各根據地的歷史(換句話說,也就不免是一個組織內管理上的路徑依賴),於此,我以前也從來不曾想到。 其它一些小的點上的新知,也所在多有,比如關於縣以下區的設置或源於民國,比如現在鄉村教育的何去何從(其實免費教育和創新-攀高是矛盾或衝突的兩個目標-做法,而所謂素質教育囿於中高考,幾何完全成爲口號或兩張皮),等等吧。 當然,作者最大的主張,還是批判西方對社會對中國欲加主張的二元對立,認爲應按中國自有傳統與道路的二元合一。其實這個論點骨子裏並不新鮮,是一個近百年甚爲傳統的東西方不同論,無非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人本主義人類中心與天人合一等,作者無非落實到當代中國的發展道路上,落實到更小一些層面上,如鄉村振興云云。 當然,仔細去味,還是有很多啓發的,甚至令人浮想聯翩。值得翻的書,無非兩點,一是新知尤洞見,二是雖無洞見,然有啓發者。或也可簡略爲指明方向乃至路徑與提出(對)問題者。 本書令人遺憾處也不少。 一是確無多少洞見-這是我翻黃先生的第二本書,似漸祛魅。 二是文章合集,後幾章多互文反覆。更加上論據粗疏(下一點)和說明指方向浮泛,感覺有點軲轆話的味兒了。 三是論據依據上,反覆就引用那麼幾個,一是日本侵佔滿洲時的一批調查資料,二是作者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前在松江的調查,還一個啥吧(忽然忘卻,年紀大了真是糟糕),總體上一偏陳舊,二屬局域,以此來論證指向當代中國,時空上總太那個啥了吧? 四是一些天真一些理想,總之書齋氣滿滿吧,無論是小的相信並反覆提及的2一4%的農村稅收,還是大如國家、社會的方向(如所謂借用日本模式等,不宜多說吧),然於此,有一些些懷疑本書被刪潔過。(有種模糊感覺:作者固然契牢中土之現實,然又過於拘泥、繩墨,一味只圍繞“所來徑”去解釋其緣由,也一味以此去畫延長線,似爲所囿。 另,作者所據所言,較之西方傳統理論、經典學說,固然更符合中國實際,然不脫書卷氣、理想化,於未來也顯單薄和粗疏。若要實行,一則需更詳細更明確更清楚的系統方案(包括更高屋建瓴),二則需要更實際更接地氣更擊中要害的實施手段或抓手,比如毛的“農村包圍城市”、“槍桿子出政權”、“支部建在連上”等等,比如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事求是”、“一切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白貓黑貓”、“一國兩制”等等-翻中偶記) 近乎正能量滿滿,總是好的吧?至少一引我審視這些問題,二令我思考,可以不停去審視西方自由主義及那些標傍或高舉的“普世價值”。樂觀的情緒,或再影響一點平庸日常,也是甚好;而後者令我加深對環境影響論的信與義。 乘輕軌的路上,記一忘三二,也沒時間與心態寫下去了。
根據搜索結果,我爲您整理黃宗智《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合一:中國歷史回顧與前瞻》的主要觀念和詳細思維導圖: --- 一、核心概念: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合一 1. 基本定義 "二元合一"指的是自上而下的國家治理與自下而上的社會參與的結合,而非西方理論中的二元對立。 2. 核心場域:"第三領域" - 定義:介於國家正式體系與社會非正式體系之間的"半正式"場域 - 性質:國家與社會互動、互補、互塑的中間地帶 - 歷史表現:"皇權不下縣"的中央集權簡約治理模式 --- 二、詳細思維導圖 ``` 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合一:中國歷史回顧與前瞻 │ ├── 一、理論基礎與問題意識 │ ├── 對西方理論的反思 │ │ ├── 批判國家/社會二元對立框架(源自西方近現代經驗)[^15^] │ │ ├── 質疑韋伯"科層制"對中國治理的解釋力[^1^] │ │ └── 指出西方理論帶有"幻想的偏差"[^5^] │ └── 方法論主張 │ ├── 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1^] │ ├── 在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間自由穿梭[^1^] │ └── 實踐社會科學研究進路[^9^] │ ├── 二、歷史維度:傳統中國的治理機制 │ ├── "皇權不下縣"的簡約治理 │ │ ├── 中央集權:縣以上正式官僚體系 │ │ └── 基層自治:依賴非正式人員(鄉約、里長、甲長)[^1^][^13^] │ ├── 村莊自治機制 │ │ ├── "會首"/"首事"制度:社區公認的有威望人士[^16^] │ │ ├── 負責公共事務、治安、宗教儀式、納稅、自衛 │ │ └── 糾紛解決:民間調解爲主 │ └── 正義體系 │ ├── 正式體系:國家法律與官僚審判 │ ├── 非正式體系:民間調解 │ └── 半正式"第三領域":官民互動(如縣官與鄉紳合作辦案)[^16^] │ ├── 三、近現代演變 │ ├── 民國時期 │ │ ├── 國家政權內卷化:正式機構擴張但效率低下 │ │ └── 半正式治理的延續與變異 │ ├── 集體化時期(1949-1978) │ │ ├── 國家權力空前滲透:村大隊黨支部成爲國家代理人 │ │ └── 第三領域的萎縮:民間調解被政治化 │ └── 改革時期(1978至今) │ ├── 去集體化初期:返回類似民國狀態,調解委員會復興[^17^] │ ├── 2006年後:廢除農業稅,從"汲取型"轉向"給予型"[^17^] │ └── 當前特徵:"給"多於"取","放任"多於"管制"[^17^] │ ├── 四、當代治理特徵 │ ├── 行政發包制(與周黎安對話) │ │ ├── 中央-地方關係:目標責任制與GDP錦標賽[^16^] │ │ ├── 政府與市場協同:招商引資模式 │ │ └── 半合法/灰色行爲:稅收優惠、勞動力使用[^16^] │ ├── 國有企業角色 │ │ ├── 反駁"國家資本主義"標籤 │ │ └── 論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特色[^8^] │ └── 鄉村振興 │ ├── 歷史回顧:小農經濟的延續與變遷 │ └── 前瞻願景:探尋沒有金融股市霸權的發展道路[^8^] │ ├── 五、中西比較視野 │ ├── 西方路徑 │ │ ├── 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 │ │ ├── 市民社會:功利、契約爲基礎 │ │ └── 對抗性法律制度:必分對錯[^17^] │ └── 中國路徑 │ ├── 二元合一宇宙觀vs歐幾里得幾何演繹邏輯[^10^] │ ├── 實用道德主義:道德理念與實際運作共存[^17^] │ └── 調解優先:互讓而非對抗[^17^] │ └── 六、前瞻願景 ├── 參與式社會主義[^2^] │ ├── 非西式選舉民主 │ ├── 非完全三權分立 │ └── 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雙維並存[^2^] ├── "一帶一路"與亞投行:新綜合性視野[^8^] └── 人民與國家關係:民主主義與羣衆主義之間[^8^] ``` --- 三、關鍵學術貢獻 維度 核心觀點 歷史觀 小農經濟佔主導、儒法合一政治體制、正式與半正式共存纔是中國真實 方法論 從經驗研究出發,反對簡單套用西方理論 治理模式 "集權的簡約治理":以準官員和糾紛解決爲主的半正式基層行政 未來願景 建立扎根中國實際的實踐政治經濟學 --- 四、學術背景與特色 黃宗智的學術立場深受其獨特背景影響:生長於美國、師從蕭公權、曾隨愛新覺羅後裔學習四書五經;父親是庚子賠款留美兒童(哥大經濟學博士),母親是傳統鄉紳耕讀世家閨秀。這種"中西分裂"的成長經歷使其對二元對立有切身體會,最終轉向倡導"二元合一"的研究理念。 本書是黃宗智"實踐社會科學系列"的重要著作,延續了他從《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到清代法律史研究的一貫學術脈絡。
試圖在兩個完全異質的領域:國家(暴力秩序、命令與服從的強制體系)與社會(自助與合作體系)之間尋求一元統合,結果只能是一方馴服另一方。就如同狼與羊不是一元一樣,徒勞之功。
瑕不掩瑜,說兩點不足之處吧,首先總的一個感覺,作爲一位自認從事實踐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作者離成爲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其實只差捅破最後一層紙的距離,但秉持不出象牙塔的單純學者態度,在事實上只是將社會實踐視爲單一的學術研究客體對待,這層紙要捅破也挺難。其次作者提出的“第三領域”確實是了不起的歷史洞見,個人也認同中國製度應該構建在這種國家社會“二元一體”基礎之上,但由於作者的理論總結基於作者本身對中國鄉村社會的研究,對於紮根於鄉村“熟人社會”基礎上的“第三領域”如何能在現代中國城市“原子化個體社會”這種環境中適用和成長而不至於淪爲單純的理論空想,作者的論述是不充分的,畢竟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將一種理想社會模型僅僅建構於某種歷史文化傳承基礎上,這是不牢靠的
作者對於當時江南地區的男耕女織情況我覺得是有錯誤的。 清朝有記載當時江南地區已經需要從外省大量購買糧食,這一點證明了很多人(家庭)是直接脫離土地從事紡織業的,如果只是把紡織作爲副業就不會出現那麼大的糧食進口。 其次清朝中期開始人口大量增長,產生了很多遊民,這些人的生計只能指望城市提供的工人工作。對於城市的商人,他們肯定更願意僱傭已經沒有退路的遊民,而不是單純依賴在補貼家用的女性和小孩。後者的產量不穩定而且在議價上底氣更足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