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大傳

——【太嶽絕筆，乙巳歲末】 余姓張，名居正，字叔大，號太嶽，湖廣江陵人也。少負異稟，鄉鄰目爲“神童”，祖父嘗抱餘於膝，指北斗而戲曰：“他日當爲帝輔。”餘聞之，輒以指天爲誓，其志蓋始於此。 五歲入學，授《論語》，過目成誦；十歲通《五經》，下筆成文。荊州知府李士翱見余文，嘆曰：“此子將相才也。”遂爲更名“居正”，期以匡正社稷。嘉靖十五年，餘十二歲應府試，主考顧璘奇餘才，卻故抑之，謂曰：“大器晚成，若早發，恐易驕也。”餘感其深意，益自砥礪。三年後再試，果列榜首；十六歲中舉，顧璘以犀帶相贈，曰：“君異日當腰玉，此帶不足酬也。” 嘉靖二十六年，餘二十三歲成進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院。時徐階爲掌院學士，授餘以治國之道，餘朝夕請益，悟“知行合一”之要。嚴嵩當國，吏治腐敗，餘觀其黨同伐異，嘆曰：“徒有其表，無安邦之實，社稷危矣。”遂韜光養晦，潛研時政，嘗著《論時政疏》，雖未上達，然經世之策已具雛形。 隆慶元年，穆宗即位，餘以裕邸舊臣入閣，參贊機務。時俺答犯邊，倭寇擾海，朝議紛紜。餘力主“外示羈縻，內修戰備”，薦戚繼光鎮薊門，譚綸撫遼東，“戚家軍”威名遠播，邊塵漸息。隆慶五年，俺答請封，朝士多以爲疑，餘獨排衆議，曰：“羈縻之術，在恩威並施，今彼納款，正可息兵養民。”遂定“隆慶和議”，邊境數十年無戰事，《明史》載“東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鎮數千裏，軍民樂業”。 萬曆元年，神宗沖齡即位，餘以首輔之職“代帝攝政”，誓“以一身擔天下之重”。時國庫空虛，民力凋敝，餘乃推行“萬曆新政”，以“考成法”整飭吏治，“立限考事，以事責人”，官吏怠惰者悉遭罷黜，朝野氣象爲之一新。繼而推行“一條鞭法”，“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悉併爲一條”，賦役合一，以銀繳納，革除千年苛弊，百姓負擔大減，國庫漸豐。《明通鑑》贊曰：“居正爲政，以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爲主，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餘治政十年，宵衣旰食，雖帝師之尊，仍躬身查訪。嘗微服至江南，見漕運壅塞，遂疏浚運河，築堤防洪；入西北，察邊軍缺餉，乃整頓屯田，興修水利。萬曆五年，天下大稔，太倉粟可支十年，太僕寺積金四百餘萬兩，較嘉靖時增五倍有餘。然新政觸動豪強利益，謗議日生，餘不爲所動，曰：“苟利國家，不求富貴，雖千萬人吾往矣。” 萬曆十年，餘積勞成疾，病逝於任上，享年五十八歲。神宗震悼，輟朝三日，贈上柱國，諡“文忠”，親題“元輔良臣”四字以褒之。然餘屍骨未寒，舊怨復起，言官彈劾餘“專權亂政”，神宗旋即奪諡抄家，子孫或戍或亡，慘不忍睹。《明史》載：“居正既死，言官交章劾奏，帝命司禮監張誠及侍郎丘橓偕錦衣指揮抄家，其家敝衣敗絮，無一餘財，天下冤之。” 餘一生，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爲志，雖權傾朝野，然家無餘資；雖遭身後之禍，然新政遺澤深遠。萬曆中後期，神宗怠政，國勢日衰，廷臣屢請恢復“一條鞭法”，皆嘆“居正若在，何至於此”。至崇禎朝，帝追復餘官爵，諡“文忠”，昭雪冤案。 蓋棺定論，餘非完人，然於國於民，無愧於心。正所云：“居正通識時變，勇於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謂非幹濟才。” 餘本荊楚一布衣，幸逢聖主託孤。十年間，焚膏繼晷，削鐵成針，耕者有其田，商者通有無，此乃經濟之道。考成縛吏手，鞭法濟蒼生，此乃治國之術。邊牆築鐵壁，倭寇遁海疆，此乃安邦之略。然權傾朝野，終成衆矢之的。臨終思之，寧做補天石，不羨凌霄花。若有來世，餘仍爲大明一柄劍，劈盡積弊，雖九死其猶未悔！ 一生功過，留待青史評說，餘復何憾？

從書信簡牘中深入理解明代改革家張居正的生命歷程和政治抱負 這本書由朱東潤老師作於1943年抗戰最艱難時期，文中強烈投射出作者“強人救國”的時代精神和對內奸叛徒的嚴辭批判，張居正不僅是位悲劇的改革家，更是一位孤勇的救時宰相。 張居正一生中最具影響力的改革措施不外乎考成法和一條鞭法的推廣施行。 考成法採取“以上級考覈下級”的剛性手段，極大地提升了行政效率，但其本質是一種高壓考覈，所依賴的是張居正個人的權威和執行力，這也是人亡政息的必然結果。 一條鞭法簡化稅制，經由地方試點成功後隨即推向全國，極大地豐裕了國庫，帶來了顯著的經濟效益。朱老師在書中引用了一條鞭法在地方試驗的數據，更是直觀反映了一條鞭法於當時而言稱得上是重大的技術性突破。至於後來演變成“貨幣剝削”，則是執行層面和後續制度設計的問題，不能以此作爲批判張居正的藉口。 除了這兩條最具代表性的政治舉措以外，張居正對於藩夷和外部政權勢力所採用的政治手段也是值得一提的。“外示羈縻，內修戰守”的方針時至今日仍不過時。 全書令我最痛的地方是張居正死後被清算、敬修自盡前的遺書、全家餓死十餘人的慘狀，尤其是張居正在書信中多次言及“已以身許國，死生以之”類似的話，他大概早已預見自己身後的悲劇，卻仍選擇走上那條“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道路。 孤臣的宿命是悲劇性的，但“明知不可爲而爲之”的氣節是永恆的。 最後引用朱老師的話：“張居正死了，但他的精神不死。他告訴後人：在絕境中，仍有人敢於挺身而出。” 致敬張居正，致敬這位偉大的被時代犧牲的先行者。

張居正論 江陵張居正者，出身寒微，起自布衣，少時聰穎，十歲通經書，十三歲進學，時主考官顧璘以爲少年曝得大名，將來自滿必無所成，故不取以挫其志，十六歲中舉，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嚴嵩當道，無用武之地，與高拱入裕王府邸侍講，穆宗臨終拜爲顧命大臣，神宗朝爲內閣首輔。 有明一代飽受邊虜之擾，世宗潛心修道，朝政紛亂，邊防既隳，遂使韃靼有可乘之機，俺答屢次南下，京師幾度戒嚴，廷臣竟莫之能對，是時居正休假在野，然於時事未嘗輕心，有“抱火寢薪非一日，病夫空切杞人憂”之嘆，深感國勢衰微，茲有富國強兵之志。 穆宗駕崩，神宗沖齡嗣位，居正遇適其位，大權獨攬，一展生平所學。入則大刀闊斧除弊布新，以考成法振綱紀，有司公事無久積之壓；以條編法富國庫，百姓少賦役之繁；使河漕一體，有桂芳季馴之任，成大禹治水之功；開源節流，汰裁冗官，抑制勳戚，整頓驛遞，氣象爲之一新。外則縱橫捭闔，羈縻俺答以制諸酋，又內修守備，以譚綸爲兵部尚書，戚繼光坐鎮薊門，李成梁守遼東，殷正茂平兩廣，遂使邊境十年無虜寇之患，四海享昇平之治。其人以一己之才，用諸臣之能，仰萬民之力，振世穆之衰，復仁成之盛，使伊尹姜尚爲政不過如此！ 然其掌權日久，敗禍遂滋。神宗沖年口稱先生，軍國大事言聽計從，久受其壓，心生不滿，待其亡故，盡反其策，又奪職抄家，以復十年失權之仇，輕人重貨，盡失人心，貪財好色，有愧人君之德，十年之功，毀於一旦，三十八年未曾臨朝問政，頗有其祖父世宗之德行！又肇其孫思宗自縊之禍根！使居正無神宗，其子孫未必有不測橫禍，使神宗無居正，其社稷恐怕無殘喘之存。 論者以爲張居正富國強兵，掊克小民，整飭學政，沙汰生員，所行諸法操之過急，大權獨攬專斷獨行，乃霸道之舉非王道仁政，此皆腐儒之論也！其富國強兵所謀不過邊民之苟安，推考成條編諸法未掊克小民，獨掊克官吏；整頓學政，與小民無事，徒罪地主士大夫之流，清丈土地，與小民百利而無一害，所悖不過富戶巨室；若無專斷之權其法豈能行乎？嘉靖隆慶以來，積弱之勢已成，若不以猛藥急濟之，其勢能改乎？其國能存乎？ 輔政十年，鞠躬盡瘁，半世憂國，不過是開墳鞭屍，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居正所行之法皆損巨室之利，縱無神宗，亦難逃巨室之倒算。爲天下人得罪於巨室，即先生所言非常之事，能行此非常之事，故能成非常之功！

看完這本書，真是又氣又恨又惱！作者在書中說了好幾次萬曆很聰明，我嚴重懷疑是反諷！如果真的聰明，怎麼會不知道什麼事該做，什麼事不該做，什麼事能做，什麼事不能做，什麼人是好，什麼人是歹？這樣拎不清的人真真是連劉禪也比不上，即使真的聰明也是小聰明，難登大雅之堂！遇到這樣的皇帝和臣子，不知道是張居正更可悲，還是萬曆更可恨！張居正死的時候，我沒有哭，但是後面被清算的時候，我哭了，可憐張居正，他是多麼相信萬曆會看顧他的子孫，所以臨死沒有一句關於子孫的交代，可是，萬曆是怎麼做的呢？古人說口蜜腹劍，萬曆是典型！可憐張居正，家人無法庇護不說，心血亦付之一炬！這種情勢下，可憐的不止張居正一家，還有千千萬萬的蒼生百姓！原本明朝有可能實現中興，萬曆也有可能成爲中興之主，可惜歷史沒有如果……

不瞭解張居正的時候，我對張老師的印象是：萬曆初年隻手遮天的權臣，大權獨攬、威壓朝野的首輔。這樣的評價不能說完全錯誤，但似乎只看見了張老師站在權力頂峯時的樣子，卻忽略了他是如何走到那裏，又爲什麼一定要走到那裏。 序言中寫：“譽之者或過其實，毀之者或失其真”，隨着閱讀深入，我看到了一個更完整的“張老師”。書友有句點評特別戳我：張老師既有理想主義的抱負，也有現實主義的手段，他渴望改變國家，而權力正是他實現理想的工具。 “願將雲錦絲，爲君補華裳，即便是後來休假的三年，張老師的目光也始終向着北方。就像書中所說，他的心永遠是熱的。從那時起，他似乎已經逐漸捨棄了個人生活，把自己的生命與國家政治牢牢綁在一起。然而，僅有一顆熱心，並不足以在嘉靖、隆慶年間複雜而危險的政局中生存。夏言剛直高亢，卻也因過剛而折；嚴嵩一味柔佞，以柔克剛，最終倒臺；徐階像一塊橡皮——可以被壓縮，卻不會輕易斷裂，壓力一旦消失，便會重新彈回來。張居正從他們身上看到，政治不能只憑道德熱情和一時意氣，還必須懂得隱忍、等待和判斷時機。 所以當書中寫到“一杯苦酒，居正慢慢地嚥下”時，我想到的是：張居正已經開始學習徐階的“忍”了。這裏的忍不是軟弱，也不是放棄，而是一種有目標的剋制。他知道自己尚未擁有決定局勢的力量，於是暫時收斂鋒芒，在沉默中觀察，在退讓中積累。政治語言與真實處境之間的距離，正體現了他的成熟。 讀到這裏，我越來越喜歡那位書友的評論“張老師真是我最喜歡的那類人，理想主義的抱負，現實主義的手段，權力是實現理想的工具。”

前不久去了武漢旅遊，其實是爲了去荊州。我在墓前送了一束花，帶的禮物是在北京國子監進士碑林拍的嘉靖二十六年的進士小張。 張老師真是我最喜歡的那類人，理想主義的抱負，現實主義的手段，權力是實現理想的工具。就像作者說的，張居正不是王安石，他是一個現實的政治家。又到了固定的拉踩介甫環節，其實這兩個人裏沒有基層工作經驗的是張居正，二十四歲中進士，進翰林院，但是真正能洞察人心、推動政策的也是張居正。 而所謂“工於謀國，拙於某身”，不需後世爲其辯白，因爲他自己便說過“寧有瑕而爲玉，勿似玉而爲石，何須顧他人之非議，殉匹夫之小節。”“君子謀國而小人謀身，謀國者先憂其國，謀身者先利己身”，後世訛傳誤解，不勝枚舉。 我記得這本書裏有一處引用了張老師自己的文章，說“人存政舉”云云，充滿着大有可爲的熱忱和抱負，這裏的劃線書評，“那你也應該知道人亡政息的道理”。 張老師在重返官場前寫下割股行，其中一句“臨危憂困不愛死，忠孝萬古多芳聲”，想要堅守忠孝的人，最後的結局是皇帝覺得他不忠，百官覺得他不孝，一切都歸於荒蕪。 在荊州墓前，不知道該說些什麼，終是江陵山水無恙吧。 而其功罪，自有天下後世公論。

雖然心裏早有準備，但讀到居正乞休，客死，反攻清算之時，還是沒忍住崩潰大哭起來。沒有人能在瞭解了先生的一生以後，還能平靜接受這一切。 他說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他說使吾爲劊子手，吾亦不離法場而證菩提。他說得失譭譽關頭若打不破，天下無一可爲者。他說以其身爲蓐薦，使人寢處其上。他說念己忘家徇國，遑恤其他，雖機阱滿前，衆鏃攢體，孤不畏也。 他早已料到身後事，卻依然鞠躬盡瘁。居正是徹頭徹尾的理想主義者，只是他從不空想，他用實幹在踐行自己奉行一生的家國情懷。居正的一生，真可謂波瀾壯闊啊。江陵神童的少年意氣，初入內閣的惆悵憤然，剛執權柄的戰戰兢兢，奪情風波的孤獨絕望，一番成就的遊刃有餘。這一路的感覺真的很奇妙。變的是心態，不變的是富國強兵的理想。 “顧此意不敢以告人，而世亦無知我者。”是怎樣的強大，才能在世人皆非難之時還不改初心，堅定前行。我只看到居正一個人踽踽獨行的背影。 居正的悲哀，也是家國情懷的悲哀，他的忠心，終究是錯付了。居正神機妙算，但卻忘了培養自己的接班人。他忘了最大的變數就是他最信任的皇帝。他以爲朝廷都是他的黨羽，但卻忘了牆倒衆人推，他早已觸動了貴族的利益。大概只有戚繼光潘季馴纔會真正替他感到悲傷吧。他料想到自己死後遭清算，但當他知道自己的改革成果被萬曆清掃一空時，內心該有多悲痛啊。十幾年來苦心經營的成果付之一炬，會不會後悔曾經做過的一切。“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幾百年後人們終於理解了你的苦心，爲你平反，先生您的美名遠揚。而當初想開棺戮屍的朱翊鈞，也想不到幾百年後自己卻屍骨無存。蒼天究竟是公平的。 想說的太多太多。居正的故事陪我走過人生最艱難最孤獨的時候。每當我在迷茫猶豫畏難退縮的時候，我都會想到居正。如果是他會怎麼做呢？

上週日讀完了這本鴻篇鉅著，一直沒有寫書評，實在是內心糾結，一如當初讀吳晗老師的《朱元璋傳》。最後促使我給出推薦的是最後的那一段話：整個的中國，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的時候，總會發見許多可歌可泣的事實：有的顯煥一些，也許有的黯淡一些，但是當我們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經爲自由而奮鬥，爲發展而努力，乃至爲生存而流血，我們對於過去，固然看到無窮的光輝，對於將來，也必然抱着更大的期待。前進啊，每一箇中華民族的兒女！ 這篇鉅著寫於1943年，那時的中國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比之張居正所處的明朝中後期的境遇更悲慘千萬倍。一如明後期熹宗給張家平反覆職，藉此召喚力挽狂瀾的英雄，1943年也在呼喚他的張居正。我想這也是朱先生寫下這本書的初心之一。 這篇鉅著寫盡了張居正的一生，從他的祖上追隨朱元璋打江山開始，講述了張居正如何從一個小康之家的神童一步一步成爲明朝最有名的首輔，以個人之力爲明朝續命幾十年，如何將一個每況愈下的國家慢慢轉變成國富兵強的國家。 張居正一生做了這樣幾件大事： 1.創造考成法，利用考成法清吏治、裁冗官、幹實事、清田丈、追積欠、推進一條鞭法，一步步改善嘉靖後期國庫虧空的狀況，改善政府財務狀況。 2.國家經濟情況改善後，集中資源平邊患，面對韃靼、土蠻，他思路清晰，胡蘿蔔加大棒，一邊拉攏分化一邊積極備戰，不得不說他是個軍事大家。可惜他也困於環境眼界所限，對少數民族的韃靼一直視爲異族，持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偏見，沒有民族融合的格局。這一點朱元璋建國初期做得很好，只要少數民族對我有心歸附，認可我漢族的文化傳統，仍然可以在明朝統治下生活做官。做得更好的是周恩來總理，五十六個民族是一家，周總理對少數民族政策和民族融合政策真的是高瞻遠矚，我覺得功勞不亞於秦始皇統一六國。當然這對張居正的要求有點太苛刻了，每個人都逃不開自己所處的環境限制，沒有人能活在真空裏、開上帝視角。 3.整頓學政、驛政等對百姓負擔過重的苛政，明中後期的學政、驛政實際上造就了一批盤踞百姓身上吸血的特權階級，張居正對這些苛政的開刀，是非常需要勇氣的。動了特權階級的利益，使自己站到了士大夫、知識分子、地主階級的對立面，而明朝真正有權力的就是這些人。百姓的感恩是沒有影響力的，在封建社會，更是槍桿子裏出政權。 寫到這裏，我的腦海裏冒出來申公豹縱身一躍以一當萬的畫面。張居正張先生就是以這樣的心態去改革的吧，我知道改革是會流血的，我和我的家族大概沒有好下場。爲了國家和人民，如果改革真的要流血，請從我張居正開始。 致敬英雄!唏噓他的身後所遭際的一切，如果他泉下有知，看到神宗在他身後不到一年就廢除了他的改革措施，迫害他的家族子孫，不知道會不會後悔改革？ 我想他定然不會的，他的曾孫同敞給出了答案。 最後寫一點關於本書我覺得的遺憾：朱老師寫的時間線太亂了，很多歷史事件、改革政策、軍事發展在各個章節不斷穿梭，看起來好費腦子，有點累，我中途幾乎快放棄了（所以糾結是否推薦）。慶幸堅持看完了，是一本好書。

爲什麼一個失靈的王朝需要張居正，卻又容不下張居正？張居正用十年證明，一個傑出的人，能夠把一個已經失去活力的王朝挽回到什麼地步。 他的身後事則提出了另一個更困難的問題：當一個時代的秩序過度依靠一個人，這份秩序還能在他離開後繼續存在嗎？ 讀完《張居正大傳》，我一直在想一件事。張居正執政十年，整頓吏治，清丈田畝，改善財政，經營邊防，讓一臺已經遲鈍、鬆散的大明官僚機器重新轉了起來，也讓一個不斷下墜的王朝暫時止住了頹勢。可他於萬曆十年去世兩年後，萬曆正式清算自己的老師：生前所得官爵與諡號被褫奪，家產被查抄，那些曾經圍繞在他身邊、稱頌他功業的人，也紛紛轉身與他劃清界限。 一個幾乎把自己耗死在政務上的人，爲什麼沒能換來善終？ 一、朱東潤沒有把張居正寫成聖人《張居正大傳》並不是一本讀起來輕鬆暢快的歷史爽文。我原本只是想利用碎片時間讀幾頁，結果不到二十分鐘，就默默下單了一本紙質書。因爲朱東潤的寫法讓我意識到：這不是一本可以靠手機快速翻完的書。 “有來歷、有證據、不忌煩瑣、不事頌揚”，是朱東潤關於《張居正大傳》的寫作原則。他保留了大量奏疏、書信和史料，有些地方甚至像把檔案一頁頁攤在讀者面前。人物不會一出場便被貼上忠奸標籤，很多結論要等到幾封書信、幾次用人和幾場政治交鋒之後，才慢慢浮現。 朱東潤對張居正顯然懷有同情，但並沒有因爲欣賞他的功業，就替他抹掉政治算計。高拱被逐時，張居正明知馮保的指控並不可靠，卻選擇置身事外，等着政敵倒臺，自己成爲最大的受益者。寫到這裏，朱東潤沒有用“顧全大局”替他開脫，只說政治家不是聖賢，而只是政治家。這句話幾乎定下了整本書觀察張居正的方式。 張居正不是道德標本。他有救國的抱負，也有對權力的需要；他能夠識人用人、忍辱負重，也會排除異己、維護自己的政治地位。他既不是被奸臣迫害的完美忠臣，也不是隻想篡奪皇權的野心家。他是一個並不完美的人，卻仍然成爲了那個時代最能解決問題的人。 二、一個組織開始呼喚強人，通常意味着正常秩序已經失效張居正接手的明朝有法令，也有聰明的官員。但公文在衙門之間往返，事情卻沒有結果；官員擅長討論名分和道德，卻沒人願意爲財政虧空、土地隱匿和邊防困局承擔責任。每個人似乎都有充分的理由，所有問題卻依然原封不動地留在那裏。張居正所做的，就是把那些長期停留在紙面上的命令，重新壓到具體的人身上。 讀到這裏，我很難不想到今天。幾百年過去了，我們依然生活在一個“會海如山”的時代：會議一場接着一場，彙報一輪疊着一輪，所有人都在表達重視，事情卻未必真正向前推進。我剛入職高校的第一天，同事便向我傳授了一條頗爲實用的工作經驗：“任務安排下來以後，不要立刻做，先等一等，說不定過幾天它就自己消失了。”後來我才發現，這並不完全是一句玩笑。在一些組織裏，任務並不是通過完成而消失的，而是通過拖延、遺忘、轉交和下一場會議，悄無聲息地消失。每個人都很忙，事情卻未必真正有人負責。因此，我常常忍不住想：如果張居正來到我們學校，我們的工作效率究竟會高到什麼程度？ 他推行的考成法，本質上就是要切斷這種責任在流程中不斷蒸發的可能。每項任務都要登記在冊，明確期限，覈查結果，並與官員的考覈和升降直接掛鉤。事情沒有完成，便不能再靠一篇辭藻漂亮的文章、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矇混過去。考成法看似只是管理方式的改變，實際上觸碰的是官僚體系最根深蒂固的習慣：過去只要程序上有所交代、語言上足夠體面，事情是否真正完成，反而並不重要；而張居正要求的，是命令必須轉化爲結果。清丈田畝則更進一步，直接觸碰了權貴和大地主長期隱匿土地、逃避賦稅的利益。他試圖讓那些最有能力逃避義務的人，重新承擔起本應承擔的責任。儘管這場清丈最終仍有侷限，但張居正對畿輔與權貴土地的清查，確實觸動了當時最難觸動的利益。 改革爲什麼總是需要依靠強勢人物？張居正給出的答案是：當一個組織已經失靈時，問題通常並不在於沒有人知道正確答案，而在於每一項真正的改變，都會損害某些人的利益。所有人都支持整頓，前提是不要整頓到自己；所有人都贊成提高效率，前提是不要追究自己的責任；所有人都希望國家財政充盈，卻又希望賦稅由別人承擔。 很多改革並不是敗在方向錯誤，而是敗在所有人都希望改變別人，卻不願意改變自己。張居正真正稀缺的地方，不只是他知道應該做什麼，而是他有能力判斷輕重，也有權力迫使所有人承擔改變的代價。在用人上，他也不像傳統的道德家那樣，只尋找名聲毫無瑕疵的官員。他更看重一個人能否處理具體事務，再用考覈、紀律和制度約束其行爲。 在一個危機四伏、執行失靈的時代，這使他成爲近乎無可替代的人選。可問題也恰恰出在這裏。當一個人能夠越過層層阻力，迫使官僚體系行動，甚至重新分配利益時，他手中必然需要越來越多的權力。人們歡迎他，是因爲他能夠解決別人解決不了的問題；人們恐懼他，也是因爲他已經能夠決定太多人的利益與命運。 組織對強人的需要與恐懼，從來都是同時出現的：人們盼望他在危機中力挽狂瀾，又希望危機過去以後，他能夠立刻交出一切，重新退回一個無害的位置。《琅琊榜》中的赤焰軍如此，幫助楊廣奪取皇位、最終又遭到猜忌的楊素亦是如此。功勞一旦大到足以震動權力中心，拯救者與被拯救者之間，便很難只剩下感激。 所謂“功成身退”，不過是後來者替權力寫下的一句體面總結。權力最喜歡這樣的英雄：在它需要時無比強大，在它恐懼時又能主動消失。這種要求並不只存在於政治之中。社會對女性也常有相似的雙重期待：既希望她聰明能幹、獨立堅韌，能夠承擔工作與家庭的雙重責任；又希望她不要太強勢、不要表現出過多的野心，更不能讓身邊的人感到被遮蔽。她可以優秀，卻最好不要鋒芒畢露；可以承擔責任，卻不應因此要求更多權力。 所謂“功成身退”與所謂“溫柔懂事”，讚美的有時是同一種人：足夠有用，卻始終無害。 這實在是一種可笑而又可悲的期待。 三、張居正把萬曆培養成了一個滿分學生，卻沒有讓他學會獨立做皇帝讀這本書時，最讓我難忘的，並不是張居正與官員之間的鬥爭，而是他和萬曆之間那段越來越擰巴的師生關係。 張居正認真教過萬曆怎樣做皇帝。他爲萬曆安排經筵和日講，讓講官講解《通鑑節要》，要求把歷代興亡的原因講得清楚明白；他又親自編寫《帝鑑圖說》，從歷史中挑選出可以效法的明君和足以警戒的昏君。至少從課程內容看，財政、用人、邊防、節儉、勤政這些帝王必修課，張居正並沒有落下。 問題在於，他教給萬曆的政治，始終像一本已經附上標準答案的教材。什麼是明君，什麼是昏君；什麼叫節儉，什麼叫放縱；怎樣纔算勤政，怎樣又算辜負祖宗，張居正都替他劃好了重點。萬曆要做的，是記住答案、服從答案，再把自己活成答案。 這很像現實中那些極其負責的父母。他們替孩子挑選學校，規劃專業，安排工作，甚至判斷應該和什麼樣的人結婚。每一步都有一個充分的理由：這是爲了孩子好；每個選擇看起來也都正確。久而久之，他們幾乎替孩子把整個人生都走了一遍。 朱東潤形容張居正對萬曆，如同一位“尊嚴的小學教師”。這位老師用盡一切辦法，要把學生領向理想的境界，卻忘了他的學生不僅是一個等待塑造的皇帝，首先也是一個會長大、會有慾望、會感到委屈，甚至會產生逆反心理的人。所以，我總覺得張居正培養出來的萬曆，有點像一個被精心擺放的“聖人手辦”。他端正、剋制、勤奮，完全符合儒家對明君的想象。只是這個手辦不能自己移動，也不能決定自己要站在哪裏。它唯一的任務，就是按照老師規定的姿勢，一直端正地擺下去。 萬曆小時候當然依賴張居正。天氣炎熱時，他見老師講書辛苦，便叫太監在一旁替他扇風；冬天地面寒冷，他又命人鋪上氈子；張居正生病時，他甚至親自調椒湯送去。師生之間並非從一開始就只有壓迫和算計，也曾有過真實的信任與親近。 可孩子終究會長大，接班人也遲早會問：什麼時候才輪到我自己作決定？ 長大後的萬曆逐漸發現，自己名義上是天下最高的統治者，國家真正重要的判斷卻長期由老師完成；自己被要求節制一切慾望，老師卻可以根據政治需要決定什麼事情能夠通融；自己必須按照聖人的標準要求自己，老師卻以一個現實政治家的方式掌握權力。 這種矛盾並不只存在於家庭之中。許多領導口口聲聲培養年輕人，許多創始人反覆尋找接班人，卻總在真正交出決定權的那一刻退縮。 於是，所謂“培養”，最後很容易變成延長控制的另一種方式。 張居正的問題，不在於他沒有教萬曆政治，而在於他始終沒有真正把政治判斷交還給萬曆。他可以教萬曆怎樣評價古代皇帝，卻沒有給萬曆足夠的空間，讓他在現實中獨立判斷、犯下錯誤，並承擔後果。 更麻煩的是，這個孩子並不是普通人，而是皇帝。普通孩子要擺脫父母的控制，或許只是搬出家門；普通接班人要證明自己，或許只是離開公司另起爐竈。可萬曆想要證明自己已經長大，就只能從張居正手中奪回那個本來屬於皇帝的位置。 因此，兩人的矛盾並不只是一段師生感情的破裂，而是兩個權力中心遲早會發生的碰撞。萬曆後來清算的，不只是一個曾經約束自己的首輔，也是那個長期替他定義正確、替他作出判斷、替他扮演皇帝的父權式老師。張居正把萬曆培養成了一個熟知明君標準的滿分學生，卻沒有讓他真正練習怎樣成爲皇帝。 到最後，萬曆只能用最激烈的方式撕掉老師給他的標準答案，以此證明： 從今以後，朕要自己答題。 四、張居正建立了制度，卻沒能讓制度離開自己說張居正只相信個人權力、不重視制度，並不公平。考成法、清丈田畝和財政整頓，都在試圖重新規定責任、程序與獎懲。問題在於，這些規則能夠發揮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張居正本人站在後面，以自己的威望和人事權保證它們被執行。 朱東潤在論述張居正“奪情”後的政治主張時，直接稱其爲“一篇獨裁者政治立場的宣言”。張居正認爲，皇帝身處深宮，不可能獨自處理一切，國家事務自然要委託給最有能力的大臣。以當時的危局看，這並非沒有道理。 張居正晚年的情形，更暴露了制度對個人的依賴。他已經臥病在家，內閣中還有張四維、申時行，稍微重要的事情卻無人敢自行處理，仍然要送到他的病榻前聽候處分。後來病勢加重，他神志已經昏沉，各方仍圍繞在牀邊，希望抓住最後的機會安排人事。一個人已經病重至此，國家機器仍不敢離開他獨立運行。這當然證明了他的能力和責任感，卻也說明這個組織沒有長出自己的判斷能力。 好的制度不應該要求每一個繼任者都成爲張居正。制度存在的意義，恰恰是讓那些沒有天才般魄力、只有正常能力和責任心的人，也能把事情繼續做下去。如果只有創立者本人才能執行，那麼它仍然更接近個人秩序，而不是穩定的公共秩序。 張居正完成了許多規則，卻沒有完成最難的一步：讓規則脫離自己的性格、威望和政治網絡。他走後，組織當然還在，但此前被壓住的利益、怨恨和權力衝突全部反彈了回來。 英雄能夠暫時替制度工作，卻不能成爲制度本身。 我們當然需要張居正，卻不能永遠等待張居正。 我敬佩張居正，不只是因爲他看見了問題，而是因爲在所有人都可以推諉的時候，他真正承擔瞭解決問題的代價。在一個隨波逐流遠比有所作爲安全的環境裏，他像一個近乎純粹的“傻瓜”：別人都在計算怎樣明哲保身，他卻總在選擇那些艱難卻正確的事情。 我也曾設想：如果張居正能夠重活一世，知道自己死後會遭遇怎樣的清算，他的選擇是否會有所不同？ 我想，大概不會。 他或許會更謹慎地處理與萬曆的關係，更剋制地使用權力，也更早地爲改革和家人安排退路。但只要他仍然是張居正，當國家再次走到危急關頭，他大概還是會站出來，接過那些本不該由一個人獨自承擔的責任。因爲他就是這樣一個人：擁有超越常人的才智，也有近乎固執的使命感。他明知權力會反噬自己，明知改革未必能夠長久，仍願意爲了一個王朝暫時的振作，付出名譽、家庭，甚至生命。 這既是張居正最令人敬佩的地方，也是他無法逃脫的悲劇。他願以一己之力托起一個搖搖欲墜的時代，哪怕最終粉身碎骨，也絕不後退。

這本看完後又看了《中國曆代政治得失》纔來評論的。記得當初看這本時，滿滿都是想着打卡，讀完之後又反覆回味。 看到張居正給他人的書信，詞句裏讓我感覺他從小作爲神童，並沒有一絲傲慢，反而特別謙和，真是認知水平越高的人越謙遜。他周到體面，做事又很果斷，專業，有雷霆手段也有一顆爲國爲民的心，因爲他的改革，爲萬曆在位期間充實國庫，萬曆三大徵打好經濟基礎，我深深折服於他的人格魅力。想起當年明月對他的評價，他不是一個好人，也不是一個壞人，而是一個有理想的人。 然看人不能就一面，一直以來對他的爭議都很大，以前在我看來他究竟是一個好人。看到錢老對明代政治體制和對他在位的權力分析，一直以來皇權相權都相互制約，而明廢相加強中央集權，就明代政治來說，內閣的權利只是皇帝的祕書處，爲皇帝提供建議，而太嶽做爲一個內閣首輔要求奏章給內閣一份，是名不正言不順。我才知道爲何有爭議 轉而我又想到在高度中央集權之下，皇帝本人能力和品德的好壞對國家來說是不是影響更大呢，這實在不是一件好事。比如嘉靖上位之前的大禮議（嘉靖帝這個人我是有點佩服的，我覺得他天生就有點小聰明，將上位就知道與羣臣爭權，是有能力的），萬曆期間的爭國本事件，以及“二龍不可相見”，朱由校作爲一個皇帝甚至不太識字，都說明了皇帝個人品德的好壞對國家的重要影響。明代對皇權制約是有政治缺陷的，這是錢老的論述。 而在此制度之下以損害大多數士人、官吏、地主階級的利益強行改革，實難也。衆所周知歷來改革者結局都不好，敢頂着非議前行，縱使很多人說他也爲自家人謀利了，也有賄賂，也許個人品德不夠高尚，行爲不夠清廉（以往我對張居正的喜歡甚於曾國藩，不理解曾國藩爲何被稱爲聖人，而張居正被稱爲政治家，而且還爭議很多，後面才從網上了解曾國藩立功立言立德，治家有方，家風嚴謹），但改革不改革對他自己並無甚好處，反而改革有極大阻力。歷朝歷代說改革的人多，實行的人確少，往往經一點阻力就偃旗息鼓了，因爲批評總是容易的，做事總是不容易的。看過王陽明的傳習錄我知道了知和行是兩件事，但其實也是一件事，因爲行纔是知之成。 我又要說一句俗話了：君子論跡不論心，論心世上無完人，人不過是言語的奴隸，看一個人要看他做了什麼。 最後，也許我對太嶽瞭解得還不夠，對歷史理解得比較淺顯，重在讀後輸出了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