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竹爲生：一個四川手工造紙村的20世紀社會史

該書原題爲“Eating Rice from Bamboo Roots: The Social History of a Community of Handicraft Papermakers in Rural Sichuan, 1920–2000”，從標題就已經清楚表明其雙重關懷：一方面，它研究的是四川夾江一帶以竹紙生產爲生的鄉村社會；另一方面，它關注的並不只是“行業史”意義上的手工造紙，而是試圖通過一個高度技術化的鄉村行業，重新理解20世紀中國農村社會的組織方式、勞動分配、市場結構以及國家介入的歷史過程，結構十分完整。 這本書最值得重視的地方，在於它並沒有把“造紙”當成一個靜態的傳統手藝來寫，而是把“技能”提升爲理解社會結構的核心分析單位。導論中，作者明確反對把鄉村手工業簡單理解爲落後的、前現代的、等待被工業化取代的經濟殘餘；相反，他強調這些造紙農民是“技藝純熟的農民”，他們並非抽象意義上的“農民”或“工匠”，而是生活在山地環境、家庭組織、地方市場與國家規制交匯點上的複雜行動者。也就是說，本書真正討論的不是“有沒有手藝”，而是“技能如何在社會中被生產、維持、傳承、控制並重新配置”。這一處理，使得本書一下子跳出了傳統地方誌式行業史的窠臼，進入社會史、技術史與勞動史交叉的層面。 從方法上看，本書的理論自覺也相當鮮明。導論部分圍繞“農民性”“去技能化”“技能的本質”等問題展開，顯示作者明顯吸收了技術人類學、實踐理論與勞動史研究中的若干重要問題意識。他並不把技能視爲可以抽離身體與環境的抽象知識，而是把它理解爲嵌入身體經驗、勞動過程、材料屬性、空間安排與社會關係中的實踐能力。技能因此不是孤立的“訣竅”，而是一種關係性的、具身化的社會存在。作者指出，技能從來不是中性的，它與性別、代際、家庭權力、祕密傳承和公共規範都密切相關。這種寫法的好處在於，它把技術問題社會化了，也把社會史研究從制度、政策、精英文本重新拉回到勞動過程本身。 在第一章中，作者對造紙技術鏈條——從竹料處理、蒸煮、搗漿、抄紙、刷紙、晾曬到後續整理——進行了相當細緻的描述，並特別強調手工紙生產極高的勞動密度。書中還藉助表格估算若干生產規模下所需的工日數量，以量化方式揭示這種鄉村手工業並不是“副業式”的鬆散勞動，而是一套組織嚴密、分工明確、依賴熟練協作的生產體系。更重要的是，作者沒有停留於“技術流程說明”，而是進一步討論誰來完成這些工序、如何學習這些工序、不同工序在家庭與作坊內如何被分配，由此把“技術史”自然推進到“勞動組織史”。 這一章最有穿透力的分析，是對性別分工與代際分工的揭示。作者指出，造紙並非一個由單一“工匠”完成的工作，而是分散在整個家庭勞動力網絡中的複合生產。男性、女性、兒童、學徒、僱工，各自在不同工序上承擔角色；而這些角色既有體力和技術上的差異，也有家庭權力和社會評價上的差異。女性與兒童並不是手工業敘事中的邊緣補充，而是維繫生產鏈條與家庭再生產的關鍵力量，只是他們的勞動往往更容易被傳統敘述遮蔽。通過這一點，本書實際上糾正了許多“手工業史”研究中過度聚焦男性匠人、忽視家庭內部隱性勞動的傾向，也使“家庭”不再只是人口統計單位，而成爲技能傳承、勞動力調配與生產控制的核心機制。 如果說第一章通過勞動過程本身揭示了“技能”如何嵌入家庭內部的性別秩序與代際結構，那麼第二章和第三章則進一步把這種分析推進到村落共同體、親屬關係與市場網絡的層面。作者在第二章中並不把夾江山區的社區和宗族簡單理解爲傳統鄉村社會中圍繞血緣與土地展開的穩定結構，而是強調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是圍繞手工造紙這一產業所形成和運轉的。換言之，親屬關係之所以重要，並不只是因爲它決定財產繼承，更因爲它承擔着組織協作、傳遞技藝、建立聲望和維持信用的功能。到了第三章，這一問題被進一步展開爲對階層與商業關係的分析：造紙區內部並非沒有貧富分化，但債務、信用、名譽和長期交易關係構成的“義務之網”，在一定程度上緩衝了純粹的階級分裂，使地方社會既有不平等，又不完全按照簡單的貧富對立來運作。作者尤其精彩地指出，在這種市場結構中，決定一個作坊能否上升的，往往不只是資本或單項技術，而是“管理”能力、質量控制能力以及與紙商之間的信任關係；也就是說，市場競爭本身同樣深深嵌入社會關係之中。 第四章到第五章則把問題轉向國家介入，以及“匠人”如何在20世紀中國不斷被重新定義。第四章揭示了國家並非單純在外部壓迫一個地方行業，而是在不斷以秩序、文明、財政和現代化的名義，重新界定造紙者的身份與合法性。作者指出，紙張由於兼具行政、教育、宗教和文化象徵等多重意義，長期受到國家與地方精英的高度關注；也正因如此，造紙業並不只是一個普通行業，而是一個持續被治理、被規訓、也被改造的對象。晚清與民國時期的改革話語，往往試圖把地方匠人重新壓回“務農”的秩序之中，使其從擁有獨特技能與社會流動可能的生產者，重新變成可被管理的“農民”。但作者並沒有把這種過程寫成單向度的國家勝利史，而是細緻呈現了匠人對於技術改革的複雜態度：他們並不天然反對改良，也並不拒絕新技術本身，他們真正牴觸的，是技能被抽離出原有的社會環境，被他者接管、重新編碼並服務於一套外來的制度目標。到了第五章，這種問題在社會主義早期變得更加尖銳。新政權一方面確實給予手工造紙某種制度性支持，在現代工廠產量不足的情況下，鄉村手工業仍承擔着重要生產任務；但另一方面，國家對行業的接管、整編和合作化，又使少數技術骨幹短暫進入類似城市工人的制度空間，而更大多數造紙者則逐步被重新歸入農業人口和集體化體系之中。這裏最值得注意的，不是“國家支持了手工業”或“國家消滅了手工業”這樣簡單的判斷，而是作者所展示的那種更復雜的歷史現實：國家在利用地方技能的同時，也在重新分配技能的歸屬、收益和社會地位。 第六章至第八章則把這種“技能再分配”的後果寫得尤爲沉重，也尤爲深刻。第六章討論“大躍進”、饑荒與農村去工業化，實際上構成了全書最具歷史張力的部分之一。作者並不滿足於一般意義上的災荒敘述，而是追問：當國家在制度上重組農村產業與糧食分配時，一個原本建立在高度專業化技能之上的山區共同體，是如何一步步被迫退回到貧困化的維生農業之中的。書中揭示，隨着紙業衰落、糧食供給收縮和生產秩序瓦解，造紙區居民逐漸變成他們原本並不是的那類人——在貧瘠山地上艱難謀生的自給農民。第七章“家庭生產的迴歸”表面上寫的是改革前後家庭作坊重新出現，實則討論的是技能如何在集體化斷裂之後重新拼接。它既不是簡單的“傳統復歸”，也不是對前現代生產方式的浪漫化，而是一種在制度鬆動、資源有限、家庭再組織和小規模技術改進共同作用下形成的重新組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章繼續推進了前文關於性別的討論：在新的家庭作坊結構中，女性並未退出，相反，在某些情況下，她們甚至成爲實際上的經營與質量控制核心。第八章則把分析推進到改革時代的商業擴張。作者指出，夾江紙業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復興，並不只是因爲市場開放，更因爲地方社會重新織就了跨區域的銷售網絡、紙店體系與信用鏈條。也就是說，支撐這一輪復興的，仍然不只是“產品”，而是由鄉土關係延伸出來的流通能力與社會資本。於是，從第二章到第八章，全書實際上完成了一條非常清晰的論證鏈：技能從來不是孤立的技術能力，而是一種被家庭、社區、市場和國家反覆塑造、爭奪和重組的社會關係。 本書另一個貢獻在於有效打破了“城鄉二分”和“傳統—現代二分”的老框架。導論部分已經明確指出，過去很多研究習慣把城市視爲現代性的中心，把鄉村視爲被動、封閉、低技術的空間；而《以竹爲生》恰恰通過夾江造紙村的例子說明，鄉村並不是技術停滯的地方，相反，它可能擁有高度熟練的勞動體系、跨區域的商品交換網絡以及相當複雜的社會組織形式。換言之，作者不是在寫一個“落後地區殘存的老手藝”，而是在寫一個長期處於市場、國家與地方社會互動中的生產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既依賴山地生態與竹資源，也與成都、樂山等區域網絡相連，並在20世紀國家工業化、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及改革開放的多重衝擊下不斷調整自身。正因爲如此，這本書能夠把一個地方行業史寫成對中國現代轉型經驗的有力回應。 從全書結構看，作者顯然有意識地把“技能”問題嵌回20世紀中國政治經濟史的時間軸中。第二章轉向社區與宗族，第三章討論階段性市場、貿易與信貸，第四章分析從匠人到農民的身份變化及國家權力的介入，第五章討論1949—1958年社會主義道路上的造紙匠人及造紙業重組，第六章則把“大躍進”、饑荒與農村“去工業化”聯繫起來考察，第七、第八章繼續追蹤家庭生產的迴歸與改革時期紙張貿易、鄉村企業和專有技術的變化。由此可見，作者關心的並不只是某項技能如何“存活”，而是它如何在不同政經體制下被重組、壓制、吸納、再地方化和再家庭化。換句話說，這本書真正講述的是：一個鄉村技能共同體怎樣穿越20世紀中國最劇烈的制度變動。 在史料與研究路徑上，這本書也相當紮實。作者表明，其研究建立在長期田野調查與檔案、地方文獻的結合之上，調查時間跨越199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代初，既有在造紙村落中的實地觀察、訪談，也利用了地方檔案、廠礦與行業材料等歷史文獻。這種“田野—檔案結合”的路徑很適合處理20世紀鄉村社會史，因爲它既能看到制度語言，也能進入勞動過程與地方經驗層面。尤其對於手工藝、家庭生產、隱性知識、行話與經驗判斷這類難以完全從官方檔案中捕捉的內容，田野材料幾乎是不可替代的。艾約博恰恰利用這一點，把許多原本難以進入歷史敘述的實踐性知識轉化成了可分析的歷史對象。 從學術史意義上說，《以竹爲生》至少有三層突破。第一，它把鄉村手工業從“經濟補充物”提升爲理解農村社會結構的中心議題；第二，它把“技能”從工藝描述提升爲解釋社會組織、性別秩序、代際關係和地方權力的關鍵概念；第三，它把20世紀中國鄉村史從宏大制度敘事中稍稍“拉低”，轉向對具體生產共同體如何回應時代衝擊的觀察。這三點結合起來，使本書既不同於單純的民俗志，也不同於純粹制度史，而更接近一種帶有強烈理論自覺的微觀社會史。它的野心並不小：不是借地方個案補充全國史，而是試圖說明，全國性的變遷本來就必須落實到此類地方生產共同體中才能被真正理解。 當然，作爲一部以單一地區和單一行業爲中心的研究，本書也並非沒有可討論之處。首先，它的強項正在於微觀個案，但微觀的力量同時也帶來外推邊界的問題：夾江造紙業的技術結構、山地環境、竹資源條件與地方市場位置都頗具特殊性，因此讀者若希望直接把書中的結論推廣到整個中國鄉村手工業，仍需保持謹慎。其次，作者對“技能”的強調極有解釋力，但也存在一種潛在風險，即技能概念可能吸納過多問題，導致某些本可從稅制、交通、財政、區域商業資本等宏觀維度展開的議題，被相對收縮到生產共同體內部來理解。再者，從取向來看，本書更偏重生產端和社會組織端，若要進一步擴展，還可以和消費史、環境史、物質文化史做更多對話。這裏不是說作者處理不足，而是說這本書恰恰爲後續研究留下了繼續推進的空間。 總體而言，《以竹爲生》是一部非常出色的中國鄉村社會史著作。它最可貴的，不只是提供了一個四川手工造紙村20世紀的歷史剖面，更在於它借“竹根飯”這一極具地方質感的生計世界，提出了一個更大的史學問題：當我們談論中國鄉村的現代變遷時，究竟應該把什麼當作觀察社會的基本單位？艾約博給出的答案不是抽象的國家、市場或階級，也不是靜態的村落共同體，而是植根於身體、家庭、工序、環境和地方關係中的“技能”。正因爲如此，這本書對於研究中國社會史、技術史、勞動史、鄉村史，甚至對今天重新理解“傳統工藝”與“非遺”背後的社會機制，都仍然具有很強的啓發性。

2025年2月3日，因爲閱讀這本書的緣故，專門驅車前往夾江縣馬村鎮，從石堰村到金華村，沿途能看出大多數家庭造紙作坊已經不做紙了。到了狀元紙坊，家裏80歲老太太耳聰目明聲音洪亮。她告訴我們自己姓石，丈夫姓楊。目前做手工紙的只剩她家了。石堰村的山坡上，正在打造張大千舊居，還沒完工。竹林裏一處紅砂岩的崖壁裏，有一塊小小的地方，雕畫的觀音和兩個童子，非常萌。

＃書籍分享 《以竹爲生：一個四川手工造紙村的20世紀社會史》艾約博 “撰寫學術著作也像造紙一樣，這通常是一項家庭活動” 也是過年的時候回去突然想買夾江宣紙想到的這本書。望着窗外一大片竹林就打開了這本書，想要看一堆竹子是如何變成一堆紙的。遠房親戚裏有一戶人是自己造紙的，遺憾我沒能去親眼看看那巨大的篁鍋，發酵的竹池，只有想象造紙的過程又辛苦又有趣。 這本書也有一部分性別視角。 知道了一個新角度：技能，是一種父權家族血緣關係向下傳承的技術，擁有一種技能就擁有了父權大家族中的話語權。而女性被排除在學習一門技能的門檻之外，嫁出去了就得忘掉父家的技術轉而學習夫家的技能，並且從不鼓勵婦女們爲自己的技能感到驕傲，並且還塑造她們否認自己的技能。她們常還被因爲“身上不乾淨”而被排除。 女人在夾江製紙手工藝過程當中不僅要操持家務還要不斷做着很多耗費大量時間的重複工作。女人在這裏承擔了最多的工作。由於被婦女的身高很少超過1米6，她們處理的紙張長度幾乎和他們身高相等，刷紙的時候必須踮起腳尖伸着胳膊，這個動作他們每天要重複500~1000次。童養媳，娶媳婦兒或者領養兒子都是當時補充勞動力的方法。然而她們不能學習一門專門的技術，在這裏默認她們是永遠會嫁出去的人，在父家學習的技術不能夠帶到夫家，可是父家和夫家的工作她都得製作。這是在kgkf之前的女性處境。而在之後女性的性別平等越來越被強調，並且受教育程度也變高了之後，很多女性也能夠獨自操持一個家庭作坊去工作賺錢。 由於造紙人更加強調的是上下男性之間的紐帶，技術在血親之間更容易流通，並且也強化了親屬和非親屬之間的邊界線，這也是之後這本書一直在論述石姓家族造紙從整體共同操持大家族產業到由於現代化技術衝擊整個家族逐漸分散。技能的分配方式就反映出來了，權力的分配，性別代替和階級都是分配技能核心到邊緣的重要參考標準。女性在這個分配過程當中被他們理所應當的放在了末流邊緣。 也是在城市化進程當中，農村和城市之間不斷被職能分化，農村作爲城市的後盾力量必須要不斷發展農業以供給城市的發展，所以前期非常繁榮甚至成爲了全國第一的造紙村在全國無數地方都有設置專門的宣紙店鋪的夾江造紙業逐漸在這個過程當中，因爲大量砍伐樹木而失去了非常多的原料，在機械化過程當中還會引發增強原料和市場的問題。後期還因此發生了jh。又因爲要種植農業，而很多的造紙戶逐漸的轉業。還因爲某某政策，從因爲抗z要把四川作爲全g大後方開始以後所有的zc都是以農業爲首先。在這個長期轉型的過程當中，還加雜了親緣關係的弱化備份影響力減。手工業逐漸的沒落了。這也是爲什麼現在感覺手工製造業就像是斷代一樣的感覺。無數的手工製造產物在這個過程當中逐漸的被遺忘，而現在又提起這個熱點，將它們設置成非物質文化遺產去保護繼承創新，這讓我感覺似乎是對曾經現代化激進過程中的一種延遲的修正主義。 也是從這裏才知道，不是四川發展不了工業，而是被長久的政策所排除掉了。長久的意識形態讓農村人可以認同的東西逐漸減少，在其過程當中趕c西方國家，戰勝落後的同時，有在隱晦的反對農村，這個過程將城市和農村之間的鴻溝變得更加深入，在城市人看來，農村人這種陳舊的東西就是落後的證明。 在這裏突然想到了，現在很多大商場裏面還會設置挖泥鰍、釣魚、玩泥巴等等在農村纔會有的體驗，這又成爲了一種新型消費主義的趣味。其中不斷將這樣的體驗設置成爲一種新型中產趣味。真正的農村在這個過程當中似乎被永遠的被遺忘了。農村在城市的環境當中似乎只有這些刻板印象的體驗了。 最後我想說這本書不單單只是說了造紙，而是從造紙這個視角去看待整個zg現代化過程對手工業如何發生的影響，在其中涉及到封建大家族觀念被衝散，女性地位提升，手工造紙沒落，農業和工業發展。在這個過程當中，我是覺得封建父權的沒落了，但沒有消失，在另外一種父權又興起的同時，二者相互交融，又成爲了一種全新的父權。手工業的沒落固然感到可惜，但真正令人覺得沮喪的可能是女性長久的失權何時才能站到中心。

2025年九九消寒書第四十九本，長久以來對海外中國研究系列充滿着別樣的感覺，一方面把他們作爲共性的他山之石來看待，另一方面裏面有一些作品確實選題很好，但寫起來現在看來就很一般。基本就屬於中規中矩的，畢竟是論文改編而來，專業性極強的，能看到作者的匠心獨運，但是史料的整理以及內容的選擇還是很有功夫的，讀起來比較輕鬆的，也是充滿時代氣息色彩的。你能夠了解整個20世紀不同時期不同制度下，同一門手藝的變化歷程，至少比上一本看的化蝶要好看的多。

造紙書。搜索詞：性別與技術的宗親控制：不平等，男宗親；暴力：槍；抄紙匠刷紙匠

紙上乾坤：評《以竹爲生：一個四川手工造紙村的 20 世紀社會史》 在歷史的浩渺長河中，總有一些角落承載着被時光塵封的故事，艾約博所著的《以竹爲生：一個四川手工造紙村的 20 世紀社會史》宛如一把精巧的鑰匙，開啓了一扇通往四川手工造紙村百年風雲變幻的窄門，門後是一段段鮮活且韻味悠長的往昔。 這本書的選題本身就極具慧眼，將目光聚焦於一個看似平凡的手工造紙村，實則挖掘出一座微觀歷史的富礦。20 世紀的中國，歷經滄桑鉅變，從動盪戰亂到新中國成立後的探索，再到改革開放浪潮翻湧，城市舞臺上的宏大敘事此起彼伏，而鄉村基層的變遷常隱於幕後。作者卻敏銳捕捉到這個四川小村，以竹造紙爲脈絡，串聯起時代巨輪碾壓下普通民衆的掙扎、堅守與新生，宛如在歷史的錦緞上挑出一根隱匿卻堅韌的絲線，牽出整幅民生百態圖。 深入書中，其研究方法紮實多元，盡顯學術嚴謹風範。作者艾約博想必是懷揣着十足的誠意與耐心，紮根田野，長時間與村民促膝長談，記錄那些從歲月裏打撈出來的記憶碎片。這些口述史如同點點繁星，照亮了塵封檔案背後的溫情與苦澀；同時，對造紙工藝細節的精準描摹，從選竹、砍竹、漚料，到抄紙、曬紙等繁瑣工序，又似工筆畫般勾勒出傳統技藝的精妙肌理，爲社會史研究嵌入了珍貴的技術文化內核。這般微觀實證與宏觀時代剖析相得益彰，讓讀者既能觸摸到個體指尖勞作的溫度，又能體悟歷史洪流衝擊下村莊命運的跌宕起伏。 從敘事風格而言，它巧妙調和了學術性與通俗性。書中沒有晦澀難懂的理論堆砌，而是用一個個生動鮮活的人物故事驅動歷史車輪緩緩前行。老工匠對傳統紙品質的執拗堅守，面對機械紙競爭時的迷茫無措；年輕人爲求新出路背井離鄉，又割捨不下祖業傳承的內心拉扯……這些情節讀來仿若鄰里家常，卻又暗藏歷史深意，詼諧處令人忍俊不禁，動容時又眼眶溼潤，使學術著作跳出陽春白雪的桎梏，飛入尋常百姓家，讓大衆得以近身窺探歷史真相。 再論其學術貢獻，無疑是爲區域社會史、手工藝文化研究添上濃墨重彩。一方面，補全了四川地區鄉村手工業在近現代轉型的拼圖，打破以往重沿海、城市工業而輕內陸鄉村技藝傳承的研究偏狹；另一方面，藉由一個村莊映照中國鄉村社會在百年激盪裏的韌性基因——即便外界風雲變幻，依託本土資源、憑藉世代傳承技藝，民衆總能在夾縫中尋生機、謀發展，爲理解傳統中國社會的內生動力提供了鮮活樣本。 價珍寶，值得反覆品味、世代珍藏。

作者想展示的不僅是一部傳統手工業的衰亡史，更是一幅國家機器如何系統性規訓民間社會的微觀圖景，國家以保護為名，行控制之實，將鮮活的手工業塞進標準化、等級化的計劃框架中。匠人要麼被迫在黑市冒險求生，要麼依附體制換取有限資源，他們的困境遠不止於技術消亡或市場變遷，而在於整個行業被一種僵硬的現代化意識形態宣判死刑，任何自下而上的生命力，若不能服務於頂層設計的控制邏輯，就必須被消滅或馴化。 書裡的一些數據記載也非常值得玩味，例如1968年中國的人均用紙量為每人4.5公斤，而同期美國為每人242公斤，蘇聯為24公斤。稻米徵購量從1958年的每個人頭103公斤漲到了1960年的136公斤。糧食供應量從1958年的每人254公斤降到了1961年的121公斤。 首尾兩章值得精讀！

紙！薄薄一頁，來之不易。可以寫，可以畫，一切皆可容納。 有空做一張自己的紙。😁💪

寫得挺好但是作爲作業實在邪惡👿

做了老師兩個quarter的學生，人非常非常好的關於中國史的知識也非常淵博，每次oh和老師聊天都受益匪淺，可惜當時在課堂上沒能怎麼討論他的這本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