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報界的政治動員（1868—1945）

是什麼塑造一個民族自我認同的？是文字、語言還是政權？民族國家與民族主義的大規模出現總是晚於現代文明。如果說識字階層的出現，教育的普及，給予了民衆以族羣的抽象想象，那麼報紙等媒體的傳播，則將這一抽象的想象具象化，從而使得民族主義在現代文明出現的前一百年裏成爲整個社會凝聚力的妙方，甚至成爲許多亞非拉國家從前現代社會向現代文明社會轉變的催化劑。 報紙在日本的出現經歷了舶來文化常識普及、幕末攻伐工具、大正黨爭與民主啓蒙、昭和戰爭政治動員以及戰後等五個階段。本文雖然重點關注報界在昭和戰爭動員中的角色，但仍然將報紙在日本近代歷史進程中扮演的不同角色進行了梳理，報紙本身作爲伴隨現代文明出現的一個標誌，與輿論引導相比，更多的是民衆集體無意識的測量器。當輿論的引導與民衆主體意識發生分歧時，報紙往往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而當報界與民衆主體意識相一致時，則會大幅放大民衆情緒的波動，推波助瀾，火上澆油。因此與其說日本政府藉由報紙完成了民衆戰爭政治動員，不如說被民族主義主宰的民衆綁架了輿論的導向。 伴隨着現代文明在日本本土生根發芽，狂飆突進的民族主義則更加兇猛的席捲而來，民衆如此，知識分子同樣難以倖免。福澤諭吉與德富蘇峯的轉變正是其中的典型，從憲政與普選支持者到皇國擴張的吹鼓手不過轉瞬，甲午戰爭的勝利，日俄戰爭的勝利、一戰對德戰爭的勝利，不斷豪賭國運，加速軍國主義進程的同時通過戰爭的工具不斷對外做大蛋糕，隨着戰利品持續地膨脹以及國內經濟矛盾的加劇，再謹慎的腦袋都難以抵制“民族主義”的誘惑。而這種誘惑就像毒藥一樣，終於徹底將憲政民主的現代化主軸沖毀，帶着整個國家和民衆一起矇頭狂奔，就算沒有軍部的輿論管制，報界一樣會以自己的方式完成戰爭動員。 戰後日本民主進程除了佔領軍的刻意主導外，大正時代留下的憲政遺產依然十足重要，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幾十年的歷程雖然最終實現了“王政”復古，但憲政的啓蒙，法制意識的潛移默化，獨立學術思考的尊重和建立，都在陰影處伴隨而生，並一同完成了戰後日本製度與經濟的重建。 民族主義由於天生的政治正確性以及動員能力，極易喧囂塵上綁架輿論，這次佩羅西訪臺在大陸網絡上發酵的戰爭風聲正是如此，當平時溫文儒雅的好市民在一夜之間變成嗜血好戰的鼓吹者，美國不懷好意的挑釁當然是根本原因，但戰爭與和平之間，永遠只有一線之隔，而有些錯誤，只有一與零的區別。 在網絡去媒體中心化的今天，報界以及傳媒的影響力在下降，自媒體、民衆發聲越發嘹亮，自此，我們可以更加清晰的分辨輿論引導與民衆自我意識形成之間的區別。 也就是說，民衆完成了對戰爭的自我動員，而報界，不過是波濤洶湧其下的遮羞布。

福澤諭吉懷着這種強烈的自豪感歷經37天航程終於來到了美國舊金山（這也是日本人首次橫渡太平洋獲得成功）。在美國，福澤諭吉親身體驗到西方的科技文明與風俗習慣，遇到了諸如馬車、電報、地毯、香檳酒、火柴，甚至“女尊男卑”等一系列的新奇事物： 出國之前，我們這些自以爲是天下無可倫比的豪爽的書生總是目中無人，不畏一切。然而剛到美國就變得像新娘子一樣地渺小了，連自己都覺得可笑。 在不斷地喫驚、驚歎中，福澤諭吉倍感“對事物的說明有隔靴搔癢之感”。他第一次把英語詞典《韋伯斯特辭典》帶回了日本，並在舊金山購買了一部由中國人子卿編寫、用中文標註英語讀音的中英文詞典《華英通語》。在此基礎上，福澤諭吉把中文轉換成日文標註，即在每個英文詞條後標上日語假名注音（即片假名外來語），翻譯並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增訂華英通語》，他在該書“凡例”部分分析，今後日本和各國的貿易往來將更加頻繁昌盛，“宜譯此書，以應國家之急”, 爲日本人學習英語，直接接觸西方文明創造了極大的便利。

日本報界與日本政治的發展密切相關，其一是源於日本政治鬥爭，發生於日本佐幕派與維新派鬥爭之間，其二是由於報界的本身的政治屬性，報紙作爲公衆的其本身就具有政治屬性。 報紙本身是依賴於言論自由這一民主性質誕生，也就是說如果報紙如果不能取得合法的言論自由的地位或者是不能爲公衆輿論奮鬥的精神，那麼報界就會成爲日本專制政府的工具，成爲欺騙民衆，鼓吹錯誤思想的工具。 除此之外，我們可以從日本報界研究中，認識到日本思想界的一個矛盾現象，日本的報界人士，思想家們起初都是這樣的自由民權運動者，可是在中日甲午戰爭前後確迅速地成爲國家主義者，甚至成爲軍國主義者。按照作者的觀點，是因爲日本學者們大多學習的是英的自由主義者們，要求對內憲政，對外擴張，同時也受到德國體制影響，效仿德國制度。同時日本資本主義民主化不徹底，名爲憲政實爲軍事獨裁，迫害政黨民主人士。於是日本報界便在國益的威名下自動（爲了報紙發行量或擁護軍國主義）或被動成爲日本軍國主義的工具。 考慮到日本戰後民主化，1945年在GHQ的要求下，以及戰後日本的工運影響下，戰爭負責人比如四大社的社長，中高層人員被迫辭職或被指控爲戰犯。但是由於冷戰以及美國政策轉變下，民主左派人士遭到GHQ以及日本政府的破壞下被清除，舊的官僚負責人重回報界，宣告民主改革不徹底。但是在此過程中，參與戰爭的日本報界人員沒有被追責，以及在日本戰後報界對戰爭反思中也沒有提出對日本報界戰爭責任的徹底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