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取義——對華北某縣自殺現象的文化解讀

“我死給你看！”讀懂這本研究中國自殺的神作《浮生取義》，就明白了該如何過好日子2000年初，北京大學研究員吳飛深入華北某縣，進行了長達16個月的田野調查，走訪了204個自殺案例家庭，發現中國農村的自殺者中僅有63%存在心理疾病，遠低於西方的90%以上。 更令人驚訝的是，中國的自殺並非簡單的精神疾病問題，而是對“正義”和“尊嚴”的複雜訴求，本質上是“過日子”和“做人”的問題。 2009年出版的《浮生取義》震動了學術界，被哈佛大學教授凱博文評價爲“全球範圍內關於自殺問題最認真的田野研究”。 這本書從家之禮、人之義、國之法三個層面，解讀了中國人的幸福與尊嚴。 01 家庭政治：沒有規則的權力遊戲吳飛發現，中國家庭內部運行着一套獨特的“政治體系”。 在這個體系中，家庭成員的權力並非平等，而是基於輩分、性別、經濟貢獻和道德資本的複雜博弈。 婆婆憑藉長輩地位擁有權威，丈夫通過經濟收入獲得話語權，而妻子和兒媳則通過操持家務、生兒育女積累“道德資本”。 問題在於，這套體系缺乏明確的規則和公正的裁判。當糾紛發生時，沒有法官來裁決誰對誰錯，只有權力的碾壓和情緒的爆發。 書中記錄了大量案例，其中弱勢一方（多爲女性和晚輩）在長期壓抑後，選擇用自殺作爲終極反抗。 這不是求死，而是弱者在權力遊戲中的最後一步棋——用生命換取道德制高點，讓對手終生揹負“逼死人”的罪名。 “我死了，你就舒服了！”就是這個意思。 02 過日子：中國人最樸素的人生哲學“過日子”是《浮生取義》的核心概念，也是理解中國式自殺的關鍵。 在中國文化中，生命的意義不在於追求抽象價值，而在於“過日子”——結婚生子、建房買屋、養老送終。 過日子有一套自己的邏輯：平衡。 家庭關係的健康，在於付出與回報的大體平衡；個人心理的健康，在於慾望與現實的大體平衡。 自殺，往往是這種平衡徹底崩潰的標誌。 吳飛寫道：“真正能把日子一直過得很好，沒有一點不順心的家庭，我還沒有遇見過一個。”過日子就是在幸福與不幸之間搖擺的“混日子”。 那些喝農藥的人，不是不想活了，而是不知道這樣的日子該怎麼過下去。 當家庭既不能提供情感支持，又不能提供正義保障，反而成爲痛苦之源時，死亡就成了逃離“日子”的唯一出路。 “活着還有什麼意思，不如死了算了！”諸如此類。 03 做人：中國人的人格學問“做人”是《浮生取義》另一核心概念。 在中國語境中，“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做出來的。 什麼樣纔算“會做人”？ 在家庭中，這意味着履行好自己的角色義務——妻子要賢惠，丈夫要擔當，子女要孝順。 人格的完整性與家庭角色的完成度直接掛鉤。 一個沒有成家的人，一個被家庭排斥的人，在社會眼中往往是“不完整的人”。 這種人格學問帶來一個殘酷後果：當一個人在家庭中得不到基本尊重時，他/她的“人格價值”就受到根本威脅。 書中許多自殺者，正是在感到自己“不是人”、“沒臉做人”時走向絕路。 特別是女性，在傳統家庭結構中處於弱勢地位，她們的人格價值更容易受到挑戰。當妻子長期被丈夫忽視，兒媳被婆婆欺凌，她們積累的不僅是情緒，更是人格上的“貶值感”。自殺成爲挽回人格尊嚴的最後方式：“我都死了，你總該承認我是對的吧？” 04 三種自殺心態：賭氣、丟人、想不開吳飛用六個字概括了中國式自殺的三種主要心態：賭氣、丟人、想不開。這背後是三種不同的道德邏輯。 賭氣式自殺最爲常見。 特徵明顯：多爲即時衝突後發生，自殺者神志清醒，往往選擇家裏有人時服藥，劑量常控制在“死不了但能嚇到你”的範圍。一位多次自殺未遂的婦女直言：“我一喝藥，他（丈夫）就怕了，就對我好了。” 這本質上是家庭內部最極端的溝通方式。當口頭講理無效、哭鬧無人理會時，農藥成了弱者手中唯一的擴音器。 丟人式自殺關乎中國人的面子問題。 當家庭醜事（如女兒未婚先孕、丈夫外遇、兒子犯罪）被公開，當事人感到“沒臉見人”時，可能選擇自殺。在熟人社會里，面子不只是虛榮，它是人格的社會承認。面子崩塌，意味着社會性死亡。 想不開式自殺最令人深思。 這些人往往被困在一套無法掙脫的倫理枷鎖中。比如，一位兒媳常年受婆婆虐待，想離婚卻被全村人指責，孃家也嫌她“丟人”。她面前只有兩條路：要麼在屈辱中活一輩子，要麼用死來解脫。 這不是個人心理脆弱，而是文化編織的囚籠太過堅固。 “想不開”的背後，是一整套價值體系對個體生命的絞殺。 05 委屈與冤枉：家庭與社會的不同正義吳飛在書中區分了“委屈”與“冤枉”這兩個關鍵概念，它們分別對應家庭和公共領域的“不公正”。 委屈是家庭政治中的感受，源於親人之間的付出與回報失衡。比如妻子覺得爲家庭付出太多卻得不到尊重，兒媳覺得孝順公婆卻反被挑剔。委屈的特點是情緒複雜，既有憤怒又有期待，期望對方能悔改。 冤枉則是公共政治中的感受，源於陌生人或制度的不公。比如被冤枉偷竊、被不公正對待。冤枉的情緒相對單純，主要是憤怒和仇恨。 這種區分解釋了爲什麼家庭糾紛中的自殺率遠高於社會不公導致的。 在家庭中感到委屈的人，可能通過自殺讓對方“悔恨”，從而在道德上“取勝”；而在社會上受冤枉的人，自殺只會被看作弱者認輸。 06 道德資本：家庭中的情感記賬中國家庭運行着一套獨特的“道德經濟學”。每個人都在默默記賬：我爲你付出了多少，你應該回報我多少。 辛苦付出、忍辱負重、自我犧牲，都是在積累“道德資本”。 這種資本可以兌換爲家庭話語權。“我爲你付出這麼多，你就該聽我的”——這是中國家庭最常用的邏輯。 問題在於，這本賬沒有統一貨幣，沒有公開賬本。婆婆覺得供兒子上大學恩重如山，兒媳卻認爲婆婆干涉小家生活是過分；丈夫覺得自己掙錢養家功勞大，妻子卻委屈於獨自承擔全部家務育兒。 當委屈積累到臨界點，一次小小衝突就能引爆。 那瓶農藥，是對這本糊塗賬的徹底撕毀：“這賬算不清，我不算了，我把命還給你！” 07 對現代人的啓示第一，規則擺在桌面上 別再指望“家和萬事興”的模糊期待。重要規則必須明說：家務怎麼分？錢怎麼管？老人怎麼照顧？過節回誰家？定期開家庭會議，把潛在矛盾擺在桌面上。 第二，合理表達情感 有委屈及時說——可以是每月一次吐槽大會，也可以是情緒日記。關鍵是要讓不滿在變成仇恨前被看見。記住：被聽見的委屈少一半，被無視的委屈翻一倍。 第三，不要用道德綁架親人 停止用犧牲來綁架親人。真正的愛不是“我爲你犧牲一切，所以你該聽我的”，而是“我支持你成爲你想成爲的人”。家人之間，不應該是債主與欠債人的關係。 第四，好死真的不如賴活着 當你腦海裏浮現“死了算了”的念頭，請立刻警醒：這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是把所有問題變成無法挽回的悲劇。轉身離開有毒的環境，尋求幫助，活下去。只要活着，就還有改變的可能。 第五，家庭不講對錯，而講和諧 在家庭衝突中，執着於“證明我對了”往往是雙輸的開始。有時候，放下對錯，才能找回感情。家不是法庭，不需要永遠分出勝負。 吳飛在書末提出的十六字主張，爲破解中國家庭困境提供了方向： “緣情制禮，因禮成義，以理成人，以法立國。” 《浮生取義》的價值，不僅在於解釋自殺，更在於警示生者： 真正的家，不是看誰更能忍，而是看誰能把“情”與“理”擺正。過日子不是熬日子，是在愛與規則之間找到那條讓人能喘氣的路。 讀《浮生取義》，不是學習如何避免自殺，而是思考如何更好地活着——在家庭這個最親密也最危險的戰場上，找到一種不讓任何人需要以死相逼的相處之道。

與西方學者將自殺行爲與精神疾病掛鉤不同，作者通過200多個田野調查案例，提出不同的解釋範式。 爲什麼每個人都活得如此艱難？因爲“家會傷人”。在中國傳統文化裏，人們互相間高度依賴，在乎別人甚於自己；社會的基本單位是家庭而非個人。如此一來，個人的自我成長、職業成功、社會責任，常常會與配偶、小家庭、大家族的利益之間產生矛盾，出現“利己”與“利他”“小我”與“大我”之間的糾結與衝突。 而在農村，家庭不僅是生活場所，也是生產單位，往往是一個人所有社會關係開展的地方。因此，要贏得尊嚴，要過得幸福，往往只能通過家庭這一唯一的途徑。衆多農村婦女，娘道一般壓榨自己，奉獻一生，畢生祈求的美好結局，就是年老時，子女孝順且出人頭地，而自己擁有舊時大家長式一言九鼎的話語權。 留守婦女，留守兒童，孤寡老人，貧富懸殊生死悲歡，在霍布斯式家庭政治和權力博弈模式、費孝通林耀華式鄉土中國差異格局、文化傳統的仁孝慈義語境下，夫妻關係、親子關係、婆媳關係成爲生命不能承受之輕，自殺成爲尋求死後公正和正義、增加道德資本和話語籌碼的決絕手段。

大失所望！ 本來以爲這是從華北某農村的微觀視角研究農村自殺現象的社會學、心理學著作，可一讀才發現基本沒有學理性，個人認爲這也算不上一本學術著作，只能把這本書當作奇聞異事故事集來看待。 書中作者武斷得出結論、前後邏輯不相銜接之處數不勝數，大量的主觀臆斷（包括作者個人的、採訪對象的）、莫名推論和胡亂歸因，讓人讀着讀着就一臉問號："啥？爲啥？憑啥？就這？"真是浪費時間！ 而且，作者認爲農村自殺的原因往往是涉及情感與家庭方面道德資本的博弈（簡而言之就是佔不佔理、有沒有臉），對社會變遷因素、疾病生理因素、傳統文化因素等等其他重要影響因素幾乎不加論述，只論述本應該是一小方面的道德資本因素。這不禁讓我懷疑，若從華北農村換到南方城市，若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換成封建社會或者當今社會，作者這套理論還能繼續套用，反正也沒啥針對性。

微信讀書：閱讀《浮生取義——對華北某縣自殺現象的文化解讀》作者：吳飛。 幾天前資深媒體人習瑞跳樓輕生離開人世，年僅58歲。 【習瑞說給朋友們的最後幾句話】 “寫完我就會去另一個世界了。所有我虧欠的、我辜負的、嫌我薄情的，以及我得罪過的，現在請統統地原諒我吧！自從2020年以來，社會與生活就越來越變成了我所不喜歡的樣子。我今年已經58歲了，就算能活到中國人均壽命的77歲，還得再忍耐20年枯燥乏味單調蒼白的光。如果每一天都重複前一天，如果每一次都和過往的任何一次一樣，這種“數量的疊加”，無疑會讓我厭惡至極。我是爲內心神聖夢想而生的人。不想屈從於苟苟營，如果這算是驕傲，那我已經驕傲一生。” 也正是這幾天看到這本《浮生取義——對華北某縣自殺現象的文化解讀》，作者通過對華北某縣自殺現象的田野研究，從家之禮、人之義、國之法幾個層次理解現代中國人的幸福與尊嚴。這些詞彙在書中反覆出現，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常見的詞彙：家庭衝突、家庭政治、權力遊戲、權利平衡、人格價值、道德資本……也算是學習了。 人的一生經過了歲月年華才慢慢體會到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才知道應該珍惜每一天的平凡生活。 另外，喜歡本書附錄中的這篇文章《好日子的一種可能——回憶我的母親》作者：王菩欽（應該是本書作者的母親）。

吳飛的《浮生取義》我之前讀過。 1.這是一本基於翔實田野調查的文化人類學著作。 2.他試圖回答一個問題：爲什麼在偏遠地區的農村，會出現如此多的自殺現象？ 3.關鍵結論 吳飛通過調查認爲，自殺並非簡單歸結爲貧窮或者精神疾病，而是一種被稱爲“過日子”的狀態下失衡的表現。 這本書最出彩的地方，應該就是“道德資本”和“家庭政治”的概念。家庭既有其溫情的一面，但也不可避免地摻雜了“權力政治”的爭奪。每個家庭成員都試圖通過積累“道德資本”來獲取權力遊戲的有利地位。那麼如果一個人無法通過道德資本獲得應有的權力待遇，自殺就會成爲終極反抗——以死來證明對方的不義，從而達到自己取義的目的。這也是浮生取義這本書名字的由來。 所謂義，就是公平的意思。一個人的力量生命質量往往和他認爲自己是否受到公平對待息息相關。當一個人覺得無論如何也無法討回公道的時候，自殺就成爲了最後的控訴——以死來證明生者的錯誤。

聯想到自殺，或許我們第一個印象便是精神疾病。而現代西方的研究也告訴我們，自殺確實與精神疾病相關。但事實果真如此嗎？根據學者的調查，中國的自殺者中最多63%患有精神疾病，而西方比例高達90%，這種差異告訴我們不能籠統的套用西方話語來解釋中國社會的自殺現象。吳飛通過他在故鄉歷時18個月的調查，告訴我們，中國的自殺問題更多是涉及正義問題，而不是精神疾病和社會失範。 在本書中，作者將自殺現象與中國人的生存智慧巧妙聯繫起來，“過日子”這個學術名詞就是對中國人的生存智慧的精煉概括。通過將自殺現象放到老百姓的基本生存狀態中，從而更好的理解中國人的生死禍福。作者也在論述中不斷闡明老百姓眼中對自殺的態度以及作者的評價：自殺是一種贏得道德資本或者在權利遊戲中獲勝的策略，自殺者可通過這一手段維護自己的人格，但並不是理性的選擇。自殺的人將權力遊戲當成了真正的敵對關係，而忘了權利遊戲的出發點和目的都是親密關係，而隨着他們生命的結束，這場遊戲之爭徹底宣告失敗。“自殺行爲的問題主要不在於它是病態的，而在於，它並不是贏得正義的應有之道。” 同時，將自殺現象與中國社會的變革聯繫起來，將自殺現象放到一個更爲宏觀的結構當中，使其具有普適性。伴隨着二十世紀以來傳統的負面整體化，中國社會開始了一系列改革與轉型，而作爲傳統的主要載體——家庭，在這一系列改革中首當其中，遭受了一些列的變動，父權的凋零、孝道的衰落、個體主體性的增強，使得家庭內的政治變得更加複雜、鬥爭愈發激烈。 最後，這本書如此成功離不開作者深厚的哲學基礎和精煉獨到的分析能力，通過對中國人家庭觀念和人格的分析，以此將自殺作爲一個家庭政治策略與中國人的生存智慧巧妙聯繫起來，構建中國農村自殺現象的理論解釋。從而擺脫西方理論的生搬硬套之嫌，不得不說，是構建具有中國話語、中國經驗、中國生態理論的成功嘗試。 ps:目前讀過的最喜歡的專業書，但是很可惜我寫不出一篇好的書評。

在閱讀《浮生取義》的過程中，時常想起小時候聽到的關於街坊鄰居的事情。有洗完澡躺在牀上然後死去的少女，有與丈夫吵架，一氣之下跑出門，然後被野狗咬死的幾個孩子的媽媽，還有很多被騙到我們村嫁人的婦女。他們身上的悲劇性與書中人的悲劇性構成呼應，時時刻刻提醒我做人和過日子的艱難。 自殺大概就是這種艱難的集中反映。人們爲了過好日子苦苦掙扎，卻發現日子難以過好。人們以爲自殺可以擺脫厄運，卻發現自殺是厄運的集中體現。這人生的悖論，使人們不得不引入“命運”這一捉摸不透的神祕力量來解釋這矛盾的世界。 這本書討論的主要是家庭中的委屈導致的自殺。“委屈”是家庭中的不公導致的不正義感，而“冤枉”則是公共領域的不公導致的不正義感。在家庭政治中，親密關係並不能解決一切，而需要靠禮義來使每個人的尊嚴得到最大的體現。隨着傳統家庭中的等級制的瓦解，家庭中的制度型不公也隨之消失。但我們並未在傳統禮儀之外找到一種合適的方式來維持家庭中的秩序。並且隨着人格的覺醒，每個人都對個體尊嚴極度敏感，一旦在家庭政治中遭遇“是非觀”上的挫敗，就很容易委屈，並在衝動之下自殺。 一個人要委屈就必須擁有道德資本。我所理解的“道德資本”是一種“你欠我”的感覺。一個人爲了這個家付出了許多，這就是在積累道德資本。在家庭生活中，人們往往會一味積累道德資本，因爲一旦獲得更多的道德資本，誰就會更有話語權。這就極容易將人與人之間的相處變成道德資本和權力的較量。但家庭政治與公共政治的邏輯不同。家庭政治的起點和終點都是親密關係。人們組成家庭就是希望能在親密關係中獲得人格上的完整。而遺憾的是，親密關係與個體的尊嚴往往有衝突，人們自殺也往往是因爲親密關係與個體尊嚴的矛盾。 “家”在中國人心中是沉重的。我們過日子、我們做人、我們悲傷與喜悅、我們自尊的滿足與挫敗都在這個小小的社會單位中展開。這就是吳飛先生說的，“家”對中國人來說有生存論的意義。而從這個角度，我們也更能理解爲什麼家庭中的委屈更容易導致自殺。 對自殺還有一種精神分析的解釋。支持這個觀點的人認爲，是抑鬱症等精神疾病導致了自殺。但吳飛先生認爲，抑鬱與自殺一樣可能是某些社會因素導致的一個結果，而並非自殺的根本原因。在農村，人們更傾向於把精神疾病生理化，以此減輕對這背後可能的社會因素的關注，從而減輕相關人的責任。這在文革中很典型。文革中很多人發瘋，以此反抗政治不公。而此時把精神疾病生理化則可以減輕此人和相關人的政治風險。 作爲我個人的民族誌初體驗，《浮生取義》的可讀性還是很強的。書中既有對人們的生活狀態的敘述、心理活動的剖析，也有相應的文化分析。最重要的是，作者還上升到了一定的哲學高度。這種哲學高度很高，但離我們的生活本質很近。他在研究了那麼多自殺案例之後，最終想告訴我們的，也不過是這樣一個道理：幸福生活的祕訣只能是認真地過日子。

儘管書中解釋了各種家庭的自殺行爲，但是對於自殺者而言即便理解自己自殺行爲的前因後果卻並不能挽回他們走向自殺的命運。雖然作者不斷在書中強調“禮義”重要性，將家庭的悲劇解釋爲，家庭“禮義”秩序的錯亂，強調遵守“禮儀”——即權利遊戲是手段，親密關係是目的。 書中指出家庭悲劇的發生在於自殺者把權利遊戲的輸贏當作的目的，忽略了親密關係纔是家庭幸福的核心而釀成悲劇！ 這樣解讀自殺行爲是可以的，但是卻不能作爲解決自殺的方法。遵守“禮義”的方法本質上就是在要求家庭成員的每個人克己復禮。而書中自殺家庭研究中的太多事例是，家庭中某個成員遵守“禮義”，那個不斷的積累道德資本不斷的付出，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做到了最好，卻成“禮義”的犧牲品走向了自殺的命運，或者壓迫着沒有遵守“禮義”的其他家庭成員走向自殺。 而且最大問題在於遵守“禮義”本身就是對於一個人的要求很高，一個本來就遵守禮義家庭會過的幸福，但是這不是絕不能作爲一個不遵守“禮義”不能獲得幸福的原因！將本就不幸福家庭歸因於是自身問題——不遵守“禮義”又是何其的殘忍。這就好比滿身潰爛的病人，不去醫治TA反而在責怪TA在身體健壯的時候不保持良好的飲食習慣，沒有好好愛惜自己身體，不能說這些原因不對，但是對於病人而言沒有絲毫增益！ 儘管不認同本書提出了通過遵守“禮義”獲得家庭和諧的觀點。但是本書對於社會底層自殺調查研有非凡的意義，而且本書上百個自殺（自殺未遂）的樣本案例很有說服力。所以本書對於幫助瞭解到太多不幸家庭的原始樣貌。對於瞭解社會人情，瞭解家庭甚至父輩的行爲背後的運行邏輯，更主要是可以幫助我們了理解自殺者的想法避免自己誤入歧途！ 對於本書提出的權利遊戲和道德資本兩個觀點我深有體會，從小在農村長大，見過太多家長裏短，雞飛狗跳的生活，每當書中出現糟心的家務事很有共鳴。瞭解道德資本和權利遊戲兩個概念，讓我更加理解家庭中出現糾紛行爲背後的原因，也更能更清楚看明白我老家的爺爺奶奶，爸爸媽媽是怎麼把一家人過成“仇人”一般。 先說道德資本，所謂道德資本可以拆開來看，道德即被大家認可爲對的事情，資本即可以被消耗的東西。道德資本就是通過不斷的做好事積累自己的資本，以便在和他人交往過程中發生爭執時有足夠多的道德資本可以消耗。 道德資本本身就是以犧牲自我爲前提，本身就帶着對於自我生命辜負的怨氣。無奈選擇積累道德實在是一條最好現實”個人價值“（虛假的）的道路，看看哪些媳婦，媽媽有多少爲了賢妻良母的好名聲賣命的爲家庭付出，令誰也說不出半點不是。誰都對得起，誰都不虧欠，在誰面前都得體大方，卻唯獨辜負了自己，那賢良的美名倘若家人不認，道德資本的高低將反噬，殺死鑄造就這道德資本的人！ 再說權利遊戲，玩遊戲就有賭注，賭注就是道德資本。可是太多時候有着雄厚的道德資本的人在權利遊戲裏佔盡先機，所以太多時候看清遊戲規則的人根本不遵守遊戲規則，或者乾脆不認對方付出的道德資本，辛辛苦苦攢下來的道德資本的人不僅不會換來對方的感恩反而被當成工具使用，這是TA們最痛心最不能承受的，或許這就是選擇一條實現虛假人格價值的代價！ 但是瞭解道德資本和權利遊戲的底層邏輯卻不代表着，可以對玩權利遊戲和道德資本的人嗤之以鼻。其實書中各種走向自殺的人都是令人唏噓的，他們的不得已絕對不是旁觀者的解讀可以化解的。甚至有些家庭必須要繼續玩權利遊戲才得以維持，反而改變他們權利遊戲的行爲習慣會讓他們更痛苦。 現實生活中太多複雜的人際關係將我們捲入到權利遊戲當中，或許我們自己就是權利遊戲裏道德資本的受害者。所以看透權利遊戲的規則，看清他人是不是在用道德資本不分事實的逼迫自己，不辜負自己生命，不爲世俗眼裏的好壞論斷自己——去追求一個鮮活生命自然的綻放！ 本書非常值得肯定的價值在於去研究底層人民的自殺行爲，就像是剖開社會的陰暗一角。不幸的家庭各有各不幸，在讀這些家庭的瑣事時真的會讓人抓狂，忍不住感嘆怎麼會有這樣奇葩的人，怎麼會有這樣雞飛狗跳的生活。 然而這就是真實的生活，不會因爲現代文明的進步，女性意識覺醒，父權制被批判而改變！正在經歷不幸的人像是被進步思想拋棄，TA們像是現代文明的原始人！但是他們真實的存在着，這個世界不應該忽略TA們！ 本書在論述自殺時很嚴謹的區別出家庭自殺和公共社會自殺。特別基於中國的特定社會文化分析了自殺者的自殺行爲的動機，這些動機裏有“賭氣自殺，爲了臉面自殺，想不開自殺等等”，與已有社會自殺研究結論因爲“恥辱”和“罪惡感”的心理原因不同。 我想其中最大的不同是在於中國的自殺現象和書名對應“浮生取義”，人不是爲自己而活而是爲了一個“義”。即放棄自我選擇而被動的選擇一種被世俗認可的生活。所以一旦在關係中發生衝突觸及到因爲放棄自我而選擇哪個信念時，也就會選擇自殺了！ 這就是中國特定社會文化與普通自殺研究結論的不同吧，可是這不同卻是可悲的！因爲“恥辱”和“罪惡感”自殺人的人至少是爲了自我而死，哪怕死都是源於自我。但是我們文化下卻是爲了“取義”並不是爲了自己，是爲了因爲放棄自我而選擇被世俗認可的義，所以把義當做了自我價值，爲了取義自殺的人，在很久之前就把自己的生命獻祭給了那個，人人都說好TA卻痛苦的在其中掙扎的義了吧。 本書最後附錄了《好日子的一種可能——回憶我的母親》是作者的母親回憶自己母親的一生，論述一個女人如何艱難過日子，但是卻過上好日子的回憶錄。 我對於那種回憶自己的長輩優良品質來激勵讀者積極面對生活的書，我是反感極致了。和我論述中國自殺者取義觀點相同，這類書或文章，看似是在鼓勵大家積極生活，努力克服生活中的困難，實際上卻是忽略個人複雜個人問題，不去正視個體生命的複雜，僅靠他人克服不幸的事例鼓勵另一個人生經歷完全不一樣人。好比不是所有人頭痛喫頭痛藥就會好，去正視頭痛的人而不是盯着一個人頭痛就要喫藥！這類書像極了封建宗族制度下出現了新問題，去請教宗中長老或翻閱歷史典籍試圖從中尋找答案。從來不肯正視問題後的人出現了哪些問題，這種忽略具體的人將已成功的方法硬套在他人身上，將“幸福，成功，優秀等”功利化帶着高高在上蔑視態度，將“沒有成功，沒有幸福，沒有優秀”的人簡單概括爲沒有遵守已成功者的路徑，完全違揹人本主義！ 無論是個人或者家庭造成不幸的原因千千萬萬，每個人每個家庭的不幸都該被正視，每個人每個家庭的問題都該有具體的應對方法，不應他人獲得了幸福而他們沒有按照成功的方法照辦而被批判！尊重每個具體人，他們的不成功不幸福不優秀絕不是個人主觀的不願意，更不是僅僅靠主觀意願上改變某個行爲或方法就可以改變不幸福的生活。所以，每個人要正視自己家庭的不幸是錯綜複雜的，正視自身存在的問題，不要將改變不幸的方法寄託在他人成功案例裏。 已經獲得成功和幸福的人不用得意自己取得成就，當你緬懷自己的親人獲得面對困難的勇氣時，有的人回憶起過去得到的卻是痛苦和絕望。不要拿自己獲得成功的方法去激勵他人，你們的外婆，二舅或其他親人可以治好你們內耗於他人只是映照出更加荒涼命運！

家庭神聖且世俗。能包容壞事，隱藏見不得人之事（由家庭成員來消化你的負面情緒，攤手）。家庭內部，家庭政治往往相伴，它由一系列權力遊戲組成，將道德資本作爲其奪得勝利的工具。 涂爾幹《自殺論》提出，自殺往往發生於社會偏離中庸狀態的時候，即社會性不那麼恰到好處時。相同的，在家庭政治中，一方的道德資本得不到認可→內在尊嚴受到侵犯→委屈、生氣→希望改變處境、得到正義、溫暖→事與願違→矛盾不斷激發→爲奪取權力遊戲的勝利或實現人格價值→自殺 日常家庭生活中的爭吵，所謂的我比你強，各種賭氣、報復、話趕話等，都是雙方爲了爭奪在家庭中的地位而展開的權利遊戲。其中，家庭成員的自殺，多數因委屈→賭氣導致。自殺的核心是人格價值；而賭氣的目的，則是實現人格價值，這種想法類似於通過殺身成仁來成就自己的"氣節"。但通過放棄人格價值，殺死主體，從而實現主體的人格價值是極爲矛盾的。 個人看法： 1、在家庭中，與其說委屈、賭氣等導致自殺，不如說家庭成員對於家庭政治的熱衷導致了自殺。雙方成爲家庭內無聊權力遊戲的推動者。而這種遊戲只會是兩敗俱傷，除非權力一開始便是爲平衡所服務。 2、對個人心理、社會羣衆的行爲有一定分析和反思的人，對書裏的大部分觀點，都能早已覺察，比如：邊緣人自殺，羣體對此的態度；賭氣、臉面等所導致自殺。 3、自殺是爲了獲得、完善人格價值。這點之前倒沒有想過。但細想一下，自殺者出於這目的自殺，多數情況下換來的是看客的憐憫、鄙視；所謂的想通過自殺來實現人格價值，是自殺者的自欺欺人。這種觀點與第一章所提到的，自殺者所犯的邏輯錯誤沒兩樣：“我自殺，我才能完善人格；所以，我要自殺。”但問題是，主我死了，一個死了的人，本就沒有人格，哪來完善人格一說。有些人的自殺涉及到公共問題，社會問題，能挑起社會情緒。但多數人的自殺，與公共無關，沒有新聞價值，只能作爲街坊鄰居的一次閒談，只有少數人給予同情，比如葛曼這個例子。 4、其實葛曼的悲慘結局可以說是註定了的。從她爲了爭奪權力遊戲勝利所採取的報復手段便可看出：喫安眠藥；低價賣淫（自甘墮落的報復手段）；自殺威脅。這採取的方式其實與“一哭二鬧三上吊”類同，只是葛曼更爲可悲。一個沒有道德資本、社會地位的女性，尊嚴和生命是她進行報復的唯一手段，但對他人而言卻是不痛不癢的。她最後的自殺，報復之外，是對人生的徹底絕望。 5、另外是，涂爾幹提出的自殺的積極意義（完全沒想過這點）：A. 自殺可以是一個社會的安全閥。使我們可以在不用社會干預的情況下以最簡單、最經濟的辦法擺脫一定數量無用或有害的人（真敢說）。B. 自殺可以是高貴、值得讚美的。人如果完全不受憂鬱的影響，就不可能活下去。必須有些羣體代表這種集體情緒。但扮演這種角色的人，是容易產生自殺念頭的（從這點看，自殺者便是羣體的替死鬼）。

以我個人而言，本文敘述偏頗，作者在描述問題本身就已經假定了立場。另，對女性的處境上春秋筆法，難以讓人信服。至於其他問題，另一本關於農民自殺研究對於本書問題的陳述很準確，在此引用： （1）缺乏時間。吳飛的研究將自殺現象壓縮在其寫作文本時的具體物理時間點上，因而，在其系列研究成果中看不到近30年來中國人自殺邏輯演變的軌跡。事實上，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自殺現象至少有兩個明顯的時間分野。1949～1980年的30多年中，社會上儘管有自殺現象，但主要是各類精英的政治性自殺。就農村而言，根據我們的田野經驗，主要是“歷史成分不太清白”的地主的自殺，相反，普通民衆的自殺是很少的。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這30多年中，自殺現象突然加劇。農村第一波自殺潮是青年婦女自殺。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尤其是2000年以來，農村年輕女性的自殺已經迅速退潮，農村老年人自殺卻掀起了中國人自殺的第二波高潮。爲什麼會出現這些時間和人羣上的變化呢？在吳飛的研究裏，並沒有對這種變遷機制及其內在邏輯展開分析。 （2）缺乏空間。吳飛的研究在空間上僅侷限於華北的一個叫孟陬縣的地方，這個地域的自殺現象具有鮮明的華北農村的特徵，與山西、山東、河北、河南等地的農村十分接近，但與南方農村以及中部農村的差異極大。因此，對華北一個區域的自殺現象的解讀無法揭示整個中國的自殺現象。 （3）缺乏較爲清晰的方法交代。從進路上，吳飛（2009: 16）主要採取道格拉斯闡釋自殺的社會意義的辦法，儘量揭示社會和不同的人對自殺的文化意義的理解。這種研究進路從學理傳統上來說，可以追溯到馬克斯·韋伯那裏，其後經阿爾弗雷德·舒茨（1991）的現象學和社會學的拓展，更加註重對社會行動的意義的理解。這種進路的分析單位是社會行動，當其在一個點上用力時可以十分深刻地闡釋某種社會行動的邏輯，然而，因其缺乏足夠的樣本量，不可避免地存在以偏概全的問題。克服這一方法困境的有效辦法是儘可能地對社會行動進行理想類型的劃分，如韋伯（2005:31～32）將社會行動劃分爲工具理性行動、價值理性行動、傳統性行動以及情感性行動。然而，吳飛未能在其研究中遵循這一點，既沒有對自殺行動進行基本的類型劃分，也未交代對所收集的案例和數據的處理辦法。他一共收集了204個案例（吳飛，2009:15），然而，真正被其作爲研究材料的卻只有63例（吳飛，2009：主要人名錶，1～4）。這就意味着還有近70%的案例被其“隱藏”了，且剩下的這約30%的案例中被當作重點去“理解和闡釋”的僅有30餘例。這70%甚至85%的案例極有可能與“過日子”的邏輯大相徑庭。事實上，根據對華北農村農民自殺現象的瞭解，如果說“過日子”的分析框架完全成立的話，其只能解釋華北農村25%左右的自殺案例。那麼，剩下的約75%的自殺案例背後的機制又如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