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棄疾評傳（增訂本）精--中國詩學研究專刊

讀辛棄疾的詞，我們常被“醉裏挑燈看劍”的壯懷所震撼，被“可憐白髮生”的悲涼所打動。但如果不瞭解他“五十人闖五萬人大營”的壯舉，不瞭解他創建飛虎軍的實幹，不瞭解南宋朝堂的士風，對他的理解終究隔了一層。鞏本棟先生的《辛棄疾評傳》，正是這樣一本將辛棄疾“放回歷史”的著作。 這本書最突出的特點，是將辛棄疾置於金宋對峙的格局中來審視。作者從宋室南渡講起，梳理了南宋“和戰之爭”的脈絡。他不是孤立地評價辛棄疾的某一首詞，而是沿着人生軌跡嵌入詞作——當時發生了什麼？他處在什麼境遇中？爲什麼會這樣寫？ 比如“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是辛棄疾南歸不久，在建康通判任上所作。他站在江南望西北，望的不是風景，是淪陷的故鄉。這種“代入感”，是純粹講詩詞的書難以給予的。 再如《美芹十論》和《九議》，書中用相當篇幅分析這些奏議的戰略價值，指出它們“在洞察大勢的基礎上提出的深謀遠慮”。這讓我們看到，辛棄疾不只是一個詞人，更是一個被時代辜負的軍事戰略家。 傳統文學史中，辛棄疾往往被簡化爲“豪放派詞人”。這本書的重要貢獻，是還原了他的多重身份：他是詞人，更是能吏、戰略家、實幹者。 幾個細節令人印象深刻：一是創建飛虎軍。他雷厲風行，不惜動用非常手段快速成軍，但他本人卻被朝臣彈劾罷官。彈劾他的人，只是反感他“專斷”的作風。 二是他在江西、湖南等地的治理實績。剿匪、賑災、整頓稅收、興修水利，他在每個職位上都做出了實實在在的成績。但每一次“做事”之後，等待他的都是彈劾和罷黜。 辛棄疾的人生，不是“懷才不遇”四個字能概括的，他的“剛嚴果毅”，與南宋“寬忍懦弱、苟且因循”的士風格格不入。 作爲一本評傳，這本書的學術功底紮實。作者對辛棄疾的生平、交遊、作品系年都做了細緻考證，尤其對奏議的分析，顯示了深厚的史識。 但書也有不足。比如對辛棄疾“歸正人”身份的分析，對南宋“和戰之爭”的背景交代，都在多處反覆出現，行文略顯冗贅。此外，書中習慣用“傳主”來稱呼辛棄疾——這種學術化的表述，讀着讀着冷不丁冒出來，會破壞沉浸式閱讀的感覺，有點跳脫。引文也往往大段鋪陳而疏於拆解，對非專業讀者來說，閱讀門檻偏高。而且如果只想“賞析”辛棄疾的詞，這本書或許不是最佳選擇——它有太多歷史背景和生平考證。 這本書的價值，就是讓我們在歷史的縱深處，真正讀懂辛棄疾。

作爲“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的一員，本書可謂瞭解學習辛棄疾一生愛國情懷和文學成就的必讀著作，值得反覆研習。 鞏本棟先生旁徵博引，以宋金時代、個人成長、生涯起落爲背景，以稼軒詞爲抓手，從風格、審美、源流、成就、影響等多個角度，深入挖掘並系統闡述了辛棄疾思想的成因及演變。 縱然有十論九議這樣鴻篇巨論，豪放之稼軒詞仍可謂辛棄疾最鮮明的標籤。這豪放的底色，是指點江山恢復故土的壯懷，是壯擁萬夫突騎渡江的勇武，是不被信用反覆起落的苦悶，是壯志難酬一生無成的沉鬱。而其根源，則是時代流變與個人志意的矛盾與衝突，要眇宜修的令詞正是這種複雜情感的最佳載體。可嘆萬字平戎策，換作東家種樹書！ 千古興亡多少事，時代與社會的形式表象如滄海桑田；不盡長江滾滾流，羣體與個人的思想核心卻始終一貫，那是男兒到死心如鐵的家國情懷和經濟之志。 壯哉，忠敏公！

都給我看呀我的天，看完真的感覺又重新更深入地認識了一遍辛棄疾。 2025年7月17零點零二分，零零散散半個月終於把鞏教授這本著作看完了，當然我並沒有每一個章節都很認真仔細地閱讀完，但也努力閱讀了百分之八十的內容吧。看到最後參考文獻的整理，就不得不感嘆果然嚴謹的學者做什麼事都嚴謹。我也十分有幸親自聽過鞏教授上課，不管是線上還是線下，他都是一位平易近人、一絲不苟的學者。 回到這本書，作者結合辛棄疾詩詞的創作，剖析了命運的三仕三出、思想深層、創作技法比如用典、比興等多個方面，讓我對辛棄疾有了一個極大的改觀。當我不夠了解辛棄疾時，我對他的詞作理解就是停留在了“豪放”“剛柔並濟”“軍事”這些關鍵詞上，卻沒有認真想過背後的原因。那麼，在結束閱讀以後，我認爲辛棄疾是一個十分善於學習和靈活變通的人，這也是他的詞作能取得如此大成就的原因之一，具體可看文中轉益多師等模塊內容。從辛棄疾本身的命運來看，他好像又是一個悲苦的人，拋去他的光環而去敬佩他，他的詞作好像都圍繞了一個若隱若現但一直存在的點——不得志。他不是三仕了嗎？不，這對他來說是不夠的，因爲他所擔任的官職根本無法讓他實現抗金救國的夢想（個人觀點和閱讀心得）。他的直率勇猛、直言不諱的氣節和當時南宋慵懶世風是格格不入的，所以難免遭到排擠和誹謗。 他雖說“老子平生，笑盡人間”，但這些豁達之詞也許是爲了給自己和後人一個安慰，那爲國效忠、盡心盡力的抱負沒有環境也沒有機會讓他施展了。要給辛棄疾一個準確的定位，我想是很難的也不是三句兩句可以總結的，在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瑰寶之星中，他會是十分閃亮的那一顆，僅是從小軍事文化的薰陶就足以支撐他的詞作經久不衰，也是很多詞人無法擁有的獨一份的經驗。南宋時代沒有給這位英雄一個圓夢的機會，卻給了我們跨越百年千年鴻溝認識他、瞭解他的機會。 上馬安天下，下筆定乾坤。情不自禁爲這位能文能武的英雄、文豪落淚。

此書是九十年代研究辛棄疾的集大成之作，此版本爲再版，對部分內容進行了修改和增訂，如蘇辛詞之間的關係；政治環境迫使辛棄疾以詞爲主進行文學創作。但是總體內容和觀點並無大變。 作者是程千帆先生的弟子，不過對於程先生的文史功底顯然僅繼承了一半，重文輕史，僅用單腿走路。因爲稼軒終究是以詞人身份載於青史之中，故而文學分析佔據全傳大半篇幅並無多大問題。作者辛詞考證上在吸收鄧恭三、梁任公諸先生之後，能提出不少自身的看法。對辛詞的風格分析在顧隨、葉嘉瑩等前人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準確地把握了辛詞複雜多變的特點，能就詞人遭遇與經歷知人論詞，大抵一流之詞人，其風格絕不拘泥於一時一地，豪放、細膩、婉約、憂愁其實都是反映詞人心中的思想觀念、精神情感。過於侷限於特定視角分析只會致使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稼軒之詞最是如此，其風格各異，堪稱千變萬化，能在東坡萬丈之基的基礎上再開新局，不可謂不浩大深刻。 上述略談對辛詞的看法，但文學終非筆者所長，僅爲一門外漢於管中窺日。此處言及史學中的稼軒。作者以第一章論述宋金對峙的時代背景，第二章敘述稼軒的生平事蹟，知人與論世兩面都以提及，可惜太淺太薄。對於史學界的觀點缺乏把握，總結南宋政治的風格僅概括爲“寬忍因循”，將之視爲與稼軒剛健正直的性格衝突導致稼軒命運多舛悲劇的根源。其實關於南宋政治的特點，前輩史家劉子健先生早以“包容政治”予以概括，任何一政權進入穩定發展時期都不缺乏“寬忍因循”的保守風氣，故而以此顯然不足以概括南宋政治。對於稼軒“歸正人”身份也不見引用史學界觀點，即使九十年代“歸正人”研究尚不多，可此次再版又不見增補，顯然作者眼光不在史學。（故而筆者批評作者單腿走路）論述辛棄疾與理學家的關係時更是鬧了弄錯張九成師承的笑話，可見文史哲之關係已經相當疏遠，不說如今的年輕學人，就是作者這般老學者都是如此。 再談其他的批評，第一二章的很多史事其實問題頗多，如岳飛馳援淮西一事，對宋金對峙局面形成的原因分析又太浮於表面。至於辛棄疾三次爲帥，又三起三落的經歷更是老生常談。雖然以史事來如此批評老一輩中文系學者不好，但是既然要寫評傳當然需要精益求精，雖是詞人但史事也是必須把握清楚，否則不如改名叫《辛棄疾詞論》。

清賙濟《介存齋論詞雜著》說：“北宋詞多就景敘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爲即事敘景，故深者反淺，曲者反直。” 所謂即事敘景，相對於就景敘情中對於抒情的側重，而重在敘事，寫景只是敘事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爲敘事的烘染和鋪墊。在辛棄疾以前，詞人寫詞就景敘情，常對景興發從而抒情，二至辛棄疾，其詞作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對於敘事的重視，寫景是敘事的一部分，而不作爲獨立的審美對象用以抒情。 這首先與詞這一文體的誕生有關，詞這一文體專稱是後起的，在唐五代時詞被稱爲曲詞或曲子詞，至宋代有歌詞、小歌詞之稱，也直成爲曲或曲子，這是就其音樂性來說的，詞類似於“歌詩”，都是配樂的，因此在宋代也稱樂府，如蘇軾詞集爲《東坡樂府》，由於其句式長短不齊參差錯落，也可稱長短句，如秦觀詞集《淮南居士長短句》，此外“詩餘”之稱一說是由於詞爲詩的餘緒，一說是由於詞爲詩的變體，如《范文正公詩餘》採用此名。關於詞的起源說法並不統一，宋代胡寅即近代王國維認爲其產生於前代樂府，有人認爲詞起源於近體詩，是配樂時加減字變化而出，也有認爲詞是自胡樂與民間小調中發展出來的，唐代由於交通發達與文化交流頻繁，外族音樂大量傳入，與部分傳統樂調融合而成新聲，再有城市中樂工歌女加工填詞逐漸發展爲一個文體，如敦煌曲子詞。 詞誕生伊始就擔任了抒情的任務，一方面詞是倚聲定情的，其曲調本身就蘊含固定的情感基礎，如“滿江紅”等去掉多豪壯，“雨霖鈴”等曲調多幽婉，柳永《雨霖鈴》對寒蟬悽切，其詞句與曲調低迴婉轉，正是“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另一方面，詞以長短句爲核心句式，短句急促、長句舒緩，同時分上寫兩篇，分層抒情實現情感的遞進發展，錯落有致的句式的節奏，恰好契合人類情感的起伏變化，其文本本身也具有音樂性。第三，到了晚唐律詩基本僵化，句式整齊、韻律嚴整的詩歌難以承擔全部的抒情需求，同時詩歌作爲正統文體，在特殊時代下也無法表達詩人志趣，而詞這一文體作爲小道，則成爲文人新的抒情方式。辛棄疾以前詞多就境敘情，入柳永《雨霖鈴》以兩岸之景牽離別之情，至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寫景爲抒情服務，多爲主體情感的外部投射，如“寒蟬悽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開頭一句就點染處一片雨後煙景，寒蟬悽切，引出後面對於離別愁緒的抒寫。 北宋末期，至蘇軾以詩爲詞，一方面開拓了詞境，一方面也拓展了詞的功能，將詩歌的題材、筆法引入詞中，不再侷限於北宋詞“就景敘情”，但抒情性也仍有較大程度的保留，如其《念奴嬌赤壁懷古》，敘赤壁之事、抒懷古之情，景是壯闊之景，情是曠達之情。 而到了辛棄疾手中，一變而爲即事敘景，強調了詞中的敘事性，不再以承擔抒情功能爲主。這首先與辛棄疾的文學思想、審美情趣有關。辛棄疾生長於蘇學盛行的北方，通過吳激、蔡松年等詩人極大程度受到了蘇軾的影響，同時受愛國主義薰陶，其才性與詞這一文學樣式深度契合，加之作爲歸正人本就容易受到輕視，辛棄疾一生的恢復志向由於彼時軟弱的文人風尚格格不入，處於憂慮與避禍心理而以詞爲陶寫之具，因此他常在詞作中表現其對於恢復事業的期盼與憂慮，其不平與怨艾多以曲筆寫出，表現爲敘事與寫景的結合，如〔賀新郎〕《同父見和，再用前韻》上片：“老大猶堪說。似而今，元龍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來高歌飲，驚散樓頭飛雪。笑富貴，千鈞如發。硬語盤空誰來聽？記當時，只有西窗月。重進酒，喚鳴瑟。”敘述詞人與好友陳亮鵝湖之會的歡樂，用驚散飛雪形容兩人談話氣氛的熱烈，用西窗掛月摹寫夜色之清寂，既映襯出他們的志同道合、一往情深，又說明他們的愛國情志無人理解。 其次，恢復志向的難成、仕途的多次起落與朝陽上的排擠使得辛棄疾具有深重的憂患感與責任感，他常對現實社會中重大政治和軍事事件有所反映和書寫，如《滿江紅暮春》“算年年落盡刺桐花，寒無力”正是對當時北伐失利的反映與憂思，這種責任感與憂患感更表現在他對於往事的回憶之作與詠史之作中，如《破陣子·爲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敘“醉裏挑燈看劍、夢迴吹角連營”之事，寫“沙場秋點兵”之景，景是戰場之景，事是壯志之事，情是“可憐白髮生”的沉鬱悲憤。其“直”並非淺白，而是鬱勃之情無法抑制的自然迸發，是“以豪放之筆寫沉鬱之情”，看似據事直書，實則藏着家國情懷的千迴百轉。祝壽作“待他年整頓”一詞全篇分析現實、鼓勵恢復，“綠野風煙，平泉草木，東山歌酒”之景的鋪敘是眼下之景的實寫，同時也承接前文對恢復事業敘述時的豪壯之氣。 辛棄疾自謂“太狂生，轉關情。寫盡胸中，塊壘未全平”，其詞勝在“情”與“才”——“鬱勃故情深”，是家國情懷、壯志難酬的沉鬱積澱，情韻深沉，不絕於縷；“縱橫故才大”，是其打破詞體邊界，將詩歌的敘事、議論、詠史筆法融入詞中，筆力縱橫，氣象闊大，即便“即事敘景”，也能於直白中見深蘊。

想讀懂辛詞，有四本書不容錯過：鄧廣銘《辛稼軒年譜》《稼軒詞編年箋註》；顧隨《稼軒詞說》；鞏本棟《辛棄疾評傳》。

對辛棄疾詞的分析獲益良多，尤其是師傳部分以往甚少涉及。對辛棄疾不寫詩的分析也令人耳目一新。 可惜對辛棄疾文章缺少分析，其文章的成就雖不及詞，卻高於詩，當然這不屬於《詩學研究專刊》的範圍。

佔坑，後期寫長評。脈絡清晰，研究精深，學辛詞不可不讀此書

一本優秀的學術著作，但對期望獲得通識類知識的讀者來說可能不合適，全書有一半左右的內容在引述各類古代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