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路易斯

我其實也說不清楚爲什麼會對 C.S. Lewis 這麼感興趣。也許是折服於他對護教的激情（“the best thing I could do is to defend and explain my faith to my unbelieved neighbors”），也許是讚歎他在語言、想象力、思辨能力上的非凡才華；又或許是被他那從無神論到有神論、再到基督徒的迂迴曲折之路所吸引——那個被稱爲 the most reluctant convert 的經歷，總讓我想要一探究竟。 在研讀了他八本經典非虛構作品、兩部小說、三部電影以及一本自傳之後，我又翻開了這本關於他的傳記。 果然，這本書讓我對 C.S. Lewis 有了新的認識。之前的理解大多來自他事業巔峯時的著作（由他親自寫下的思想），而這次則是通過他人的視角、通過他的信件和生平細節來重新認識他——那個我自以爲“熟悉”的 C.S. Lewis。 1. 拉下神壇 閱讀他的作品時，我對他的敬仰之情如同滔滔江水，但我也提醒自己要留意他的侷限性。讀完這本傳記後，尤其是瞭解了他早年的“不堪”經歷，這一點更爲坐實。不過，這絲毫沒有減少我的敬仰，反而讓我更真切地感受到，他和你我一樣，是個活生生的普通人：有陰暗面和羞恥感，有要面對柴米油鹽和生活瑣碎，也有爲謀生而焦慮的時刻。 2. 對作品的再理解 自傳中的很多細節讓我在讀他的作品時有了“原型”。例如，他與阿瑟的友誼與《四種愛》中關於友誼的闡述; 在The Screwtape Letters  中看到的摩爾太太和他自己的影子。 此外這本書系統講述了C.S Lewis 大部分作品的創作背景，並對若干影響較大的作品進行了分析，也讓我加深了對已經閱讀書目的理解。當然，我的待讀書單上又添加了幾本他的書。 3.  身爲父母的感慨 身爲青春期孩子的母親，當我看到 C.S. Lewis 年輕時也曾讓父親操碎了心，闖下不少“醜事”。最讓人遺憾的是，直到父親去世，這段關係都沒有恢復；那個成熟、才華橫溢、信仰深厚的Lewis 年輕的時候也是個讓親者痛“浪子”啊！ 對於C.S Lewis 的粉絲來書，這是一本很值得推薦的好書。 推薦指數 5/5

爲何閱讀路易斯 2025年9月10日，Charlie Kirk在他快滿33歲生日時在一個大學的辯論中被槍擊身亡。在此前我不認識他，只看到朋友圈有好些朋友在轉發關於他去世的惋惜，而後，身邊的朋友會在喫飯的間隙討論起他，聊到了他所談論的蘇格拉底，柏拉圖，聊到了他所帶給美國的宗教復興。我對他產生濃厚的興趣，回家後，開通了VPN，登進了外網，瞭解了很多關於他的信息，其中一個印象很深刻的對話是來自於一個女大學生問Charlie是否有好的書推薦，他回答說：活出生命的意義和C.S路易斯的所有書。還有他的推薦是一年看50本書的建議。 所以今年我打開了C.S路易斯的大門，說來慚愧，做基督徒也快17年了，常常聽身邊的人提起這個人，但卻一直沒走近他。所以搜索到這本書的時候刻意的放了放，今年開始我先後看了路易斯的《返璞歸真》《四種愛》《痛苦的奧祕》《魔鬼家書》，不出意外地很喜歡他的思想和文字，當然還有《卿卿如晤》，我也想再放一放，也許生命的時間合適了，再看把。所以上上週打開了這本，從第三個角度瞭解了路易斯。 路易斯出生在愛爾蘭唐郡，父親愛看書，家裏常常堆滿了書籍，童年時最美好的回憶就是在充滿陽光的閣樓裏看書，看北歐神話。10歲那年喪母，開始寄宿學校，離開父親和哥哥成長，長大後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認識摩爾戰友，兩人約定好誰要是活下來了就回去照顧對方的家人。路易斯活下來了，他回到英國，找到摩爾太太和摩爾太太的女兒摩琳並和她們組成了新的家庭，一直生活在一起。即使在生活困境中，摩爾太太和摩琳都是路易斯人生次序中很重要的位置，他不要因爲工作而跟他們分開。 路易斯一直對中世紀文學感興趣，在牛津求學畢業後如願以償留在了牛津大學工作，並在教授課程的同時可以進行學術研究和寫作文學作品，也和當時的托爾金組成了淡墨會，常常一起交流文學心得，也讀自己的作品讓大家互相提意見。在跟托爾金的一個聊天到深夜3點的聚會中，路易斯相信了上帝和耶穌，開始了他的護教家之旅。 當然後面還有很多人生故事，關於路易斯因爲Charls Williams跟托爾金關係不再如從前，也有他被牛津敵對轉入了劍橋，還有他最後與一位帶了兩個孩子的單親媽媽Joy Davidman成婚的美好愛情故事。 而路易斯深深吸引我的是他刻在骨子裏的謙卑，58歲還在重構自我的勇氣。他文字裏的柔和和在上帝面前的渺小感，使他在很多事情中常常顯得那麼不自信，所以他在生命晚期對沃爾特胡珀說他預計在自己死後不出五年就會被人們淡忘。但如今路易斯已經去世六十多年，他的影響還在，他對於上帝的思想和中世紀文學的熱愛也深深得影響着這麼渺小的一個我，也影響着像Charlie Kirk這樣的人並帶來又一次在美國的宗教大復興。正如聖經裏馬太福音23:11,12 - 你們中間誰爲大，誰就要作你們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爲卑；自卑的，必升爲高。” 謝謝路易斯更讓我瞭解我自己的信仰，也讓我重啓了自己對文學的熱情，也給我謙卑的榜樣，勉勵自己在凡事上“Humble Myself ”。

迄今爲止對我影響最大的一位作家，或許也是“最不情願的歸信者”，他讓我看到如何運用理性和想象力來說明信仰的合理性，感謝他把我帶到信仰的門檻之前，也深刻重塑了我看待和運用理性的方式。 一開始看到他和摩爾太太的八卦大爲震撼，沒想到他在作品裏頭頭是道，私底下這麼不正經（不是^_^）。後面看到他學業優異但沒有一份好工作，既揪心又釋懷，原來優秀如他也曾深陷困頓之中。 如同沃尼爲他所作的墓誌銘“人們必須從此忍受他們的離去”，人們從此失去了一位傳遞信仰的先知，但他留下的作品卻能跨越時代的藩籬來澆灌後人心中的知性與真理之種。 關於納尼亞的部分不太感興趣所以跳過了，以後有時間再二刷。

評價一下C.S.路易斯這位著名的英國基督教作家和批評家: 1. 廣泛影響力:C.S.路易斯是20世紀最著名的基督教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涉及哲學、神學、文學批評等多個領域,對西方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 2. 作品豐富多樣:他創作了著名的奇幻小說《納尼亞傳奇》系列,以及具有深度思想性的作品《四重奏》《基督教的本質》等,涵蓋了虛構文學和非虛構文學兩大類。 3. 思想深刻獨到:路易斯擅長用富有詩意的語言闡述基督教的核心教義,並結合哲學和文學分析,提出了許多獨特而有影響力的觀點。 4. 文風優美動人:他的文筆優雅流暢,善於運用比喻和隱喻,使抽象的神學概念變得通俗易懂,吸引廣大讀者。 5. 人格魅力卓越:路易斯本人也是一位品格高尚、思維敏捷的知識分子,其人格魅力也爲其作品增添了不少魅力。 總的來說,C.S.路易斯是一位在20世紀具有重大影響的基督教作家和思想家,其作品和思想爲人類文化做出了重要貢獻。

麥格拉思特別關注了路易斯的個人信仰轉變。從一個懷疑論者到一個堅定的基督教信仰者，路易斯的轉變過程是複雜而微妙的。路易斯的信仰之旅，充滿了對真理的渴求和對生命的深刻反思，他的經歷激勵着無數人在信仰的道路上繼續前行。儘管路易斯已經離世多年，但他的作品仍然廣受歡迎，持續激發着人們對宗教、文學和哲學的思考。

閱讀此書可以瞭解 C.S.路易斯的工作生活經歷，以及創作過程。作者按照路易斯的生平介紹了他的生活工作經歷和各個時期發表的主要著作。我是先讀了路易斯的一些著作，而讀了這本書才明白路易斯當時的創作思想生活背景。所以這本書非常有幫助。如果先讀這本，瞭解了路易斯，再讀他的作品可能會更好。 作者在序言裏說，C.S. 路易斯是《指環王》(The Lord of the Rings) 的作者 J.R.R. 托爾金 (J.R.R. Tolkien, 1892~1973) 在牛津時的同事、友人，兩人名氣相當，一併被廣泛視作文學與文化上的里程碑。“倘若沒有路易斯，《指環王》也許永遠不可能寫就”，作者說。 從這本書裏瞭解到路易斯有三種不同的身份，這對理解他爲什麼會創作出各種作品非常有幫助。路易斯的第一個身份是暢銷書作家，創作了20世紀最廣爲人知、最廣受熱議的一些兒童讀物。第二重身份是基督教作家與護教家，比如 《返璞歸真》；第三重身份是一位出色的牛津大學教師與文學批評家，代表作品比如 《論“失樂園”》。他是劍橋大學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文學教席的首任教授。 本書作者說，他寫此書之意不在褒揚抑或譴責路易斯，乃意在試圖理解他，尤其是他的思想以及他如何將這些思想付諸文字。他並不親身認識路易斯，是通過閱讀他的著作，並且查閱了未出版的檔案材料，其中許多就存放在牛津，這使讀者得以進一步瞭解路易斯的思想形成過程，以及他所身處的思想與體制背景。 想讀路易斯的著作嗎？那麼這本書需要讀，值得讀。 感謝一位老師兼書友提醒，上面提到的路易斯評論的《失樂園》是彌爾頓的《失樂園》，我才知道有好幾種同名書。

昨天是主日，剛好讀完了這本精彩的老劉傳記。 “一個人不能總是在爲真理做辯護；必定有些時候是要去領受真理的滋養的。” 終於在這個颱風天已走遠、夏天主日的午後，在C老師“練琴了嗎？”的催促聲中，結束了對老劉同學（我親愛的CS路易斯，“老劉”之名得於微信讀書書友威廉同學）這本傳記的閱讀。 意猶未盡啊，意猶未盡。 關於老劉的晚年生活寫得太少，特別對那段黃昏時節珊珊而來的晚婚。另外，得知老劉與託託的情感曲折，最終不是老劉負於託託，這也讓我對老劉更敬重與喜愛了幾分。我就知道託託更小氣一些（因爲他愛老劉太深了吧哈哈哈哈。（至於兩位爲何分道揚鑣，書中着墨不多。可能也沒有特別的理由，就是託託生氣喫醋妒忌了唄，唉。 #閱讀悅美 #CS路易斯忠粉報道·我愛老劉！

引用：提摩太·凱勒的評語： 阿利斯特·麥格拉思的新作《C.S.路易斯》卓越出衆。傳記取材以廣泛的研究爲基礎，又極具可讀性。此書不僅對路易斯本人的成長道路與性格給予極大關注，對路易斯所著的主要文學作品也做出了深刻且平衡的分析。20世紀60年代晚期與70年代早期，我作爲一個剛剛悔改歸信的美國福音派基督徒，曾如飢似渴地閱讀路易斯的作品。他對我的影響是深邃而持久的。今天仍有許許多多基督信仰者和基督徒領袖發出與我同樣的心聲。麥格拉思博士清晰地解釋了箇中緣由。 ——提摩太·凱勒(Timothy Keller)

一個人活着的時候榮耀神，不一定被所有的人都明白、瞭解，但是神知道，同時祂也允許人活着的時候曾經有不完全，但是一定要追求完全，且是竭力追求。 很開心看到這樣一個歸信、堅定的見證。

2023年4月16日 星期日 祝福晚安 天氣晴朗 氣溫28℃ 《C.S.路易斯》阿利斯特·麥格拉思 成功與失敗：求學有成，求職無果 路易斯最後一年(1921~1922)在大學學院修習古典學課程，他關心的目標只有兩個：在6月份的終期大考中取得優異成績；找到工作。他在這段時期的日記裏呈現出一份異乎尋常的記錄：閱讀的書目，完成的家務瑣事，一起聊天的摩爾太太的朋友和家人，搜尋過的可能的工作機會，還有因學術職業前景而漸生漸長的焦慮，以及爲克服此焦慮所做的種種不成功的努力。(P89) 求職上的疑慮到了1922年5月幾乎被具體證實了，而這時距離終期大考只有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他的大學哲學導師埃德加·加瑞特明確告訴他，近期之內不會有學術性的工作可尋。他建議路易斯說，若果真定意走學術道路的話，只有一個現實可行的選擇：他必須再留一年，“再拿一個學位”。加瑞特的意思是，路易斯應該讓自己擁有儘可能多的受聘資歷，而修習第二門最終榮譽學位考試課程不失爲一個途徑。路易斯要把專業資格領域從古典學拓展開來，去學習英國文學。 大學學院的院長雷金納德·馬坎在當月下旬與路易斯見面時，也給了他類似的建議。當時馬坎正好有位美國同事請他推薦一名有前途的年青學者到紐約康奈爾大學學習，享受一年的學生獎學金。路易斯是他優先推薦的第一人選。然而獎學金偏少，支付路易斯的路費尚嫌不足，同時這對他的私人生活也會帶來毀滅性的影響。路易斯選擇前一個理由而非後一個理由，委婉謝絕了院長的推薦。(P90) 馬坎問路易斯下一步怎麼打算。路易斯表示，希望能在牛津謀得一份教師的職位。馬坎試圖向他解釋說，時代已經變了。戰前，學業特別突出的學生在終期大考之後，會立刻得到校方提供的教師職位，但這樣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1919年11月成立的牛津與劍橋皇家委員會——通常也稱爲“阿斯奎斯委員會”——提出讓牛津現代化以適應戰後時代之需的幾項建議。大學學院也別無選擇，只得實行這些改革措施，包括取消某些類型的大學教職。這些新情況，路易斯也必須適應。所以，他需要修習第二門榮譽學位考試課程，以證明自己的能力，還要努力再拿一份大學獎學金。馬坎示意他，如果選擇走這一步，學院會繼續頒給他獎學金，他就不必操心付學費的事了。(P91) 路易斯寫信給父親，說明了校長給他出的這個主意，以及弦外之音。在這封措辭冷靜的信中，路易斯試圖向父親解釋，戰後的世界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古典語言與文學，乃至哲學，已經日顯古怪，這些領域的專家在當今的世界不再容易找到位置了。倘若在牛津找不到一個學術職位，他未來唯一可行的職業便是“中小學校長”——而這實在是沒有辦法的辦法，路易斯對此絲毫沒有熱情。不管怎樣，路易斯知道在英國的公立學校，他不會被視爲特別有吸引力的人選。他“在競技方面的無能”——就是這點使他在莫爾文學院的日子苦不堪言——會註定他的落敗。唯一嚴肅的選擇還是成爲一名牛津學者，因爲在這個位置上，沒有人會期望他擅長運動。可是，他也越來越清楚地看到，要讓自己在大學這方天地裏謀得一席，除了在古典學方面名列前茅以外，他還需要再具備某一獨特領域的專業知識。那麼，這門額外的學科應該是什麼，路易斯對此倒是心知肚明。當時在牛津剛好產生一門“‘新興’學科”，那就是英國文學。 路易斯暫時將此事擱下，不再做進一步考慮了，因爲他現在要分秒必爭，準備6月8至14日的期末考試。他要面臨的試題涵蓋羅馬史、邏輯、一篇從未見過的斐羅斯特拉圖(Philostratus)作品的希臘譯文，一篇從未見過的西塞羅(Cicero)作品的拉丁譯文。儘管路易斯清楚自己肯定能通過這場考試，但究竟會考得怎樣，心裏卻沒底。 考試結束後，在等候發榜的過程中，爲了努力平靜心情，路易斯又爲自己的長詩《戴默》(Dymer)添了幾個詩章。該詩是作爲一部史詩來構思的，依循荷馬、彌爾頓、丁尼生的傳統。路易斯在大布克漢姆的時候開始起草這部詩作，但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它開始於1922年。他在1922～1924年的日記中，常常有諸如“下午在琢磨《戴默》”之類簡短的記述。我們稍後會回到這部1926年出 版的詩作。 在等候考試結果揭曉的同時，路易斯也試圖爲他有點捉襟見肘的經濟狀況做些補救工作。爲了增加經濟來源，他在一份當地的報紙《牛津時報》上登了一則小廣告，表示8月和9月這兩個月份可以爲中學男生或本科生補習古典知識。他這時候正在爭取雷丁大學一個古典學講師的空缺，牛津到雷丁大學有三十分鐘的火車車程。可是面試的時候，路易斯被明確告知，如果要獲得那個席位，必須搬到雷丁去住。根據路易斯當時家裏的狀況，那是不可能的事。摩琳喜歡在黑丁頓學校上學，路易斯也不想中斷她在那裏的教育或社交生活。他於是撤回了那份求職申請。可想而知，對於這件事，他給父親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解釋。他說自己並非雷丁真正要找的“純粹”的古典學者。(P92) 這時，又有一個可能的機會出現了：莫德林學院正在招聘一名古典學教師。路易斯立即提出申請，但這麼做更多是出於責任感，而非真的抱有獲聘的希望，因爲之前已經有人提醒他，申請很可能會落空。申請結果取決於9月舉行的一場競聘考試，但在此之前，路易斯並不可能做點什麼來提高成功幾率。 不管怎樣，路易斯還有別的事要操心。7月28日，他來到牛津高街的考試學院，準備參加口試。他回憶說，那場口試不超過五分鐘，他被叫到考官面前，爲他在考卷上寫的幾句陳述進行答辯，其中包括一句可能有點不明智的說法：“可憐的老柏拉圖”。幾天之後，摩爾太太又搬家了，她在黑丁頓西街2號找到一處新家（叫“西斯波羅”）過夏天，那裏不用付租金。摩爾太太對他們經濟狀況的焦慮一點不亞於路易斯本人，她設法把沃尼福德路的住處轉租給了羅德尼·帕斯利夫婦，又給西街的住處招了一個房客掙點房租。他們能省就省，每一先令都精打細算。摩爾太太還做針線活，好多掙點錢。到了11月，路易斯在日記中坦承，摩爾太太已經超負荷了。他們那舉步維艱的經濟狀況所造成的壓力，已經越來越難以承受了。 8月4日，路易斯搭公交車去牛津看期末考試的結果何時發榜。出乎意料的是，結果已經公佈了。他欣慰地看到，自己列在獲得一等榮譽的十九名學生之中。那麼，下一步該怎麼做呢？ 最終，路易斯將所有希望和努力都押在了獲取莫德林學院古典學教師職位這件事上。該職位是莫德林學院當年提供的三個位置之一，通過公開競爭來決定人選，競爭形式是追加一場書面考試。9月29日，路易斯與另外十位有望獲聘的候選人一同到莫德林參加第一場考試。他在見識了幾位候選人的才幹後，頗有點泄氣，這些人中包括未來的學術泰斗如A. C. 尤因和E. R. 多茲（多茲後來成爲1936年牛津大學的欽定希臘文教授）。當意識到機會何等渺茫時，路易斯在日記中吐露，他的“行動”要“權當自己沒有得到這份職位”，做好去英語學部學習的準備。一直到了10月12日，路易斯才最終得知莫德林的這個職位已經授予另外一位候選人了。不過那時路易斯也已經聽了導師的勸告，全身心投入英語課程的學習了。(P93) 莫德林學院的院長赫伯特·沃倫爵士在11月親筆給路易斯去了一封私人信件，告知他這次古典學研究員職位資格申請落選的消息，還給了他一些意見反饋。莫德林那陣子選拔了三位新研究員，沃倫解釋說，路易斯近乎當選。可最後的事實卻是，學院把古典學研究員職位給了另外一位候選人： 我擔心你是沒有充分發揮出你最大的潛能，不管其中的原因是什麼，當然你也相當接近了，成爲學院六個特別提名人之一，這六人都達到了研究員資格水平，都足以入選，只是你沒有進入最後獲得推薦的前三之列。 沃倫的信，肯定與批評各佔一半。但機靈的讀者很快能從信中覺察出，其言外之意最終還是肯定的。才氣已經擺在那兒了，只是時機未到。可能還有機會。 路易斯在1920～1922年間的日記和通信證明，他對前途既有個人方面的擔憂，也有一些規劃，當中必然包括求職前景。倘若謀不到一份古典學方面的學術職位，那麼哲學方向是否有可能？他的本科學習使他對該學科有紮實的掌握。然而，由於路易斯對自己的前途過於關注，其他事務他似乎都視而不見了，其中最明顯的是家鄉愛爾蘭嚴峻緊張的局勢。1920～1923年間，愛爾蘭政治動盪，風波迭起，發生了許多重大事件，但路易斯卻令人驚奇地對此鮮有提及。愛爾蘭獨立的政治鬥爭藉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煽風點火，到了1919年爆發爲暴力事件。英國人對愛爾蘭農村地帶開始失去控制，而這些地區逐漸由愛爾蘭共和軍(IRA)控制。在1920年9月21日的“血腥星期天”，愛爾蘭共和軍射殺了十四名在都柏林的英國情報部偵探和線人。當天晚些時候，英國官方在克羅克公園回擊，也殺死了十四人。暴力蔓延到北部城市倫敦德里和貝爾法斯特。新教團體已感覺到來自共和軍槍手的威脅。(P94) 1920年，英國政府爲愛爾蘭提供了有限度的地方自治。但這是不夠的。愛爾蘭人要的是政治和民族獨立，並非某種權力下放的政府形式。暴力仍在繼續。1921年7月11日，雙方宣佈休戰。可是，貝爾法斯特的暴力行動並沒有因此停止。終於，在1922年12月6日，英國政府同意成立愛爾蘭自由邦。從這一天算起的一個月時間之內，北部六個主要信奉新教的郡可以決定，他們到底是希望留在愛爾蘭自由邦，還是想重新加入聯合王國。北部愛爾蘭議會一天之後就提出請求，希望被允許成爲聯合王國中的一員。愛爾蘭於是一分爲二。 稀奇的是，雖然這些事件對於他在愛爾蘭的家人和朋友意義重大，但是路易斯卻始終不聞不問，置身其外。根據他在1922年12月6日這個關鍵日子所記下的日記條目來看，他心中的重大問題不是愛爾蘭的獨立，不是貝爾法斯特的政治前景，也不是父親的安危，而是對“早餐”這個詞的理解——究竟是“八點的一杯茶還是十一點的一塊烤牛排”。那麼，對於這場在他有生之年發生在愛爾蘭的最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劇變，路易斯爲什麼會表現出如此令人訝異的漠不關心呢？或許最淺顯的答案也是最有說服力的：路易斯不再視愛爾蘭爲自己的歸屬了。他的家，他真正意義上的家，他的心，都在牛津了；他家庭生活的指路之星是摩爾太太，而非阿爾伯特·路易斯。(P95) 摩爾太太：路易斯的生活支柱 現在，我們有必要更具體地探究路易斯和摩爾太太的關係了。路易斯那不同尋常的家庭組合，在牛津並不太爲人所知。20世紀30年代，熟人多半對他都是這種印象：路易斯是一個典型的單身大學教師，跟他的“老母親”生活在黑丁頓。幾乎無人知道他的親生母親早在他童年時代就已去世，而目前這個所謂的“媽媽”在路易斯生活中扮演着十分複雜的角色。 許多關於路易斯私生活的記述都附從沃尼所頻頻表達出的對摩爾太太的厭惡，這導致這些記述都從相當負面的角度來刻畫路易斯和摩爾太太之間的關係。她被描繪成一個強勢、自私又刻薄的女人，時常把路易斯當僕人或跑腿的來使喚，對於激發路易斯的智性幾乎沒起到任何作用。 這種評價對於理解他們在40年代末期的生活有一定幫助，因爲那時候摩爾太太的健康狀況開始滑坡，隨着老年癡呆症的發作，她變得越來越難以相處。不過，路易斯那段時期之所以生活艱難，除了病中的摩爾太太喜怒無常難以滿足之外，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原因很可能是沃尼的酗酒。但這些是二十年之後的事，我們不能把它置入早期歲月中。此時摩爾太太尚年輕，爲路易斯提供了他所需的情感支持和安慰，這是他自己的家庭成員不能也不願提供給他的——在他奔赴法國戰場之際（他父親當時不在場，這對路易斯傷害尤深），在他負傷康復的過程中，在他想方設法要在牛津學術圈謀得一席之地時。有證據表明，摩爾太太的確爲戰後回來的路易斯創造了一個相對成形和穩定的環境，使他能平緩地過渡到學術生活中。 我們要記得，路易斯先是經歷與母親的生離死別，後又與家人分離，而後者是由於他父親那即便出於好意卻也十分欠考慮的決定——將他送去英格蘭的寄宿學校。1951年，英國心理學家約翰·波爾比針對因戰爭而無家可歸的兒童的心理問題，爲世界衛生組織撰寫了一份研究報告。他得出的主要結論是，兒童時代人際關係的體驗對他們的心理發展會造成至關重要的影響。波爾比接着闡發了一個叫“安全基礎”(secure base)的概念，兒童正是立足於這個基礎才能夠學習如何應對挑戰，培養獨立，並在情感上走向成熟。只可惜波爾比的研究來得太遲，未及影響阿爾伯特·路易斯的決定。路易斯在幼年時期顯然擁有這麼一個“安全基礎”，然而，母親的亡故和被迫上寄宿學校的經歷將這個基礎徹底摧毀了。(P96) 路易斯在《驚悅》中描繪了母親去世給他造成的衝擊，值得我們留意：“如今只剩下大海和島嶼了；大陸已經像亞特蘭蒂斯一樣沉沒了。”路易斯以其豐富的語言，借用地理意象，描繪了情感上喪失的那份穩定與安全，而這也無可避免地給他帶來了恢復那份穩定與安全的渴望。他像一個命定要在海上漂泊的人，找不着安全、恆久的港灣。路易斯在20年代寫下的東西充分證明，摩爾太太的大家庭爲他提供了那個“安全基礎”。在他探尋各種職業選擇時，摩爾太太在情感上支持和鼓勵他，也與他一同面對早期求職無果的失落。當然，她絕非知識分子，不可能起到學術上靈魂伴侶的作用——這一點也有助於我們理解路易斯後來爲什麼會爲聰明的、寫嚴肅作品的女性所吸引。然而，證據表明，摩爾太太確實在路易斯學術生涯的形成階段，爲他提供了他所需要的那些最關鍵的環境因素。 最顯而易見的是，摩爾太太爲路易斯提供了一個現成的家庭。從他在1922～1925年間的日記可以看出，路易斯已經過上了一份安定、穩妥的家庭生活——一種他以爲自從母親在小酈苑去世之後就一去不返的生活。摩琳成了他的妹妹，他成了她的兄長。在路易斯的成長中，摩琳往往被輕易忽略了。路易斯在日記中常以讚賞的口吻提起她，但許多人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P97) 無疑，路易斯包攬了所有僕役要乾的家務活——跑到街角的小店買罐黃油，幫摩爾太太到公交站取回她落下的錢包，摩爾太太臥室的窗簾軌道突然掉了，他立馬就處理。因他是家中唯一的男人，爲確保一切正常，他似乎也做得心甘情願。既然這些事非要有人做不可，路易斯也就做了。不管怎樣，他將這類差事看作“典雅愛情”傳統的具體體現，稱“典雅愛情”傳統爲一種高貴、榮耀的行爲準則，按這準則，一位年青男子可以“隨時聽候調遣”，“只要夫人下令，赴湯蹈火亦在所不辭”。路易斯或許已經能夠將尊嚴和意義賦予這樣的家庭瑣事，將它們看作“典雅愛情”那令人高貴的表達形式。 摩爾太太也拓寬了路易斯的社交圈子。她好客有些過了頭，時不時就邀請親朋好友來家裏喫飯。路易斯發現自己與人交往的技巧和情商倒是從中得到了培養，而倘若他始終與世隔絕地待在大學的院牆之內，這些技能或許永遠也學不到。正如路易斯自己先承認的，他自己的朋友圈子有點窄。他曾跟父親這麼說，“我傾向於認爲，我自己的圈子——大多由搞文學的男士組成——具有排他性、規範性和代表性。”路易斯在讀古典學課程期間較少結交朋友；事實上，他似乎還得了個諢號，叫“悶葫蘆路易斯”(Heavy Lewis),因爲在其他學生眼中，他是個“悶聲悶氣”的人。（這一不乏貶損的綽號，很可能是用一戰期間的“路易斯輕機槍”[Lewis Light Machine Gun]來打趣路易斯。）路易斯與人交往的能力可能是後來才培養起來的，更多是靠着摩爾太太的朋友圈而不是他自己的朋友圈。(P98) 摩爾一家還時常接待摩琳在黑丁頓學校的朋友。其中一位叫瑪麗·維布林，她在路易斯20年代早期的日記中佔具顯要地位。維布林（他們親切地稱她爲“小斑”）是摩琳的音樂老師。路易斯教她拉丁文，以此代替她教摩琳音樂的學費。這段時間有跡象表明，她和路易斯之間可能發生過戀情，不過沒有任何發展，這很可能是由於路易斯和摩爾太太之間複雜的關係。 就讀英語語言文學專業，1922～1923 牛津比較遲才意識到英國文學作爲一門學科的重要性，認識到需要對它進行嚴肅的學術研究。倫敦的大學學院和國王學院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就開設了該學科的本科生課程。這門學科變得日趨重要是有原因的。維多利亞女王漫長的執政期，有助於產生一種強烈的英國民族身份感。與此同時，許多精明的政治家認識到，強調英國如何享有一份豐富的文學傳統有着非同小可的意義。牛津在1882年設立了英語語言與文學教席，是標誌這一發展趨勢的里程碑。不過，英語學部直到1894年才設立，儘管從發展趨勢看這一需求已日益緊迫。 真實的理由很簡單：牛津抵制任何諸如此類的勢頭。事實上，1894年成立英語學部這件事一度深陷困境，爭執與怨憤之聲四起。有人嘲笑說，此舉一興，無異於給平庸的學生開方便之門，學些既容易又沒用的東西；另有人憂心忡忡，認爲新設立的學位難免會淪爲人們心目中的二流學位。古典學課程是貨真價實、擲地有聲的；而英語學科除了對小說和詩歌做些主觀性的反思之外，還能有什麼呢？如何能做到以學術上的嚴謹對待“有關雪萊的幾句閒言碎語”呢？它是印象式的、淺薄的——牛津大學着實不希望鼓勵這樣的事情。(P99) 然而，對英國文學展開學術層面研究的壓力卻越來越大。當時牛津的許多傳統主義者仍將英國文學視爲門檻低的學科，適合那些註定要去英國公立學校當校長的能力欠佳的男學生——當然，也適合女生。許多女性由於被牛津的理科與人文學科拒之門外，就將英國文學看作向她們開放的寥寥無幾的進入教育行當的途徑之一。從1892年開始，牛津的“婦女高等教育促進協會”爲他們的學生組織了一系列講座和課程，其中英國文學居顯要地位。 在維多利亞晚期，英國文學還對另外一羣人有重大意義，就是公務員。印度民政部門渴望能確保錄用並提拔最好的人選，於是從1855年起設立英語測試。牛津的本科生中有望成爲未來帝國公務員的學生注意到這股風向，便開始學習英國文學，意在規劃未來的職業前途。但牛津大學更看重的顯然是英語而不是文學。隨着英國的帝國擴張在維多利亞晚期和愛德華時期的興盛，英國文學開始被視爲確證和維護英國文化優越性的渠道，用來教訓自命不凡的美國人和試圖反叛的殖民地居民。(P100) 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國終於戰勝了德國，這激發了一波小範圍的愛國浪潮，爲英國文學的學習增添了一份愛國主義動機。不過，英國文學在牛津之所以發展，其原因倒不在於這新興的民族主義。對善於思考的人而言，面對戰爭帶來的創傷與毀滅，文學提供了一種應對方式，使他們得以用新的方法構思他們的問題，從更深處尋找靈魂的出路，而這些僅靠體制性的沙文主義是遠遠達不到的。 “戰爭詩人”的興起或許是這些發展變化中最重要的一個現象。許多人從他們的詩作中尋得安慰，用新的、有益的方式來看待這場戰爭夢魘。還有些人看到，這些詩人對戰爭的暴力和無意義均表達了合法的憤怒，又設法將這樣的憤怒導向對政治和社會有建設性的渠道上去。在一戰剛剛結束的那段時期，學習英國文學的動機可能比較複雜。不過，這些動機都是真實的，也讓人們對這個曾經被認爲在文化上、智性上低於古典學的領域產生了新的學術興趣。 到了20世紀20年代，牛津的英語語言與文學學部已在擴展，且不斷從戰後人們對該學科的新生興趣中獲益。出於上面提到的歷史原因，學部一開始還是以女性及有志於在印度民政部門服務的人士爲主導。隨着該學部在牛津的擴大，各學院也開始注意到這股潮流，英語語言與文學的導師職位也隨之設立。近乎可以肯定的是，路易斯一定意識到了這一發展形勢。若在古典學或哲學領域謀不到職位，現在他便有了另一種選擇的可能。 1922年10月13日，路易斯開始了他在英語語言與文學專業的學習；與此同時，他在大學學院遇到了A. S. L. 法夸爾森，與後者談到自己的學習計劃。法夸爾森建議他去德國學德語。在法夸爾森看來，未來屬於歐洲文學，工作的前景也在歐洲。出於顯而易見的原因，路易斯決定不採納這建議。不管是摩爾太太還是摩琳都不願去曾經的敵國看望他，也不樂意他長期離家，家中裏外有那麼多事需要他照料。 路易斯感到英語專業的學習有點讓他疲於奔命了。他不僅要全身心投入大量的文學閱讀，還要習得必要的語言技能，以便閱讀一些古代文本。但真正的問題不止於此：按照計劃，路易斯正在修習的這門九個月之內修完的課程是要分三年完成的。通常情況下，一個本科生要花第一年的時間學習基礎文學，在後兩年進入更具體的研修階段。路易斯藉助他的“高級身份”——他已獲得一個牛津學位——得以免修第一年的課程，但他還需將後兩年的課程擠到一年內完成；若不然，他將會“榮譽過期”，只能獲頒一個及格的學位。他極需獲得一等榮譽學位，好突出他的學業成就並謀得一份大學教職。(P101) 這時候，在對待英國文學的研究方法上，英國的兩所最古老大學發生了巨大分歧。從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牛津學部注重歷史性、文本性和語言性的問題，而劍橋學部——主要由I. A. 理查茲和F. R. 利維斯等學者建構——則採用一種更加理論化的策略，將文學作品作爲“文本”或“對象”，運用科學的文學批評方法進行研究。路易斯完全站在牛津語境這一邊，如魚得水。他的焦點集中在文本與作者，他對文學理論表示反感，而這也成爲他此後整個學術生涯中學術性作品的一大特色。 路易斯的英語課業把他壓到了極限。在1922～1923這一學年間，他寫的信相對稀少，其中多半提到，他對古英語（即盎格魯-撒克遜英語）的興趣越來越濃，以及掌握該門語言帶給他的挑戰。他還意識到，他古典學專業的同學與英國文學專業的同學之間有着明顯的社會學意義上的區別：他在日記中袒露，英國文學專業的學生多半由“婦女、印度人和美國人”組成，與古典學專業的學生相比，帶有“某種業餘性”。在1922年米迦勒學期的日記裏，他表達了一種明顯的智性上的孤獨，這份孤獨只有在聽到有趣的講座或激動人心的交談時才間或有所緩解。大多數時候，路易斯都是從書本上收穫精神上的愉悅，爲了完成書單上的閱讀要求，他時常挑燈夜戰。(P102) 不過，友誼也在此時產生，補充（卻從未替代）了他與亞瑟·格雷夫斯那漫長的情誼。他與兩個人的交情尤其深。路易斯在1919年初次遇見歐文·巴菲爾德。那時的巴菲爾德正在瓦德漢學院研修英語。路易斯很快就看出巴菲爾德是個又聰明又博學的人，儘管他幾乎在每一件事上都與他觀念相左。他十分無奈地在日記中說，“巴菲爾德忘掉的恐怕比我知道的還多”。 路易斯稱巴菲爾德是“我最智慧、最優秀的業餘導師”,還表示他十分樂意接受巴菲爾德的指正。舉個例子：路易斯曾記錄他早年的一個錯誤，即將哲學稱爲一門“學科”；巴菲爾德反脣相譏道，“對柏拉圖來說那可不是一門學科，那是一條道路。”巴菲爾德對魯道夫·斯坦納有關“人智說”(anthroposophy)的哲學頗有興趣，該學說旨在將科學方法延伸到人類靈性經驗的領域。巴菲爾德的這一興趣開始於1924年聽到的一場斯坦納的講座，後來該話題成爲他與路易斯爭執的特別焦點。路易斯那會兒還是個無神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