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

我接觸到三和大神這個詞大概在好幾年前，那個時候是我第一次到東莞，然後從東莞轉車回家，路上就遇到很多人衣不蔽體的躺在臺階上、石板凳上，也不覺得有啥可羞恥的。當時的我就挺納悶的，這些人是農民工嘛？看着也不太像啊，還這麼年輕，也不修邊幅啥的，爲什麼大中午的睡在這裏啊。後來跟一個廣東的朋友提起這件事情的時候，他告訴我這種現象在他那邊再常見不過了，甚至他曾經也是其中的一員。他說一般我們把這類羣體叫做三和大神，而這類羣體中比較年輕的那部分人，叫做三和青年。隨着瞭解的深入，我愈發開始同情這一類羣體。他們當中的很多年輕人跟一般的年輕人還不太一樣，一般的年輕人是有的選，他們當中的很多年輕人是沒得選。可能有人會覺得很奇怪，爲什麼會沒得選？大城市混不下去了不可以回老家嗎？問題就在這裏了，這往往也是我們讀書人的通病，很容易想當然，如果我們多去和底層人民接觸，多去設身處地感受一下他們的處境，你會發現其實選擇並沒有那麼多。我的這位朋友曾經找過他們當中的其中一位小哥聊天，從他的口中得知他們是有家難回，回家只能種地，而且只能種很荒的地，他從小就是在那種環境下長大，就是因爲受不了在那種環境下成長才毅然決然來到大城市，沒想到隻身來到大城市自己卻變成這樣，但即便如此他也不再願意回到老家過小時候的那種生活了。農村對他們來說，已經不再是退路，而是一個他們拼盡全力逃離的“過去”。他們寧願在深圳龍華的三和人才市場附近“掛逼”，也不願回到那個閉塞、貧窮且一眼望到頭的人生的小村莊。這是一種“前進無門，後退無路”的絕境。 他們當中的很多人已經不敢去想自己現在過的好不好，對他們來講，生活變成了一種“不得已”的行爲方式，他們的“不得已”背後，是城鄉二元結構的裂痕，是教育公平的缺失，是社會保障網的漏洞，是勞動權益保障的不足。當一個人從小在教育資源匱乏的農村長大，當他發現即便來到大城市也只能做最底層的日結工，當他的勞動無法換來基本的尊嚴和保障，“掛逼”反而成了一種理性的選擇——至少，在網吧的沙發上，他們還能打幾把遊戲，獲得即時的、廉價的快樂。 在互聯網高度發達的今天，“三和青年”這個代名詞的含義似乎有擴大的趨勢。說到這，我倒是想起了一個去年年底被互聯網大廠裁員掉的同學，他研究生畢業以後去了某北京互聯網大廠工作，第一年去北京租房的時候被二房東騙了半年的房租，手頭又沒啥錢，被迫只能租在不到十平米的地下室。去年他和我說他從互聯網大廠畢業了，錢沒賺到還得了一身的病（好像是得了玫瑰糠疹，貌似是一種皮膚病），他現在是有家不能回，也不敢回，就一直呆在北京尋找下一家能接收他的企業，和北京這座城市死磕到底了。 現在想想自己當年還是比較幸運的，在學習方面我爸媽沒少給我花錢。大學四年雖然獎學金、各種榮譽拿到過不少，去過很多地方，也在大城市學習工作過，雖然最後回到老家工作有些許不甘心，但好在這一過程有父母的託舉，這才讓我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去備考來到現在這個單位。那些沒有父母託舉的三和青年們，他們又該何去何從呢？ 當我們在討論“共同富裕”時，是否還會記得有這麼一羣人，他們不在扶貧政策的統計表格里，不在鄉村振興的示範案例中，也不在“靈活就業”的樂觀敘事裏。他們是統計意義上的“就業人口”，卻是現實意義上的社會隱形人。他們的存在，像一面鏡子，照出了這個時代最隱祕的褶皺。也許每一個時代都有它的“剩餘人口”，他們不是錯誤，而是系統運行的必然產物。資本主義需要失業者來壓低工資，需要貧困來製造恐懼，需要一羣“不值得拯救的人”來讓“值得拯救的人”更加拼命地奔跑。 我想，此刻的三和青年並不需要被“拯救”，他們需要的是被看見、被理解，以及最根本的——被賦予真正的選擇權。衡量一個文明的尺度，從來不是看它如何對待成功者，而是看它如何對待那些“失敗者”。當越來越多的“少數人”得到關注，得到尊重，他們的正常需求被平等對待，到那時，社會中的每個人都能夠以自己的方式，度過這平凡而充實的一生。

比較淺顯的羣像白描，有大量關於三和青年的用工、衣食住行方面的細節，第五章還有一些個體案例，但是(和其他好的田野相比)很有距離感，缺了血肉。另外，作者有時無意識流露出了不尊重，讓人感受到了一種沒有溫度的冷眼旁觀，甚至有一些把問題歸因於人的危險傾向(這點很不好，就像鮑曼之前詳細解釋過的，爲什麼要警惕把底層人物的貧窮歸因於他們自己)。即便如此，僅憑選題我也想給到四星。 這是當下的、上一輩幾乎不存在的、其他人不知情或不能理解的新羣體。這一點也許在NHK紀錄片版《三和大神》裏體現的更生動。甚至當地ZF也沒有試圖去真正瞭解他們，就算不提整頓黑中介和黑工廠這樣的"高級"要求(屢次受騙是部分青年淪落爲日結工的原因)，爲什麼提供免費公廁、免費飲用水這樣的基礎要求也做不到。這可是2019年的深圳，"來了就是深圳人"的深圳。 本書讀者們(包括我自己)也很難說在試圖理解。讀電子書能其他人的劃線想法，有些讀者試圖用自己的邏輯去問"爲什麼這樣短視、爲什麼不延遲滿足、爲什麼不進廠求個穩定、爲什麼不積極向上、有手有腳爲什麼貪圖墮落" 等等。這些評論會極度不舒服，並反思審問自己是否也戴着所謂的mid-class gaze眼鏡在旁觀他們的生活，不帶溫情的冷眼旁觀。 讀的時候情緒是基本平靜的，但合卷後卻有一種巨大的難過。這讓我突然想起一件幾個月前發生的小事，當時發了個wb作爲記錄—— 早上在小區門口等車的時候，小區保安來讓我幫他設置一個滴滴打車地址，他要去大興。滴滴前後彈出了上次需要支付的費用、上次行程評價、本次預估費用、要求提前支付、紅包彈窗、緊急聯繫人設置......每多一個頁面，保安大叔就更confused一點。在我前後幫他輸了三遍地址、操作了不止五分鐘後纔打到車。然後大叔露出特別開心的笑容，再三感謝我。我不禁在想科技真是向善的嗎？是的話，爲什麼它讓一部分人的處境更艱難了？而且他們還不會憤怒，他們覺得是自己的問題。 我現在的心情和當時寫下這些文字時是類似的，我能感受到相似的情緒。三和青年做日結而不進廠僅僅是因爲好喫懶做嗎？他們爲什麼不像上一輩那樣喫苦耐勞攢錢成家？這一代爲什麼突然失去了奮鬥的動力？你讓他努力離開、但離開又往何處去呢？是回到農村老家面對催婚與娶不起媳婦的現實，還是換一個陌生的不知道如何立足的新城市呢？有些問題其實我們心裏已經隱隱有了答案，但我們不去面對這些問題，因爲城市化、現代化的表象真的是太美好了，好的讓我們來不及看到或出於不願看到的這一面。這些分析是本書作爲一個白描筆記式的田野調查所缺乏的，但我們每一個人作爲現代化進程中的既得利益者不應該不去想。 深圳已經在進行城中村改造了，我相信三和不會繼續存在太久(聽說近期已經有了很多變化)。但讓我不安的是，拆掉城中村、趕走夜宿街頭的人羣是否能真正解決這個羣體的問題。城市，是在解決問題還是解決人？而反問我們自己，真的離三和青年很遙遠嗎？或者這麼說，我們足夠安全嗎，我們能確保自己不滑落進入類似的虛無深淵嗎？

有一種名爲水熊蟲的生物，它可以將自己遁入“隱生”狀態，以極小的能量消耗，生存在極端惡劣的環境，有一說地球都爆炸了，他們可能仍能活下來。三和大神的“掛逼”狀態就是如此，能夠保證他們最基本的生存，但是距離生活就很遙遠了。如果一個人這樣活着，可以將問題簡單地歸結於他的懶惰和不思進取，但如果大到一個羣體都這樣活着，那就要結合問題的根源尋找答案。 作者提出解決三和問題的辦法：橫向來看，就是立足三和本身，規範人力市場、限制日結的用工模式、優化配套以提高三和青年的生活成本，核心目的都是將三和青年從該地驅散。這只是解決問題的人，而不是解決問題本身，治標不治本。縱向來看，作者提出要建立健全教育體制，從義務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教育進行全方位的改革，讓農村青年有機會選擇自己的命運。作者可能是比較自身與三和大神的區別，得出教育是三和問題的源頭，我倒是覺得此結論至少在三和問題這道多選題中，僅是答案之一，城鄉差距、三農問題、養老保障、營商就業環境乃至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等，都是三和問題隱於地下的根系所在。

這是曾經讀書會第一期的書目，並且朋友俞教授對這本書進行了相當詳細的分析和提綱概括，並且提出不少問題，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是關於個體能動性和社會體制結構之間的矛盾衝突，常常會有人問“三和青年”爲什麼不能通過教育自學，或者勤奮喫苦點，自己努力點也許可以過更好生活，爲何如此逼沓，天天喫兩塊錢掛逼水，五塊一碗的掛逼面，幹一天玩三天，還賭博玩彩票泡網吧，玩到掛逼再接活兒？ 其實他們從農村來到深圳地方，首先面對的是不正規的招聘市場，這裏像一個黑市一樣，工廠利用日結降低管理，薪酬低的沒法想象，保險也沒有，有的時候抵押身份證不還，甚至騙押金，而中介從三和青年身上獲得中介費用。因此，雖然三和青年在很大程度上是努力地融入這個城市，但是到了必須維持生計的時候，也逃避不了被盤剝的命運。這裏也沒有尊重和保護，上班老闆都不需要記住你是誰，人和人之間充滿冷漠，即便自己掛逼死在街上，也無人問津，而有人自殺，也只是看看熱鬧而已，所以他們寧願去泡網吧打賞小姐姐，至少小姐姐會對他們說一聲謝謝，以讓他們獲得尊嚴 那學校教育和社會職業教育能否幫助他們呢？這本書也做了思考 作者田豐也看到，正是三和青年受到的教育使得他們和整個社會脫節了。在過去應試教育的條件下，農村孩子可以通過教育改變命運，但在教育改革之後，一部分優質教育資源被市場化了，另外一部分優質教育資源被階層化了。城裏孩子不停補課，農村孩子什麼也不補，這就導致他們在進入初中高中之後差距迅速拉大。而且城市和農村所接觸的東西都完全不一樣，觀念都有差距，讓他們進入這個城市，是絕對的陌生，田豐以前在農村調研的時候，還看到了很多令人扼腕的現象，好的老師都進入了民辦中學，農村裏越來越缺少負責任的老師，很多教師都住在縣城，白天上班，晚上就走，和孩子們缺乏溝通了解。老師都是看着工資上班，種種因素相加，教育差距越來越大，久而久之，農村很聰明的孩子“再突出也突出不到城市的門檻”。 再看職業教育 在職業教育方面，很多時候，官方提供的農民工培訓流於形式，職業教育的內容脫離時代，與社會需求脫節，難以培養出企業真正需要的人。這裏的工地，保安，快遞工作也很少需要真正職業技能的，另外一方面還有觀念影響，原來農一代來到城市會默默無聞地做一個機器的零部件。打螺絲枯燥工作可以做下來，但年輕的農二代並不想父輩那樣，當然，他們既不想要回家，又難以向上突圍，最終滯留在這個圈裏，而且他們很多家庭關係都比較疏遠，三和青年很多是爲了擺脫社會家庭對自身的責任要求而陷入無援之境，沒愛，那就乾脆流浪吧 可見，一個人的社會存在感不斷降低，是社會和個體之間不斷惡性循環的結果，由此進一步產生失落感甚至羞恥感。但這樣的生活如同一個漩渦，在日結工作和掛逼生活中無限循環始終不是辦法，但凡遇到這種社會羣體的底層情況，最終始終無奈說一句 走出來還是必須靠自己的覺醒，要有改變人生軌跡的意志和能力…… 讓人心寒

本書的兩個作者，五星是給負責田野調查的二作者，學生打工人的。他做了非常大量、細緻的工作，使得整個三和市場得以在每個讀者面前徐徐展開，我們甚至能看清那些旅館牀鋪上的跳蚤，小超市裏有幾個櫃檯，“有衣褲”的胖老太婆和瘦老太婆也一眼能辨，還有那些在市場裏活躍着的酒鬼，賭鬼，懶鬼……盡情享受他們的掛逼人生。 而一作者，在象牙塔裏思考着如何煉化、改造、驅趕三和青年，高高在上的觀察與細緻入微的調查格格不入。 放下偏見，三和青年又何嘗不是看透了世間人均混個三萬天，幹一天休三天，只靠基礎勞動獲取基礎需求，穿“有衣褲”，喝掛逼水，喫掛逼面，睡掛逼女。我們996福報，穿優衣庫，喝星巴克，喫漂亮飯，追小仙女，真的更充實，更快樂，更有希望嗎？

如果是十分制，這本書在我這裏大概能打到7.5分，其中可能有1分是給到選題本身，除非對三和羣體本身很感興趣，不是特別建議閱讀，全書更像是個只有流水賬的三和生活紀實，思考性的內容相對較少。作爲一個對社會學門外漢的讀者，這本書沒能給到我一部社會學作品我想象中應該有的詳實、調研、分析和啓發，我不確定自己對這類書籍的要求是不是對的，但我嘗試把這些想法記錄下來。當然，本書也有很多值得稱道的部分，給了我許多啓發思考。 先不聊書，談談我瞭解三和羣體之後最想說的一些話。 在疫情肆虐的這兩年，三和人力市場以往政府部門默許和相關企業潛規則縱容下得以存在的結構已經被打破。一方面，萬科萬村計劃由於初期盲目擴張、搶佔長租公寓風口，面對深圳部分地區產業支撐不足、配套交通不完善、人口居住需求少等問題，已經顯出疲態。城中村改造工程本身難度也過大，不僅僅在工程本身，原住民安置、社會輿論都成爲阻礙因素；另一面，伴隨城中村系統性改造運營、租金全面上漲、地方整改等因素，三和人力市場已經成爲往事。於是一面是人們爲萬科項目的停擺拍手叫好，一面是灰暗的角落裏，一羣人已經伴隨這些不知道下一步去向的政策，失去了自己安身的土壤。 當我再打開三和大神吧時，以前這些小人物說着一些粗俗的內容發泄的帖子已經沒有了，裏面剩的只有日結工作的招聘信息、和一些拿着自己微信支付寶幾十萬幾百萬截圖，過來嘲笑三和大神的看熱鬧的人，下面可能是一串無意義的互相嘲諷與謾罵(寫的時候我特地去貼吧看了)。 當以前的我看新聞看報道、去研究城中村改造、分析萬科的商業策略時，我看不到在那些萬億級別的商業內容下面，時代的塵埃壓在每個新一代務工青年的身上；當我看到貼吧上三和這個備受爭議和批判的亞文化被主流傾軋、成爲另一批人獲取快感優越感的陣地時，我看不到那些消失的三和大神去哪兒了。 傳統三和羣體作爲中國飛速發展下，一個時期特定羣體組成的亞文化人羣具象，可能會在浪潮下轉瞬即逝，他們只是一個時期的一批人，放在中國發展這麼宏大的背景下可能不值一提；可是廣義的三和人，他們背後折射的社會問題、他們的生活，這樣一種概念，我想不該是被輕而易舉的娛樂化消解，而應該被更廣泛的記住。 作者也在書裏提到，直接掐斷三和青年喫穿用度的資源獲取渠道，三和羣體自然作鳥獸散，然而這不能真的能解決問題。失去生存土壤的這一批人，流奔向哪裏了呢？潮汕？三亞？我不知道啊。那些農村的留守兒童、依靠貧瘠的鄉村教育成長出來的一批年輕人，那些可能成爲三和青年預備軍的人，那些伴隨不斷加速的城市化工業化進程，在不斷脫節的教育下，被城市馬車拋下的人，他們的路在哪裏呢，我不知道啊。 從2015年開始，中國的流動人口結構已經迎來了拐點，去年農民工人口數量的驟減更是中國人口結構變化的最好體現。人口老齡化、機器換人、房地產行業瓶頸導致用工崗位本身減少，想必都是原因。單純地想，農民工數量減少可能是一件好事，這說明有更多人脫離了這個傳統意義上勞動密集、低端血汗的工作。可他們去了哪裏？ 返鄉創業嗎？實體經濟不景氣、小微經濟體在未來會走到什麼道路我還不清楚；成爲快遞員、或是走向自媒體柳暗花明嗎？這似乎還挺美好，然而實際是否真的如此，沿海城市與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差異、北上廣深黑洞式的對資源的吸取的現狀，這一批人是否真的活得更好？我有很多疑問。我沒有疑問的、與作者觀點一致的是，農村教育問題還有太多需要改進的空間，如果教育和城市實際的生產生活繼續保持這樣巨大的脫節，新一批農村青年必定遭遇同樣、甚至更深的泥淖。 中國近幾十年飛速的、跨越式的經濟社會發展，伴隨城市化工業化進程的火箭式前進，背後是一批人作爲鋼筋水泥被熔鑄到大都市的熔爐之中。農民工羣體的代際差異如此明顯，僅僅是一代人，從傳統的家庭觀念就演變到如今三和羣體這樣“幹一天玩三天”不顧及家庭不思考結婚的狀態。三和羣體幾乎是男性、幾乎不可能找到老婆，沒有親緣關係的三和羣體只能流動式的吸納新人，無法形成家庭的傳承。所以這一批人一定也是獨特的，當他們老去、死去，機器換人更進一步發展、低端工農業對用工需求更低一步時，數以億計的底層人口出路又在哪裏，可能這真的值得我們把目光從雲端收回，去看看同樣廣大的這些普普通通活着的人。 回到書評，先講缺點。 首先，作者似乎有意無意散發着一種對三和羣體的輕蔑不屑。三和青年是有問題的嗎？當然是；這種社會現象需要被解決嗎？我想需要。然而這不意味着三和羣體就是原罪、就是理應被瞧不起的，或許普通人可以，但作爲研究者這種態度恐怕不太妥當。舉個讓我感覺鮮明的點，作者通篇沒有提及三和青年羣體中涉及的性問題，可是三和羣體與性的關係本身也是值得關注的，三和清一色是男性、爲什麼類似的女性底層社會沒有出現；與傳統貧民窟不同、三和社會沒有形成穩定的代際傳承；三和羣體並不是不需要性、這背後折射什麼樣的心理問題。這些並沒有涉及，然而作者卻可以隨意地開站街女的玩笑、提幾個自作高明的和性相關的笑話，可能是我敏感，但這讓我有些不愉快。 其次，開篇對於"三和大神"的定義沒有給出解釋致使全文敘述邏輯上產生了一定的混亂，對我這個對三和羣體的瞭解僅限於一些視頻和腦海想象的讀者來說並不友好。這種行文的割裂說到底可能是作者沒有搞清楚面向的讀者對象，一方面好像默認讀者對三和羣體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瞭解，一方面幾乎佔滿全文的情景羅列和來回重複又說明了這只不過是一本對三和羣體的入門級科普書； 同樣的割裂體現在文章的目標上，以社會學研究來說這本書可能是不合格的，即使外行如我也瞭解過基本的田野調查離不開結構化的訪談和深度的跟蹤，亦或者科學設計的實驗和問卷等研究手段。然而事實上，儘管對三和羣體的研究着眼於商品文化、娛樂方式、居住條件、青年畫像等多個方面，但每個側面的討論大都淺嘗輒止，僅僅是使用了紀錄片式的鏡頭描寫，描繪了三和羣體生活的場景。從這個角度來說，似乎看紀錄片反而更加有趣和輕鬆。通讀下來，我依舊不能明確書中數據、故事內容是如何蒐集的，作者序言說道自己的學生深入三和羣體半年，是如何融入的？和裏面的哪些羣體有了深入溝通？這些似乎還是不夠明確。 另外，作爲一個小生態的組分，作者對於三和社會生態鏈條上其他環節的參與者描寫並不充分。例如，作者提及了三和人力市場管理者、人力公司、求職者三方組成的連接關係，可三和青年在工地、在用工單位究竟是如何工作的、具體遭受過什麼盤剝？ 作者清楚地講述了這樣一個特殊羣體的維繫中，各個環節是如何運作的，例如賣十幾元錢、幾十元錢一件衣服的老婆婆；兩塊錢一碗的掛逼面；按片賣的西瓜等等這些不去了解完全難以想象的，完全由這種特殊社會自發形成、固定的特殊情境。這是很好的、對我有很多啓發，可惜的是對這各個環節的參與者，作者似乎還是瞭解的太少，他們的心理是什麼，生活水平如何，去哪裏進的貨，面對可能的城中村改造有何想法，等等可以挖掘的點我想還有很多。半年的時間或許不夠了解這麼多，也或許作者已經不想把更多的精力用在這些時代催生的"小人物"身上，甚至問題在於三和羣體本身已經因爲社會政策原因煙消雲散，無論哪種我想都是一個遺憾。 再說優點。 這本書當然也有很多優點，第一個是多面豐富的田野調查結果。如前面所說，即使淺嘗輒止，本書依舊涉及了三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從衣食住行，到娛樂心理。未經調查我想是無法清楚描繪這種常人完全無法想象的底層生活的。 第二，作者終歸是提及了三和問題的一些特性和解決之道。城市化進程快速發展的同時伴隨着的是市民化進程的緩慢。農民工作爲過去幾十年投身血汗工廠在城市化進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一批人，卻是大城市發展下被犧牲的一批人。沒能成功地在對的時間融入城市化進程，如今想要彌補就要消耗成倍的心力。作者談到了教育問題、談到了身份歧視，我想這都是重要和值得人們關注的。 最後，三和大神作爲轉瞬即逝的社會議題，可能再過幾年就不會被提及，他們只是複雜的中文互聯網下，一個最小不過的亞文化圈子，沒有鎂光燈，消費過後沒人會投注視線，如果不是來自日本的紀錄片可能都不會被我們知道；這一批人沒有話語權、即使死了可能都不會掀起聲浪、甚至缺乏被消費的價值。 但是總有些問題該被記住，那些數字、外號下面的是活生生的人，這樣活生生的人還有很多，他們不只在深圳的一個城中村裏，而是分佈在遼闊的中華大地上，他們背後的問題是一代人的困境，沉默的大多數不止是這些最底層的、最放任自流的人；更是在他們上面，拼命走出農村的土地、進入廠裏消耗生命的更多的普通人。他們沒有那麼慘、他們活得沒有那麼有話題，可是他們同樣迷茫、伴隨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不知去向何方。 現代化工業化終究是要把被個人當成螺絲釘，鉚釘在自己該在的位置的，可是在這之餘，或許我們還能做的更好，當然這條路還要走好久好久，但我或許還有點夢可做。

在深圳龍華的一個小鎮，匯聚了一羣人，叫“三和青年”，他們懷揣着夢想來到三和，想施展拳腳，卻因種種原因，在三和失去人生的目標和希望，得過且過地活着，工作一天、休息三天，只要今天不掛逼，就放任自己癱瘓…… 很難想象，在生活成本比較大的深圳，居然有個地方牀位按天出租的，15元一天，有3元一碗的掛逼面，有1元一瓶的掛逼水，煙按條賣，西瓜切成一小片，一片1塊錢...有人統計（可能不準）一個月1200就可以在三和活下去，但即便如此，還是有人支付不起。 “深圳，是很多年輕人的圓夢之地、有活力、人才密集、生活節奏快、科技公司的基地、生活成本高……總的來說，大衆對它的定位是比較積極正面的。 但就在這個充滿希望和未來的城市，居然會匯聚上萬個對生活沒有希望的三和青年，這反差也太大了！我有些震驚，也有些好奇：他們會如此？ 我找到《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這本書。 閱讀之初，我只想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因此書的前半部分，我看的很快，也沒有過多的思考和筆跡；隨着閱讀的深入，我看到三和青年的遭遇並非個例，曾經也在很多進城務工的農村勞動人民身上發生，我開始慢下來，企圖去分析他們行爲背後的動機、他們遭遇中值得我們借鑑、反思和警醒的地方。 在讀這本書的時候，我有時候會同情、會恨鐵不成鋼，會覺得他們的人生、他們的苦難是自作自受，但我一直在不斷地提醒自己，客觀、冷靜、不要批判。 我不是批判者，我看這本書的目的不是批判他們的人生，而是從他們的經歷、經驗中，尋找一些值得警醒、反思的內容，他們的人生是艱難的、不幸的，我不希望自己居高臨下地俯視，我不能幸災樂禍，不能有圍觀看戲的心態，否則，我和咬着他們脖子喝血的吸血鬼有何區別？

這本書比較令我訝異的是，評論區都比較友好，大多數持一種同情、休慼與共的態度。這在國內的社達氛圍中難能可貴。 這本書是因爲兩個人合寫的，感覺態度有些矛盾。一會就願意分析結構性的困境，一會又屢次地提懶惰，也是挺分裂。 總而言之，作爲一種困境的瞭解，值得一看。細細想來，我們和他們這些更不幸者又有什麼本質區別呢？都是被生活強迫的低眉順眼。 計劃接下來看一下布爾迪厄的《區分》了。

生存而不發展：三和大神與現代性承諾的破產引言：一個不祥的社會實驗當你第一次聽說"三和大神"這個詞，或許會覺得這只是互聯網時代又一個獵奇的亞文化符號——就像"北漂""蟻族""佛系青年"一樣，是媒體爲了博取眼球而創造的標籤。但當你真正瞭解這個羣體，會發現我們面對的不是一個可以輕鬆消費的"現象"，而是一面鏡子，映照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最不願被看到的裂縫。 深圳龍華區三和人力市場，這個曾經號稱"亞洲最大勞務市場"的地方，聚集着一羣被外界稱爲"三和大神"的年輕人。他們大多是"90後""00後"，從全國各地的農村來到這個中國最富有的城市之一，但他們不進工廠、不籤合同、不交社保，只做日結的零工——幹一天，拿一百來塊錢，然後用這筆錢喫5塊錢的"掛逼面"，喝2塊錢的水，在8塊錢一晚的網吧通宵，玩三天，錢花完了再去找活幹。 這種生活方式在主流敘事中被貼上了"懶""廢物""自甘墮落"的標籤。但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田豐和他的團隊在三和"潛伏"了半年，寫出的《豈不懷歸》告訴我們：這不是簡單的道德敗壞故事。非虛構作家杜強在三和臥底45天，與這些年輕人同喫同住同勞動，寫成的《廢物俱樂部》揭示：這羣被稱爲"大神"的人，恰恰是最理性的生存主義者——當所有通往未來的道路都被堵死，當發展成爲一個不可企及的幻覺，他們選擇了唯一可行的策略：只求生存，放棄發展。 這個策略聽起來消極、悲觀、甚至反文明，但它指向了一個更深刻的問題：我們所謂的"正常"生活——進工廠、學技能、攢錢、結婚、買房、爲未來打拼——真的對每個人都是理性選擇嗎？還是說，它只是一個只對特定階層有效的承諾，而對另一些人來說，這個承諾從一開始就是欺騙？ 17世紀英國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在《利維坦》中描述了一種"自然狀態"：在沒有共同權力使人們懾服的情況下，人類社會會退化爲"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生活將是"孤獨、貧困、卑污、殘忍而短壽"。霍布斯認爲，只有通過社會契約建立強大的主權者（他稱之爲"利維坦"），人類才能擺脫這種自然狀態，進入文明社會。 但如果我們仔細觀察三和，會發現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這裏正在上演霍布斯式自然狀態的當代版本。現代社會契約——勞動合同、社會保障、法律保護、教育回報——在這裏全面失效。黑中介像私人武裝一樣統治着勞動市場，騙取身份證、拖欠工資、暴力威脅；警察雖然存在，但很少介入這個灰色地帶；三和青年沒有任何組織，彼此之間是原子化的、警惕的、隨時準備被背叛的關係。在這種情況下，"幹一天玩三天"不是懶惰，而是對契約失效環境的理性適應：既然無法信任任何長期承諾，那就把時間單位縮短到最小——一天。 這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田豐在接受採訪時說，三和青年是"中國目前能夠觀察到的最接近於美國黑人貧民窟和巴西貧民窟的羣體"。換句話說，這是全球資本主義在特定地區創造出的結構性剩餘人口。他們不是暫時的失業者，不是等待機會的預備軍，而是被現代經濟體系永久性排斥在外的人——他們的勞動力不再被需要（因爲產業升級），他們的消費能力不足以支撐市場（因爲收入太低），他們的存在對城市發展是負擔（因爲不創造GDP）。 "生存而不發展"，這個看似消極的生存策略，實際上是對現代性核心邏輯的根本質疑。現代社會的全部意識形態都建立在一個前提上：發展是可能的、必要的、值得爲之犧牲當下的。我們被教育要延遲滿足、要投資未來、要相信努力會有回報。但三和大神用他們的生活告訴我們：當這個前提不成立時，所謂的"正常"生活反而成了最不理性的選擇。與其爲了一個永遠不會到來的未來透支當下，不如把每一天都當成最後一天來活——這是一種絕望的清醒。 接下來，讓我們從四個維度深入分析這個羣體：首先，從霍布斯的政治哲學看三和如何成爲現代社會中的"自然狀態飛地"；其次，從時間性的重構看"生存理性"如何取代"發展幻覺"；再次，從勞動形式的極簡化看身體如何成爲最後的資本；最後，從城市化的歷史進程看三和青年如何成爲被拋棄的"剩餘人口"。這四個維度共同揭示一個殘酷的真相：三和不是例外，而是現代性承諾破產後的必然產物。 一、霍布斯的幽靈：契約失效與權力真空中的叢林法則"在沒有一個共同權力使大家懾服的時候，人們便處在所謂的戰爭狀態之下。"霍布斯在《利維坦》開篇寫下這句話時，他描述的是英國內戰時期的社會崩潰。三百多年後，在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深圳，這句話獲得了驚人的現實對應。 三和人力市場的凌晨五點，天還沒亮透，成百上千的年輕人從網吧、街角、橋洞下湧出來，像從地底冒出來一樣，向招工者所在的地方小跑。招工者旁邊停着麪包車，這些年輕人爭相往車裏擠——不是爲了搶座位，而是爲了確保自己能被選上。這個場景像極了霍布斯描述的"自然狀態"：沒有秩序，沒有規則，只有最原始的力量競爭。 但這裏的"自然狀態"不是前文明的原始社會，而是現代制度失效後的後文明真空。三和不在深圳之外，它就在這個擁有最嚴密社會管理體系的城市內部；三和青年不是沒有身份證（雖然很多人丟了），他們的身份在系統裏是存在的。問題在於，所有應該保護他們的現代制度，在這裏都不起作用。 先看勞動合同制度。按照《勞動法》，僱主必須與勞動者簽訂書面合同，明確工資、工時、保險等權利義務。但在三和，99%的勞動關係都是口頭的、臨時的、無保障的。黑中介扮演着關鍵角色：他們與工廠、工地、物流公司有長期合作，每天早上來三和"採購"勞動力。他們承諾日結100-200元，但實際上會以各種理由剋扣——"工作沒做好""要扣保證金""公司還沒給錢"。有時候幹完活直接不給錢，工人去找，中介會說"不服你就告啊"——但誰去告？告到哪裏？ 杜強在《廢物俱樂部》中記錄了一個典型案例：一個叫阿偉的年輕人跟着中介去工地幹了三天，說好日結150，結果中介消失了。阿偉去找，中介手下的幾個打手把他打了一頓，警告他"再來鬧就廢了你"。阿偉報警嗎？沒有。爲什麼？因爲他的身份證在另一箇中介手裏（之前被騙走了），沒有身份證報警也沒用。更重要的是，即使報警，警察通常也不管這種"民事糾紛"——幾百塊錢的工資，立案都困難。 這就是霍布斯所說的權力缺失狀態：雖然有國家機器存在，但它的權力並不能有效觸及這個角落。法律在這裏是抽象的文本，警察是偶爾路過的外人，勞動監察是從未出現的機構。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私人暴力爲基礎的秩序——黑中介及其打手網絡成爲事實上的"利維坦"，但這個利維坦不是保護者，而是掠奪者。 霍布斯認爲，自然狀態的核心特徵是不安全感："在這種狀態下，產業是不可能存在的……沒有關於時間的知識，沒有文藝，沒有文字，沒有社會。"三和完美體現了這種不安全性：你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找到活幹，不知道幹完活能不能拿到錢，不知道睡在街上會不會被偷被搶，不知道醉酒後會不會被拖到小巷子裏洗劫一空。 這種不安全感重塑了所有的生存策略。《豈不懷歸》記錄了三和青年的典型日常：他們不敢把所有錢放在一個地方，會分散藏在身體各處；他們不相信任何人，即使是一起幹活的"工友"也保持警惕；他們不敢睡死，即使在網吧通宵也是半睡半醒狀態，一有動靜就驚醒；他們不敢積累任何財物，因爲隨時可能被偷被搶被騙，所以錢到手就花掉——這不是"不會理財"，而是對不安全環境的理性適應。 更深刻的是契約的最小化。霍布斯指出，自然狀態的核心問題是"對未來的承諾無法被強制執行"，因此沒有人願意遵守承諾。在三和，所有的契約都被壓縮到最短的時間單位——日結。這不是僱主的慷慨，而是雙方對彼此不信任的妥協：工人不相信僱主會按月發工資，僱主也不相信工人會長期穩定工作。日結是契約在極端不信任環境下的最小化形式：幹一天，結一天，互不相欠。 這種時間單位的壓縮創造了一個悖論：日結看似保護了工人的利益（至少當天就能拿到錢），但實際上讓他們陷入永久的不安全狀態。月薪制雖然有拖欠風險，但它創造了一種時間的延展性——你可以計劃下個月的開支，可以存錢，可以投資未來。日結制則把時間壓縮成點狀的碎片：每一天都是孤立的，沒有昨天的積累，也沒有明天的期待。這種時間性正是霍布斯說的"短壽"的當代版本——不是生命的短暫，而是時間視野的極端收縮。 霍布斯的解決方案是建立強大的主權者（利維坦），通過壟斷暴力來強制執行契約，從而讓人們擺脫自然狀態。但在三和，問題恰恰在於：利維坦選擇性地缺席。 國家機器不是不存在，而是有選擇地運作。深圳的其他地方——CBD、科技園區、富人區——警察24小時巡邏，監控攝像頭密佈，任何違法行爲都會被迅速制止。但在三和，警察的存在是象徵性的、偶爾的、被動的。爲什麼？因爲這裏創造的GDP太少，消耗的社會管理成本太高，對城市形象是負面的。從政府的角度看，最好的策略不是治理三和，而是讓三和消失——2019年，三和人力市場被關閉，大批三和青年被驅散。但問題在於，市場可以關閉，人去哪裏了？他們只是轉移到其他地方，形成新的"三和"。 這揭示了現代國家治理的一個深層悖論：國家壟斷暴力的目的本應是保護所有公民，但在實踐中，國家的保護是有選擇性的。那些對資本增殖、GDP增長、城市形象有貢獻的人羣，會得到全方位的制度保護；而那些被視爲"負擔""問題""不穩定因素"的人羣，則被排除在保護之外。三和就是這種排除機制下的產物——一個在現代城市內部的"自然狀態飛地"。 霍布斯認爲，自然狀態下"人對人是狼"。但在三和，我們看到的不完全是人與人的對抗，更多的是結構性的捕食關係：黑中介系統性地榨取工人的勞動價值，高利貸系統性地盤剝陷入困境的人，網吧、小賣部、掛逼麪攤以極低的成本提供極低質量的商品和服務（因爲消費者別無選擇）。這是一個完整的貧困經濟生態，每個環節都在從最底層榨取剩餘價值，而最底層除了出賣身體勞動，沒有任何還手之力。 更令人不安的是，這個生態是自我再生產的。黑中介騙走工人的身份證，工人沒有身份證就無法找正規工作，只能繼續依賴黑中介；黑中介拖欠工資，工人沒錢就只能借高利貸，高利貸逼債就只能繼續打日結——每一個環節都在把人往更深的陷阱裏推。《豈不懷歸》中有個年輕人叫小磊，他來三和時身上有2000塊錢，打算找份工作攢點錢。兩個月後，他欠了5000塊債，身份證丟了，只能每天打日結還債——而這5000塊債裏,有4000是利息。小磊說："我現在就是個行屍走肉，每天干活只是爲了不被打。" 這就是霍布斯式自然狀態在21世紀的樣子：不是原始叢林中的野蠻，而是現代制度失效後的結構性暴力。利維坦不是不存在，而是選擇性地缺席；契約不是不存在，而是被壓縮到無法提供任何安全感的最小單位；暴力不是赤裸裸的殺戮，而是以債務、欺詐、恐嚇的形式系統性地運作。 在這種環境下，三和青年的"幹一天玩三天"不是墮落，而是對叢林法則的理性適應。既然積累是不可能的（隨時會被騙被偷），既然未來是不可預期的（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找到活），既然信任是危險的（任何人都可能是騙子或告密者），那麼最理性的策略就是：把每一天都當成最後一天，把每一分錢都當成最後一筆錢，不對任何人、任何承諾、任何未來抱有期待。 這不是道德的淪喪，而是霍布斯式自然狀態下的生存智慧。三和大神的"神"，或許正在於他們以極低的成本挑戰了生存的極限，在一個充滿敵意的環境中找到了一套最小化風險的策略。但這種"神"的代價，是放棄了作爲人的大部分可能性——放棄發展、放棄積累、放棄未來、放棄希望。這是霍布斯筆下那種"孤獨、貧困、卑污、殘忍而短壽"生活的當代版本。 二、時間的坍縮：從延遲滿足到即時滿足的理性逆轉"幹一天玩三天。"這句三和青年的口頭禪，在外人聽來像是懶惰的宣言，但如果我們深入理解這句話的經濟邏輯和時間哲學，會發現它揭示了一個更深刻的轉變：從現代性的延遲滿足倫理到生存主義的即時滿足策略。 現代社會的整個激勵結構都建立在延遲滿足的基礎上。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指出，資本主義的精神核心是理性的禁慾主義：不是爲了享樂而勞動，而是爲了未來的回報而犧牲當下。上學是延遲滿足——忍受十幾年的枯燥學習，換取未來的好工作；儲蓄是延遲滿足——壓抑當下的消費慾望，爲了未來的安全感；職業發展是延遲滿足——接受低薪的學徒期，期待未來的升職加薪。 這套邏輯有一個隱含的前提：未來是可預期的，延遲是有回報的。你相信讀書會改變命運，所以忍受寒窗苦讀；你相信儲蓄會帶來安全，所以壓抑消費；你相信忠誠會換來升職，所以忍受剝削。但如果這個前提不成立呢？如果付出與回報之間的因果鏈斷裂了呢？ 三和青年的生命經驗恰恰是延遲滿足承諾的系統性破產。 先看教育回報。《豈不懷歸》中的很多年輕人都上過學——初中、高中、甚至職業技術學校。他們被告知：好好讀書，學門技術，就能找到好工作。但現實是：初中學歷在深圳根本找不到"好工作"，職校的技能培訓內容過時且脫節，所謂的"就業推薦"最後都是把學生送進血汗工廠。一個叫阿俊的年輕人在河南上了三年技校,學的是"電子產品維修"，畢業後被學校"推薦"到深圳一家工廠——乾的是流水線工作，跟所學專業毫無關係，月薪3000，扣掉喫住剩不到1000。阿俊說："我讀三年書花了家裏三萬塊，現在乾的活跟初中沒畢業的人一樣，我圖啥？" 再看技能投資。主流敘事告訴我們：學一門手藝，就有安身立命的資本。但在產業快速升級的時代，低端技能的貶值速度遠超學習速度。杜強在三和遇到一個叫老張的中年人，他在老家學過電焊，本以爲這是個"鐵飯碗"。但到深圳後發現，電焊工的工資這十年不但沒漲，反而在降——因爲自動化焊接設備越來越普及，簡單的焊接工作被機器取代，只有高級焊工還有需求，但成爲高級焊工需要多年培訓和考證。老張說："等我培訓完，說不定那個技術又過時了。" 最致命的是工廠體制的延遲滿足陷阱。正規工廠通常有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試用期三個月，試用期工資低甚至不發；加班很多但平時工資壓得很低（讓你不得不加班）；承諾年底有獎金，但要幹滿一年才能拿；宿舍要交押金，離職時扣這扣那；社保要交但很多工廠不交或只交最低檔。《豈不懷歸》記錄了三和青年對工廠的普遍控訴：工廠的延遲滿足機制本質上是一套控制和剝削系統——通過拖欠、扣押、承諾，把工人牢牢綁在流水線上。 一個叫小凱的年輕人說得很清楚："工廠讓你先幹三個月試用期，說試用期過了工資就正常發。但三個月後又說要考覈，考覈通過了才轉正。好不容易轉正了，又說年底有獎金，要幹滿一年。等你快乾滿一年了，突然找個理由把你開了，什麼都沒有。我見過太多這樣的人，我不想當傻子。" 這種經歷的重複積累，最終導致了對延遲滿足邏輯本身的根本性懷疑。三和青年不是不懂得延遲滿足,而是他們的生命經驗告訴他們：在他們的處境中，延遲滿足是一個騙局。每一次"爲了未來而犧牲當下"，換來的不是回報，而是欺騙、剝削、失望。重複幾次之後，理性的策略就變成了：不再相信任何未來的承諾，只要當下的確定性。 這就是"幹一天玩三天"的經濟學邏輯：日結是唯一可以確保的收入,當天拿到的錢是唯一真實的財富，當下的享受是唯一可靠的快樂。這不是短視,而是對風險的理性規避——我寧可拿100塊日結，也不要3000塊月薪，因爲前者我今天就能拿到，後者可能最後一分錢都拿不到。 這種時間性的轉變不僅是經濟計算，更是生存哲學的革命。現代社會教導我們：人生是一個線性的發展過程，今天是爲明天做準備，明天是爲後天做準備，現在的痛苦是爲了未來的幸福。但三和青年的時間觀是點狀的、碎片化的、無連續性的：每一天都是孤立的，今天與昨天無關，明天與今天無關。沒有積累，沒有進步，沒有發展敘事——只有無限重複的當下。 這種時間性在網吧通宵中體現得最明顯。主流社會將網吧通宵視爲"沉迷網絡""浪費時間"的象徵。但對三和青年來說，網吧是他們唯一可以暫時逃離當下困境的空間。杜強在《廢物俱樂部》中記錄了一個細節：一個叫阿明的年輕人每次打完日結,第一件事就是去網吧充錢，然後在遊戲裏奮戰到天亮。杜強問他："你難道不想攢點錢嗎？"阿明說："攢錢幹嘛？我攢一年能攢多少？夠買房子嗎？夠結婚嗎？什麼都不夠。那我爲什麼要攢錢？我現在在遊戲裏是大神，有公會,有兄弟，有裝備，這比現實世界給我的多多了。" 這段話揭示了三和青年時間觀的另一個維度：當現實世界的未來被封死，虛擬世界成爲唯一可以"發展"的空間。在遊戲裏，你的努力會轉化爲可見的進步——等級提升、裝備變強、技能解鎖。遊戲的反饋機制是即時的、確定的、公平的（至少在規則層面）。相比之下，現實世界的"進步"是模糊的、不確定的、充滿欺騙的。從這個角度看，沉迷遊戲不是逃避現實，而是用虛擬世界的確定性替代現實世界的不確定性——這同樣是一種理性選擇。 但這種即時滿足策略也有其代價——它是一種沒有明天的活法。"幹一天玩三天"意味着永遠在重複同樣的循環：幹活-拿錢-花錢-沒錢-再幹活。沒有積累,就沒有質變的可能；沒有發展，就沒有脫離這個循環的機會。三和青年自己也清楚這一點。《豈不懷歸》中有個年輕人說："我知道這樣下去不行，但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試過攢錢，但總會出事把錢花掉——生病、被騙、被偷。我試過找正經工作，但要麼被拖欠工資，要麼被開除。現在我就這樣混着，混一天是一天。" 這種"混一天是一天"的心態，是對發展幻覺破滅後的適應性策略。當你發現無論怎麼努力都無法改變處境，當你發現所有指向未來的道路都是陷阱,理性的策略就是停止爲未來做準備，把全部精力投入當下的生存。這不是放棄，而是一種悲觀的清醒：承認改變是不可能的，然後在不可能中尋找可能的生存空間。 從延遲滿足到即時滿足，從線性時間到點狀時間，從發展敘事到生存策略——三和青年的時間觀轉變，是對現代性核心承諾的根本質疑。現代社會告訴我們：只要你努力、你規劃、你爲未來投資，你就會有回報。但三和青年的經驗告訴他們：這個承諾對他們不適用。在這種情況下，堅持延遲滿足不是美德，而是愚蠢；追求即時滿足不是墮落，而是理性。 這揭示了一個更深刻的社會分層現實：延遲滿足只對那些未來可預期的人是理性的。如果你有穩定的工作、可靠的收入、向上流動的機會，那麼爲未來投資當然是理性的。但如果你的未來充滿不確定性、你的努力不會有回報、你的投資會被系統性地掠奪——那麼即時滿足就成了唯一的理性策略。三和青年不是不懂延遲滿足，而是他們所處的社會結構不允許延遲滿足對他們有效。 從這個角度看，"幹一天玩三天"不是文化的墮落，而是結構性不平等的症候。它告訴我們：當一個社會的發展紅利只分配給特定階層，當向上流動的通道被堵死，當未來成爲只屬於少數人的特權——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就會發展出一套完全不同的時間觀和生存策略。這套策略在主流價值觀看來是"不正常"的,但在他們的處境中，這恰恰是最理性的選擇。 "生存而不發展"，這個看似消極的策略，實際上是對發展意識形態的根本拒絕。它告訴我們：發展不是普遍的、必然的、值得追求的，而是有條件的、階層化的、對某些人來說根本不可能的。三和青年用他們的生活方式證明：當發展不可能時，生存本身就成了全部意義。這是一種被迫的極簡主義，但也是一種絕望中的尊嚴——至少，他們不再被虛假的希望欺騙。 三、身體的最後一戰：去技能化與勞動的赤裸化在三和，有一個流傳甚廣的口號："身份證值100塊。"這不是比喻，而是真實的市場價格——黑中介會以100塊錢收購身份證，用於開銀行卡、註冊公司、幫人揹債。很多三和青年爲了眼前的100塊，把身份證賣了或抵押了，然後就陷入了一個沒有身份證就無法脫身的惡性循環。 這個細節揭示了三和經濟的核心邏輯：當一切都可以變現時，人最終只剩下身體。技能不值錢（因爲低端技能過剩），教育不值錢（因爲學歷貶值），經驗不值錢（因爲僱主不在乎），甚至法律身份也不值錢（可以賣掉）——只有身體還能換錢，只要你還能動，就還能打日結。 這是勞動形式演化到極致的產物：去技能化、去社會化、去人格化的純粹身體勞動。 讓我們先理解"日結工"這種勞動形式的特殊性。在馬克思的勞動理論中，勞動力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它的特殊性在於：勞動力與勞動者不可分離，因此勞動關係必然涉及人與人的關係，而不僅僅是商品交換。正是因爲這種不可分離性，現代社會才發展出了勞動法、工會、社會保障等制度，試圖在勞動關係中保護勞動者的人格尊嚴。 但日結工這種形式，恰恰是將勞動關係最大限度地商品化、去人格化。它不需要你的技能（因爲工作都是簡單重複性的），不需要你的經驗（因爲沒有學習曲線），不需要你的忠誠（因爲僱主不指望你明天還來），甚至不需要你的名字（很多時候中介連名字都不問，只是數人頭）。你只是一個可替換的身體單位，今天能幹活，今天就買你；明天干不動了，明天就換下一個。 杜強在三和體驗了一次搬運工的日結：早上6點，中介帶着一車人到倉庫，工作內容是把幾噸貨物從一個倉庫搬到另一個倉庫。沒有搬運工具，全靠人力；沒有安全保護，直接開搬；沒有休息時間，幹完爲止。杜強說，搬了八個小時，腰都直不起來，手上全是血泡。工作結束後，中介給每人130塊錢——比承諾的150少了20，理由是"有人偷懶"。有人想理論，中介手下的人圍過來，誰也不敢吭聲了。 這就是日結工的典型形態：勞動被還原爲最原始的體力消耗，勞動關係被還原爲最赤裸的暴力支配。沒有合同、沒有保障、沒有尊嚴——只有身體的使用與報酬的支付。從這個意義上說，日結工不是現代勞動形式的退步，而是資本主義勞動剝削的極致形式：當所有保護勞動者的制度都被剝離，當勞動被壓縮到最短的時間單位，當勞動者失去討價還價的任何籌碼——勞動就變成了純粹的身體出租。 更重要的是，這種勞動形式造成了技能的系統性貶值。在傳統的工業社會，技能是勞動者對抗剝削的重要資本——你有技術，僱主就離不開你，你就有討價還價的能力。但在日結工市場，所有需要技能的工作都被排除在外，剩下的只有那些任何人都能幹的簡單勞動：搬運、清潔、分揀、包裝。這些工作的共同特點是：學習成本爲零，替代性極強，因此勞動者完全沒有議價能力。 《豈不懷歸》中有個年輕人叫小李，他在老家學過電工，本以爲這是個有技術含量的工作。但到深圳後發現，電工市場已經飽和，要找正規電工工作需要有證、有經驗、有熟人介紹。小李什麼都沒有，只能打日結。他說："我的技術在這裏一文不值。我花三年學的東西，還不如我的一雙手值錢。" 這種技能貶值不是個別現象，而是產業升級背景下的結構性過剩。中國的製造業在過去四十年高速發展，培養了大量的初級技術工人——電焊工、車工、鉗工、電工。但隨着自動化、智能化的推進，這些技能的需求急劇下降。與此同時，產業升級需要的高技能工人（編程、精密加工、工業設計）又需要完全不同的教育背景。這就造成了一個技能錯配的陷阱：你的技能過時了，但你沒有能力學習新技能，因爲新技能的門檻太高（需要大學學歷、英語、計算機基礎）。 在這種情況下，三和青年的選擇是主動去技能化：既然技能不值錢，那就不學技能；既然工廠要求技能培訓，那就不進工廠；既然正規工作需要技能證書，那就不找正規工作。這看似是自我放棄，實則是一種對技能剝削的抵抗：工廠讓你培訓三個月才能上崗，但這三個月是無薪或低薪的，等於是讓你免費勞動；職校讓你交學費學"技能"，但學的都是過時的、用不上的東西，等於是騙錢。與其被這些制度剝削，不如干脆不進入這個系統——直接去打日結，雖然收入低，但至少不會被騙。 這種抵抗的代價是勞動的徹底原子化和去社會化。在傳統的工廠或單位，勞動者之間會形成某種社會關係——工友、師徒、班組。這些關係雖然不穩定，但至少創造了某種社會資本，可以相互幫助、交流信息、集體行動。但日結工完全破壞了這種社會性：今天一起幹活的人，明天可能再也不會見到；你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他們也不知道你的名字；大家只是恰好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出賣身體，除此之外沒有任何聯繫。 這種原子化有深刻的政治後果：沒有組織就沒有談判能力。工廠工人可以罷工，因爲他們是一個集體；但日結工無法罷工，因爲你不來，明天就有別人來。黑中介欺負工人，工人無法集體抗議，因爲根本沒有"集體"——每個人都是孤立的、可替換的。這正是日結工制度的政治效果：通過勞動關係的碎片化，徹底消解勞動者的組織能力和反抗能力。 從這個角度看，三和青年"不進工廠"的選擇充滿了矛盾：他們試圖通過拒絕工廠的規訓來保持自由，但代價是陷入更深的脆弱和無力。工廠雖然剝削，但至少還有某種集體性的可能——工會、罷工、集體訴訟。日結工則是完全的個體化——你孤立地面對資本和暴力，沒有任何支撐。 更深刻的矛盾在於，身體作爲最後資本的有限性。如果技能可以隨着經驗積累，那麼年齡越大可能越值錢；但如果只能靠身體，那麼年齡就成了詛咒。三和的日結工市場有一個殘酷的現實：35歲以上的人很難找到活幹，因爲僱主只要年輕力壯的身體。《豈不懷歸》中有個40歲的中年人，他在三和混了十年，現在越來越找不到工作。他說："我還能幹幾年？再過幾年我連日結都找不到了，我該怎麼辦？" 這個問題沒有答案。日結工制度的邏輯是：榨乾你的身體，然後拋棄你。你不需要技能，所以你也不會積累人力資本；你不需要社交，所以你也不會積累社會資本；你每天拿日結，所以你也不會積累經濟資本。當你的身體衰老到無法勞動時，你將一無所有——沒有積蓄、沒有技能、沒有社會網絡、沒有任何安全保障。 這就是"生存而不發展"的終極困境：它是一種只能維持當下、無法延續未來的生存模式。你可以今天活着，明天活着，後天活着，但你無法爲十年後、二十年後做任何準備。這是一種沒有明天的活法，也是一種沒有出路的陷阱。 三和青年不是看不到這個陷阱，而是他們認爲所有的路都是陷阱。進工廠是陷阱（被剝削、被拖欠、被開除），學技能是陷阱（學了也沒用、還要被騙錢），攢錢是陷阱（會被偷被騙被借走），信任是陷阱（會被背叛利用）——既然所有路都是陷阱，那就選擇眼前看起來最不壞的那個。日結工雖然沒有未來，但至少當天就能拿到錢；雖然收入低，但至少不會被長期拖欠；雖然辛苦，但至少不用被困在流水線上。 這是一種絕望中的微弱自主性：我選擇日結，不是因爲它好，而是因爲在所有壞選擇中，它是我還能勉強掌控的那個。這種自主性是脆弱的、有限的、悲劇性的——它不能改變你的處境，只能讓你在苦難中保持一絲尊嚴：至少，我還能選擇今天干不幹活；至少，我不是被鎖在工廠裏的工具；至少，我的身體還屬於我自己（儘管也只剩下身體）。 "身體是最後的戰場。"當技能被貶值、教育被否定、未來被封死，身體成了僅存的可以變現的資本。但這個"資本"是不可再生的、持續貶值的、最終會耗盡的。三和青年用身體換取當下的生存，但這個交換是不可持續的——身體會衰老、會生病、會報廢。到那時，連生存都將不可能。 這就是"生存而不發展"的終極悲劇：它是一種無法爲自己的未來負責的生存方式，因爲它根本沒有未來。 四、被拋棄的現代性承諾：城市化進程中的剩餘人口2019年7月，深圳市龍華區政府宣佈關閉三和人力市場，理由是"城市更新需要"。幾千名三和青年在一夜之間被驅散，有的去了附近的其他勞務市場，有的轉移到城中村的角落，有的乾脆離開了深圳。但《豈不懷歸》的作者田豐在接受採訪時說了一句話："市場可以關閉，但'三和'關不掉。" 什麼意思？因爲"三和"不只是一個地理位置，而是一種社會結構的產物。只要產生三和的那些結構性因素還在——產業升級導致的低技能勞動力過剩、勞動力市場的灰色地帶、城市對外來人口的排斥機制——"三和"就會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地方重現。關閉三和人力市場，只是把問題從可見的地方移到不可見的地方,但問題本身沒有解決。 要理解三和青年的處境，我們必須把它放回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大歷史中。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進程。四十多年間，城市人口從1.7億增長到9億，城市化率從17.9%提高到65%。這個過程創造了巨大的經濟增長，也創造了一個龐大的農民工羣體——超過3億人離開農村進入城市，成爲中國製造業的主力軍。 這個城市化模式有一個核心特徵：勞動力流動，但不流動戶籍。農民工可以進城打工，但他們不能成爲城市居民——沒有城市戶口，就無法享受城市的教育、醫療、住房等公共服務。這種制度設計的經濟邏輯很清楚：城市需要廉價勞動力，但不想承擔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教育、醫療、養老）。農民工是"用完即棄"的勞動力——年輕時進城打工，年老時回鄉養老，城市只享受他們的勞動貢獻,不承擔他們的生活成本。 這個模式在改革開放初期是"有效"的：農村有大量剩餘勞動力，城市有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農民工願意接受低工資（因爲比農村收入高），城市可以保持低勞動力成本的競爭優勢。這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巨大的勞動力供給壓低了工資，支撐了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快速增長。 但這個模式在2010年代遇到了結構性危機。 首先是產業升級的壓力。隨着勞動力成本上升、環境壓力增大、國際競爭加劇，中國製造業開始向高附加值產業轉型。低端製造業要麼外遷到東南亞、非洲（那裏的勞動力更便宜），要麼被自動化取代（機器人比工人更高效）。結果是：對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急劇下降。 《豈不懷歸》中的很多三和青年，都經歷過這個轉變。他們在2000年代進入工廠時，工作還相對好找——雖然辛苦、工資低，但至少有穩定的工作。但到2010年代，工廠開始挑人了：要年輕的（18-35歲）、要有一定技能的（至少要會看圖紙、操作簡單設備）、要能長期穩定工作的（不要那些幹幾個月就走的）。那些年齡偏大、沒技能、不穩定的農民工，被系統性地排除在正規工廠之外。 其次是教育代際的斷裂。第一代農民工（50後、60後、70後）雖然沒什麼教育，但他們的預期也不高——進城就是爲了賺錢養家，喫苦是理所當然的。但新生代農民工（80後、90後、00後）不一樣：他們大多接受過九年義務教育，有的還上過高中、職校，他們的父母也砸鍋賣鐵供他們讀書，期待教育能改變命運。 但現實是：教育的回報率在他們這個階層急劇下降。初中畢業和小學畢業，在勞動力市場上幾乎沒有區別；高中畢業和初中畢業，也沒多大區別；職校畢業更是雞肋——學的東西用不上，還要交學費。田豐的調查發現，三和青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9.5年（相當於初中畢業），但他們的工作內容和收入水平，與那些只有小學學歷的人沒有顯著差別。 這就造成了一個心理落差：我明明比上一代人受過更多教育，爲什麼處境沒有改善反而更糟？這種落差導致的不是努力，而是幻滅。很多三和青年說，他們最大的感受就是"被騙了"——被學校騙了（說讀書有用）、被父母騙了（說喫苦就能出頭）、被社會騙了（說努力就有回報）。當所有承諾都被證明是假的，理性的反應就是不再相信任何承諾。 第三是城市的排斥機制。深圳雖然是移民城市，但它從來不是平等接納所有移民的城市。它歡迎有技能、有學歷、有資本的移民（給戶口、給補貼、給政策），但排斥低技能、低學歷、無資本的移民（不給戶口、不給公共服務、隨時可以驅趕）。 這種排斥是系統性的。教育：外來工子女只能上打工子弟學校，質量差、升學難；醫療：沒有社保看病全自費，生大病就是災難；住房：只能住城中村的握手樓，隨時面臨拆遷；交通：買不起車，擠公交地鐵；娛樂：所有消費場所都貴，只能去網吧、小賣部。城市給他們的信息很明確：你可以在這裏打工，但你不屬於這裏。 更殘酷的是，農村也回不去了。新生代農民工大多從小跟隨父母在城市長大（留守兒童除外），他們對農村已經很陌生。不會種地、沒有土地、沒有社會網絡——回農村等於失業。《豈不懷歸》中有個年輕人說："我在城市是外來人，在農村也是外來人。我哪裏都不屬於。" 這就是三和青年的結構性處境：被城市排斥，回不去農村，在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夾縫中漂流。他們是城市化進程的產物，但也是城市化進程的代價——他們的父輩用血汗建設了這些城市，但他們自己卻無法享受城市的發展成果，甚至連立足之地都沒有。 社會學家用一個概念來描述這個羣體："剩餘人口"。這不是說他們是多餘的人，而是說他們是被現代經濟體系結構性排斥的人。他們不被需要（因爲產業升級），不被接納（因爲城市排斥），不被保護（因爲制度缺位）。他們的存在對GDP增長沒有貢獻，對城市形象是負面的，對社會穩定是隱患。從政府的角度看，最好的結果是讓他們消失——不是物理意義上的消失，而是從統計數字、城市景觀、公共視野中消失。 關閉三和人力市場，就是這種"讓問題消失"邏輯的體現。但問題不會消失，只會轉移和擴散。田豐的後續調查發現，被驅散的三和青年，有的去了附近的清湖、觀瀾，形成新的日結工聚集地；有的流散到城市各個角落，白天在街頭遊蕩，晚上睡橋洞、睡公園；有的離開深圳，去了東莞、廣州、中山，但處境沒有改善。"三和"作爲一種生存模式和社會現象，沒有因爲市場關閉而消失，反而更加隱蔽、更加分散、更加難以治理。 這揭示了"生存而不發展"模式的社會學根源：它不是個人的選擇，而是結構的產物。三和青年不是選擇不發展，而是發展的路徑被制度性地堵死了。教育不起作用（學歷貶值）、技能不起作用（技能過剩）、努力不起作用（勞動剝削）、儲蓄不起作用（成本太高）、關係不起作用（沒有網絡）——所有現代社會允諾的向上流動渠道，對他們都不適用。 在這種情況下，"只求生存"不是放棄，而是對現實的理性適應。既然無法改變結構，那就調整自己適應結構；既然發展不可能，那就把目標降到最低——活着。這是一種被迫的極簡主義：不是因爲嚮往簡樸生活，而是因爲別無選擇。 更深刻的是，三和現象揭示了中國現代性承諾的破產。改革開放的核心敘事是：只要你努力，就能改變命運；只要你進城，就能過上好日子；只要你相信未來，未來就會回報你。這個承諾在前三十年對很多人是有效的——第一代農民工確實通過打工改善了生活，有的甚至成了包工頭、小老闆。 但對新生代農民工，這個承諾越來越像個幻覺。他們的父輩用血汗換來的改善，在他們這裏已經見頂了——不會更好，甚至可能更糟。產業升級意味着他們的勞動力不再被需要；自動化意味着他們的工作會被機器取代；城市化完成意味着不再需要大規模基建和廉價勞動力。他們是"人口紅利"的最後一代，也是第一批嚐到"紅利耗盡"苦果的人。 從這個角度看，三和青年不是失敗者，而是預言者。他們的處境預示着：當經濟增長放緩、產業升級加速、社會分層固化，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被拋出發展的軌道，淪爲"剩餘人口"。他們今天的生存策略——只求生存、不求發展、拒絕被剝削、寧可自由地貧困也不被奴役——可能會成爲越來越多人的選擇。 這不是道德的淪喪，而是現代性承諾破產後的集體適應。當一個社會無法爲所有人提供發展的可能性，當向上流動變成少數人的特權，當努力不再有回報——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就會發展出一套完全不同的生存倫理。這套倫理在主流價值觀看來是"墮落"的，但在他們的處境中，這恰恰是最後的尊嚴：我不玩你們的遊戲了，因爲這個遊戲對我不公平；我不追求你們定義的成功了，因爲那個成功我永遠達不到；我只要活着，用最低的成本，在這個敵意的世界中保持最後的自主性。 "生存而不發展"，這是三和青年對現代性的最後回答。它不是勝利，而是投降；不是選擇，而是被迫；不是自由，而是絕望。但在這個絕望中，仍然有一絲微弱的抵抗：至少，我還活着；至少，我沒有被徹底馴服；至少，我的苦難還能發出聲音，讓那些還在相信承諾的人看見——承諾會破產，而生存是唯一確定的事。 尾聲：一個沒有解藥的診斷當我們用霍布斯的"自然狀態"、用時間性的坍縮、用身體的工具化、用剩餘人口的概念來理解三和大神,我們完成的不是一個獵奇故事的解讀，而是一個時代病症的診斷。 這個診斷告訴我們：三和不是例外，而是規律；不是邊緣，而是預兆；不是過去的殘留，而是未來的預演。它揭示了現代性最核心的矛盾：我們創造了一個承諾所有人都能發展的體系，但這個體系只能容納部分人的發展，其餘的人必須被排斥在外，成爲"剩餘"。 更殘酷的是，這個診斷沒有處方。 我們可以關閉三和人力市場，但關不掉產生三和的社會結構；我們可以譴責三和青年"不努力"，但改變不了努力對他們無效的現實；我們可以宣傳正能量，但掩蓋不了承諾破產的事實。三和的存在，是對整個發展主義意識形態的質疑：如果發展是好的、必然的、值得追求的，那麼那些被髮展拋棄的人該如何自處？ 主流社會給不出答案，因爲承認這個問題就等於承認整個制度的失敗。所以三和必須被定義爲"個人的失敗"——是他們懶、是他們墮落、是他們不努力。但《豈不懷歸》和《廢物俱樂部》的價值，正在於他們拒絕這種簡化：他們用田野調查、用非虛構寫作、用社會學的同理心，揭示了三和青年的"懶"是理性的、"墮落"是適應的、"不努力"是清醒的。 "生存而不發展"，這六個字是對現代性最深刻的反諷。我們用了兩百年構建起一套發展的意識形態，讓所有人相信明天會更好、努力會有回報、犧牲當下會換來未來。但三和青年的存在提醒我們：這套意識形態從來不是普遍真理，而是有條件的承諾——只對那些還能被體系吸納的人有效。 當越來越多的人被體系排斥在外，當"生存而不發展"從三和的特例變成更廣泛的常態，我們或許需要重新思考：所謂的"正常生活"是否本身就是一種特權？所謂的"積極向上"是否本身就是一種暴力——對那些無法向上的人的暴力？ 三和大神不是英雄，也不是惡棍。他們是被拋棄者，也是預言者。他們用最極端的方式演示了：當現代性的承諾全面破產，人類可以把生存壓縮到什麼程度。5塊錢的掛逼面、8塊錢的網吧通宵、100塊錢的日結——這是生存的最低配置，也是尊嚴的最後陣地。 或許有一天，當我們回望這個時代，會發現三和不是一個可以被嘲笑或同情的邊緣羣體，而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們這個時代最本質的矛盾：我們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但無法讓所有人分享；我們承諾了美好的未來，但無法讓所有人抵達；我們宣稱人人平等，但建立了深刻的分層。 三和青年用他們的生存方式告訴我們：當承諾破產，生存就是全部；當發展成爲幻覺，放棄就是理性；當體系不再包容，退出就是抵抗。這不是一個可以被簡單批判或同情的故事，而是一個需要被嚴肅對待的社會學事實和政治哲學難題。 霍布斯說，自然狀態下的生活是"孤獨、貧困、卑污、殘忍而短壽"。三和證明了：這種狀態不是前文明的原始社會，也可以是後現代的城市一角——當現代性的保護機制失效，當社會契約對一部分人不再適用，自然狀態就會在文明的夾縫中重現。 而"生存而不發展"，就是在這個當代自然狀態中，人類爲了保持最後一絲尊嚴而發明的生存策略。它是絕望的，但也是清醒的；它是消極的，但也是理性的；它是一種投降，但也是一種拒絕——拒絕被虛假的希望繼續欺騙，拒絕爲了不會到來的未來繼續犧牲，拒絕在一個不公平的遊戲中繼續扮演失敗者。 這是三和大神留給我們的最後教益：當體系不再爲你服務時，不要怪自己不夠努力，而要質疑體系的正當性。

論題：外部環境和自我放逐的交互作用如何讓人走向毀滅。 一：思想轉向 1.每一個進入三和這個圈子的人，一開始都是想要藉助三和這個地方對勞動力需求，找到一份滿意的工作，大家都是懷着積極向上的信念來到三和。 2.人的天性是厭惡勞動，喜歡享受的。可能是懶惰，一次意外受傷，一次被欺騙，一次財務被盜或者其它原因導致財務困境。 3.沒有緩衝，沒有求救(害怕被人知道被人嘲笑，害怕人設崩塌或者其它原因)，就必然和三和大神，黑中介，三和青年發生關聯。依靠日結工作獲得暫時的財務回報。 4.關聯之後一定會被三和青年或者大神的思想引導，三和的羣體效應可以輕易的同化個體意志，揭開人性的遮羞布，這個地方的真正大神沒有人格，自尊，尊嚴，主體責任。去責任化在這個圈子是再正常不過。 5.融入圈子之後很多事情一定會是被迫選擇，沒有錢掛逼水，掛逼面，二手衣服，集體牀位，網吧過夜，睡公園，睡大街，一步步演變而來。 6.一旦被羣體思想引領，那麼跳出這個羣體就會有障礙，跳出去要面對未知，又不確定的風險，出了三和沒有再更低的維持生存的物質，出了三和就要面對無聊的勞動，出了三和就要獨自對面正常人和正常生活。 二：三和索命利器 1.酒精會麻痹人的意志，短暫的讓人跳脫生活的一地雞毛，一包花生一箱酒，一羣價值觀相似的人聊着共同的話題，是會產生快樂的。喝酒過程中三和人能共情你我的苦難，理解你我的不易，給你我提供情緒價值。酒精只是媒介，真正的喝酒本質上是社交是情緒宣泄，酒的背後纔是真實的需求所在。 2.賭博在三和隨處可見，公園長椅，小賣部門口，彩票站，一旦沾染不確定性分泌的多巴胺驅動我們的非理性行爲。強化你我遠離勞動，拒絕辛苦，不勞而獲，一步登天的思想。快的危險性就在於此，否定勞動產生價值，把牌掀開就是幾百塊何必去工廠工地累死累活。 3.網絡遊戲也是三和人緩解苦痛的渠道，可以讓你我短暫的從不堪入目的現實中抽離，網絡直播，遊戲，小說中，做個英雄，在網絡上你我都不是三和大神，都是受人尊重的正常人甚至英雄。 4.幫助行爲和吸血資本，一旦受這個羣體中的人幫助就本能會想回報，接受幫助就會在物質上或者情緒價值上去回報，看似沒要緊實際很危險。黑中介之所以能夠用超低工價招夠員工本身就是經過計算，一天160元是供給和需求博弈的結果，只要生活成本還能往下壓，工資將會更低，因爲在三和160元就能幹一天玩三(極限生存)。事實就是工廠給出的工價高於220元，三和的勞動剩餘被多次壓榨，但是沒有維權保障，明天飯錢都沒有，根本沒有維權的條件，世上沒有救世主。 5.灰產一旦賣出身份信息就是迷你版的賣身契，背鍋俠。 6.試藥小白鼠，走到最後唯一的價值就是身體，用身體健康去換生存資料，這種超出常人理解的行爲在三和羣也被合理化。 三：什麼當大神 1.絕大多數大神，童年不幸和家庭關係不睦，脫離家庭這個集體，不被宗族和家庭成員認同，我你生活情感沒有歸屬，沒有歸屬感就可以去責任化走向放逐之路就有基礎。 2.資本吸血，執法者未盡其責，結構性陷阱，三和就是一個局跳進去你我就是產業鏈，工廠機，黑中介案板上的魚肉。 3.稀缺管窺雙重螺旋，今天喫不飽飯的人怎麼可能有長遠計劃，永遠不夠花。 4.認知斷層，會去當大神絕大多數都是在社會競爭中競爭力不強的，沒有任何技能，只能幹有手就行的體力勞動，沒有知識，甚至沒有常識。 總結：外部環境的掠奪+羣體的同化+自我緩衝的缺失＝自我放逐。沒有人想當三和大神，低成本的舒適區進一步演化就是更低成本的掛逼，外部環境不是直接原因，人的適應性超乎想象，不可低估你我生命力的頑強。你我活着就是要追求更好的物質基礎更高的精神境界。我們隨時都可以回家，如果回不去我們就建立一個新的家庭。適應力是一把雙刃劍，它能讓你我逆境中不死，也可讓我們逆境中重生。最後引用凱魯亞克《在路上》 趁着年輕生猛，我要再和生活死磕幾年，要麼毀滅，要麼輝煌。如果有一天你發現我在平庸面前低了頭，那麼請向我開炮！ 1.成爲大神的脈絡：積極進城的個體 2.遭遇一次“無法消化”的意外（受傷、被騙、丟錢） 3.沒有緩衝（無人可求、怕丟臉）→ 被迫進入三和生態 4.被羣體同化（去責任化、無尊嚴）→ 生存方式逐級降級 5.陷入“低成本的舒適區”（掛逼面、網吧過夜、睡大街） 6.被酒精、賭博、遊戲麻醉 → 喪失跳出圈子的動力 7.成爲產業鏈上的“魚肉”（黑中介壓價、灰產、試藥） 8.稀缺與管窺雙重螺旋 → 徹底放棄長期規劃 9.最終狀態：沒有家、沒有未來、沒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