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四龍
本書以“人文宗教”概括中國的宗教觀,詮釋儒釋道三教與民間宗教信仰的共同基盤。人文立本,感應爲體,是人文宗教的基本特徵,有別於西方宗教學對“宗教”的界定。人文宗教並不排斥對神的信仰和崇拜,但首先重視個人修身與社會責任。文與神的關係,即禮教與宗教的並存,遠比人神關係重要。本書是作者在北京大學十餘年講授“中國宗教史”的心得體會,立足中國人的信仰傳統與日常生活,以世界史的眼光,將“人文宗教”視爲一種世界宗教的基本類型。
這是那種硬磕下一本,就能在某個知識範疇鋪下一塊基石的那種書。略有門檻、非常好看。 《人文宗教引論》本書作者李四龍先生從中國宗教在世界範圍內的定位;中國宗教的本質和三大領域;中國宗教和官方的關係及三大教宗相互之間的關係,以及中國宗教自身的脈絡、傳承和特徵等方面完整的搭建了一個框架,基礎的、全面的捋了一遍中國宗教。因爲先生寫得好,深入淺出,所以面對宗教這張大衆化卻又模糊的臉時,深覺“與君初相識,恰似故人歸。” 從世界看中國宗教 我很喜歡知乎一個模範句式,“先問是不是?再問爲什麼。” 本書在第一章就先給了中國宗教在廣義世界宗教範圍內一個座標點和評價標準。再開始評價之前,要拎出來一個問題:“中國有沒有宗教?” 答案自然是有。 但從歷史上看,很長一段時間內,西方對我們的認知是:中國無宗教有迷信。雖然從民間到今日,我們依舊有“窮算卦、福燒香”的相關民間認知和活動,但這恰恰也是很多宗教評價體系的其中一種——“瀰漫性宗教”。 根據學者和歷史時期的不同,宗教也被分爲了幾種評價體系。以前有進化論性質的宗教定義,比如黑格爾,他把宗教分爲了三個層級:“最低級的是自然宗教或直接宗教,主指亞洲宗教、東方宗教、古埃及宗教;高一級的是藝術宗教,以猶太教和希臘宗教爲代表;最高級是天啓宗教,也叫自有宗教或絕對宗教,代表是基督教。” 等到了德國韋伯,他已經是本着“價值無涉”的研究原則將宗教平等的區分成了三類:即巫術宗教、文化宗教和救贖宗教。這是“以宗教的’比較’取代宗教的’進化’圖景。”另外還有“瀰漫性宗教和制度性宗教”等劃分模式。總之自此,西方視野可以更平和的看待除基督教外的其它宗教,包括中國宗教。 那麼,“宗教”這個西化的名詞是何時進入中國的呢? 緣於1894年甲午戰爭的失敗,中國開始重新認識日本這個曾經的蕞爾小國,據李四龍先生的觀點:“宗教”一詞可能直接從日本書名進入中國人的視野。“從現有材料看,中國首次使用源自日語的藉詞’宗教’,是在黃遵憲1887年寫就、1895年出版的《日本國誌》。該書多次引用或使用’宗教’一詞,出版後在國內影響較大。” 自此,“宗教”一詞在中國紮下了根。那麼,撇除名字本身,實質上的宗教在中國是何時出現的?我們要往回看。 中國宗教的本質和三大領域 我們回溯歷史,通常從夏商周三代開始,宗教也不例外。最早有涉及宗教性質的記載定點在商代。 商周時期是“巫”的勢力最興盛的時期。1936年陳夢家的《商代的神話與巫術》甚至提出了“商王爲羣巫之長”的說法,到了80年代張光直更是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巫君合一”的觀點,儘管此觀點並未成定論,但中國宗教的起點切切實實發軔於此。 “巫”是做什麼的呢? 王治心《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巫”的活動:1.方向之祭,2.祈雨止雨,3.請風止風,4.見神視鬼,5.祈禳厭劾,6.轉移災禍,7.毒蠱,8.巫蠱,9.媚道,10.星算,11.卜筮,12.占夢,13.相術,14.醫術,15.祝由,16.房中。 由此可見,原始宗教囊括的一切內容和活動,在“巫”中已經初具雛形。 如果說商是中國宗教的起點,那接下來的西周初期出現的巫的職能分化,是中國人宗教生活的真正開始。 擅長巫術中技能部分的,逐漸成爲古代中國社會中各行各業的技術人才,包括行醫治病、看相算命等;而擅長祭祀祈雨部分的,逐漸演化成了最初的“儒”,“從巫師的活動中分離出禮儀,進而演變爲儒家的禮教,這個過程信仰的色彩淡化了。” 這種某種程度的去巫化,形成了新的共同意識、社會層面意識的出現,也就是“儒家”也是“儒教”最初的登臺亮相,從這起,宗法思想開始了它的歷史使命。 不止儒家,其它“子學”的興起,例如道家(道教)、墨家、陰陽五行家等皆是最初巫的某一職能方向的演變,普通人和巫師的職能分工出現了,原始宗教和原始禮制的分野也出現了。 “由巫到禮,釋禮歸仁。” 中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宗教,儒教也即儒家出現了。 以儒教爲主、道教爲輔代表的是中國宗教三大領域之一的傳統宗教,剩下的是以佛教爲代表的其它外來宗教,以及“巫”的演化過程中未被主流社會吸納的流俗於市井的民間宗教信仰。 這三大領域構成了完整的中國古代宗教世界並傳衍千年。 中國宗教與統治層關係、 三大宗教相互之間的關係 中國古代的統治階層歷來對宗教的態度是吸收、接納、統治、利用。 自周起、到清末,一主兩從——儒家(儒教)爲主,佛道爲輔的結構,一直在官方的統攝下很好的承擔各自的社會職能部分,一言以蔽之就是南宋孝宗皇帝說的那句“以佛修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這是個通透人,自他起皇位又回到了太祖一系,且治理出了南宋少有的中興局面,可惜生不逢時。 但三教並序紮根於古代中國,卻不是由於南宋孝宗自己的格局開闊,是源於“治世治身治心”的社會分工完美的特性見喜於大多數的統治者。 被獨尊的儒家講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穩定的社會結構,雖然等級分明,破壁跨階層流動基本沒有可能性,但是道家的修身成仙是現世的盼頭,佛教的輪迴是來生的盼頭,三教齊下,纔有了幾千年的穩定的中國民族和文脈的綿延不斷,這個根基太穩了。 脫離統治層面,三大宗教也是相愛相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 自“巫”分化後,中國本土宗教就有了儒和道,唐朝傳入中國約在兩漢、興於南北朝、盛於唐宋。 小時候背的詩“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四百八實是小看了,今天看得到的數據實則有兩三萬之衆,所以南北朝是個佛教爆發期,一度引起了統治階層的警惕,又因佛教發展迅速帶來的巨量財富而出現過滅佛運動。雖然原因和過程都很複雜,但基本我們可以理解爲每一次滅佛運動就是一次土改好了。 而每次對佛教的打壓,也意味着道教的露頭,你消我長、此起彼伏。南北朝也是道教的發展期。 及至唐宋,儒釋道三分天下的局面已經定鼎。在園林領域有個說法“道家園林儒家宅”,但這個說法唐宋之後就不太用了。這一方面是說兩教的氣質和特點下沉到具體層面時各自的表達,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唐宋之前確實人們對本土宗教的認知在先,而佛教在中國站穩腳跟已經是唐宋了(雖然唐朝依舊有過一次滅佛運動。) 在幾千年裏,儒家一直是無可撼動的主導地位,而佛道偶有稍微氣勢上佔據上風的時候,例如宋代張方平對王安石說:“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李四龍先生說,“這種感慨,是唐代、北宋初年儒家士大夫一種相當普遍的心態。”插句題外話,在這裏看到這兩個人也是感慨良多,一個是變法的王安石,他本人是化儒釋道入法的一代權臣,張方平更是個很知變通的能臣,不過也就是太能變通了才丟了領導變法的千古際遇,若當初是他,也就沒有王安石什麼事了,興許變法就是另一番造化了。 再比如“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的趙宋,太祖年間還有朝廷賜高級僧道紫衣的例子,因而有“僧紫”“道紫”的說法。 但總的來說,一主兩從的格局奠定了“三教並列,萬姓知歸。”而這三教的雜糅,囊括了中國所有的精神、文化、宗法、氣質等等,所以中國的宗教用更貼切的一個詞來形容,可稱之爲“人文宗教”。 中國宗教自身的脈絡、傳承和特徵 這一部分,作者在書中講的很詳盡,我擇其中兩點表達下我的感受。 一則在網上經常看到有關於對佛教派系的疑問。 最基本的來說,可分作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這兩個的區別簡單類比下就是:小乘佛教,窮則獨善其身;大乘佛教,達則兼濟天下。一個是修自我圓滿的,一個是對普天下有大愛的。看過一個說法是“佛菩薩”亦譯作“諸有情”。 另一方面,我國境內基本是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在東南亞多些。同時,我國境內又作漢傳佛教講,除了漢傳佛教還是西藏那邊的藏傳佛教,這個是接觸的最少,很少的認知裏,他們給我的感覺類似道爺們,火爆、葷素不忌,且歷史上藏傳佛教派系之間的鬥爭一點不亞於西方宗教鬥陣的慘烈。 二則,佛教對民間生活格局的改變。 宋之前,民間百姓最大的活動場所就是佛寺。當時寺院爲了弘揚佛法,將經文編撰成一個個小故事,所謂“俗講”,因而當時有許多僧人被稱爲“俗講僧”,很受民間歡迎。而圍繞寺院也形成了新的娛樂、消費帶,逛廟會就是源於此。 到了宋,有了娛樂場所“瓦子”和娛樂形式“平話”,寺院才完成了它曾經唯一的開闢社會空間、寓娛樂教化於民的社會責任。 最後,如作者言“人文宗教是古代中國的宗教觀,也可能是未來社會的宗教觀。”無論將來中國的宗教之路通向何方,希望大家心安定、身安康。願“日日是好日”。
四龍老師書寫的很好,對中國宗教生活的介紹很有啓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