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隱喻：中國民間宗教

被書名騙了，翻譯像是機翻的，作者水平像只有一碗。

寫的比較專業，看一遍記住的不多，但是大體有個理解。也沒有說具體的哪個宗教，除了道教有過描述，主要是從祈福，宗祠，廟宇，香火這種宗教“載體”出發，不是說每個宗教是什麼樣。

無神論領土裏的神龕、祠堂和廟宇 歷史的意義在於：製造某種不再現的過去，由此賦予其某種歷史意義。權威的主張在意義的選擇中被製造和確認；過去是對聖賢及其追隨者的典範式記述，撰寫歷史是對過去及其失敗的述評；通過運作歷史意義，現在從過去那裏轉借來一種權威，由此也保持了前後秩序的連續。有些儀式大可不去理會，但其他儀式則多是是一種社會任務，其中有些人們還會全身心投入併產生依賴感——儀式的情境及其參照物也在建立一種歷史認同的社會週期。 語言提醒我們，儘管它是一種可信賴的交往模式，但也同時是欺騙和掩飾，原因恰在於語言是一種表徵。中國以及其他所謂崇尚禮儀的文化，強調儀式上準確的、標準的、既定的操作，操作先於信仰，因此信仰的問題很容易集中於儀式操作和文本陳述，通過擱置表徵加以避免。社會的原初經驗是隱喻的起源；原初場景的重演變成了儀式，通過這種儀式啓示出的整體的、團結的情緒會重現，重述此間由普通語言轉變爲人類語言的過程。宗教是一種充斥着交流的表徵。“中國民間宗教娛神的傳統表徵與中華帝國的宮廷衙門的裝潢慶典沒什麼兩樣。”要問的是，是什麼把表象和儀式製作成了一種隱喻，該隱喻又是如何自然具備一種超越於歷史性重演之上的權力。 葬禮通過一系列的認同手段來標定一種死亡，從由活着的人所提供的多樣的稱謂、聲望、認同和遺蹟中抽象出來，記憶得以演繹，懷念得以確認，逝去成爲歷史。燒紙錢雖然有蔡倫裝死的民間故事，但或許是一種不斷重複的、已逝之人的“抹去的過程”。供奉香的煙霧與香灰，填補表象生成中的不相似性或不連續性，跨越神屬地的整個疆域。 爲什麼除夕要美食新衣，初一早上要恭賀新禧？民間解釋故事多與災難和倖免有關。舞獅舞龍走着道教驅鬼儀式的步伐。溫文爾雅的帝國宇宙觀與破壞力巨大的魔鬼宇宙觀並存。對即使處於高位的神祗也要將其看成一種對魔鬼力量發號施令的命令體系。政治戲劇中的皇帝不是保持平安的守護者，而是抵禦下層掠奪的懲罰者，暗含帝國權力的地獄表徵。 清朝學者的“科學研究”，是一種對古代思想體系的修復，堅信儒學與科學（主要是觀測與測量天文學——數學測算的歷法——宇宙觀有關道德與物質世界——天子代言，屬於皇權）有天然互補的、傳統的緊密關聯；聖賢思想有永恆的效力，通過註釋經典以保有權威性。公元2世紀，“正一天師”張道陵創立道教。與官員或文人自發做地那種排他性的國家崇拜不同，道士以及他們的樂隊班子都是僱來的，由於僱傭關係這種控制，使得他們在除了做“醮”本身的儀式之外，再沒有任何權威。道士表演的是一種命令與控制的古代意象。 肇始於1964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破四舊”、“文革”這十四年曠日持久的打擊宗教迷信及其場所的運動，1978年結束後又在各地復甦正揭示了一種普遍性，即集體性的宗教傳統與大衆性的政治運動實質共存多年。羣衆運動政治學展現在方方面面：程式化的少兒舞蹈（是否包括現在的廣播體操）、紅色遊行、批鬥戲劇、“四清”工作隊青年人。現在的退休組織的秧歌舞表演團，顯示出留存着集體主義理想的記憶：從早期歷史中合理宣傳的表演形式到自娛自樂的自發活動（享受着儀式性的約束）。 塔爾·阿薩德認爲儀式作用的方面：爲神祈禱的表演儀式、塑造美德的懲戒性表演儀式、裝扮與模仿的儀式、有多重象徵性行爲的儀式。在龐大國家中發動統一行動的要素：貼標籤（劃分階級區分敵我）、監視、發動羣衆。宣傳如“階級敵人如同裝扮成美女的蛇”，激發對鬼的恐懼：將民間宗教的象徵符號吸納進一箇中心化的解釋共同體中，用民間宗教意向服務於非宗教的政治活動。

不要看，你會恨自己識字，要被這種翻譯污染

言論新穎，觀點獨特，有一派大師之學說，值得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