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羅馬詩歌與文化

更喜歡後兩輯，因爲視域更爲廣闊。 誰若置身死亡中，誰就不會在羅馬。 流放的實質在於斬斷與過去的聯繫，讓舊的自我死去，新的自我誕生。如果如普希金所說，流放可以帶來精神的自由，無論流放本身如何痛苦，詩人都不應將它等價於痛苦；如果詩人和曼德爾施塔姆一樣懷着對世界文化的鄉愁，流放者雖然失去了物理空間的故鄉，卻正好可以在精神上返鄉。 語言比國家更古老，而格律比歷史更長壽。 在現當代的語境中，流放也並不總是從文化中心向邊緣、“從文明的羅馬到野蠻的薩爾馬希亞”的單向移動，反而可能讓流放者更靠近中心。 詩人天然是流放者。 對於他而言，一副軀體，尤其是一個姑娘的軀體，可以成爲，不，曾經是一塊石頭，一條河流，一隻鳥，一棵樹，一個響聲，一顆星星。……這可以作爲一個出色的比喻，可那索追求的甚至不是一個隱喻。他的遊戲是形態學，他的追求就是蛻變。 時間如果握起一支筆，決定寫一首詩，它的詩句或許會包含葉、草、土、風、羊、馬、樹、牛和蜜蜂。但不會包括我們。至多包括我們的靈魂。 歸根結底，現實即一個巨大的修辭手法。……在那索看來，本體便是喻體……或是相反，而這一切的源頭就是他的墨水瓶。只要這墨水瓶裏尚有一滴墨水，他便會繼續下去，也就是說，世界將繼續下去。……對於他來說，語言就是天賜之物。確切地說，語法是天賜之物。更確切地說，對於他來說，世界即語言，兩者互爲彼此，何者更爲真實，尚不得而知。無論如何，如果其中之一可被感知，另一個亦必定如此。 競技慶典從本質上說是爲生者舉行的儀式，而不是爲死者舉行的獻祭。 歐洲現代史上的“野蠻人”概念是羅馬傳統、基督教傳統、啓蒙傳統和殖民傳統的結合。就羅馬傳統而言，“野蠻人”意味着沒有歐洲的文化和社會制度；就基督教傳統而言，“野蠻人”意味着異教徒；就啓蒙傳統而言，“野蠻人”意味着缺乏理性和科學精神；就殖民傳統而言，“野蠻人”意味着沒有白人的血統。兩千多年間，“野蠻人”概念的主導因素從古希臘的文化變成古羅馬的政治，再從古羅馬的政治變成中世紀的宗教，再從中世紀的宗教變爲文藝復興時期的民族，最後變成現代史上的文化、政治、宗教、民族（種族）四位一體。但無論如何演化，其不變的內核仍是民族中心論（ethnocentr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