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史考論

4星推薦。 中國禪宗的形成，與中國歷史上的土地問題密切相關。農民因失去土地而成爲流民，進而大量流入寺院，又因寺院不能容納而成爲遊僧，只能去山裏，於是出現了“山林佛教”。在“東山法門”之前，並沒有成型的禪宗僧團，慧可、僧璨都是遊方僧人，居無定所。而到了四祖道信纔有所改變，僧團初具規模（約 500 人），但並不正式成型；一切在五祖弘忍的時候得到正式改變和定型：他開創東山法門，其創新處在於定居修禪，農禪並重。即白天勞動，晚上坐禪。對此禪宗的理論依據借鑑了道家理念，即遠避塵囂有利於養性。 本質上，山林佛教就是中國傳統農耕文化和佛教的結合體。禪宗僧人們遠離政治漩渦中心，自給自足，專心修禪。而這農耕的底子，與古代中國人的生活存在方式氣脈相通，是一種從天地自然裏獲取的智慧，也是這種智慧讓中國禪宗從唐武宗滅佛事件中存活下來。 當山裏僧人數量激增，禪宗羣體就需要尋找新的地盤。比如百丈僧團後來尋到潙山，靈祐和徒弟仰山慧寂以此爲據點開創潙仰宗。 既然有山林佛教，那也有對應的“都市佛教”。後者其實早於山林佛教，甚至是佛教傳入中國之後一開始的形態。據作者分析，這和魏晉南北朝的社會經濟結構有關。首先，社會全面受控於中央集權，佛教的發展離不開王權的財政、政治支持；其次，佛教作爲新信仰傳入中國，亟須找到和中國文化磨合的契合點纔可以立足。僧人在和士大夫文人的不斷交流溝通中獲得中華文化與佛教的相通點，將佛教哲學中國化，而能文善辭的士大夫又是最好的思想傳播媒介，一舉兩得。 從唐到宋，禪宗逐漸世俗化。比較之下，唐代禪宗還具有山林佛教的特點，在“農禪並舉”的日常生活中，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自由放曠風氣，不過於受禮法的拘束，唐代的禪僧是“老莊化”的佛教徒；而宋代禪宗已演化爲都市佛教，僧徒多居於城市，在禮法上深受儒家觀念的影響，在禮制上則處處模仿世俗的官府朝廷之禮，宋代以下的禪僧已經完全是“儒士化”的佛教徒。宋代寺院茶會活動中“茶湯禮”的出現是這一變動趨勢的鮮明反映，這一禪門清規寄寓了儒家文化的禮法精神。茶湯禮有一套嚴格的禮數：先張貼茶榜（甚至有水平的僧人可以把程序化的公文演變爲機鋒妙語的文學佳作），再擊打茶鼓召集僧人舉行茶會，茶會里還要鳴鐘擊板，所謂“鐘鳴鼎食，三代禮樂，備於斯矣”。每個僧人都要按照名牌入座和自己身份級別相對的固定座位。茶會過程中要經歷：喫茶-勸茶-燒香-茶藥-勸茶-收杯盞，這些步驟。流程繁複而莊嚴，體現了儒家禮儀的要素。在茶會上，除了僧人之間交流感情，還有會有講禪說法。（對比一下唐五代的茶筵：茶筵就不限僧俗了，禮數也寬鬆，主要以聯絡感情爲主。輔食不是茶藥，而喫食物） 是什麼導致了宋代禪宗世俗化？是宋代理學的出現。按照作者所說，宋代理學在哲學本體論上深受佛教禪宗的影響，但在禮制的制定方面又反過來影響了禪門清規的修訂。茶湯禮就是一個闡述佛教與世俗互動的絕佳例子。 宋代禪宗的“都市佛教”色彩更爲濃厚還體現在禪僧與士大夫往來頻繁，而士大夫也崇尚與禪僧結交，精究禪理，以此來應對世俗功名事業的挫敗，以求開悟。宗禪中別具一格的開悟法門是由南泉禪師啓發的，而契機是禪門後生對他師父馬祖道一的思想（即心即佛，平常心是道）產生了片面化的理解，因此南泉普願需要對此破除觀念上的執着，蕩遣語言文字的“名相”，讓大家不要執着語言，而主張“冥契”和“窮理盡性”。 在僧儒交往過程中有個重要現象：爲投合士大夫所好，禪僧由“不立文字”而轉向重視語言文字，出現了以圓悟克勤等人爲代表的“文字禪”。但文字禪過度發展也造成問題，人人“口舌瀾翻，說佛說祖，自以爲有得，甚者至以爲談笑之資”。因此纔有了大慧宗杲以焚燬《碧巖錄》刻版的行爲，並推崇看字禪。當時和此相對立的是默照禪，不過根據學者分析，這兩者本質一樣，殊途同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