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可禮文集 套裝全六冊

讀《張可禮文集》（全六冊） 山東大學的教授張可禮乃是著名學者陸侃如的弟子，讀其《張可禮文集》（全六冊），內容多聚焦在中古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與思想，第一冊爲三曹年譜（曹操、曹丕、曹植）與建安文學論稿；第二冊爲東晉文藝系年，上起東晉建武元年，下迄元熙元年晉亡，逐年記載了經過考證的當時文學家的生平事蹟、著作情況，可以看作是專記文學家的生卒、行跡、著述的一部斷代的編年史；第三冊爲東晉文藝綜合研究；第四冊、第五冊爲中國古代文學史料學；第六冊爲晚學齋文藪，收錄作者的序跋、書評及隨筆等。作爲張可禮一生的學術心得，文集並非全集。譬如《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古代文學史學編年》、《馮沅君陸侃如年譜長編》、《20世紀世說新語：趣聞逸事》三部大作均未收錄。張可禮的學術研究，可謂文獻、史實的整理與理論闡述的齊頭並進，也可以說是史料與史學並重。他對文學史進行一種敘述時，將文學現象與相關的論斷結合起來，做到翔實而論斷明確。其長期研究魏晉南北朝文學，形成了許多自己的獨立觀點，譬如他在《東晉文藝綜合研究》中提出東晉是一個文藝繁榮的時代的看法。這可以說是他這部著作不同於以往文學史著作的一個重要觀點。又比如在玄言詩的研究方面，他辨析檀道鸞、沈約、蕭子顯、鍾嶸、劉勰諸家對玄言詩看法的同異。認爲前幾家多傾向於否定，只有劉勰比較客觀敘述出玄言詩的盛衰。“東晉：一個文藝繁榮的時代”，作者寫道：“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書法，顧愷之的繪畫，戴逵、戴顒父子的雕塑，許詢、孫綽等人的玄言詩，陶淵明的田園詩等，超越以前，彪炳後世，不論在中國古代文藝史上，還是在世界文藝史上，都是光彩奪目的一頁。”我相信東晉在中國古代文藝史可能是光彩奪目的一頁，但我絕不相信它在“世界文藝史上”的地位，像作者提到的東晉那些文藝家，能夠讓漢學家熟知的也只有王羲之、陶淵明瞭，至於普通外國人，怕是毫無所知。《張可禮文集》最有價值的當屬第二冊的“東晉文藝系年”，嘉惠後人。可以說文學系年與文學文本一起構成文學史的兩翼。前者構成了“知人論世”的文學社會生活與個體心靈史的揣摩，後者構成了“以意逆志”的文學文本細讀與作者情志的理解。因而，系年的編寫，與文本的分析同等重要，是文學史不可或缺的書寫形式之一。張可禮的《東晉文藝系年》是爲賡續陸侃如先生《中古文學系年》而撰寫的，不僅補上了《中古文學系年》所缺的東晉的七十年，而且還有三十餘年的重合期。《東晉文藝系年》在內容和範圍上有了很大的拓展。一是由文學人物、事件、活動拓展到繪畫、音樂、圍棋、書法等藝術領域。二是將佛道二教的重要人物及其著述以及宗教與文藝的活動納入。所收佛教重要僧人如佛圖澄、道安、支遁、道整、康僧淵、帛屍梨蜜多羅、道壹、慧遠、盤頭達多、鳩摩羅什、僧肇、法遇、曇徽、竺法深、法虔、寶雲、竺慧猷、法顯、道生等等，將文學史的視野推進到宗教文學領域，爲文學史增加了新的氣象。這樣便將東晉文藝與思想史結合了起來，箕裘不墜，踵事增華。不過作者某些見解有着時代的特色，接近“政治傳聲筒”。如“如何評價庾信及其作品中的故國之思”一文，寫道：“庾信本來是一個失節事敵的封建文人，我們應當揭露他、批判他。庾信是叛徒，是歷史的罪人。這是由他自己的無恥行徑所決定了的。對於這樣一個叛徒，我們應當從當前階級鬥爭的實踐出發，揭露批判他，而絕對不能曲意迴護他。”由於詩人杜甫寫過“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等讚美庾信的詩句，作者於是有云：“杜甫對前人的評論，不乏正確的見解。但對庾信的推崇是完全錯誤的，對後代起了不良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