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世衡史：被犧牲的“局部”：淮北社會生態變遷研究（1680—1949）

曾經看到有人批評您，說您寫作《被犧牲的“局部”》的時候，似乎個人感情傾向太強了。讀到書中後記，瞭解到了您的成長、求學有多麼艱難，以及在家鄉進行的田野調查有多麼不易。那麼，可不可以這樣理解，其實您是把個人的生命體驗投入了這本書的寫作，某種程度上，您也想要爲淮北地區的家鄉父老正名，澄清種種關於他們的誤會和歧視？ 馬俊亞：非常感謝這類批評。但我認爲，迄今沒有任何一位歷史學家的著述不帶有個人感情傾向。即便是整理歷史資料，也是按照每個人自己的喜惡在取捨，號稱純粹客觀的學者是騙人的。 說到求學，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在蘇州大學從本科一直讀到博士。記得當時連衣服都沒得穿，一年四季，有三季都是上身黃軍裝、下身運動褲，腳穿一雙大拇趾都露在外面的運動鞋。 之所以這樣，一個原因是窮，另一個原因是，從小已經習慣了赤腳不穿鞋子。這樣一來，我就跟身邊那些從小在江南地區長大的同學格格不入，既不敢去跳當時流行的交際舞，也不敢請人去看電影，這些同學多多少少也對我看不上。 而我慢慢地發現，這種地域歧視是經由歷史積澱而形成的。從明清以來，淮北地區的民衆就因爲窮困而被江南地區的民衆歧視。可是，如果往前追溯，又是另一種歷史場景了。讀博的時候，因爲太窮，沒有什麼娛樂，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待在學校裏讀書，二十四史中的大部分，特別是前四史，我讀研的時候就已經啃下來了，十三經也是這樣，我尤其愛讀左傳——雖然我的專業是中國近現代史，實際上對中國古代史也非常感興趣，最近還就着以前的筆記寫了一些秦漢史論文。 史書讀得多了，會讓我產生很多疑惑，覺得書本無法解釋現實。我們淮北地區在北宋以前明明比江南更發達，可謂精英輩出，漢初的蕭何來自豐縣，樊噲來自沛縣，三國時周瑜、魯肅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南北朝時宋齊梁陳的創立者，也都來自淮北，爲什麼過了一千年，到了清朝的康熙、乾隆皇帝南巡的時候，淮北似乎就全是潑婦刁民了？爲什麼談到淮北地區，人們總是充滿了誤會和歧視？ 甚至民國以來的不少大學者、大作家也不能免俗，例如林語堂在《吾國吾民》中就說，淮河地區出了那麼多開國皇帝，他們都不喫大米而是喫麪食的——其實，淮北地區是產米的。 我想要爲這種變化尋找一個解釋，而現存的所有史書，以及所有的模型、理論，我都是不滿意的，這就是我去田野調查的初衷。我是歷史學背景，沒有受過系統的人類學、社會學的訓練，進行調研的時候也沒有成型方案，就是帶着讀書時積累的困惑，一面四處行走，一邊尋找解釋。當時我拿的是學校發的助學金，爲了省錢，冬天就住在澡堂裏，比較暖和，夏天隨便找家小旅館，有電風扇就行。所以，一路上，我一直跟那些敲鑼賣糖的、耍猴賣藥的人住在一起。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去豐縣調研，我剛走進某個村子，村裏的人就跟在我身後罵我，聽到罵聲，我下意識轉過頭來，馬上就有人圍上來打我，上來的人一多，後面還有喊的、罵的，似乎半個村子的人都跑過來了。我一個老鄉在徐州鹽業局做局長，有一次跟他聊天，我說自己到徐州鄉下調研，曾經被半個村子的人追着打。他說這算什麼，我們單位的處長都被他們砍傷過。 所以，有了這些調研經歷和人生體驗，我的學術研究，我的思路感受，不可能與那些在書齋裏喝咖啡的學者保持一致。對我來說，有必要通過研究和寫作，將自己所熟悉的中國社會的原生態還原出來。希望我的書能作爲一個不一樣的參照對象，爲大家提供一條新的思考途徑。

《被犧牲的「局部」：淮北的傷痕與沉默的大多數》 ——讀馬俊亞〈被犧牲的“局部”：淮北社會生態變遷研究〉 合上馬俊亞教授的《被犧牲的“局部”》，心底不由得激盪着淮北平原上八百年不息的苦澀的風。書中所指的淮北，亦即“淮海”地區——橫跨蘇魯豫皖四省交界的廣袤地帶，在行政版圖上是蘇北、魯南、豫東、皖北的拼接，而在經濟版圖上，它卻是令人痛心的中東部“塌陷區”。 皖南有民諺雲：“前世不修，生在徽州。”那是徽州人對山水逼仄、生計艱難的自嘲。可作爲皖北人，聽聞此句民諺，心中卻是一陣酸楚的苦笑——徽州尚有白牆黛瓦、賈而好儒的體面，而我們的祖輩，連嘆息都被黃河的濁浪與淮河的決口淹沒了。馬俊亞教授用冷峻的史學筆觸告訴我們：淮北之困，無關風水命數，而是源於一場持續數百年的“制度性犧牲”。 書中最爲刺痛人心的，是對淮北生態逆向演化的還原。爲了保漕運、護皇陵、顧全帝國“大局”，國家機器不惜以淮北爲籌碼。黃河在此奪淮近千年，淮河下游被攔腰截斷，水系網絡被系統性肢解。於是，唐代以前那個生態盎然、稻米飄香的“魚米之鄉”，在明清史志中逐漸萎縮爲一個“窮山惡水”的符號。這種“以鄰爲壑”的政策邏輯，使得淮北從一個發達的農業與手工織造中心，退化爲只能產出粗惡雜糧的邊緣地帶。 而這種生態的崩塌，直接催化了社會結構與文化心理的畸變。馬俊亞深刻指出，淮北社會問題的根源在於權力的不對等與財富積累機制的斷裂。當生存成爲唯一的底線，競爭便趨於殘酷。歷史上那羣曾慷慨悲歌、逐鹿中原的社稷棟樑，在失去家園與希望後，竟被主流話語污名化爲“潑婦刁民”。這不僅是地域歧視，更是勝利者對失敗者的敘事抹殺。淮北從詩書禮樂的文化沃土，淪爲“殺人越貨”的寇盜樂園，實乃底層民衆在資源極度匱乏下的絕望掙扎。 時間推進到二十一世紀，物理層面的淮河已然安瀾，但歷史的慣性卻遠未消解。作爲皖北人，我深知這種痛感：我們依然在經濟數據的窪地裏徘徊，在文化教育的滯後中突圍。百年前，祖輩挑着擔子“闖關東”“下江南”是爲了逃荒；今天，我們揹着行囊湧向滬寧杭、珠三角，是爲了打工。流動的理由變了，但流動的本質未變——我們依舊是被髮達地區視爲“粗魯”的異鄉人，淮海區域依舊是四省邊緣的“化外之地”。 《被犧牲的“局部”》不僅是一部生態變遷史，更是一部關於“權力與公正”的政治寓言。它讓我明白，生於斯長於斯的我們，那些被外界誤解的“彪悍”與“直率”，其實是這片多災多難的土地賦予我們的生存鎧甲。讀懂了淮北的苦難，不是爲了沉溺於悲情，而是爲了在認清了歷史的“局部”代價後，更加清醒地面對未來。這片土地上的每一粒塵土，都記載着沉默的大多數如何揹負着“大局”，踽踽獨行。

大江大河之間 長江長江，這裏是淮河，你長在一片我所定義的南方之境！ 黃河黃河，這裏是淮河，我一直在尋找一個不被你裹挾的自我！ 要論區域史中將一手好牌打得稀爛的箇中高手，我的下游地區可堪其名！既有天災又有人禍，一齊將我推成了黃泛區標籤化的存在。自被奪去入海口，我的水文體系就此紊亂，水患頻仍，實則是百姓之難。 如此生活數百年，一路走來被我們丟棄的、爲我們犧牲的實在太多，每一次丟棄、每一次犧牲都是一種虧欠，那句「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是我畢生的業力！ 生於蘇北的馬俊亞老師，從小到大也擔着黃泛區的污名，生於斯，長於斯，愛之又恨之，對家鄉的觀察、審視她的苦難由來，是一個遊子遙寄鄉愁的浪漫表達吧：我生在這裏，又是誰生出了她，她還會好起來嗎？

“惡行屬於強者和具有美德的人。……最強者，即具有創造性的人，必定是極惡的人，因爲他反對別人的一切理想，他在所有人身上貫徹自己的理想，並且按照自己的形象來改造他們。” 先逼良爲娼，再掃黃打非，先逼上梁山，再替天行道。自古以來強者（盜）邏輯莫過於此。

本書作者論點過於主觀且情緒強烈，引用史料帶有偏向性和片面性且過於繁瑣，存在大量淺層表述的史料，沒有對其進行總結。在敘述過程中，對於起因的宋朝僅僅一筆帶過，對於運河奠基的元朝隱藏不提，而對已成因果的明進行多方面抨擊，也對清朝作爲進行了一些修繕，存在大量主觀臆測，如小冰期影響較少；外國人對淮北人普遍持同情而江南人則是厭惡；分析農業跨越年代之長卻對作物本身要求、本土氣候變化、降雨線遷移等全然不提。不太推薦對元明清海運、漕運之爭了解不多且歷史相關閱讀量較少的人閱讀。 自從南宋趙構政權於1128年派遣大將杜充阻攔金軍南下，爲了阻礙金軍，他下令在滑州（現在的河南汲縣及滑縣之間）挖開了黃河大堤，地獄之門就此在淮北大地打開。 蒙古滅宋建立元朝後，定都北京。由於採用包稅制，導致其基層控制能力不足，投入了大量物力資源修建運河，進程緩慢，僅完成了會通河一段，奠定了運河基礎。然北方都城、軍隊所需物資日增，於是不得以採用海運，其漂溺率過高且風險極大——海上風浪不可測，稍有不慎就船隊覆沒風險，且我國灘塗洋流極其複雜，特別是渤海一代。作者對此沒有絲毫講解分析，一味敘述海運成本低，用輝格史觀看待問題，更是引用了事故率僅1%到1.6%的史料說法，即便是工業時代也不敢保證如此安全性。 明朝建立初期，運河並未貫通，於是仍採用海運。直至永樂十三年，中河修建完成，京杭大運河就此連接完成，運河穩定且漂溺可打撈，損失較少；所需運船並無海船那般要求高，成本低；能夠帶動運河周邊城鎮繁榮。於是海運停止而採用漕運，作者對此也沒有相關經濟解析，一味強調這是政治權利強壓導致。明中後期，漕運已成百萬民工衣食所繫，成本逐漸上升，而中央政府逐漸衰弱，控制力不足，也無法推動海運，直至明滅亡。 清朝初期爲了防止反清勢力反撲，於是遷界禁海，對海運採取抵制的政策，繼續採用漕運。中期道光曾嘗試海運，但前任嘉慶因爲鎮壓白蓮教導致國內軍力不足、國勢不穩，倘這時候再動搖漕運則會導致大規模起義，於是放棄，直至清朝滅亡。 淮北地區本富足良田之地，南宋掘開黃河口導致泥沙氾濫形成黃泛區，多條河流就此被黃河蹂躪將近千年，苦難也折磨淮北人民千年——作物減少、時常洪水漫灌、加上運河成形作爲泄洪區，社會經濟以及權力結構受到極大破壞。由於近海，鹽業發達，明朝採用戶籍，大量犯人被髮配鹽場，子子孫孫皆爲竈丁，構成了一部分淮北底層人民。國家壟斷導致鹽業再發達也與本土人民無關，反而壟斷導致權商勾結的危害轉嫁於淮北人民，於是異化逐漸開始。 隨着中央政府掌控能力下降，淮北逐漸兵匪成災，道德秩序崩塌，有能力的鄉紳們逐漸外逃，留下的則都是不擇手段、推崇暴虐之地主。社會秩序開始倒退，圩堡開始建立，逃不掉的淮北人民只能被迫進入圩堡作爲奴隸以獲得最基礎的安全，身家性命受控於堡主。於是在淮北形成了一種特別的社會生態——啞鈴型，最上爲諸多暴力威懾的堡主，中間少量尚未逃離的鄉紳，最下則是逃離不了被苦苦剝削的淮北百姓。失去了鄉紳作爲緩衝層，底層的淮北百姓直接受到淮北大地主們的奴役，失去教育、失去文明、最終成爲周邊的窮山惡水。

馬俊亞的以淮北地區爲樣本，深刻揭示了中國近世社會生態衰敗的核心機制——政治權力主導資源分配的不平等。該書超越環境史或經濟史的單一視角，指出淮北從唐宋“江淮熟，天下足”淪爲近代“窮山惡水”的悲劇，本質是中央王朝通過漕運、鹽政、河工三大國策系統性犧牲地方的結果，其根源在於“權力積累不平等導致經濟積累不平等”的政治邏輯。 明清定都北京後，大運河成爲帝國命脈，“保運保漕”上升爲最高國策。治水策略以“蓄清刷黃”爲核心，築高家堰攔淮水沖刷黃河泥沙以維持運河通航，卻使淮北淪爲永久泄洪區，泗州城沉沒即爲標誌性事件。朝廷對水患的治理排序赤裸裸暴露權力邏輯：“祖陵水患爲第一義，次之運道，又次之民生”。當黃河南決威脅漕運時，淮北因“淮近而患小”被刻意選爲泄洪區，而北決則因“漕遠而患大”被嚴防。河務官僚更形成“以災養權”的寄生體系，河工經費成爲貪腐溫牀，官吏甚至主動製造險情套取資金，漕運利益集團更阻撓海運改革以延續剝削結構。 兩淮鹽政作爲財稅支柱，其暴利被權商壟斷。鹽商通過“報效”朝廷換取專賣特權，將財富用於政治投資而非地方發展，煎丁則淪爲體制內奴隸。民國時期鹽業市場化失敗，七大鹽企因鉅額賄賂成本瀕臨破產，證明權力與資本的勾結從未改變。嚴苛鹽法催生武裝走私，底層民衆以暴力反抗不公，而官方對權貴走私的縱容凸顯制度性雙標。 這種掠奪性政策導致淮北社會生態全面退化。經濟上，水患迫使稻作農業退化爲旱作粗糧，唐宋“桑麻之境”消失，絲織業因桑林毀滅而衰亡，陷入“地廣不得耕，男耕女不織”的困境。社會結構極化爲“啞鈴型”：一端是武裝圩寨地主掌控軍事司法權，另一端是農奴化平民，中產階層徹底消失，成爲民變頻發的土壤。 文化上，淮北從“詩禮之鄉”退化爲瘠土，女性喪失經濟自主權後淪爲“刲股療親”的道德符號，“節烈”風氣反常嚴酷，印證意識形態是專制工具。淮北的犧牲更被扭曲爲地域污名，乾隆“窮山惡水，潑婦刁民”的評判將制度性災難歸咎於民性，流徙江南的淮北勞工繼續承受“刁民”標籤。 馬俊亞指出，淮北人“無論在農村還是在江南打工，都未能得到自己應得的份額”，這種剝奪從明清延續至民國軍閥與資本合謀的時代。他打破“天災論”敘事，證明淮北衰變主因是人禍驅動的權力邏輯：政治中心北移使淮北從核心淪爲邊緣；“國家工程”異化爲分肥平臺滋養寄生集團；自然生態與社會結構相互催化形成不可逆的下降螺旋。 淮北的隱喻遠超地域意義，它揭示了中國傳統治理中“大局”對“局部”的系統性犧牲邏輯，以及權力不受制約必然引發生態與社會雙重潰敗的規律。淮北之殤非歷史特例，任何忽視“局部”尊嚴的發展模式，終將付出全局代價，這一命題在當代鄉村振興與生態治理中仍具沉重現實意義。

這部書我讀到第三遍了，但如今再讀，我反而不好評論這部書。我原本是很喜歡這部書的，確實淮北生態在服務整個國家大局的過程中付出了巨大代價。甚至這種情形依然影響到今天，只要大家到淮北，河南，甚至華北平原走一走，依然能感受到這種沉重的負擔與巨大的犧牲。 但是，我如今再重讀這部書，不能不承認，作者在分析淮北問題上是有洞見的，揭破了很多盡在不言中的隱衷。又不能不注意到，作者在史料分析之外，確實寄予了太多了自己的感情。以至於他的諸多分析，已經超出了自己史料，甚至學問的範疇。這就是典型的處士橫議。作者厭惡，反對那種宏大敘事下對人民的肆意犧牲可以理解。但由此，不知不覺對大局和傳統進行了過度貶斥，這恐怕就有些過了。 還是那句話，一分材料，說一分話。學者有社會觀點很正常，但不應該做出超出自己學術領域的判斷。學者終究只是學者，讀書做學問，相比對真正意義上的治國理政，是兩回事。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之多艱。淮北就是這麼一個充滿了苦難的地方，在被稱爲封建王朝頂峯的漢唐時期，淮北是著名的魚米之鄉，禮儀之邦，爲帝國步入繁榮貢獻了無數仁人志士，可後來一切都變了。 最早的變化來自宋代，靖康之難使得趙宋只能偏安一隅，淮北成爲宋金對峙的前線，相比之前有所衰落，但還不致命。到了明代，爲了保證運河暢通以及保護朱家祖墳不被淹沒，淮北的生態以一種極不正常的方式被改變，洪澤湖等湖泊的形成使淮北的萬頃良田退化成了窮鄉惡土。儘管清代的康熙、雍正皇帝想改變這一格局，但依然無法撼動既得利益集團，隨着國家日益衰敗，淮北的情況更加惡化。到了民國，中央政府徹底失去威望，淮北再次成爲地方割據政權爭奪利益的犧牲品。 作者對於明清兩代統治者不肯採用更爲經濟便捷的海運而堅持河運表達了不解，但在《政治決策與明代海運》一書中，樊鏵認爲明朝統治者出於保障中原發展的目的犧牲了沿海地區，而繼承了明朝官僚體制的清朝沿用了這一策略，最直接的證明便是如今運河不再承擔如此重擔的時候運河沿岸地區的衰落。 與天高皇帝遠的邊疆地區不同，淮北是國家出於大局考慮而放棄的局部，這也直接導致了明代以來淮北徹底淪爲叢林社會，官商勾結起來欺壓百姓，地主豪紳更是把農民的地位變得連奴隸都不如，在這裏沒有法律和秩序，有的只是強權即公理，完全看不到與江南、廣東、福建等地發展出的地方士紳一定程度的自治相似的現象，人民完全失聲，默默承受了一切苦難。 除此之外，作者還列舉了鹽業買賣、糧食生產、文化風俗、家庭倫理、社會結構（官、商、匪合流把控地方）等方面的異化來作證自己的觀點，功底不可謂不紮實。其中他對於重農抑商這個觀點的反駁尤其精彩，因爲歷史上農民從來沒有得到過重視，而商人可以通過賄賂與官僚結合，變本加厲地剝削農民和無產者，中國古代的社會從來都是權力本位，也從來沒有發展出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來。而失去身份和話語權的農民，想打破這一局面的方式只有造反，可哪怕造反成功，也只會進一步加強原來的不公正體制，使農民越來越受壓迫，陷入了死循環。 身爲淮北人，作者對故鄉的深沉的熱愛在書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希望以後能看到他寫建國後的淮北的發展，畢竟今天的淮北顯然還殘存着舊時代的影子，前人留下的痛苦烙印依然清晰可見。

在唐代，“魚米之鄉”這一美譽指的是淮北地區，而現在這一代稱變成了江南地區。 本來以爲讀的是一本環境史，讀着讀着感覺是政治史，後面又變成了民俗史。 開篇明明定下基調：“主要分析清至民國前期中央政府在‘顧全大局’的政治思維下所制定的政策對淮北地區的巨大影響”，後面幾章都不知道主要在論述什麼內容，感覺像是想到哪說到哪，舉的例子也沒有代表典型，作者心中批判的主旋律倒是明白了；且本書的可讀性太差了，論文變成出版讀物也需要再次打磨吧，大段大段直接引用他人的言論堆砌而成，閱讀觀感極差。 當然，這本書也不是全然沒有收穫的。 1️⃣權力與治水的深層綁定 “中國四千年文明史是在與洪水的搏鬥中揭開序幕的。”這是本書第一章第一句話，讓我一下子反應過來，好像確實是這樣的。從很早的神話“大禹治水”開始，一開始是一個英雄戰勝洪水的故事，但中國的“王朝”從那個時候開始有了較爲清晰的模樣，有了治水的能力，纔有讓民衆可以安居樂業的能力，也自然可以凝聚人心、建立權威，治水不單單是技術問題，也是權力的具體畫像。 2️⃣海運的衰落與河運的興起。 明清時代政府爲了維繫統治穩定，放棄海運轉向河運，大力建設運河，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百姓爲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淮北也由此淪爲犧牲品。這裏也算是對事物有了新的視角，今年到揚州的中國大運河博物館時，感嘆中國古代勞動人民造船、運輸能力的發達，而現在也看到了在這條運河後面的血淚代價。 3️⃣選擇哪座城市生活，也很重要。 在淮北政治上“成全大局”的背景下，命中註定成爲一個悲劇，這裏的人民也無法過上安穩幸福的日子。聯想到現在仍然有一些城市是“泄洪”城市，在那裏生長的人民無家可歸，他們也無可奈何，因爲這是不得已的、爲了多數人的決定。從個人擇城的視角，還是儘可能去到資源豐富的城市，個人無法打破或者跳出結構，但是在大城市裏，至少能獲得某種意義上的“安穩”。 最後回到開篇寫下的“魚米之鄉”，乾隆皇帝對淮北評價“窮山惡水，潑婦刁民”，完美地完成了污名化、潑髒水的閉環，本質上是強者對弱者的二次傷害：先讓它成爲犧牲品，再讓它爲犧牲承擔道德責任。

於歷史褶皺處，看見被犧牲的“局部” ——讀《論世衡史：被犧牲的“局部”》有感 讀完《論世衡史：被犧牲的“局部”》，我最大的感受是： 我們以往讀歷史，多是看王朝興衰、帝王將相、治亂循環，而這本書，卻把目光投向被宏大敘事遮蔽的角落——一個區域、一羣普通人、一段被長期犧牲的命運。 作者以淮北爲切口，撕開的不只是一地之興衰，更是國家治理、權力邏輯、生態環境、社會結構共同作用下，一個“局部”如何被慢慢拖入困境。 漕運、治水、賦稅、士紳缺失、生態惡化、暴力文化滋生……看似孤立的事件，背後是一整套以全局利益爲名、讓局部長期付出代價的歷史邏輯。 書裏最刺痛人的一句話是： 有些地方的落後，從來不是“人不行”，而是被結構、被制度、被歷史一次次犧牲的結果。 以往我們習慣用“民風彪悍”“經濟落後”簡單定義一片土地，卻很少追問： 這種“彪悍”從何而來？ 這種“落後”因何而成？ 這本書給出了最冷靜、也最殘酷的答案： 當一個區域長期承擔超出其承受能力的公共負擔，當治水只爲保漕運、保京師，當政策只服務於中央集權，當地的士紳階層不斷缺位，社會便會一步步滑向弱肉強食的叢林狀態。 讀這本書，我不斷聯想到更多作品： 《水滸傳》裏的草莽氣息，《大地》裏農民的生存掙扎，《鄉土中國》裏的秩序與面子，《置身事內》的政府與經濟邏輯…… 它們在這本書裏，忽然被一條暗線全部串起： 所有社會現象，都有其歷史根源；所有人性選擇，都有其生存邏輯。 書裏寫“權力”，寫得極清醒： 專制政體靠特權維繫，腐敗不是意外，而是體制自帶的成本； 有權無錢，如魚得水；有錢無權，步履維艱。 拜神，是對合法權力的崇拜； 拜鬼，是對非法暴力的恐懼。 弱者遵守規則，強者改變規則，而真正的智慧，是道與術合一，認知與行動同行。 書裏寫“人性”，寫得極透徹： 鬥米養恩，升米養仇。 在生存線邊緣，道德很脆弱，秩序很昂貴。 不是人心變壞，是環境逼人自保。 能超越生存本能、守住底線的人，才真正超越了善惡，修得內心圓滿。 而最讓我觸動的，是歷史照進現實的部分。 封建主義內部，孕育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因素； 生產方式變了，社會結構、權力關係、階層流動必然跟着變。 今天的我們，同樣身處生產方式劇烈變革的時代。 讀懂過去“被犧牲的局部”，才能更清醒地看懂： 今天哪些紅利在聚集，哪些成本在轉移，哪些結構在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