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的堡壘

瑪莎·努斯鮑姆是美國當代極具影響力的哲學家，其深厚的學術背景與卓越成就令人矚目。她1947年出生於紐約，先後取得紐約大學學士學位、哈佛大學碩士與哲學博士學位，現任芝加哥大學法學與倫理學恩斯特·弗羅因德傑出貢獻教授，同時兼任古典學、比較文學等多個學科的教授，也曾在哈佛大學、布朗大學、牛津大學等頂尖學府任教，學術履歷十分亮眼。她還當選爲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芬蘭科學院外籍院士、英國國家學術院通訊院士，收穫了衆多重量級學術榮譽。努斯鮑姆的研究橫跨哲學、法學、古典學、倫理學與文學批評等多個領域，以獨創的能力正義理論享譽學界，代表作包括探討人類情感與道德困境的《善的脆弱性》、分析文學與法律倫理關聯的《詩性正義》、倡導教育與人文關懷的《培養人性》，以及批判性別暴力與制度性特權的《傲慢的堡壘》。她曾入選《外交政策》“世界百大思想家”，研究成果深刻推動了法律、教育、性別平權等社會領域的改革與進步。在《傲慢的堡壘》一書中，她聚焦司法界、藝術界、體育界三大領域，深刻揭露其中存在的男性特權與性侵問題背後的制度性庇護，主張通過法律改革與文化重建實現社會問責與和解，強調“建設性精神”對推進社會正義的核心意義。努斯鮑姆的學術研究始終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將嚴謹的哲學思辨應用於性別暴力、人權保障等現實社會議題，同時以跨學科的研究方法，融合法學、文學、倫理學等多元視角，極大拓展了哲學在公共社會中的功能與價值。她憑藉深刻的倫理洞察力與開闊的跨學科視野，持續推動哲學思想在公共領域的落地應用，學術生涯既擁有深邃的理論深度，又飽含強烈的社會關懷。 《傲慢的堡壘》一書的核心亮點體現在五個維度。作品依託作者跨學科的深厚學識，將哲學、法學、社會學理論融會貫通，對男性物化與支配這一複雜社會現象展開多維深度剖析，讓讀者既能在哲學層面釐清核心概念，也能從法律與社會學視角獲得紮實的實證分析支撐。書中開創性且系統地提出，司法界、藝術界、體育界是性侵與性騷擾問題最爲頑固的三大領域，詳細闡釋了這些領域如何在男性特權文化的侵蝕下形成嚴密的制度性庇護，爲社會公共討論劃定了清晰且關鍵的聚焦方向。作品採用從個人品格到社會制度的雙線論證方式，既剖析傲慢、貪婪、妒忌等負面個人品格如何催生權力支配，又着重強調法律與制度在遏制性別暴力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明確提出“法律正在從問題轉向解決方案”的核心判斷，並梳理出具體可行的改革路徑。書中還格外關注受害者在憤怒情緒與報復念頭之間的心理掙扎，提醒社會在追求正義問責的同時，警惕以暴制暴帶來的惡性循環，展現出對正義本質與社會和解的深層思考。最爲難得的是，本書並未止步於理論批判，而是針對三大領域的制度弊病提出了兼具理論性與可操作性的變革方案，比如調整法庭監管結構、賦予工會更大權限、重組大學體育聯盟等，爲社會改良提供了清晰具體的行動指南，讓正義的實現有了切實的依託。 （AI整理）

東有上野千鶴子，西有努斯鮑姆 努斯鮑姆的特點就是不和你玩虛的，要堅決抵制性侵，就把這個主題（哲學，法學，社會學）從各方面深入，全面開炮，可以這樣說，性侵的所有主體特點，機制，和維護性侵的系統性問題都已經揭示明明白白，比如爲何會發生性騷擾/性侵犯？制度是如何縱容性騷擾/性侵犯的問題。而當侵犯行爲已經發生後，我們又能做些什麼？ 如果想針對性侵深入討論，那這本書就是最重要的論辯核武器 首先，努斯鮑姆對於女性物化是分析非常透徹深入的 表層理解，“物化”就是將對象看做一件物品，將原本是人而不是物品的存在轉化成一件物品，這意味着拒絕承認本來存在的人性，更經常表現爲否認完全的人性。深入來說，書中具體講了8種表現形式 1：工具化：物化者將對象（僅僅）看做其實現目的的工具，比如，把女性當做生育和婚姻工具 2：否認自主性：物化者將對象看成是缺乏自主性和自我決定性的存在。 3、無生氣：物化者認爲對方缺乏能動性，或許也缺乏主動性。 4、可替代：物化者認爲對象可以和同類型的其他對象互換，而且/或者可以和其他類型的對象互換。 如果某個女性沒有滿足他的利益，他完全可以再找一個能滿足他需求的女人。女人就是衣服 5、可侵犯：物化者認爲對象缺乏完整性的邊界，是某種可以打破、毀壞和侵入的物品。 6、所有權：物化者將對象看作某種被某人擁有或可以被某人擁有的物品，可以被買賣，或者可以被當作私人財產。 在蘇成捷和斯通那裏，通過性和法律的關係，已經完全看到法律保障女性的權益就是爲了維繫家庭的父權和實現女性私有化，財產化的再保障，再生產 7、否認主體性：物化者將對象看成是某種不需要考成其經驗和感受的物品。 從“獵巫行動”到“閣樓上的瘋女人”再到“蕩婦羞辱”的詞語，無一例外是從剝奪女性作爲“人”的主體性，再到剝奪其發聲抗爭，爲馴服做準備。 8、噤聲：物化者將對象看成是無法言說的物品。 物化可以說是性侵犯，性暴力核心，但物化只是行爲，其根本原因是性格底色中的傲慢，這種特徵意味着習慣性地將自己放在他人之上，這也是男性習慣性支配女性的深層原因。作爲七宗罪之一，傲慢它所具備的自我關注的特徵是最完備的 男性的傲慢表現在充分否認女性的自主性和主體性，有強烈的自尊到自戀傾向，這裏表現形式是很多的，比如嫉妒（女人學位高的搶走了男人的工作），還有投射性厭惡（像經血恐懼和體液恐懼一樣）厭惡女性等等 這是整個社會所有羣體都在灌輸給男性的優越性，緊接着，這種傲慢全面深入到了司法界，體育界，教育界等等，這些都是性侵重災區 在司法界的問題，努斯鮑姆批評是最多的，因爲她本就是非常出色的律師，法學家，她認爲即便部分法律制度在女性的爭取之下不斷完善，性侵行爲依舊在不斷髮生，除了法律進步可以改善，比如取消訴訟時效、改進證據、激勵報案等措施，都是爭取女性權益道路上的進步。 另外，法律制度下的權力結構的性別等級性太強，以及某些人對權力的濫用，也是司法重要問題，性侵犯和性騷擾實際上是關於權力的等級制度及對權力濫用的表現形式。性侵害只是權力濫用的類型之一，要想減少危害行爲的發生，需要對制度本身進行改革，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牢籠 那發生性侵後能做什麼呢？ 態度上首先明確一點 問責而非怨恨，寬宏而非妥協。 面對已然發生的侵犯事件，女性應該用正當手段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不是怨恨報復男性，那都是怨恨而已，更關注的應該是正義的強烈要求，而不是復刻男權邏輯的報復性邏輯，《知曉我姓名》就體現了這點，不錯 另外也切忌浪漫化對方，最重要的是，拒絕悲情，歷數迫害者的不義並不能使我們的正義不言自明，堅決不讓敵手的不義成爲自我摧毀的內在力量 而女性也應該有自己獨有的包容，這種包容應建立在充分的判斷力和自尊自愛的基礎上，女性主義者首先要成爲有愛的人，這種愛並非隨意付出自己的情感，也並非以愛之名喪失自我的主體性，我們可以創造一種共情和寬宏的文化，至少讓女性在其中不會感到被害的恐懼，敢於表達自己

瑪莎·努斯鮑姆在《傲慢的堡壘》中通過多起真實或廣爲人知的案件，說明性霸權並不侷限於某一類型或層級，而是深植於權力結構之中。書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包括： 1. ​​司法界的“權力-威脅”型性侵——高中校長案​​ 一位高中校長利用職業權威，多次強迫即將畢業的女學生髮生性行爲，並以“不讓畢業”相威脅。由於沒有直接的肉體暴力，案件最終被駁回，凸顯了權力脅迫下受害者求證難、司法救濟更難的現實。 2. ​​藝術界的長期性騷擾——戲劇圈多明戈案​​ 在舞臺上，多明戈對女演員實施抓捏、強吻等行爲；兩人甚至被迫通過“與其繼續受折磨不如妥協”來結束騷擾。整個過程中無人站出來幫助受害者，揭示了創作領域對男性支配的默許與沉默。 3. ​​娛樂產業的系統性性剝削——哈維·韋恩斯坦案​​ 作爲製片巨頭，韋恩斯坦憑藉經濟與人脈壟斷對女性進行性侵，他的定罪象徵着“權力男性”第一次爲性暴力付出代價，也證明了性霸權在消費文化中的深層滲透。 4. ​​“三大傲慢堡壘”所共有的模式​​ 作者把司法、藝術、體育領域稱爲三座“傲慢的堡壘”，指出它們都有：①以男性爲主導的權力結構；②基於性別不平等的制度性保護；③當權者對女性身體與聲譽的控制慾。上述案例正是這三塊領域的縮影，顯示性霸權的普遍性與制度性。 通過這些案例，努斯鮑姆揭示：無論職位高低、行業差異，只要存在權力不對等並缺乏外部制衡，性霸權就會以不同面貌出現，因此必須從制度層面着手改革，才能真正打破“傲慢的堡壘”。

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我不止一次地發覺作者有一點“聖母”。在一本圍繞着物化、性支配和傲慢，我之前不止一次地覺得，作者的聖母是否來自於一種白人女性的特權感，但讀到最後一章“前方的路：問責而非怨恨，寬宏而非妥協”後，我一定程度上明白了作者的用意，作者想要實現的世界是一個充滿愛和公正的世界，這樣的世界固然需要不懈的努力和鬥爭，需要“堅定地現在正確的一方”，但也需要合作與共同進步，對自己的心懷慈悲的人，才能對他人心懷慈悲。

當特權成爲堡壘：性侵案爲何在法官、藝術家和球星面前屢屢失效？ 一名聯邦法官在長達數十年間持續性騷擾年輕助理，最終僅受到象徵性處分，理由竟是"他對司法事業的貢獻不可替代"。 一位獲得奧斯卡提名的導演，其酒店房間的惡行在好萊塢流傳多年，卻依然能夠在新片中啓用年輕女演員，無人敢於發聲。 一所頂尖大學的橄欖球明星在派對後性侵女同學，學校管理層選擇壓下案件，只爲不影響球隊參加全國錦標賽的機會。 這些令人憤怒卻又似曾相識的場景，正是瑪莎·努斯鮑姆在《傲慢的堡壘》中系統剖析的現象。這本開創性作品直指社會中最頑固的病竈：那些被特權包裹、被傲慢浸潤的領域，恰恰成爲性侵行爲最難被追究的場所。 司法體系：當正義守護者成爲施害者 法律本應是社會公平的最後防線，但在性侵案件中，司法系統卻常常成爲第一道障礙。 讓我們看看這些真實發生過的案例： 一位地方法院法官多次召見女性助理至其辦公室，進行不當觸摸和言語騷擾。當受害者鼓起勇氣舉報時，卻被告知需要"更確鑿的證據"，而她的職業聲譽卻被置於放大鏡下審視。 一位上訴法院法官被多名前助理指控性騷擾，調查過程拖延數年，期間他仍然正常審理案件，其中不少涉及性別歧視訴訟。 一位曾任職州最高法院的法官，在退休後出版回憶錄時，輕描淡寫地提及自己"年輕時與祕書們的風流韻事"，完全無視其中的權力不對等。 努斯鮑姆尖銳地指出，司法系統內部存在一種結構性傲慢：法官們往往認爲自己的道德水準和判斷力高於常人，這種自我認知使得系統難以對其成員進行有效約束。更嚴重的是，司法體系的操作邏輯——強調程序正義、對證據的苛刻要求、對證人可信度的嚴格審查——在面對權力不對等的性侵案件時，往往成爲施害者的保護傘。 "法庭上的交叉詢問有時像第二次強姦，"一位性侵倖存者在書中被引述道，"你必須詳細描述每個令你痛苦的細節，然後看着辯護律師試圖在其中找到矛盾之處，彷彿記憶應該是完美無瑕的錄像帶。" 藝術世界：才華成爲犯罪的免責金牌 如果說司法界的傲慢體現在程序與權力上，藝術界的傲慢則更加隱蔽，它包裹在"天才崇拜"的華麗外衣下。 一位著名畫家的工作室助理公開指控其長期性騷擾，藝術界的反應卻令人心寒：畫廊老闆們私下表示"他的作品正在升值期，現在不是時候"；藝術評論家撰文稱"偉大藝術家的私生活應與作品分開看待"；收藏家們繼續競拍其作品，價格不降反升。 一位先鋒戲劇導演被多名演員指控利用選角進行性勒索，然而他下一部作品的首演夜依然座無虛席，同行們紛紛表示"他的藝術貢獻無可否認"。 一所頂尖音樂學院的教授被多名學生指控性侵，學校管理層最初選擇沉默，理由是"保護學院的聲譽和該教授的國際地位"。 努斯鮑姆深入分析了這種"天才例外論"的心理機制：當一個人被社會賦予超凡的才華標籤時，人們會下意識地認爲普通道德規則不適用於他。藝術界尤其傾向於將創作才能與道德豁免權掛鉤，彷彿卓越的藝術成就可以抵消對他人造成的傷害。 更令人不安的是藝術界的封閉性。這是一個依賴人際關係、導師制度和非正式網絡的領域，揭發施害者往往意味着職業自殺。年輕演員、藝術家、音樂家面臨殘酷的選擇：要麼忍受騷擾以換取機會，要麼堅持原則卻可能永遠被排除在圈子之外。 體育王國：勝利光環下的沉默共謀 體育界的傲慢堡壘建立在不同的基礎上：這裏崇拜的不是藝術才華，而是身體力量、競技勝利和部落忠誠。 一所大學的主力四分衛被指控性侵，報警的是受害者的室友而非受害者本人——因爲受害者害怕被貼上"毀掉球隊賽季的麻煩製造者"的標籤。 一位奧運冠軍被多名年輕運動員指控長期性騷擾，體育協會的調查拖延了三年，期間他繼續帶隊訓練新的受害者。 一支職業球隊的王牌球員面臨嚴重性侵指控，球隊老闆的第一反應是僱傭頂級律師團隊，並在新聞發佈會上強調球員"對球隊的重要價值"。 努斯鮑姆指出，體育文化中充斥着有毒的男子氣概：將征服、支配和攻擊性不僅視爲球場上的優勢，更視爲男性身份的核心。這種文化創造了一個環境，其中對女性的物化和暴力行爲有時被正常化，甚至被鼓勵。 體育組織的封閉性加劇了問題。從青年體育到職業聯賽，體育世界往往像一個封閉的部落，內部團結被置於一切之上。"保護球隊"、"不影響比賽"、"維護體育精神"——這些口號常常成爲掩蓋罪行、壓制受害者的藉口。 更復雜的是經濟利益。大學體育項目帶來數億美元的收入；職業球隊的價值與其明星球員的表現直接相關；整個城市的榮譽感與球隊勝負緊密相連。這些巨大的利益構成了強大的沉默共謀體系，使得揭發性侵行爲變得異常艱難。 傲慢的心理機制：物化與例外論 努斯鮑姆的深刻之處在於，她不僅描述了現象，更剖析了現象背後的心理機制。她引入哲學視角，分析了"物化"這一概念：將他人視爲客體而非主體，視爲滿足自己需求的工具而非具有平等尊嚴的個體。 在性侵案件中，物化表現爲施害者完全忽視受害者的主體性、感受和自主權。而傲慢則體現爲施害者認爲自己可以超越普通道德約束的信念。 "我常常聽到類似的話，"努斯鮑姆寫道，"'你知道她後來怎麼樣了嗎？她過得很好！'彷彿如果受害者沒有徹底崩潰，傷害就不算嚴重。或者'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爲什麼現在才說出來？'好像傷害會隨着時間自動失效。這些反應都源於同一個根源：無法真正將他人視爲與自己一樣脆弱、一樣有感情、一樣值得尊重的存在。" 司法界的傲慢是"我知道什麼是對的"；藝術界的傲慢是"我的才華使我超越平凡規則"；體育界的傲慢是"我的勝利賦予我特權"。雖然表現形式不同，但核心都是將自己置於道德律令之上。 超越憤怒：從報復到重建 面對如此係統性的不公，憤怒是自然而必要的反應。#MeToo運動的爆發正是這種長期壓抑憤怒的集體釋放。但努斯鮑姆提出了一個更爲深刻且容易被忽視的觀點：僅有憤怒是不夠的，純粹的報復心態有其危險性。 "當我們只關注懲罰施害者時，我們可能複製了我們所反對的權力邏輯——只不過是逆轉了方向。"她在書中警告。如果正義僅僅意味着"讓施害者感受痛苦"，那麼我們在情感上可能得到了滿足，但社會結構並未真正改變。 努斯鮑姆提出的替代方案是"積極的愛"——這不是私人情感，而是一種公共實踐能力，即認識到他人的主體性，關心他人的脆弱性，並願意爲建立保護每個人的制度而努力。 這需要： 法律體系的改革，不再將性侵案件視爲普通的"他said她said"爭議，而是認識到權力不對等對受害者證詞和記憶的影響。 機構的根本性變革，不再將個人才華或集體利益置於基本倫理之上，建立真正獨立、透明的舉報和調查機制。 文化的深層轉變，從崇拜支配性的男子氣概轉向重視同理心、尊重和同意的倫理。 拆除堡壘，重建家園 《傲慢的堡壘》的價值不僅在於其犀利的批判，更在於其建設性的願景。努斯鮑姆清楚地認識到，推倒這些堡壘僅僅是開始，更重要的是在廢墟上建立什麼。 她呼籲的是一種"寬宏"的社會心態——不是對施害者的寬恕，而是對整個社會關係的重新構想。這意味着我們不再將性暴力視爲個別"壞人"的行爲，而是視爲一種社會文化的症狀；意味着我們的目標不僅是懲罰，更是預防；意味着我們努力創造一個能夠承認傷害、支持癒合、防止再犯的社會環境。 這種轉變極爲艱難，因爲它要求我們每個人都進行自我審視：我們是否在無意中參與了特權體系的維護？我們是否因爲某人的才華、地位或成就而降低了對他們的道德期待？我們是否更關心機構的聲譽而非個體的苦難？ 努斯鮑姆以法學家的嚴謹、哲學家的深度和女性的切身經驗，爲我們提供了拆除這些傲慢堡壘的工具。她提醒我們，真正的正義不在於憤怒的爆發，而在於不妥協的制度建設；不在於摧毀的瞬間，而在於重建的持久努力。 當最後一個受害者不再被迫在正義和生計之間做出選擇，當才華不再成爲犯罪的許可證，當勝利的光環不再掩蓋人性的黑暗——那時，我們才能真正說，這些堡壘已被徹底推倒，而在其廢墟上，我們建立了一個更加公正、更加尊重每個人的家園。 --- 延伸閱讀： 《黑箱》 《知曉我姓名》 《迷失的男孩》 《嬌慣的心靈》 《男性氣概》 《順從》 《問責》

在性騷擾和性侵的烏雲之下 推薦等級：★★★★ 毫不誇張地說，每個那些都生活在性騷擾和性侵的烏雲之下，只是有些相對比較幸運，有些則不那麼幸運。面對由此帶來的巨大風險更是沒人可以真正做到置身事外。 《傲慢的堡壘：性侵犯、問責與和解》如作者所言，“這是一本關於正義的書，但是這種正義所要尋求的是和解，以及一個所有人共同擁有的未來。”當然這建立在以法律爲核心的正義基礎之上，只是身處現實世界也明白仍然是任重道遠。 1.烏雲之下 “我自己也是一個女人。就像我們社會中的很多女性一樣，我也一直都是性騷擾和性侵犯的受害者。”正因爲有類似的經歷，作者不敢說做到完全的感同身受，也至少也可以算得上是利益相關者。 “整個性騷擾的概念都集中於女性在工作場所的經歷以及男性對女性的支配。不過現在已經很清楚，在某些情況下，男性也會遭受性騷擾。”在以往這可能有些挑戰人們的固有認知，可如今早已不算什麼新鮮事，甚至有些習以爲常了。 在此情況下，我們自然不能侷限於傳統的性別敘事，更要打破對於性別的刻板印象。哪怕未必能完全改變，也至少不能再滿足於男女對立的做法，更不能稱爲網絡輿論的幫兇。 “每個人講述自己的故事，但並不只是爲了她自己，而是爲了尋求一個結果，它能夠令所有人都聯合起來，並且代表所有人。”這算是本書作者試圖達成的目標，不過想要真正實現還有不少的挑戰需要克服。 更進一步來說，我們不能光看到問題的表象，還要深挖根源，避免類似的行爲再次出現。這自然要求不能感情用事，更不能受到以往認知和經歷的束縛。意識到自身的侷限性，才能獲得超越的可能性。 2.權力濫用 “根本的問題不在於性，而在於權力。正如女性主義者長期以來所主張的那樣，性虐待和性騷擾都是對權力的濫用，而這些濫用權力的人受到鼓勵，相信自己凌駕於他人之上，且他人並不是完全真實的。” 考慮到現實世界裏在權力體系中佔據統治地位的往往是男性，本書人爲濫用權力這都是男性也是有一定的合理性。要是考慮到其作爲代理人的身份，這或許讓問題變得更爲複雜一些。 《什麼是權力》裏以政治理論和現實實踐爲基礎，爲讀者梳理了權力的基本邏輯。對於那些掌權者來說，在殘酷的權力遊戲裏笑到最後的是與之合爲一體。一個手握大權的人早又不是可以用常理來解釋的，反倒更符合權力的邏輯。 正是考慮到這一點，我們普遍意義上的性別等標籤不敢說沒有對其完全失效，但至少沒有抵抗住巨大的權力標籤。以具體案例來說，當我們爲女性政客和領導人的出現而喝彩之時不要忘記了其不光是女性還是掌權者。 對於掌權者以及權力來說，濫用是必然的，除非遇到可以限制其的存在。在此基礎上用權力限制權力有一定的合理性，可是更爲關鍵的是掌權者是否願意分享權力。 仔細想來，這就有點像老鼠給貓掛鈴鐺一樣。理論上確實可行，可如何實施等細節更爲具體，卻也變成了真正的攔路虎，從而讓看似美好的理想遲遲未能變爲現實。 3.物化女性 “人們之所以拒絕承認女性的權利與特權，可能是出於兩個不同的原因：我分別稱之爲性別歧視與厭女。”否認女性的主體性，將其物化之後自然就更爲變本加厲。 性別歧視讓人們對女性區別對待，甚至可能以一種看似合理的方式進行運行，或許造成一種井水不犯河水的假象卻掩蓋了其帶來的系列傷害。關於厭女而言，《厭女症與紅藥丸》以及《隱祕的角落》等都有所涉及。 值得注意的是厭女未必就討厭具體的女性，卻在一種近乎信念的錯誤認知指導下做出了損傷乃至於殘害女性的行爲。將特權視爲應有的權力，並且以看似正義的口號煽風點火。 《騙色社羣》裏極具操作性的做法哪怕是一種刻意爲之的假象也會讓很多不明真相或者別有用心的被其武裝之後危害大衆，讓越來越多的無辜者不幸受難。其對於女性的物化和性化更可謂是到達了無所不用其極的程度。 感情上的憤怒以及進行理論上的批評是有必要的，可在譴責之外我們還是應該多一些識別和防範的技巧。考慮到那麼多的前車之鑑，想要以此中的經驗教訓來避免重蹈覆轍還是可行的。 4.物化之法 “性侵犯與性騷擾深刻地破壞了人們的自主性和主體性。”對於女性採取威脅等手段製造同意更是屢見不鮮。對此我們可以說在其眼中女性儼然就是滿足其慾望的物體，而不是活生生的人。 工具化、否認自主性、無生氣、可替代、可侵犯、所有權、否認主體性，這些作者在書中提到的方式雖然不敢說是面面俱到，但也讓人看到了其中較爲具有代表性的做法。 在大多數人所遇到的情況下，這些實際操作可能存在細節上的差異但依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當我們意識到類似的情況出現不要心存僥倖，更應該提高警惕。或許在一個女性生活本就不易的社會下不能要求女性承受更多，可殘酷的現實面前爲了自保也不得已而爲之。 理想情況下，我們不應該再考慮這些，更不用擔憂，可現實世界裏卻經常會遇到類似的場景。面對具體的情況和人，儘早加以識別少受一些損失還是很有必要的。 理論上的認知改變或許是相對容易的，可現實世界中可能會有一些迷惑性。那些原本你就心生警惕的羣體可能沒有機會施展，可要是你不設防的羣體出現此類的情況，恐怕就會出現《初步舉證》那樣糾纏不清的情況，讓你陷入到進退維谷的尷尬境地。 5.傲慢之下 “傲慢是一種特徵，意味着習慣性地將自己放在他人之上，認爲他人並不是充分重要的。傲慢有很多形式，有些人具有一種形式而不具有其他形式。”這可以說是本書研究的主要關注點，但問題顯然不止於此。 “簡而言之，傲慢這種感情已經涉及工具化，並因此涉及物化，同時帶有否認充分的自主性和主體性的傾向。這種思維模式已經接近於暴力的邊緣。”作者之所以對此保持高度關注，背後的原因讓人爲之震動。 從某種角度上來說，它就像是測試瓦斯的金絲雀，也是現實世界變化的風向標。要是考慮到書中提到的性虐待和性騷擾，它更是可以避免更大傷害出現的一記警鐘。 “物化在社會生活中是一個衆所周知的現象。對人的工具化涉及對自主性和主體性的否認，它有一個深層的內在來源，即傲慢這種惡習。”當你發現這中間的隱祕聯繫就更加明白爲何應該對此持續關注，甚至要時刻警惕。 有些時候我們在不同程度上會出現類似的行爲，可不能讓其產生出更爲嚴重的後果。比如《過渡勞動》裏對於騎手的物化，又比如《投餵AI》裏將人類視爲燃料和耗材的工具化。 6.寫在最後 “工作很重要。”“因此，無論好壞，在工作中發生的事情對一個人的自我意識有很大影響。”在工作填滿人們生活的大部分時間之後，它不光提供了收入來源，確實也會塑造了人們。可惜，哪怕同樣是工作也會遭受不一樣的待遇。 《看不見的女人》以及《無薪主婦》裏家庭主婦辛辛苦苦、任勞任怨卻得不到家庭和社會應有的尊重和認可。《職場媽媽生存報告》裏除了養家餬口的工作更需要做免費的家務勞動無異於在打第二份免費的工。 我再說一次，從某種意義來說，這本書是關於女性的，但它實際上是關於權力的等級制度及某些人對權力的濫用，這些人從小就認爲自己凌駕於法律之上，認爲其他人並不是完全真實的。 父權制下我們對於性騷擾和性侵的施害者加以譴責，可對於這些更爲隱瞞的權力濫用我們又該如何應對？時隔多年，女性的生存處境是否發生了真正的改變，依然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既然我們期待最好的結果，也預料到最壞的結果，那我們就必須更加堅持法律，這是一種只要世界上沒有很多惡存在就不再爲人所需要的制度。”在性騷擾和性侵的領域裏有更多人關注，在其他一些重要但不被太多人注意的又該如何？

總體感覺可讀性一般，邏輯有點奇怪，開篇說是專業性的讀物，但是內容架構也並不符合學術著作的邏輯。其實作者的觀點開篇就提出來了，主要是後續的三個部分好像並不能充分支撐其論據。 第一部分首先引出了物化的概念，指出性暴力及其他傷害行爲的本質在於施暴者沒有把受害者視爲平等的人類，拒絕承認受害者的人性或者說具備完全的人性，將其當作物品，否認其自主性和主體性。它出於一種傲慢主導的心理特徵，主要表現爲將自己凌駕於ta人之上，認爲ta人是不充分重要的，而這種心理特徵往往同時與忮忌、貪婪、怨恨等情緒同時出現。 其實物化這個概念在女性主義的普及之下我們已經能夠很敏銳地捕捉了，對我來說有個比較新的認知是物化方式不僅僅存在於性別關係之中，階級關係、勞工關係裏也普遍存在。這讓我想到自己的工作，我總是跟朋友吐槽我們老闆根本不把我們當人，工作環境毫無人情味，現在才意識到其實這就是一種物化，“牛馬”這種自我調侃的背後折射的不就是上位者否認我們的自主性和主體性，把我們當作沒有人性的工作機器的現實嗎？腦子裏長久縈繞的荒誕感終於凝結成一個概念：物化。 第二部分作者用一些著名案例介紹了美國的法律如何一步步開始在程序上對性暴力問責。作者指出了法律本身也是傲慢的，這其實無法避免，因爲制定法律的人本就是居於支配地位的男性主導，但作者依然對法律抱有最大的期待，她認爲法律纔是制約暴力的理智途徑。 第三部分以一系列名人案件講述了司法、藝術和體育領域因其權力關係的嚴重不對等而仍然存在普遍的性暴力。這部分都是跳着看的，我其實感覺有點偏題了，而且這三個領域的問題其實都是類似的，施暴者和受害者之間存在着完全的權力制約關係，好像沒有必要這麼長篇大論剖析每個領域的具體情況，讀起來覺得有點囉嗦，對於她的觀點也沒什麼支撐作用。 最後作者呼籲以暴制暴非明智之舉，女性主義者奮鬥的目標應當是爭取一個平等尊重所有人的和諧社會。讀到最後我意識到作者的思想其實跟上野千鶴子是類似的，她們都反對一切形式的暴力，認爲女性主義者以發泄式的暴力回擊施暴者是無意義不理性的，主張以法律爲主導的形式維護自身的權益。 其實我的想法還是和幾年前讀上野的時候一樣，我覺得以暴制暴雖非明智之舉，但在法律還不能給予女性以保護的時候，被害者沒道理做活菩薩寬恕一切罪惡，這是反人性的。我並不反對上野和本書作者呼籲建立的那個理想社會，但是我認爲那是下下一步的事情，因爲現在的事實是支配者不願意放棄當前的特權地位給予我們應得的尊重，那麼一味的呼籲女性主義者不要激進不要衝動，與縱容特權何異？沒有衝突，就不會有變革，儘管我不是激進女權，但我得說，當下的我們需要激進女權。

還沒看完但是首先最大的問題，上架時沒有校對日期嗎，所有本世紀初2000年的部分，類似2012這種年份都寫成2112了，搞穿越啊（ 還有點評裏那位朋友，什麼叫女人在男權社會里能佔一席之地就好了？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放什麼屁，書名針對的就是你這種人的你還挺得意是吧

“我們也必須下定決心，在我們的所有分歧中傾聽彼此的聲音，傾聽男性的聲音——包括同意我們的人和不同意我們的人，包括表現良好和表現不佳的人——以創造一種對話文化，一種共情想象的文化。”幾千年了他對男性的傾聽還不夠嗎？沒有激進女權，恐怕作者和作者的女兒都還沒有繼承權選舉權以及受教育權利呢！！請教下，您不同意激進女權，那您認爲如何解決塔利班組織壓迫下的婦女人權得不到保障的問題？創造一種共情文化，讓塔利班壓迫的女性傾聽這些不是人的東西的聲音嗎

摘:有時候，人們更加強烈地堅持某一種類型的傲慢，如果他們覺得另一種類型的傲慢會令其感到不安全的話。而有一種傲慢是所有男性都可以堅信的，即使他們覺得階級、種族、政治權力、工作以及其他的地位優勢都不可靠，這就是男性的性別傲慢。所有的社會以及社會內部的所有羣體都在灌輸一種男性的性別傲慢，而它賦予某些男性以優越性——本來他們可能沒有任何資格要求優越的地位。密爾對此有很好的論述： 想想這對一個男孩兒來說意味着什麼：在一種信念中長大成人，認爲即使沒有任何成績或努力，即使他可能是最愚蠢可笑、空洞無聊或者最無知冷漠的人，就因爲他生來就是男人這個事實，他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優於整整半數的人類成員，優於她們所有人，優於她們當中的每一個人——其中很可能包括某些實際上比他更優越的人，而他每時每刻都能意識到這一點……［這樣的男人］只能被傲慢激勵，而且還是最糟糕的那種傲慢，即將自身價值建立在偶然的優越條件之上，而不是基於他自己的成就。尤其是，當這種感受（即自身被抬高到超過另一個性別中的所有成員）結合了凌駕於其中某個個體的個人權威時…… 密爾相信這種教育是普遍的，即使並不是毫無例外。密爾基本上是對的——直到今天都是這樣。在最後一句話中，他將男性的傲慢和某種有害的、凌駕於一個女性個體之上的個人權威聯繫起來，並且他已經將這種權威與某種婚內使用性暴力的傾向聯繫在一起。大多數男性不會朝着這個方向發展。他們更願意採取的方式是在否認女性具有充分自主性的同時善待她們，就像對待他們所鍾愛的孩子。但是物化一旦出現，就爲暴力——情感上的和身體上的——掃清了一切困難而堅固的阻礙。 在一個可以合法地以及/或者公然地支配女性的文化中，性別傲慢的成本很低，且十分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