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與尊嚴的時刻——當代作家訪談錄

還是喜歡那種潤物細無聲的訪談，把作家拉進現實，而不是準備一堆深奧的問題，凸顯專業之外，也抬升了觀衆閱讀的門檻。

無意間看到的推薦，在地鐵路途中看完的 包容，作家需要，生活需要。

我剛看完《愛與尊嚴時刻—作家訪談錄》，在一場訪談中，訪談者提到“宿命、輪迴，是傳統中國文化的思維和邏輯。” 因此我開始好奇，宿命論在我已有的閱讀量中有什麼樣的呈現？他們之間又有什麼樣的關係？發生什麼樣的碰撞？ 在很多中國傳統作品當中，幾乎都會存在輪迴，因果，宿命，因每個人的閱讀習慣和側重點不同，每個人的感知和看法不同會存在不一樣的思考。 在我理解裏面的宿命論是，此人此生或者某個家族的發展，一定會有一個起承轉折的變化過程。我並不是認爲某些東西是命定的，或者說是必然是這樣子的，但我認爲發展的過程中，起起落落，好壞此起彼伏是必然的。發展可能是不規則的曲線，可能是有波動的線段，也可能是亂七八糟的線團。 去年夏天的時候，我在看《額爾古納河右岸》。當時我和朋友介紹這本書的時候，我說我在書裏看到了宿命的感覺。 書中描述了鄂溫克族的最後一位女酋長的一生，她經歷了父輩們的遷徙與狩獵，族內薩滿因救人而痛失子女的悲痛與神性，她和兩任丈夫的相遇、幸福生活和丈夫離世以及在現代文明進程中，族人相繼下山，離開故土，遠離曾賴以生存的森林的跌宕起伏的經歷。 我當時看這本書的時候，我覺得人生的發展是這樣子，自然而然地起起落落。因時代進程的變化，個人、部落和家族不得不發生變化，不得不順應時代去前行，而個人的經歷和努力又會反推時代發生改變。 與此同時，我還在看餘秋雨的自傳體回憶錄《借我一生》。全書以時間爲脈絡，敘述了他的童年回憶、文革時期的情況、文壇成名、辭職遠行以及對於《文化苦旅》的回應。 兩本書給我的感覺，同樣是都一個人的一生，經歷了喜怒哀樂、生離死別，人生坎坷和磨難，最終暮年回望，會心一笑，此生其實還不賴。 就像是一杯焦糖味的苦咖啡，入口的焦糖味還不沒有蔓延就嚐到了咖啡的苦澀，回味居然是焦糖的味道。 而在餘華的《活着》中，宿命與因果也有所體現。我在網絡上看到很多人對此的評價就是很苦，抓耳撓腮的、撕心裂肺的苦。福貴，嗜賭，敗光家財，父親因此氣死，母親在窮困中患重病，求藥途中被抓壯丁，回家之後艱難求生，最終落得一人一牛相伴。 如果福說貴的人生苦，我覺得是既定的“天命”，是由福貴，賭，種下的因，展開的宿命一般的悽苦人生。 在中國神話體系傳說中，“天書”會記載凡塵俗世中既定的命運，也就是所謂的“天命”。每個朝代的王朝氣數、重大劫難等都在其中記錄，這個過程會有神仙去記錄和觀測。而這個時候，如果要逆天改命，則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很多人會選擇順應天命去做事情，而這些東西在比較經典的中國傳統文學當中就體現得特別明確。比如西遊記當中必須要經歷這麼多的磨難，或者是紅樓夢中某個女性，必然會死。 有一些非常經典的古代文學在其中也會講到，人要知命改命，要去努力，要去做事情改變。比如《了凡四訓》中”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數；義理之身，豈不能格天？“ 仍然會有一部分的抗爭者，反抗“天命”，反抗可能是看清事情不公平後的抗議，可能是經年累月忍耐的爆發，也可能是本身對與“天命”的質疑。在中國古代政權體系中，皇權也是一種”天命“，太子繼位就是既定的“天命運行”，但縱觀歷史長河，皇權交替並不是完全按照”天命運行“。比如唐朝的皇帝們，不少是靠爭靠搶獲得到了這個最終的皇位。 無論是哪者仍然是歸宿命所論述的，我認爲人可以信命，但人總歸還是要去抗爭，不要去相信所謂“天命”是既定的東西就一定的會發生。 與此同時，我又覺得這是唯心和唯物的爭論。相信宿命論是真實存在的，就像是唯心派；不相信宿命論的存在，凡事都要進行實踐，就像是唯物派。而在馬克思主義當中，唯心和唯物是交叉、交織的。這兩者即沒有辦法完全的拋棄另外一個去單獨的看，在某些情況下，又可以單獨去理解。在特定情況下，單看一者是對的，兩者都去看的話，是對的，整體去看事情的發展，也是對的。 我其實並沒有辦法下出一個很準確的一個結論，宿命論在文學中的呈現具體是什麼樣。 在很多寫人的小說或者是人的傳記的時候，以第三角去看，會發現主角或某個配角的結局會有點必然性的，在人生當中的某一個差點，做出某個必然的選擇。當我們跳出既定的選擇去假設，如果他會選擇不同的路，答案就會不一樣，但是就是那麼冥冥之中，仍然會選擇這條路。 最終來看，宿命論有點像是一棵大樹，它會分散出無數的枝幹，枝幹當中又有很多的枝幹，走了不同的路徑去到了不同的地方，那麼多的枝幹，每一枝都可能是一個對的選擇。當枝葉的最終的目的是吸取陽光，那無論它發生了什麼樣的轉變，遇到了什麼樣的牆，走了什麼樣的衚衕，它最終是會吸取到了陽光和水分。 在寫這篇文章的同時，我又在看網上看到一個說法，也許宿命論並不完全是從過去的某個因，推算到現在的果，也有可能是未來的某個因，推算出了現在的果。它就像一個莫比烏斯環，過去即未來，未來即現在，現在即過去。比如當我決定書寫這篇文章，並決定發到網上時，也許會有感興趣的網友與我交談交流，產生新的內容和思考，推動我想要再一次書寫的想法。

這本書太棒了！訪談內容深刻，文筆細膩。《愛與尊嚴的時刻》帶我們走進了那些偉大作家的內心世界，既有思想的碰撞，也有溫情的交匯。真心推薦給大家，爲優秀的作者點贊！

當代作家訪談錄，徐徐講述，娓娓道來。 偉大作家的寫作和而不同 莫言的態度是放低姿態，和讀者同行。 賈平凹的姿態是永遠擁有太陽穿過雲層撒下的光芒，不必看這朵雲下面爲什麼在下雨，那朵雲下面爲什麼在下冰雹。因爲境界上，一定要想到雲層上面的事，你想到的就是大同的，就會產生共鳴。 而恰好，我們可以取天上的星月作想法，拿地上的樹木蟲子亂七八糟的東西爲靈感。 曹文軒一直認爲，能夠帶領你的作品前行的，可以穿越時間和空間的，不是別的什麼東西，而是——只能是文學性和藝術性。多年以來，無論是長篇短篇，他都是將它們當作藝術品經營的。這一選擇切合了安徒生獎的評獎原則。而他推崇的忽上忽下的寫作風格正是如此，“忽上忽下”的區別，所謂的“上”就是往深和高處寫，這部分作品是供少年閱讀的；所謂的“下”，就是往淺和底處寫。這部分作品是供低幼和兒童閱讀的。多年以來，他就是在這樣一個“忽上忽下”的過程中進行我他的創作的。所以纔有了兩個截然不同的年齡段的巔峯故事。 時代的變化會潛移默化的影響一個作家的寫作。一個有出息的作家必須與這個時代保持必要的距離，必須以堅定的意志拒絕商業化的腐蝕，堅持原創並且是有境界有品位的原創。讀那些惡俗的書，反而會破壞孩子天然的語感，並影響和遏制孩子今後的寫作。所以 不如看看太陽，看看月亮，也許會讓我們更有思想、更有智慧。 　　就像周梅森的文學觀是在他寫作之初就確立的，並且始終沒有改變：他推崇批判現實主義，堅信“人間正道”，幾十年來，他也始終用寫作踐行着自己的觀念。 無論黑暗多麼沉重，總要給人們帶來光明。在他的作品中，總有光明的、帶有理想色彩的人物。不管別人怎麼說，他堅持的創作原則，就是既要面對現實，也不能變成絕望的厭世者。文藝要能夠凝聚民族向心力。 現實主義：巴爾扎克也曾說，金錢可以把妓女裝扮成貞女。到了我們這個年代，也是笑貧不笑娼，金錢成爲衡量成功的唯一標準。 　　周曉楓亦是如此，將真帶到了散文中，帶到了讀者心裏，華麗的辭藻、精妙的比喻、魔術師般的文字駕馭能力跳出了門檻，踹開了門檻，他的散文裏有遼闊的自由，風月同天。 轉寫小孩文學的她曾說過：“我努力使自己在三本童話中不暴露破綻。好在，我貌似體面地衝過終點，然後，我才連滾帶爬，感覺自己摔得滿身滿臉的泥。” 　　時間的凝視者梁鴻，其筆下的人物在時光的磨洗中，各自迎來了不同的命運，而梁鴻本人也漸褪去了十年前的矛盾與緊張，變得更爲鬆弛、自然。 慢下來的寫作加上完全的熱愛，從本科，碩士，博士，循着熱愛，朝研究的方向走去。 　基本上一個作家的前十年寫作是個人的經驗，隨着時間的推進，你慢慢侷限在書齋之內，早年生活的經驗、感覺慢慢被書寫得差不多了。就像莫言一樣，寫作之餘，不斷的返鄉，出鄉，帶着兒子游這遊那兒，與時俱進，靈感也隨時迸發，作品也符合跨時代大衆審美。 　　更心儀中年寫作的徐則臣，徐則臣的寫作起點頗高，幾乎是一出手就顯示出他個人的文學理想和藝術風格。《耶路撒冷》耗時六年，六年裏他都在長篇小說這個文體裏摸爬滾打，弄出了一身傷，也有了一大把的收穫。 兒童文學：有陽光就會有陰影，有歡樂就會有悲傷，有增益就會有減損和傷害。真善美和愛的教育固然極爲重要，但一味地爲他們經營一個玻璃花房和“楚門的世界”，也未必就是好事，他們總有長大的一天，總有需要獨立面對這個世界的一天，溫暖的玻璃罩子不能無限地爲他們擴展延伸。這樣的觀點與曹文軒可以說是相互契合的。 　　無論是魯敏還是其他的文學大家，寫作都會經歷臺階，但這都是必要的臺階，艱難地走過這些臺階，纔多少有了“文體感”，有了自己的“寫作觀”。 　　張悅然也曾說過寫作最終面對的什麼？肯定是自己。寫文，讀文，研文，最終的，都是自己 最後，文學的純淨來自於水的結果，生長環境決定着你的寫作風格，就像是曹文軒傾向於古典的美學趣味。生長在水鄉，推開門就是水面，推開門就是河流，走三里地要過五座橋。他的童年是在水邊和水上度過的。他作品中的所謂的乾淨和純淨是水啓示的結果。 　　偉大的作家有一個共性，讓文學作品傳唱下去與時俱進！我相信這個說法：一個再深刻的思想都會時過境遷，衰減爲常識。而美卻隨着時間的奔流永遠保持它的光澤，它的新鮮，它的蓬勃的生命。 　 也像徐則臣所談：誰也沒辦法完全跳脫時代和環境的規約。既然跳不開，逃不脫，不如直面時代，伴着滾滾紅塵，作時代的弄潮兒。

阿來說：“我從事過不同的工作，跟不同的人建立不同的關係，這些都是我擴充自己有限生命的過程”，這就是“做一個有限度的樂觀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