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論自發性：自主、尊嚴，以及有意義的工作和遊戲

前陣斯科特去世，感覺非常遺憾，他的《國家的視角》《弱者的武器》還有《支配與抵抗的藝術》都挺不錯的，他有點和福柯很像，都是“權力研究”一類，不過斯科特的主題更社會化，偏向查爾斯蒂利，把這種權力研究納入社會運動的框架裏，所以主題很多，包括農民反叛，早期國家建立等等，研究這類抗爭活動的社會資料是非常豐富的，可能是植物的種植，最早的村鎮城邦和城市的建立，以及地方詩歌，交通，或者民間文化以及農民文化的所有其他方面。 而斯科特這種分析“工具箱”概念也琳琅滿目，比如“潛隱劇本”，“公開劇本”，而用他的話說“幾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抵抗”，比如在《逃避統治的藝術》裏，東南亞高地“脫離現代化”的人們也是能運用各種手段成功逃脫了被民族國家納入與征服，他們以種植不易被城邦或是收稅者徵收的農作物，而這羣人又會自覺分裂成越來越小的羣體，使自身越來越難以被併入國家，這都是隱藏的反抗。 其實普通人日常裏，最常見的反抗就像我們在單位裏摸魚，磨洋工，這些都被斯科特認爲是“自發性”，就是這本《六論自發性》的一個主題，其關鍵之處在於這些自發行爲往往是匿名微不足道的，因此也易於被上層忽略，但是，一旦這些抵抗行爲積累起來，便能成爲推動政治變革的核心力量。 不過《六論自發性》內容非常碎，二十九篇“碎片”的形式來記錄觀點，更接近於一部隨筆集或評論文章，說到底，斯科特強調自己是希望通過“無政府主義的透鏡”來觀察社會，針對一切固化的制度程序與組織形態的警覺性的反思，這點我是非常欣賞的，雖然我不支持無政府主義，但是對於現在的組織形式，包括法律制度還有高度理性化的科層制生產模式，我們有理由去問問這裏對個體的支配問題 斯科特的許多觀點還是十分富有啓發性的，且文字明白曉暢，摘錄數篇選段如下 “每一場成功的革命所造就的國家政府，都比它所推翻的更加強力” “否定容許巨大貧富差距的無政府主義：只是合法的劫掠和結構性脅迫，沒有真正的自由，因爲經濟實力的差距會造成政治機會的積累性不平等，選舉和立法只會放大現存的不平等” 堅持等紅燈的德國人：“你們需要的是無政府主義的操演 德國 “兩次世界大戰的無名逃兵紀念碑”：“以此紀念拒絕殺害同胞的人”，反思並質疑服從的意義 日常形式的抵抗” ‍1微小的拒絕服從被複制幾千次後，足以徹底打亂將軍或國家元首制訂的大計劃 ‍2上下的奇異同謀關係的沉默：下層爲安全而匿名隱身 工會、政黨和激進社會運動（組織化的改革利益羣體）緩衝帶，創造可被立法機構受理的政治訴求，並由此約束騷動的民 缺乏視覺規整的街區，其實有着高度精密、彈性極大的秩序，自有其邏輯和目的 一個社會的秩序越高度計劃、規範化，越容易依賴於非正式實踐，後者不受正式規範承認但又不可或缺 行爲的具體性：行動在先（具體情境下），後爲行動找到一套邏輯，但在歷史中表現爲欺騙性的整潔秩序和意圖 還有很多很多，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己看看

犀利筆觸，夾槍帶棒； 明喻暗諷，華彩篇章。 弱勢強梁，起伏延宕； 思辨入木，治學有方。 自主、尊嚴及意義，追尋高尚！ “吉光片羽”： “我們單就教育而論：如果說中學教育是一條狗，SAT考試是狗的尾巴，那麼實際的狀況並非狗搖尾巴，而是狗被尾巴給搖了。不僅如此，這尾巴還重塑了狗的品種、口味、生活環境，以及所有那些照管和餵養這條狗的人。這是“標準對行爲的殖民”最令人震撼的一個例子。” “自省自洽”： 美國SAT考試，即SAT Reasoning Test，以前叫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與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相當於高考(gaokao)，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入學考試(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Entrance Examination)，也叫全國大學入學考試(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是中國大陸一年一度(annual)的學業考試(academic examination)。 該考試幾乎是進入所有高等學校(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本科階段(undergraduate level)學習的必要條件(prerequisite)，決定了一個人一生的職業軌跡(professional trajectory)。 這個比喻可謂鮮活辛辣，令人浮想聯翩，我被雷劈叉了！不過，據說原來的“復讀重考”機會要過渡到“強制分流”，且從“中考”開始！連“搖尾巴”的可能性都沒有了，如同某些品種寵物狗自小被斬斷尾巴骨，其用意深遠、雋永……。 “你好壞哦，我好喜歡！” 又及：本書出版於2012年，作者斯科特耶魯退休，引進於2019年，充分體現“謀定後動”大家風範，熱切期待“後發制人”高人出奇！

感覺我的有些觀點和書中的不謀而合。朋友2023年9月給我推的這本書，躺在我的書架很久了。 這本書推薦所有人看！規則我們到底該不該遵守？能不能質疑？我想看完這本書我們會有答案。 一則節選: 我就會義無反顧地闖紅燈，並且在心裏給自己壯膽：這是一條和理性背道而馳的小規定，遵守它的人都犯了糊塗。 爲了解釋自己行爲的正當性，我開始在腦中排練一段用完美的德語表達的演講。“你們知道，你們自己，尤其還有你們的祖輩，可以再多一些違抗法律的精神。有一天，你們會接受正義和理性的號召，去違抗更大的法律。那一刻將決定一切。你們要有所準備。你們要如何爲那事關重大的一天綢繆呢？你們得保持‘良好狀態’，這樣一來，當那個重要的日子到來時，你們就會做好準備了。你們需要的是‘無政府主義的操演’。每隔一段時間，去反抗一些細小的、沒有道理的法律，即使只是闖次紅燈。用你們自己的腦子去判斷一條法律是否公正合理。如此，你們就能狀態良好；當那個重要的日子到來時，你們就會有所準備。” 我不假思索地走下了人行道，但我剛一邁出腳，沃特海姆(Wertheim)博士就說：“詹姆斯，你必須等燈。” 這位學術上屬於左派的煽動家竟然心懷細緻入微的（荷蘭）公民責任感；而我是一個粗心的美國牛仔，對自己的所作所爲給公民同胞造成的不良影響毫無顧忌。如今，我在闖紅燈之前都會先四下張望，確認我這個反面榜樣不會毀掉哪個小孩子。 所以平常應該闖紅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這是作者的闖紅燈理論，我喜歡！！！】 我特別喜歡踩草坪，踩草坪很舒服。如果凡事不問憑什麼？憑什麼可以這樣做？人在生活中就會變得麻木。 一個麻木的人怎麼能指望它做些什麼呢？口頭質問都不好，怎麼會有人相信它行動上敢？ 二、 人長期生活在服從中，這對於一個奉行民主的公民社會有着不祥的潛移默化作用。如果一個人在醒着的時間都低聲下氣，其生存習慣和個人形象都是在集權的環境中獲得的，那麼，你還有理由期待他在小鎮業主會議上挺身而出，搖身一變成爲勇敢正直、獨立思考、不畏風險的模範公民嗎？人們真的可以從工作場所的專制體制徑直投入公共領域的公民民主活動嗎？集權環境確實對人格塑造有深遠影響。斯坦利·米爾格拉姆的著名實驗[插圖]發現，大多數受試者即使認爲電擊很強烈，甚至可能威脅受電擊者的生命，還是會遵從穿白大褂的人的權威指令，執行電擊。菲利普·津巴多在另一個心理學實驗[插圖]中發現，扮演監獄看守角色的實驗參與者會很快開始濫用權力，以至於他需要終止實驗，以防止受試者遭到進一步的傷害。[插圖] 這表明了，制度氛圍對人的傷害。人的性格和周圍的環境分不開。 三、 那些攻佔巴士底獄、釋放囚犯並且奪取武器的人，不可能知道他們會推翻王權和貴族制度（更不可能做了如此計劃），更不用指望他們會意識到自己參加了後來人所謂的“法國大革命”。 四、弗朗索瓦·羅沙（François Rochat）的研究與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概念相對應，提出了“平庸之善”（the banality of good）這一概念。漢娜·阿倫特的“平庸之惡”是在報道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審判時提出的，她認爲艾希曼並非一個邪惡的怪物，而是一個普通的官僚，他之所以犯下滔天罪行，是因爲他盲目服從命令，沒有思考自己的行爲。 羅沙的研究則關注於人們在面對權威時的抵抗行爲，他探討了在類似Milgram實驗的情境中，普通人如何展現出對權威的抵抗，即使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下。這種抵抗可能並不總是出於高尚的道德動機，而是可能源自於人們對於情境的自然反應或是對權威的質疑。羅沙將這種在普通情境下展現出的抵抗行爲稱爲“平庸之善”。 “平庸之善”這一概念強調了即使是在極端或壓力巨大的情境中，普通人也有可能做出道德上正確的選擇，而不是盲目服從。這與“平庸之惡”形成對比，後者強調了普通人在特定條件下可能犯下的惡行。羅沙的這一理論爲我們理解人類行爲提供了一個更爲複雜和多維的視角，表明人們在面對道德挑戰時，既有可能屈服於權威，也有可能展現出抵抗和善良的品質。 第一次知道除了“平庸之惡”的對立觀點，平庸之善。

首先應當明確一點的是，作者的這本書並非是想提出某種理論，而是希望民衆能擁有“無政府主義”的視角來觀察社會，反思固化的秩序背後的合理性並保持警醒。正如全書是以二十九個碎片爲題，用隨筆般平易近人和幽默的寫法，將秩序對人的塑造，無序中的寶貴价值娓娓道來。 令我印象深刻的有幾點，第一是對於允許財富、財產和地位極大差異性的“自由主義觀念”的反對。“巨大差異的條件下沒有真正的自由，其中的自發性同意和自發交換不過是合法掠奪”。 第二是對當下標準化教育和流水線式工作的反思。標準化教育有其宏觀合理性，也是國家保障公共利益的重要方式，但其標準化教育的強迫性，評價的單一性，讓學生教師都異化爲“爲了標準化而服務”，浪費了無數的才能。流水線式的工作則是拆解了完整的知識體系，讓系統性複雜工作變成單一極簡工序的疊加，因此執行工序的勞動者既變成隨時可被替代的“零件”，又被剝奪了擁有完整知識的權力。而這樣的工作就是毫無意義的。 第三是要對歷史的辯證性看待和對混沌現實有深刻認識。很多歷史是被學者賦予了某種意圖和意識，變成了一種易於識別的敘事符號，同時爲了解釋某種問題和事件又刻意拼湊，這本身就是對於歷史中的人物事件的扭曲解釋和真相背叛。事實是歷史並非簡單的推導過程，更沒有因果，“偶然性”更多的主宰了事件的發生。因此我們處在混沌的當下，誰都不知道一次選擇，一個事件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而如果沿襲找尋因果的習慣，大概率是無功而返，落得迷茫無措。 最後書中還有個蠻有意思的點，工作中的摸魚、刻意拒絕或破壞某種工作計劃是勞動者對固化無望的工作秩序，不相匹配的投入產出最無聲的抵抗。這點對個人和企業也都有啓示：對個人，不可高估更不可過分壓榨自己的耐性，不然在有意無意間會用實際行動抵抗自己的計劃。對企業，宣貫文化是最常見的解決方案，但這是洗腦卻不是根本性解藥。只要涉及人力，就要以人爲本，不然終會反噬。

讀這本書的整個過程我都在進行左右腦互搏，一方面我的確很認可斯科特對於無序、標準化和變革的闡述，我自己也深受僵化的體制所傷害，但是與此同時，我卻無法控制對民間秩序的混亂和無序感到警惕。在我的經驗中，自發秩序似乎總是被機會主義所劫持，最終導致老實的人最終承受日常抵抗的負面結果。但與此同時我也感受到現行機制的不合理需要變革，而我有限的能力無法給出解決的答案。

# 六論自發性 ## 前言 本書原著首發於2012年，作者是人類學家詹姆斯·C·斯科特。全書內容可以概括爲表達一個無政府主義 思想者關於國家、關於革命、關於平等的想法。 作者從無政府主義的角度觀察當今的國家政治、教育、公共討論、景觀設計等議題。無政府主義的最大特點是互惠性，是不經等級制度和國家制度達成的合作。19、20世紀間，科學的極大發展導致“世界的祛魅”，使得無政府主義者以爲科學將解決一切問題，取代政治，由專家來治理世界。但由於市場經濟的發展，導致不存在純粹的民主制，其制度內的機構都掌握在買主手中，導致在現存制度內解決問題的希望渺茫。而大規模的反抗和運動會演變成政治權威與法西斯主義。國家摧毀了自願合作所產生的自然的積極精神和責任意識。導致我們失去了互助的習性。 同時作者認爲當下的社會科學自滿於精英主義者的視角，而忽視無產者、農民等的目的、價值和實踐，只拿他們填充社會經濟數據中的數值。在書中對此作了重點批判。 全書提出了許多現今社會的問題，儘管沒有提及多少解決方案，但無政府主義者視角對我而言頗爲新穎，徹底改變了我對這個政治詞彙的認識，是一次非常有收穫的閱讀，以下是我做的各章摘抄換穿插的一點微不足道的想法。 ## 第一章 在前文所述背景下，本書第一章作者定義了一種“日常形式的抵抗”，它極少進入歷史記載，卻暗中對政權、國家和軍隊產生了巨大的、常常是決定性的影響。貧民，農民等下層階級匿名、沉默，且往往是共謀的方式行使這種違法的抵抗，偏愛這種小“小打小鬧”似的日常操練，能減少公開抵抗帶來的風險。“政治特技”具有榜樣效應的傳染性，它來自於少數抵抗者起初的觀察和默會協同，在沒有遇到極大的體制懲罰時，它能形成病毒式擴散傳播，那便使得無政府主義操演有了後續的可能。反觀三個世紀來的所有解放運動，都是從最初的幾個勇敢靈魂挑戰既定的法律框架開始。而這種挑戰往往來自於自發的行爲，如果有機構代理，仍處於制度框架內，則這種抵抗容易被消解。本章最後作者還探討了權力與傾聽的關係，Charisma式領導在得到權力的過程中需要 Call and Response，他的領導魅力風格是被他的選民所塑造和選擇的，而極權主義國家的決策者，很可能處於一個臆想的世界，因爲他們不需要傾聽。 ## 第二章 本章是關於民間秩序與官方秩序。作者認爲民間秩序的消亡源於無政府主義的宿敵——民族國家的崛起。偏離常規的民間實踐被國家制度處理，國家級別的同質化工程（如統一方言）也進一步促成民間實踐的消失，除此之外國際組織的標準化制定也將民間實踐排除。官方實踐是一種流水線工廠似得實踐，它能實現權力中心對物質和工作流的極大控制，如福特T型車工廠、麥當勞漢堡製作。子隨父姓也是一種以監管規訓爲目的隨國家發展而普及的官方實踐。命名、景觀、建築和工作流程的特定規劃，顯示出了秩序、理性、抽象性和系統簡潔性，這使它們爲等級制度中的權力所用即官方實踐。然而很多時候，這種強制性本身是一種折中的妥協方案，無法適應個異性場景，作者舉了幾個科學種植的林學爲例子。歸根結底，失敗的原因在於對特定情況缺乏認知，照搬成功模式而缺少對新環境的考量，思考過於簡化而導致的反科學。而民間智慧與技藝就是在此場景下不可或缺的知識，他們有當地的成功經驗、靈活的應對技巧。作者再以雅各布斯對現代主義城市規劃的三點批判爲由駁斥全盤的官方實踐思路。雅各布斯認爲現代主義的城市規劃強調視覺秩序和功能分區。以效率最大化實現爲實踐宗旨卻忽略的三件事：1.規劃者的計算公式立足於指標效率而忽略了人類行爲中蘊含的豐富目的性。2.人們喜歡混合型的功能多樣的城區，這些城區也會因時而變。3.現代主義城市規劃傷害了民間秩序，它試圖將城市變成沒有靈魂的藝術品，而不是「生活着的」城市。規劃師們缺少的是民間體察，對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民的生活的瞭解，而這本該是城市規劃的出發點與歸宿。 ## 第三章 本章關於人的塑造。人類作爲哺乳動物與其他動物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將遊戲作爲人類的第三大無目的行爲。作者舉例引用了開放性的探索遊樂園爲例，說明它們比常規遊樂園更能給孩子帶來玩耍的目的性、創造力和熱情。它是一則關於無政府狀態的寓言、一個自治社會的模型。設計這種開放性樂園表達了創作者的謙遜， 這種謙遜將遊樂園的形態交由孩子自己完成，包容孩子的天性與創造力，意味最低程度的監管，是反家長式領導的（paternalism）。與之相反的是學生宿舍的標準化裝修。這讓我想到另外一個點，在學校和教室這一封閉區域內，教師是權力的中心，底下的學生全都被權力所注視，形成福柯所說的全景敞視場景， 爲我們展示了一種微觀權力技術在現代社會中強大的[規訓](https://www.notion.so/2c6d026aca824738b2fe8cf80ece4528)作用。作者還舉了兩座不同設計的戰爭紀念碑的例子來說明開放性帶來的意義。前者是華盛頓越南戰爭紀念碑，其開放性的設計讓其承載訪客自己的含義、歷史，訪客能以時間線索找尋逝者名字，比起冰冷的整齊的字母排列，更容易讓悼念之人找到回憶的入口，完成紀念的意義。而後者硫磺島紀念碑則更多的是戰爭標誌的雕像，它更多的向訪客傳遞紀念碑的信息而非完成紀念的意義。接着作者講了效率與開放性的矛盾問題。效率建基在穩定性的基礎之上，從而與開放性、適應性是背道而馳的，而人之優於動物者，在於其強大的靈活性與適應性。效率觀念有兩大缺陷：1.過分依賴穩定，穩定實際上是特例；2.忽略人的因素，效率與人的積極性密切相關。衡量一項制度的優越性除了經濟視角，還能從制度對人的改造方面着手。但相比於GDP，我們並沒有一個可準確計算的GHP（gross human product）作爲參考。作者提出兩個參考標準：1.人在工作中的能力成長；2.人在工作中的自我滿意程度。接着作者着重批判了流水線生產，因爲其發明目的就是爲了消解工匠-工藝知識，建立在勞動力“愚蠢化”的基礎之上，是一種傷害勞動力技能和知識的制度。再從權力的分配角度看，流水線的決定權僅掌握在少數工程師手中，造成的是負的“淨民主生產”（net democratic product）。一個與流水線非常相似的類比是全民公共義務教育。這一教育就如一條產品單一的生產線，主要目的是生產社會勞動力。衡量標準單一——產出分析型智能。在這一標準下將犧牲衆多擁有其他天賦的學生，而社會的成功需要的是多種多樣才能人，而不是單一的分析型智能。這種教育現狀在我們國家表現的尤爲強烈，近幾十年教育的內卷程度越來越高，儘管意識到我們在一條錯誤的賽道上已經使出渾身解數，但現實的殘酷，條件的約束，讓我們不得不去拼命，我想不到有更優的解決方案，先跑着可能是最不壞的選擇。也許我已經患上作者說的“制度性神經症”（institutional neurosis），缺乏同情心與主動性。我們從小就生活在一個個機構（制度）之中，家庭、學校，軍隊、企業，這些機構優根深蒂固的層級結構和集權管理模式，服從是我們在其中生活的唯一選擇，[集權](https://www.notion.so/2ebedd9c8b6a492991f2e8ef7842dd45)環境對塑造人格具有深遠影響，作者例舉了斯坦利·米爾格姆實驗、斯坦福監獄實驗來論證。這一碎片的名稱作者取爲“機構生活的病理學”非常貼切。在集權式的制度機構中，人們往往懸置了自己的獨立判斷選擇服從習慣、服從秩序要求，但就目的而論，這種服從並不一定會帶來好結果。本章結尾作者以移除交通信號燈爲例，在實驗中由於沒有交通信號燈，駕駛者會更謹慎，更多的發揮自己的智慧判斷、注意力，反而能提升安全性。作者認爲，移除信號燈款以被視作對行車負責和公共禮儀的一種溫和訓練，這一概念也在本書p29第一章無政府主義操演中出現過。這段關於紅綠燈的內容讓我回想起幾年前看的美劇《航空炸彈客》裏的類似場景，主角在空無一人的街道上等紅燈思考這麼做的意義，他覺得這是現代技術與工業化對人的侵蝕。 ## 第四章 這一章作者想爲小資產階級正名。歷史上小資產階級一直是被鄙視的一個階層，一方面他們被認爲是貪利的騎牆派，時刻不放棄成爲大資產階級的渴望，另一方面小資產階級高不成低不就，只可共享樂無法同喫苦。除此之外作者認爲還有一個結構性原因在於他們總有逃避國家控制的辦法。作者想論述小資產階級出於兩個原因，一是他們代表的自主、自由與無政府主義情懷核心只差了互惠，二在任何政治體系中他們都承擔了重要的社會經濟功能。這裏作者對小資產的定義較爲寬泛。我們認爲的無產階級的貧農也被作者視作小資產階級。而小資產者夢想受挫時標準的革命導火索，如「耕者有其田」式的農民土地革命。總之，作者在小資產身上看到了強烈的自主、自尊的追求。在社會功能上，小資產們是大公司偵查的創新對象，是各類民衆運動追求平等主義的一個訴諸對象，還能在社區中提供金錢購買不到的鄰里服務。 # 第五章 這一章講政治，但這個政治似乎並非我們慣常討論的政治，而是指一種公共討論。在開篇，作者再一次吐槽了應試教育與標準化考試。而這種標準化是看似客觀實則機械的。這些標準都將質的衡量轉化爲量的衡量，從而通過一套貌似單一、客觀的尺度實現了案例之間的比較。它們在最高意義上是一種寬領域、具有欺騙性的“消除政治的機器”，用來把政治合理性方面的疑問轉化爲專家操作下中立、客觀的管理規程。這種去政治化的把戲掩蓋了一點：對政治中的互助與試錯之可行性的信念在深層心理中已經缺失，而這一信念是無政府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都深深珍視的。量化標準的第一個問題是是缺乏準確性，作者以科學引文索引中的各種問題來說明此點，量化標準的第二個問題是會產生“標準對行爲的殖民”而消解其自身的有效性。可以用古德哈特定律來說明：當一個衡量標準成爲目標時，它就不再是一個好的衡量標準。類似的還有坎貝爾定律：若一個社會指標被用於社會決策的程度越高，這指標就越容易受到腐化的壓力影響，也越傾向扭曲和損害這指標所測定的社會過程。作者認爲質量化測量的宏大訴求有兩個源頭：第一，提倡機會平等且反對特權、財富、頭銜世襲的民主主義信仰；第二，相信價值可以被科學地測量的現代主義信念。所有行政管理技術（如SAT考試）的最大缺陷在於，它們以平等和民主之名，行“反政治機器”之實，將廣泛存在的合理公共討論從公共領域中清除，把管理權交到掌握技術的管理機構手中。它們壓制了可能會兼容幷包、卓有成效的爭論，社會政策、技術智能的意義、精英的選拔、平等和多樣性的價值、經濟增長和發展之目的等議題原本都可以付諸這樣的爭論。 關於應試教育，閱讀時我產生了一個相反的想法：應試教育針對特定能力的培養固然會犧牲掉其他的人類天賦，但一個可以爲之辯護的點我覺得是人類科學技術的大發展已然讓知識分門別類細化到一定的門檻，要進入某一細分領域必須具備相關的基礎業務知識，而獲取這些知識的能力便建基在這一應試教育模式之下。換句話說，如此「孤注一擲」式的應試教育它可能不是最優解，卻可能是人類渴望再次進步的一個最不壞的解。當然，這種進步的視角是落在數學、科學、技術之上，而不是人文、藝術之上。 ## 第六章 這章是關於具體和流變。開篇作者用一法國反納粹小鎮上的居民保護猶太人的事例來說明人們行事是行動在先，然後再爲行動找到一套邏輯。抽象的原則是實踐的產物，而不是相反。小鎮居民一開始處於自保而不願答應收留猶太人，但見到具體的猶太人的慘狀後，作出了改變，這一事蹟在反納粹活動中被歌頌。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研究員的研究擺脫了親歷者的侷限性，知道了事件的來龍去脈，就不可避免地會受事件走向影響，從而漠視事件的偶發性。結論導向的研究往往忽視歷史親歷者的真是感受。如果一個重要歷史事件被程式化，在傳播之中成爲一個精簡的符號、一種虛假的邏輯和秩序，那麼它在第一時間被經歷的方式就會被極度歪曲。作者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即通過電視觀看籃球比賽轉播。在屏幕上一切動作都比現實放緩，爲了觀賞方便甚至導播還會加入慢鏡頭，這與現實球場上的對抗完全不同，帶着上帝視角讓觀衆簡化了球員比賽的難度。清理、簡化、濃縮歷史事件的習慣不只是人類的自然癖性，不只是編歷史教科書時的必然要求，更是一種具有高度利害關係的政治爭奪。也許許多歷史變革並非人們刻意計劃爲之，而是臨時與自發行爲的結果；有組織的社會運動常常是那些無序抗議和示威的產物，而非其誘因；人類自由方面的顯著進步往往不是規範的制度程序的結果，而是未經規劃的、不可預測的自發行動，是自下而上打破傳統社會秩序的成果。

讀完，培養了我對自由、內驅力、自主性、主體性的進一步的肯定！ 也對我那些曾經有過的困惑，某種反思，甚至某種微觀的反抗，給了更深刻的理由。 尊重某些無序、尊重生物多樣性人生存環境的多樣性人的多樣性、人的自發性、遊戲性、對宏大敘事和宏大的象徵性秩序保持某種自覺的警覺、對客觀化的評價指標持有的某種審慎和批判（看似客觀其實評價指標的政治性藏在它對指標的制定上）、尊重公共討論來分配稅收的空間。 全書最底層的關懷，指向普通人的生活處境，指向自由。上佳。

在大多數地區，學校是承擔年輕人社會化職責的主要公共機構。追溯一下歷史就可知道，上述工廠制度的問題也完全適用於學校。公立學校差不多和那種擁有大廠房的工廠出現在同一歷史時期，而且這兩種機構有高度的親緣相似性。在某種意義上，學校就是一間工廠，訓練學生掌握基礎計算能力和識字能力，爲他們進入工業社會做必要的準備。查爾斯·狄更斯在《艱難時世》 中諷刺地刻畫了葛擂硬先生精於算計、咄咄逼人的家長形象正是要提醒我們教育和工廠間的關聯：工作時間安排、守時紀律、威權主義、對秩序的嚴格管制，還有那些“小工人”的消沉與反抗。當然，全民公共教育的目標絕不僅僅是爲工業生產提供勞動力。它在作爲一套經濟制度的同時，也是一套政治制度。公共教育意在創造愛國的公民，他們對國家的忠誠要超越他們對地方語言、族羣、信仰的認同。在革命時代的法國，普遍公民權的對等物是普遍兵役義務。學校系統用來創造這種愛國公民的方式並不在於表面上的課程設置，而更多體現在授課語言、學校的標準化管理，以及暗中灌輸的組織、威權和秩序觀念上。現代的小學和中學系統相較最初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改變的動力有不斷革新的教育理念，但更重要的是生活的富足和“青年文化”本身。不過，學校與工廠有歷史同源關係，這是毫無疑問的。不可否認，全民義務教育是民主而平等的社會的根基；不過從另一個側面來講，它也意味着所有的學生都必須上學，少有例外。出席課堂並非可選，亦非自主，這意味着義務教育從一開始就在本質上是一套強制制度。因此它應爲這種強制性所附帶的一切異化作用負責，尤其要爲少兒長大以後表現出的異化後果負責。放着上述負面效應不論，全民公共教育的最大不幸在於它大體上是一條產品單一的生產線。在最近數十年推進教學規範、學生評價、應試和責任制的進程中，這一趨勢反而愈發嚴重了。結果，學生、老師、校長乃至整體的學區汲汲營營，爭相讓所有的努力都爲教育產出的標準化服務，奮力迎合官方設立的標準。這種教育的產出是什麼？它是一種特定形式的(狹義的) 分析型智能 (analytical intelligence)；按照規劃，它可以通過考試來測量。衆所周知，在一個成功的社會中，有價值的重要技能有很多很多，而分析型才能與成功社會幾乎是風馬牛不相及。這些有價值的才能包括藝術天賦、想象力智能、手工智能(也就是早期工人從田間帶到福特工廠的才能)、音樂舞蹈技能、創造力智能、情感智能、社交技能和倫理智能。這些才能中有的可以在學校的課外活動(尤其是體有活動) 裏找到席之地，但終究無法進入那些被檢測、被打分的學校活動，計分項纔是學生、老師、學校全力關注的對象。這種單調扁平的教育在法國、日本、中國、韓國等國的教育系統中被奉爲圭臬。在這些國家，基礎教育實踐最終匯爲一場決定學生未來社會地位和終身命運的大型考試。於是，在進入名校、報名課外輔導班、參加死記硬背的專門備考課程這些方面，爭奪達到了瘋狂的水平。我，本書的作者，可能還有所有讀到這本書的人都是這你死我活的拼搶中的勝出者和受益者。這是何等的諷刺啊！我不禁想起我在耶魯大學的廁所隔間裏面看到的塗鴉。有人寫道：“記住，即便你贏了這場耗子賽跑，你依然是耗子！”下面還有另一個人的筆跡，機智地回應說：“是啊，可贏家就是不一樣。”“贏得”了賽跑的這部分人終身受益於隨之而來的機遇和特權——沒有這場賽跑，其人生可能就是另一番景象。這場勝利也令人一輩子享受地位、優越感、成就感和自尊。讓我們暫且不論這種制度紅利是否正當，也不論它究竟如何影響着我們對自身或他人的價值評判而將注意力投向教育所代表的那種社會資本，它使得財富和地位的機遇向“贏家”傾斜。這是賦予大約前20% 的勝出者的終生特權。其餘人又怎樣了呢？剩下的那 80% 輸掉比賽者的結局又如何？他們享有較少的社會資本，機會並不青睞他們。或許同樣重要的事實是，他們可能終生懷着一種挫敗感，認爲自己的個人價值、智力和地位都低人一等。這樣的制度性後果進一步疏離了社會機遇。只在一個狹窄的方向上評價人類智力，並且只用考試技巧來衡量這一方向上的智力水平——我們還有什麼理性的理由可以支持這種評價體系嗎？在測量分析型智能的測試中得不到高分的那些人，可能在學校系統不看重的諸多智力形式中的至少一個方面是天賦出衆的。浪費了五分之四的學生的天賦，讓他們背上持久的污名，使他們在社會守門人眼中乃至在他們自己眼中成爲失敗者一一這是怎樣一種制度？這種視野狹隘的教育賦予“分析型智能精英”豐厚的特權與機遇。這麼做有什麼正當的好處？是否值得社會承受如此巨大的人才損失與浪費？—詹姆斯.斯科特《六論自發性：自主、尊嚴以及有意義的工作和遊戲》

頭一次讀斯科特的書，從無政府主義的透鏡看去，工作生活中對小事隨性的深入剖析和探索讓我受益匪淺，二十九個思想碎片，簡單卻又深刻地揭示了社會與政治間緊密結合的互動互現。通過對社會秩序、政治秩序的探究，對個人塑造的理解、對小資產階級的辯白，以及最後又回到對國家政治的探討中這一系列的論證與評析，精彩地如同看了一場百年鉅變的世界觀察影片——全是微小的鏡頭，卻又總能以小見大。讓我深有感觸的一段內容是對個人塑造的闡述："流水線上的勞動分工的背後邏輯是時間和動作的細分，其全部意義就在於把工作流程拆分爲上千個微小的、可以輕易學會的工序。流水線的設計意圖恰恰就是消解工匠-工藝知識，同時也消解這種知識賦予勞動者的權力，讓它們統統去爲那個失去的手工打造四輪馬車的時代殉葬。無技能的、標準化的勞動力是流水線的前提，流水線上的一個''人手可以輕易被另一個'人手'取代"。這一如馬克思韋伯的"鐵籠"說，現代社會理性秩序下，人逐漸向"零件化"、"非人化"發展。這麼說來，應試教育培養目的也是符合巨大社會機器運行所必要的"螺絲釘"吧？除此之外，人的價值也被扭曲的測量方式和充滿不公平手段的晉升制度所吞沒，有很多人甚至做螺絲釘也不夠資格。以一己之力向龐然有序無差錯運轉的巨大機器挑戰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儘管有國家和社會的桎梏，人還是有自發性——自古以來也都是如此。降至個人與家庭，"通過教育和就業改變人生的社會抉擇"也是行得通的。在打破魚缸之前，得先意識到自己在魚缸之中，發現自己具有自發性，已經算是擁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了吧。

斯科特對“自發性”的闡釋，與羅莎·盧森堡的“羣衆自發性”原則形成深刻呼應，當個體擺脫外部規訓，其本能凝聚的行動邏輯，正是威權秩序最恐懼的力量。這種力量無關理性設計，而是每個個體在壓迫下的本能反抗，其存在本身就是對“秩序合理性”的質疑。 強制性統治的本質，是威權主義者以“安全”爲藉口的權力壟斷。當教育成爲馴化工具、“共識”需要暴力維繫、社會生活被嚴格監控……每個個體乃至社會，都在標準化的控制中逐漸腐爛生蛆。歷史反覆提醒我們，每一次以“穩定”爲名的強制規訓，都在爲更深層的危機埋下隱患，被壓制的自發性從未消失，而掌權者往往只看到裂痕，卻忽視其背後長期積累的反抗力量。 書中對無政府實驗的肯定，並非理想化的烏托邦設想，而是對“權力合法性”的根本質疑。古今中外，那些基於自願協作的社羣始終存在，這恰證明人類秩序的基礎並非自上而下的律令，而是自發生成的互助規則。當威權主義者質問“無強制何以成序”時，恰恰暴露了他們的愚蠢，他們的大腦無法理解，真正支撐文明延續的，是社會底層自發形成的協作網絡，而絕非威權構建的強制體系。 斯科特以冷峻的批判視角，揭示了現代性規訓的本質：所有關於“規劃必要”的宏大敘事，實質都是權力對自發性的系統性壓制。可悲的是，在算法監控日益精密的當下，“自願服從”被包裝成自由選擇，自發性正逐漸喪失生存空間。我們明知捍衛自發性可能徒勞，卻無法“甘願”成爲下一個服從者，甚至連保持“悲觀”，都已是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