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說·重新發現中國·亦城亦鄉：城市化進程中的鄉村突圍

城鄉二元體制走向何方？ ——基於五本相關著作的讀書報告 《大國大城：當代中國的統一、發展與平衡》 陸銘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 2016 《城鄉中國（修訂版）》周其仁 著 中信出版集團：北京 2017 《新民說·重新發現中國·亦城亦鄉：城市化進程中的鄉村突圍》 夏柱智 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廣西 2022 《解構現代化：溫鐵軍演講錄》 溫鐵軍 著 東方出版社：上海 2020 《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 簡·雅各布斯 著 金衡山 譯 譯林出版社：江蘇 2020 摘要：城鄉關係是城市社會學的重要議題，解決城鄉二元體制下的城鄉發展不均衡問題更是能否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所在。通過閱讀五本比較有影響力和代表性的著作，筆者瞭解了兩種關於中國城鄉二元體制的觀點：一種認爲中國城市化發展效率低下、發展滯後，強調農民個人權利，並認爲政策改革應該符合市場規律；一種觀點認爲中國城市化發展平穩，強調集體主義和社會穩定，認爲政策改革應該符合中國自己的國情。這種差別與他們分別對國情的判斷、價值的偏向、學術方法的選擇有關。通過對比以上兩種觀點，筆者認爲低成本、可持續是判斷城鄉二元體制走向何方的標準。 一、國情判斷：城市化水平與城鄉二元體制 當前的城鄉二元體制既包括城鄉經濟社會層面巨大的差距，還包括國家政策上人爲造成的制度差異，兩者相互建構造成當前的城鄉二元分割的國情。基於對城市化水平的不同看法，對當前國家政策的看法有所不同，筆者將在這一部分對比存在巨大差異的兩種觀點。 （一）城市化滯後？——經濟學資源有效配置的視角所謂城市化滯後，主要是人口城市化率或者人口集聚程度較低。陸銘從發達國家通常的經驗出發，認爲“在工業和服務業已經在GDP中佔有90%的時候，城鎮人口（包括作爲城鎮常住人口的外來農民工）纔剛剛超過50%。國際上公認的一個事實是，如果按照中國今天已經實現的經濟發展水平，中國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低了10個百分點左右。”陸銘認爲，城鄉分割體制（戶籍制與土地制度）、西部大開發戰略、產業發展的資本深化傾向、大城市的花園城市規劃等等共同導致了城市化滯後的現狀。周其仁的《城鄉中國》一書側重對中國土地制度的討論，也認爲城市化滯後：“究竟是哪一種誘因，刺激人們長年累月地喧賓奪主，非要把爲城市圈地，擺到比‘人口城市化’更爲優先的位置之上？本文的答案，就是題目標明的‘權利不平衡’”。所謂權利不平衡，在周其仁看來即戶籍制度下農民自由流動的權利輕，而土地制度中國家徵用土地進行城市化的權利重。在周其仁看來，目前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產權歸屬不明晰，不能自行進入市場交易的土地制度不利於資本、人口與土地資源的有效配置。綜上，陸銘和周其仁主要從經濟學資源有效配置的角度得出如今城市化滯後的判斷。 （二）穩定的漸進城市化——基於社會穩定的考量相較而言，夏柱智和溫鐵軍則更加重視中國快速城鎮化、現代化中的社會穩定性。其中，夏柱智在《亦城亦鄉：城市化進程中的鄉村突圍》一書中對“何謂城市化”這一問題從農民自身的角度做出了反思：1.分年齡看待，老一代農民工（60，70後）的根還在農村，進城不是爲了定居而是爲了提升收入，年輕一代農民工（80、90後）纔有更強的定居城市的動機；2.進城的社會意涵，農民工進城是要實現階層躍升、體面進城的。夏柱智在細緻呈現了農民工工作、城市生活成本和社保制度後，認爲家庭接力，家庭內部半工半耕的代際分工的漸進城市化纔是如今中國應該採取的方式。 溫鐵軍的書第一版寫作時間爲2004年，比前面三本書的時間都更早。在十多年後的今天去看這本書更能夠檢驗溫鐵軍對如今的預測。溫鐵軍在這一本書中綜合西方現代化發展歷程、當代國際經濟體系格局、中國的歷史與國情的角度展開立論，認爲1.中國不可能重走西方殖民與剝削的現代化道路；2.美國主導的全球貿易下，中國以廉價勞動力作爲比較優勢的發展方式不能使農民工獲得足夠社會保障；3.中國的小農經濟以及集體化土地制度是歷史上去意識形態化的客觀因素的結果。綜合上述三點分析，溫鐵軍得出觀點：由於不能像西方一樣通過殖民戰爭和霸權轉嫁現代化發展的成本，中國人口基數過大、人地矛盾緊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決定了短時間內城市不能容納大量的農村人口，農村的土地應該是保障性而非生產型的。溫鐵軍當時預言2020年城市化率將達到50%，農村人口還將有8億農村人口。而事實上城市化率比溫鐵軍當時預言得更快，總人口數增長得更慢（63.89%的城市化率，大約5億農村人口），而且全球化相比於世紀之初中國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呈現出倒退的趨勢，中國政府也在積極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但是溫鐵軍在該書中強調的“三農”問題本質上是農民問題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意義。 綜上，相比於前兩者更多從經濟規律的結論出發，以發達國家的先例作爲模板，夏柱智和溫鐵軍有更多從歷史社會乃至國際政治經濟角度進行的思考。因此他們能夠比前面兩位學者發現更多理解中國現代化意涵的角度，試圖首先回答中國人民追求什麼樣的現代化。 （三）當前城鄉二元體制的兩種未來可能性城市與鄉村由於不同的自然稟賦、人口密度、產業模式是兩種差異巨大的人類聚落。從西方的經驗來看，現代化的過程即爲第二第三產業發展，原本以農業爲生、分散的人口向城市聚集的過程。改革開放以來，乃至如今，中國就處於快速的現代化進程當中，城鄉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東西部發展的不平衡狀態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必須要克服的難題。 陸銘認爲，城市化進程中人口聚集會自然而然地導致城鄉均衡。因爲城市的規模效應、投資回報率高等特徵自然有能力承載更多的農村剩餘勞動力；而隨着農村剩餘勞動力來到城市，農村的資源與人口之比提升，依託大規模機械化的農業科技，農村人民也能擁有與城市人一樣的平均收入。周其仁對市場在人口與土地要素配置方面作用的強調與之是一樣的。 但是需要注意，1.城市承載農村剩餘勞動力，農村人進城定居這一過程並不是順滑的，其中的困難需要市場以外的力量來克服；2.城市在創造美好生活的同時還在製造虛無和浪費，可持續發展是中國這個人口大國必須要考量的。筆者在這裏先討論第一點。 陸銘和周其仁都在這一方面做出了回應。他們都強調了通過教育提升農民素質和基本社會保障的必要性，並認爲激活市場、把經濟蛋糕做大是最基本的。陸銘進一步提出，中國應該向日本和德國而非英國、美國學習，依託先進、強大的工業而非金融業解決就業問題。 夏柱智和溫鐵軍承認城市集聚的必然性，但在如何解決農民保障問題上有不同看法。他們都認爲對於一個人地矛盾如此緊張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需要低成本地實現社會保障。首先，夏柱智和溫鐵軍都重視發揮中國農村小農經濟的優勢，認爲小農經濟不計自身勞力的付出，糧食產出自己消耗，商品化程度低，能夠作爲農民城市化的退路或以代際分工的形式支持農民進城。其次，夏柱智和溫鐵軍都認爲市場、法律、行政等現代化的產物不能適應中國農村的土壤，制度成本較高，對農民不具有可獲得性。夏柱智尤其強調了動員農村內生的力量、發揚農民民主對於農村公共品供給的重要性，而農村土地集體化而非土地確權是維持基層民主運轉、實現公共品供給的重要保障。 綜上，前面四位學者都認同城市化是中國實現現代化道路的必由之路，但是對於如何解決城市化進程中的社會保障這一問題上有所不同，給出了兩種政策建議。由於夏柱智和溫鐵軍偏重城市化進程中的穩定性問題，他們關於如何做好社會保障的思考更加深刻。 二、拒絕意識形態？——兩種認識問題的方式 （一）普遍主義與多元主義在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農村土地制度的集體化與私有化容易牽扯意識形態的紛爭。陸銘和周其仁在他們的著作中旗幟鮮明地提出他們要真正公共利益，要基於客觀分析解除“上層建築”的阻礙或人爲的偏好。周其仁更是從歷史和法律條文出發，認爲在中國的政治傳統中個人自由不能得到較好的保護：“在革命傳統下，個人權利根本就不可能被看作一座碰不得的山，也不可能被看作一道撞不得的牆。於是一旦面對實際問題，壓縮個人權利很容易就被選爲實現整體目標的手段。……如此氛圍之中，甚至‘堅持保障不侵犯他人自由的個人權利’，也被廣泛看作是一種不道德的權利主張。”在他看來，中國的土地制度與城市化發展之所以存在扭曲，就是因爲沒有對個人權利與自由做到充分保護，因此需要土地確權，需要遷徙自由。 相較而言，夏柱智和溫鐵軍就沒有這麼鮮明的價值主張，而是強調對問題要有複雜的認識。溫鐵軍更是經常性地強調，要進行非意識形態的討論：“意識形態化實際就是簡單化、庸俗化……什麼東西一旦意識形態化以後，討論就很難深入。所以我在發表意見以前，先要強調討論的問題是個現實問題，跟意識形態沒有關係，跟“保持一致”沒有關係，跟政治問題沒有關係，也跟理論研究沒有關係，就是實事求是地研究現實問題。”其實這種“價值中立”的主張本身就可能是一種價值判斷，社會科學在這一方面已經有過很多討論，筆者個人的看法是任何人在討論問題時難免帶有自己的價值，但是需要時刻警惕自己的價值影響自己的客觀性與開放性，努力達成一種動態的平衡。這麼做爲了什麼？與夏柱智和溫鐵軍一樣，這樣做都是爲了增進我們對問題複雜性的理解，最終有助於我們解決問題。 綜上，兩種觀點分別抱持普遍主義和多元主義（所謂複雜性）的價值，這也影響到了四本書各自對城鄉關係問題的分析方式。 （二）實踐的邏輯？——經驗與理論是怎麼組織的常說經濟學是潔淨之手，社會學是污泥之手，對比以上兩種觀點地論證邏輯便可以窺知一二。筆者是社會學本科學生，目前主要掌握的也是質性研究的方法，所以我先從夏柱智和溫鐵軍的論證方法來談。所謂質性研究方法，追求的就不是證實自己的觀點，而是在全面地感知經驗的基礎上在理論和經驗之間找到平衡，更加具有創造性。我在這裏說得平衡並非有什麼規定，而是一種想象力。評價想象力的高下的決定因素是這種想象力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增進我們對歷史社會的敏感性。所以夏柱智在他的著作中能夠提出“中間農民”、“一家三制”這些概念，能夠對比蘇南、珠三角、浙江、北京和中西部各地的經驗；所以溫鐵軍能夠從更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中看到現代化的風險，能夠意識到當今的中西部農村不能用“農業經濟學”來理解。這些豐富的內容都是污泥之手才能發現的。 陸銘和周其仁強調市場規律的普適性，我在這裏舉周其仁討論土地確權的例子：“科斯1959年寫下‘清楚的產權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前提’，是一般化的法律經濟學道理，放之四海而皆準。但究竟怎樣做到清楚的產權界定，那就不是科斯定理可以解決的”。這種討論往往是從一個已經被證明了的經濟學原理出發，用這個標尺看經驗該如何往理論靠近。這種說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底氣足見經濟學理論的強大，經濟學理論的嚴謹和乾淨確實有這種能力。 但我在這裏必須要提醒大家小心這種嘗試用理論解釋一切的自信。溫鐵軍是這樣反駁的：“我多次強調自己只是個‘試驗員’，從來不認爲自己是一個做規範性的學術研究的‘學者’。因爲這種規範研究，按照清華大學秦暉教授的說法，所追求的本來就應該是‘一種片面的深刻’。我覺得這樣研究的學問越精緻化，就可能離客觀現實越遠，我們的書齋學者這樣研究下去，就可能難以解釋現實。”理論是複雜經驗的簡化，假如用理論去裁剪經驗從而來指導自己的行動，那麼肯定是不能成功的。 綜上，所謂“拒絕意識形態的對問題複雜性的認知”又或者“徘徊於理論和經驗之間的謙卑”都需要我們認識到普遍主義和多元主義、簡單的理論和複雜的經驗之間的張力。雖然我們不能打包票地接受什麼，但我們可以拒絕虛無主義和簡單的意識形態化討論。 三、中國式現代化與世界的明天——社會科學的意義 （一）社會科學的價值社會科學作爲以社會爲研究對象的科學，與自然科學的重要區別在於社會負載着價值的感受。吉見俊哉在反駁日本媒體界突然流行起來的“文科無用論”的輿論時聲稱文科反思我們的價值，具有更深遠的意義。韋伯的“理性的牢籠”也是關於“工具理性”壓倒“價值理性”的擔憂。在資本充斥着的現代生活，精於算計的人們是否還有能力反思我們究竟爲何而算計？其實這涉及到一個對於人類歷史社會最根本的問題，即“如何定義一個更美好的社會？”中國對城鄉二元體制去往何方的討論，必然也要首先從價值的方面對我們要實現怎樣的中國式現代化進行思考。 其次，伊斯特林悖論提醒我們不要迷信“經濟好了自然什麼都好了”這句不負責任的話。在經濟學資源配置最優的考量之外，我們需要從社會、政治多方面思考我們該如何實現更美好的社會。從這個方面講，夏柱智和溫鐵軍等學人的探索是必要的。 （二）更可持續的未來——後現代的迷思筆者還只是本科生，既沒有真正涉足城鄉關係的激烈學術討論當中，也沒有完全進入到城鄉關係研究的田野當中，只能提出一些粗淺的認識。 首先，經濟學“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理永遠是需要考量的尺度，但在發展以人爲本的前提下，對歷史社會更復雜的認知是有必要的。在這一方面，夏柱智和溫鐵軍的著作做的努力更多。充分認識我國國情的基礎上，我比較認同溫鐵軍關於可持續發展、解決農民就業、保持中國政治社會穩定的觀點，以及夏柱智及華中鄉土派關於“低消費、高福利”的主張。吉登斯認爲：“資本主義都市是一種‘人造的空間’（created environment），它消除了以前存在的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差別”。在對環境問題的反思越來越多的今天，我們需要對這種資本主義的“人造空間”保持警惕。因此，溫鐵軍和華中鄉土派從中國鄉土的歷史傳統中對現代化進行的反思是十分有意義的。 其次，以上四本著作都認同城市集聚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必然選擇，但是對城市具體如何承載農村剩餘勞動力，如何提供更好的城市生活，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討論較少。而簡·雅各布斯通過自己的調研和觀察，早就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做出了相關討論，強調高密度、多元性等因素在城市生活中的重要性。我期待進一步瞭解這些方面討論。

新民說，城鄉這一系列的書啊，都基本上就圍繞那幾個點，沒多少內容，看看目錄就知道講的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