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除文科學部”的衝擊（譯文座標）

核心觀點：應該放棄“人文社會學科雖然無用但很重要”的議論方式，強調“人文社會學科長期而言非常有用，因此價值巨大”。作者提出有用的兩個維度：完成目的的有用性與創造價值的有用性，前者是理工科的主流思維方式，即先有了明確的目標，隨後找到實現該目標的最優解，從而產生積極成果，從短時期看可以創造出巨大的經濟效益，推動技術的進步；文科的有用多屬於後者，在較長的時段內重新發現或者創造價值和目的，因爲在價值多元化、複雜化、流動化的現代社會中，將某一價值絕對化是不符合實際的，需要與各種價值尺度保持距離，並對它們採取批判的態度，這樣才能在每一個具體情況下采取適用最佳的價值尺度，發現不同價值尺度存在的可能性。

借日本廢除文科學部的爭議，有力駁斥文科無用論，跳出功利視角，重新闡釋人文教育對個體與社會長久的價值，啓發我們思考大學教育的本質。

日本的科學技術很強大，在多項技術發明上都領先於世界，這點是誰都不可否認的。 日本的問題在於，他的技術發明更多是模仿，而不是創造，戰後經濟的繁榮建立在，國外的大規模投資上，90年代歐美收縮了對各國的投資，日本政府無法承受，長期以來重理輕文的結果，讓日本無法提出擺脫困境的經濟政策。 日本是不可能誕生共享單車這種東西的。 日本的豐田轎車，產品質量和先進程度都遠超西方。 但日本從未有過創新的技術發明，日本根本不可能誕生共享單車，也根本不可能誕生美團滴滴這樣的互聯網公司，就連二遊都不可能出現。 這和日本長期以來過度忽視文科是密不可分的，日本缺乏有影響力的學者。 長期以來，日本在經濟方面束手無策，沒有人能提出有用的建議走出困境，甚至錯過了90年代末的互聯網革命，儘管日本擁有大量的科技人才。 日本也缺乏影響力的社會學家，因此很少人能夠意識到社會中的存在種種問題，這導致日本社會長期發展不均衡，若沒能誕生出像撒切爾夫人那樣的鐵腕改革家，調整社會的不平衡，打破既得利益階層對社會的壟斷，從而發展經濟。 日本也缺乏一流的文學家，日本的文化影響力幾乎長期被動漫領域壟斷，而動漫的壟斷日本文化，不是因爲他得到了政府扶持，那是因爲他被整個日本社會忽視，纔沒有受到影響。 這導致日本社會幾乎是四分五裂，推行任何一項政策都矛盾重重，因爲每一項政策都有他的反對者，而背後的原因是日本社會無法凝聚任何強烈的共識。 這就導致日本政客做決定的時候，並不像美國政府那樣公開透明，美國政治雖然有反對者，但政策的執行者能引聚起更強大的民意來壓制反對者。 而日本的是政治模式，依然是明治天皇那個年代的翻版，政客關起門來搞政治，只有做出決策以後才告訴民衆，而不是全程透明化，讓民衆主動參與其中。 這種模式下誕生出來的只是寡頭政治，一小撮日本政治精英壟斷了政治話語權，他們抵制任何變革，以及任何威脅他們權力的呼聲，日本與其說是重視理工科，不如說它在推行移民政策，他們一廂情願的認爲科技進步就能帶來物質繁榮，物質繁榮就能讓民衆安心過日，不會反抗他們。 日本現如今的改革政策，基本上執行的是斯托雷平那一套，對外執行強硬的外交政策，轉移國內矛盾，對內則的實行有限的經濟改革，安撫民衆。 所以說，廢除文科學部只是一個表象，根本原因是政府無法接受任何程度的變革。 多說一句，日本有影響力的學者，除了鹽野七生以外，再無他人，日本學者的書籍幾乎是不堪卒讀的，寫作水平甚至都比不上我國八九十年代的學者。 可見日本長期以來重理輕文的結果。

完全在說大學的價值和如何讓大學有價值了 現在的問題是社會就是覺得文科的價值沒價值 看完後我覺得我作爲一個文科生都沒有找到文科的價值 事實上文科肯定是有價值的 而且這個價值不是遠的 而是近在咫尺的 我們都隱約覺得社會因爲不認可文科而在哪裏有點不對勁了 但是沒有人把這個不對勁說出來

或許百年之後，人們回望今天社會的諸多現象，又會給出一個似曾相識的評價“經濟發展與文化發展失衡”的評價，又或許，百年之後的人們不再使用“失衡”這一帶着價值判斷的詞彙，而只是陳述今天在技術與文化兩個領域此消彼長的現象，甚至可能~在那時，這兩個領域的界限已經消失了。反思剛剛的諸多相反，試圖從未來回望今天的文化，無論得出什麼樣的結論，多少都帶着一些對今天的擔憂，文化以及與文化教育相關的文科，被視爲是無用之用，文化之風教、文科之效用，是沒有辦法在短期內通過教育顯現出來的，我們甚至找不到一個評論教育成果的短期衡量標準，正因爲如此，對當下文科的諸現狀，只能寄託於想象百年後的回望。然而，未來也只能從現在中來，現在找不到一個衡量文科效用的標準，未來就可以了嘛？現在找不到文科的意義，未來就可以了嗎？ 大略翻完《廢除文科學部的衝擊》這本創作於九年前的小冊子，作爲一名文科教師，我絲毫沒有在遭受了一個假期的“文科無用論”衝擊後感受到新的希望。它反而讓我加深了對文科的進一步擔憂，一位研究者，認真回溯當代的學科體系與學科制度的建立，卻在分析爲何文科被認爲無用的時候給了大量證據，卻又沒有說服力的論斷，很契合我對我對我自己所處領域的刻板印象。 需要肯定的是，作者看到了文科的專業性，並否認了人文社會科學是無用之用，這點打破了很多人文從業者“圈地自萌”“高高在上”的自閉，遠超“在我們這個時代讀哲學最大的挑戰不是來自學科的知識難度和持續學習的耐心，而是無處不在的質疑，特別是基於工具理性和實用主義的、那種自以爲是的精明帶來的無知的傲慢。”這種以傲慢對待傲慢的自說自話。但作者卻並沒有考慮到，有需求不等於有那麼多需求，也不等於當下有緊急需求。“廢除文科學部”不是真的消滅文科，而是結構性的縮減文科，原因何在？作者引用的材料中提到了一句話在我看來十分關鍵“在18歲人口徘徊在120萬人規模的當下，各大學需要明確自身作爲教學科研組織的經營戰略。”作者後面也再次提及了人口問題“現在國立大學所處的環境總結爲三點：...第二是高齡少子化；第三是新興國家崛起帶來的日益白熱化的知識人才爭奪戰。”這兩句話的背後均指向學科從業者失衡的問題，應對的社會對於文科從業者能否承擔起全球化時代緊迫的“創新”“競爭”壓力的疑問，應對的是究竟應該引導有限的年輕人優先進入哪些領域的疑問，作者沒有正面回答，自然也就無法回答公衆之於“緊迫性”的疑慮。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討論博雅教育與通識教育的關係，還是討論文科有用在哪，也都顯得雞同鴨講了。自然，中國有中國的國情，日本是人口數量有限，人文社科從業者擠佔了更加實際的自然理工所需要的人口資源，中國則是人口數量過多，人文社科從業者冗餘太多。但二者共同面臨的均不是人文社科有沒有用，而是從業者與社會的實際需求出現了矛盾。 雖然作者給出的建議缺乏支撐，但我個人覺得，有些建議還蠻能解決文科面臨的一些問題。作者所說的“二刀流”，也即第二/第三課堂，可以一定程度上將不那麼“緊急”但又具有長期重要意義的文科融入教學之中，培養人文素養值得借鑑，但作者也提到，這一路徑困難重重，我國的情況比起日本更加複雜，如果走，是否走的通，還有探索，作者的建議又是泛泛而談，輕描淡寫，我們也只好以略微盲目的樂觀來接受建議了。 回到開頭，百年之後人文學科發展是否造成了“索尼”和“蘋果”之間差異的長期我們無從而知，但，如果不回應當下的關切，何來長期？

在“文科無用論”甚囂塵上之際，這本書可以說是一份充滿人文關懷的辯護狀。它以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爲切入點，批判了將教育與短期經濟效益粗暴捆綁的功利主義，並試圖爲大學的未來描繪藍圖。書中對文科“其用長久”價值的闡釋，對教育本質的思考，值得深思。 本書最戳中我的，是“人生三次進入大學”的構想。作者主張大學教育應貫穿生命全程：青年時期的首次探索，中年時期的職業轉型與知識更新，以及老年時期的價值重塑與智慧傳承。這一設想將大學從人生“緩衝期”重塑爲終身學習的開放平臺，結合當今老齡化與少子化背景，這一構想雖然很理想，但我覺得它真正回應了“人的全面發展”這一崇高目標，讓教育迴歸其育人的本質，不禁讓人心潮澎湃。 然而，細讀之下，這本書也有不足之處。 一是“學生”視角的缺席。作者的論述始終圍繞着大學、政府與社會等宏觀層面，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身處這一切中心的個體——那些在人生路口面臨文理抉擇的學生。特別是在中國，高中生面臨文理分科時，考慮的並非抽象的價值思辨，而是一個被家庭、學校乃至整個社會合力推動的、關乎未來的現實決策。過去幾十年，“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並非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被無數家庭的經驗所驗證的生存法則，其背後是社會對理工科與更高就業率、更豐厚薪酬之間的普遍認知。當一個家庭傾其所有支持一個孩子時，一條更明確、穩妥的道路，是一種理性的、或者說是必然的選擇。本書將“重理輕文”主要歸咎於自上而下的政策偏見或價值觀迷失，卻未能體察這種由無數個體理性選擇匯聚而成的、自下而上的強大現實潮流。若不理解學生與其家庭的焦慮，關於文科價值的論述則難免顯得蒼白。 二是本書對於國家發展階段與教育需求的關聯分析不足。作者將時代背景籠統地定義爲“全球化”，卻忽略了不同國家在全球體系中所處的具體位置及其核心任務。一個國家的教育方針，本質上是其國家戰略的延伸。作者提到了沃勒斯坦，但卻戛然而止，當一個國家處於工業化的追趕階段，迫切需要建立其工業體系時，社會資源向能直接服務的理工學科傾斜，是一種歷史性的、理性的戰略選擇。此時，教育的首要任務是培養大量標準化的“建設者”、“工程師”。只有當國家發展進入需要原創性、文化軟實力和複雜社會治理能力的轉型期時，文科價值纔會凸顯。本書的批判未能將教育政策置於國家發展的具體脈絡中進行深度解剖，其提出的方案也因此缺乏足夠的現實基礎。同時，書中對文理科“完成目的”與“創造價值”的區分，雖有啓發，但也簡化了當今日益跨界融合的知識生產。 三是書中關於“語言之牆”的論述，我認爲潛藏着一種文化上的天真。作者提倡積極採用英語進行學術交流，以打破母語研究的“封閉性”。這一促進國際化的初衷可以理解，但它沒有注意到語言背後深刻的權力結構。英語的全球通用地位，不是其語言本身優越性的自然選擇，而是英美國家幾百年來，文化貢獻與政治經濟霸權的共同產物。不加審辨地將英語作爲學術的“金標準”，無異於默認了現存的學術話語權體系，甚至可能在無意中成爲其維護者。這可能導致本國的研究議程被西方學術熱點所主導，本土的、獨特的問題意識被邊緣化，最終削弱自身語言進行原創性思想建構的能力。真正的學術開放，應是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平等對話，而非在單一語言框架下的被動依附。 總而言之，這本書仍然充滿遠見與理想。它嘗試捍衛文科以及大學教育的尊嚴，併爲大學教育的未來描繪了激動人心的可能性。但其分析未能有效下沉，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學生個體的現實困境、國家發展的結構性需求以及全球知識生產的權力關係，使得這份理想主義的辯護根基略有不穩。它提出了一個美好的“應然”，卻未指出一條從“實然”通往那裏的路徑。

該書着眼於2015年夏天日本“廢除文科學部”引起的騷動，討論日本大學制度近幾十年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反映出的社會觀念（文科無用論，掙錢的理科與不掙錢的文科的對立），並思考大學應該如何應對“文科消亡”。 在我看來，這本書的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爲以下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闡述2015年日本有關“廢除文科學部”的舉措在社會上引起的衝擊和討論； 第二部分分析文科無用論的生成原因：日本二戰時期的總力戰體制和戰後社會經濟發展目標都對理工科的發展提出需求；國立大學法人化的舉措讓預算規模小，難以見到明確成果，不太需要團隊合作的文科研究難以獲得資金支持； 第三部分論證文科有用：文科的有用在於其價值理性，理科的有用在於其工具理性。如果僅有工具理性，在框架內思考達到目標的最佳手段，人類將無法從內部突破既有體系，只有將多元價值尺度納入視野，才能促進發展和變革，這就是文科的有用。 第四部分探討了大學的當代意義：隨着日本社會的流動性不斷增強，無邊界化（borderless）進一步發展。既有的終身僱傭制和論資排輩式的“公司主義”逐步瓦解，日本社會逐漸向着以能力爲中心的個人主義轉變。在這個過程中，收入差距和非正式僱傭等成爲巨大的社會問題。對於大學來說，培養全球化人才的壓力與日俱增。面對這樣的時代背景，作者建議日本的大學打破五重壁壘，分別是”入學考試之牆“（高中教育和大學教育的割裂）、”求職之牆“（大學教育與職場要求的割裂）、“學部之牆”（學科劃分嚴格，課程量大卻膚淺，難以培養複合型人才）、“學年之牆”（不再拘泥於哪年畢業和哪年升入下一年級）、“語言之牆”（學習外語）。 讀這本書，並不是爲了獲取知識，而是爲了撫平內心的皺褶。 作爲一名主動選擇文科道路的學生，文科是否有用的命題，是一把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日夜拷問着我。年紀尚淺時，在家庭經濟支持的廕庇下，自然可以心高氣傲地拒絕所謂功利和有用，終日幻想夏日的午後，細碎的陽光透過教室的窗戶，灑在散發出淡淡墨香的文字上，斑駁的流螢傾瀉而出，閃爍着盈盈的光。那個時候心高氣傲，既不知學術研究的艱苦，也不瞭解就業市場的飽和，頗有點”天生我材必有用“和”條條大路通羅馬“的盲目自信。 可惜我既不是李白，也不是凱撒。 選擇文科，爲了證明所謂不落流俗，爲了反抗家庭，出於興趣愛好，也出於對挑戰性的本能追求。我的思維混亂得像個線團，最終懵懂地踏上了這趟旅程。 如果一切可以重來，我很難說清是否後悔選擇踏上這樣一條艱難的道路，但是我明白，所學的一切，有關文科的一切，都無比清晰地雕琢了我，像米開朗基羅在西斯廷教堂的穹頂上一筆一劃地繪製創世紀。隔着時間的長河回望，發現它們美麗異常，觸目所及之處，盪漾着驚心動魄的汪洋的蒼藍。 雖然這蒼藍讓人痛苦。 揭開雲淡風輕甚至有些淡漠的外表，我的內裏是個熱情偏執的瘋子，像撥開覆蓋在火苗上的灰燼，那個瞬間，火光沖天。 這本書是我出國以來碎片化思考的清晰而深入的綜合闡述。我想，若非此時閱讀，我都無法有如此切身的體悟。它是寫給不服輸的理想主義者的禮物，獻給處處碰壁的文科生的精神指南。它試圖卸下我肩上的時代重壓，拍拍我的肩膀，輕聲說，”你沒有錯“。 在大學教育體制的不完善和急功近利的市場化社會的夾縫中，我看到了舉着一盞煤油燈瑟瑟發抖的自己。 看完這本書，當即有種想哭的衝動，好像這麼多年的努力和委屈終於有了言說之處。可惜哭不出來，巨大的情緒起伏最終只是緊縮成胸口的一抹硃砂痣，淡淡地滲出點點血痕。 我該如何言說，不順遂主流需要的不僅是勇氣，更是難以估量的時間經濟成本、無數個日夜的自我懷疑和焦灼不安；我該如何說明，追尋意義感是一條可怕的自我毀滅之路，我不斷殺死自己，與自己見招拆招，試圖在自我身上克服時代留下的傷痕。 “存在先於本質”固然讓人熱血沸騰，但是存在主義者們還說，存在指的是存在於“context”，境遇中的存在。境遇既是層累的個人生命史，也是個體所處的時空。即使我什麼也不是，因而我可以無數次轉向，但是context始終伴隨和影響着每一次轉向的方向。 我既絕對自由，我又絕對地不自由。 可是，我還是隻能對context俯首，服膺於某種類似“命運”一樣的東西，去開拓屬於自己的意義感。 我所能堅守的，只有思考和勇氣而已。

這書寫的是真的爛啊。前半本就是一個新聞集，把一堆未經處理的現象端了上來，後半本的討論全都立足於這些表面現象，給出的辦法也全是“應該”怎麼樣，完全不提得出這些“應該”的原因和基礎。作者沉溺於“糾正”這些現象的方法，本質性的問題則絲毫沒有涉及。這本書就是一篇注了水的垃圾論文，看了絕對是浪費時間。 對知識和生產知識的人在價值層面加以衡量並不是一直都存在的現象。就像商品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纔開始取得全部的社會性質一樣，知識也只有在一個能夠充分聯繫的社會中才能獲得它全部的社會性質。隨着生產力的發展和知識自身在認識上的進步，人們逐漸認識到知識不光是統治階級生產出來的精緻擺件，它還具有參與生產的能力，只不過最開始是以偶然的形式出現的。 也由此，知識自身開始出現分化，能夠直接促進生產的知識更受重視，而一個事物要想成爲商品，首先要成爲一個自然存在物，因此這一類知識往往是研究自然物的知識。在這一時期，由於印刷術的應用，知識的生產變成大量的小生產，這種生產極度依賴生產者的自身能力，就像過去常見的手藝人一樣。所以大學就是爲了集中這些“手藝人”而誕生的制度，這種制度隨着生產的發展不斷增強，在各國紛紛建立統一的教育體系後，大學由一個個小作坊變成統一管理的大作坊，這一趨勢在二戰後達到了頂峯。 計算機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切。電信號相較於紙質印刷而言無疑有壓倒性的優勢，文本再生產成本的大幅下降意味着新知識的生產成本也大幅下降，自此以後思想產品不論在質量還是數量上都開始爆發式增長。所以，計算機對手工業階段知識生產的打擊絲毫不亞於機器對手工製造業和農業的毀滅性打擊。就像物質生產一樣，知識生產也開始了屬於它的工業化時代。 生產的發展必然會產生與之相應的生產關係，而目前知識所取得的第一種生產關係上的形式就是商品。此時的知識不再只是作爲物質生產中的一種輔助產品存在，它開始逐漸成爲知識自身大規模生產過程中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這也意味着作用在物質商品上的經濟規律對知識商品來說也同樣適用。未來的工人不光要失去物質生產中的生產資料，還要逐漸失去思想生產中的生產資料，人工智能的出現標誌着這一過程又向前邁出了一大步。在不遠的未來，我們將會見證大學制度在知識的工業化生產衝擊下逐漸沒落，也會見證一種新的知識生產方式的崛起。 在這個過程中，另一部分知識——那些不直接參與物質生產的知識始終處於被動的地位。生產發展到什麼程度，這些研究社會關係及其產品的知識就發展到什麼程度，這部分知識失去了自身的主體性，成了受生產力決定的東西。在這一時期，我們總會發現這一類知識在爲所處的社會關係張目，試圖證明其在某些方面具有永恆性質。 所以，對人文社科類的研究者和學習者來說，這種喪失主體性的學習和研究無疑是一種慢性自殺。因爲既然承認物質和思想可以作爲商品永恆存在，就等於承認這些研究社會關係的思想產品沒有價值，這相當於社會科學在存在論的層面先把自己消滅了。 因此，社會科學要想找到自己的價值，首先要承認現實的不確定性，承認現實在最基本的層面是可以變化的，這種變化本身就是社會科學得以長存的生命源泉。

作者的邏輯思維，是由日本社會現在對於“廢除文科學部”的爭議，思考過去重理輕文的構架何以形成，以及未來文科學部該如何重設目標，整個邏輯鏈條是非常明晰的。 不過思考一個問題，需要從全方位的視角來辯證。作者雖然有提到外部的環境因素影響，例如“全球化”、“數字化”、“少子高齡化”三大浪潮對現有體制的衝擊，但作者後半段的辯證，主要還是放在了文科內部結構性的問題之上。 這就像分析製冷空調在冬天的銷量下降，是因爲內部的製冷系統產生了問題一樣，是存在一定的侷限性的。人文社科的內部確實存在問題，但這些問題在理工科內部也同樣存在，既然二者的內部都存在相似的問題，那麼對於人文社會學科而言，內部的問題就不是造成「文科無用論」盛行的主要原因。 以及作者的思考框架是基於日本社會的文科困境，和國內情況相比，即存在普適的共通性，也存在時地的差異性。 目前國內對「文科無用」的爭議，主要是基於經濟的視角。從宏觀整體的角度來看，人文社科並不直接的參與到工業生產當中；從微觀個體的角度來看，根據智聯招聘《2022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2022 年人文學科畢業生的就業簽約率僅12.4%，而理科、工科的就業簽約率分別爲29.5%和17.3%。 僅從短期的、直觀的、可量化的經濟視角來看，相較於可以實現產業資本增值、實現擴大再生產的工業，人文社科領域無法在短期內創造大量可變現的收益，確實無用。 但人文社科的經濟問題，並不是因爲其內部結構造成的。由戰爭所帶來的重理路線，在世界上的主要國家之間有所流行。國內的工業體系相較於發達國家，起步較晚，在發展的初期，資本稀缺，只能將有限的精力集中到重工業之上。資源向理工科傾斜，人文社科缺乏外部的資金支持，內部沒有形成一套合理的激勵機制。相較於理工科，國內的人文社科科研資源配給不足；相較於美西方人文社科，國內的人文社科缺乏一套規模化、系統化的獎懲評判機制(這也是爲什麼國內部分文娛工作者，在進行文藝創作時，會優先考慮以美西方的價值判斷作爲創作的立根之本)，所以造成了國內「文科無用」的困境。 在大力追求科技發展的今天，人文社科確實存在着一些困境。不過外部的環境會發生變化，在未來，人文社科缺乏激勵機制和利益分配的問題或許會逐漸得到解決。 因爲隨着經濟的發展，人們的基本物質需求得到滿足以後，會不由自主地產生對精神文化的追求。胖東來的口碑好，並不是因爲掌握了什麼高超的科學技術，也不是因爲它的產品有多廉價，而是因爲它的人文關懷遠遠領先於其它商超。人文社科雖然在短期內無法創造大量可量化的收益，但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它對創造價值，依然存在着非常龐大且不可估量的潛力。 從歷史的角度而言，人文社科可影響到政策的制定、政治的穩定、社會的發展、價值的判斷、企業的品牌理念、個體的命運與決擇...從宏觀層面來看，頂層的設計需要人文社科；從微觀層面來看，個人思想的轉變也需要人文社科。人文社科的有用不在於短期，而在於長期。 以及純粹的理科，是無法讓人理解到世界的複雜性的。尤其當科技發展到足以替代人類勞動力的時候，不論是人文社科還是自然科學，一切的學問，將不可避免地迴歸到人本身，迴歸到對人的存在意義的拷問。對人、人與生產關係、人的權利和責任、人的主體精神的思考，這些都隸屬於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範疇。 隨着生物醫藥、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領域新興科技的發展，對新興技術相關的倫理道德規範等規則的制定，對新興技術構建科學性、合理性的法律體系，對公衆的科普和科技倫理教育，這些都是人文社科相關行業從業者需要思考的問題。 雖然目前人文社科的發展存在一些困境，但我仍然相信未來人文社科在社會設計中會發揮很大的作用，文、理之間的學科壁壘會越來越淡。 以上是我的一部分分析與思考，可能也存在着一定的侷限性，可能也會偏狹，但還是想表達一下我對當下「文科無用」論調的一些思考。

花了兩個小時讀完了這本薄薄的小冊子書籍，沒想到有啓發的點還是很多的。 拍照和筆記都寫了好幾頁。 從小的知識點層面，在書裏看到了中世紀liberal arts education的起源，後來德國人將教育和教養bildung的用法，再後來美國的general education。每一條都是後來影響世界的。作爲學global education的人，屬於讀到了很舒服的summary。脈絡清晰，詳略得當，講述流暢。 重點章節有二，“文科有用”，和“人生的三次大學”。「文科有用」從Max Weber開始說，很親切。但“大學不是服務於國家”，而是具有“普世價值”這個觀點，發人深省。當我們討論“是不是有用”這個話題的時候，首先應當區分。“對誰有用？“什麼是有用？”然後再說其他。 “人生的三次大學”我讀之前挺期待的，但篇幅有限，沒能展開更多。也或許作者自己對於35歲的大學和60歲的大學仍處於臆想階段吧，認爲人們應當去學，但也不確定如何開展。倒是讓我想起上海這兩年做得很好的老年大學，一位難求，攝影、繪畫、舞蹈，甚至智能技術，都非常火爆，可見60歲退休老人也很有學習的熱情。 零零散散有很多啓發。是信息密度恰好，閱讀體驗很高的兩個小時。對我有啓發，讓我有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