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識讀本：公共管理（中文版）

美國20世紀30-60年代中期是福利國家，60年代末及之後則變成了新自由主義國家。瑞典始終堅持了現代福利國家制度，美國和英國則都是從福利國家轉向了新自由主義。 瑞典工人享受了一些在歐洲任何地方都沒有的最慷慨的養老金，而該國的企業和股東則受益於工業化世界中最低的公司稅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着瑞典工業的發展和經濟的繁榮，社會民主黨政府繼續支持瑞典福利國家的擴展。因此，瑞典的公共部門官僚機構和行政系統在規模和範圍上都有所擴大。不可避免，公共開支承受了額外的壓力。事實上，公共部門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在接下來的十年裏持續穩步增長。例如，1955年的《國家保險法》將醫療現金福利（由疾病基金、稅收和政府補貼資助）擴展到所有瑞典公民。在瑞典政府支持的集體談判制度下，公共教育、慷慨的養老金福利、全面的醫療保健和失業者社會保險都得到了擴展。這些成本高昂的社會福利主要通過工人邊際收入的累進稅和僱主的直接繳款來提供資金。隨着瑞典社會福利體系在整個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持續擴張，行政成本持續攀升。結果，沉重的財政負擔加在了該國納稅人身上，瑞典公民成爲資本主義世界中納稅最高的。隨着時間的推移，瑞典選民不出所料地對政府的財政管理策略和高稅收不再抱有幻想。社會民主黨在執政近四十四年後的1976年的大選中最終接受了失敗。傾向於保守主義的新政府，決心降低社會民主黨近半個世紀建立的瑞典福利國家的高昂成本。然而，保守派領導人發現在政治上無法兌現他們的承諾。社會民主黨在1979年的選舉中重新掌權，併發誓要恢復他們對瑞典人民的承諾。僅僅在保守派掌權三年後，社會民主黨重新掌權，享受了十多年不間斷的統治。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瑞典人繼續享有高生活水平和慷慨的福利與服務。超過30%的勞動力受僱於公共部門。也許同樣令人歎服的是，國家近60%的國內生產總值花在了福利供給上。儘管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面對公共部門赤字和通貨膨脹的增加，左傾的政府控制政府支出的政治壓力越來越大，但社會民主黨幾乎沒有做出調整。事實上，他們設法增加了兒童福利津貼，延長了失業救濟。儘管他們最終被迫接受了在計算某些社會福利的基礎金額時採用適度的成本控制措施，但瑞典的福利國家在1982年至1991年間基本保持不變。…美國福利體系的建立成爲新政的最高成就。1935年，羅斯福簽署了《社會保障法案》，爲數百萬退休的美國人提供公共養老金支持，並建立了美國第一個國家失業保險計劃。《社會保障法》不僅是爲了防止痛苦，也是爲了減輕痛苦。該方案的設計者試圖通過向那些急需救濟的人提供政府轉移支付來改善已陷入貧困的人們的生活。與針對窮人的救濟方案相關的大部分資金是通過1935年的《受撫養子女援助法》提供的，該法建立了後來被稱爲“受撫養子女家庭援助”(AFDC)的計劃。…不再是一個政治問題。然而，到了20世紀60年代，公衆對美國財富分配不均（尤其是在南部農村地區和北部城市）的擔憂日益加劇，激發了國家的進步政治家們回到扶貧問題上來。在約翰·F.肯尼迪和林登·B.約翰遜的民主黨總統執政期間，通過了一些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公共部門方案，旨在幫助美國工作的和貧困的窮人。約翰遜政府的“偉大社會”和“向貧困開戰”計劃成爲這一努力的核心。推出了一項主要的福利計劃——醫療保險制度，保證六十五歲及以上的人享有醫療保險。不久後又公佈了醫療補助制度，將基本醫療保險擴展到貧困的美國家庭。在接下來的幾年裏，引入了更多的聯邦方案，從住房補貼和學校午餐方案到家庭計劃和婦女支持服務。聯邦政府試圖通過向兒童及其父母提供額外的公共服務來打破貧困的惡性循環。例如，1964年的《平等機會法》爲教育和職業培訓計劃提供了聯邦財政支持，併爲早期教育計劃，如“啓蒙計劃”創造了新的資金來源。…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與許多這些社會計劃相關的費用開始超過現有的財政手段。政府出現了鉅額赤字，並增加了稅收。理查德·尼克松總統的保守派領導層抨擊約翰遜的“向貧困開戰”是政府開支失控的一個根源。此外，米爾頓·弗裏德曼和赫伯特·斯坦等保守派經濟學家讓尼克松政府相信，約翰遜時代實施的許多社會計劃助長了福利依賴的文化。20世紀70年代被證明是美國曆史上的一個動盪時期。在此期間，美國面臨着失業率上升、高通脹和經濟生產率下降。試圖通過增加公共項目的公共支出（與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戰略相一致）來提振經濟產出似乎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結果，福利支出被視爲政府和中產階級再也負擔不起的奢侈品。…1942年發佈的《貝弗裏奇報告》概述了支撐現代英國福利國家的基本原則。這份報告的正式名稱爲《社會保險及相關服務報告》，它將作爲1945年至1951年工黨政府的歷史性福利國家計劃一個總體的“主藍圖”。…貝弗裏奇認爲，政府不僅有責任，而且有能力通過向那些生計和收入能力受到結構性經濟變化和危機破壞的人提供基本水平的公共支持來消除貧困。爲了達到這些目的，《貝弗裏奇報告》提出了五個“巨大的罪惡”，他聲稱在現代社會中，“沒有一個民主國家能夠爲它的公民承受這些”：“貧困、疾病、無知、骯髒和懶惰”。貝弗裏奇認爲，這五個弊病代表了對英國社會整體福祉的威脅。他堅持認爲，爲了民主社會的繼續繁榮，必須根除它們。然而，貝弗裏奇斷言，政府需要採取適當的方式來消除這些社會弊病，既不能阻礙或扼殺個人的主動性，也不能鼓勵對福利的依賴。貝弗裏奇的許多觀點（儘管不是全部）幫助塑造了現代英國福利國家的價值觀和目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幾年裏，政府通過了一項覆蓋所有英國公民的普遍社會保險計劃。在其綜合框架下，工人從他們每週的工資中做出個人貢獻，以換取廣泛的社會保障。這些措施包括全民健康和醫療保險、失業保險、老年人養老金、生育補助、工傷保險和喪葬費用補助。在報告中提到的五大罪惡中，只有“貧困”這一條得到了直接解決。也就是說，這份報告有助於爲後續立法的通過奠定基礎，這些立法涵蓋了“疾病、無知、骯髒和懶惰”等殘餘弊病。此外，該報告將“自由”的政治定義從“言論、寫作和投票的自由”擴展到“免於貧困、疾病、無知、骯髒和懶惰”。也許最重要的是，《貝弗裏奇報告》將人們的注意力引向了採用綜合福利制度的重要性。…20世紀70年代，英國政府面臨着國際金融衝擊、高通脹和不斷上升的失業率。工黨政府最初用國家主導的需求管理戰略來應對，但最終證明無效。1976年，英國經濟惡化到需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救助，以防止該國貨幣徹底崩潰。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政府官員和公民都開始對維持目前福利國家的負擔能力提出嚴肅的質疑，更普遍的是對政府在經濟中的恰當作用和職能的質疑。1979年瑪格麗特·撒切爾掌權時，她注意到，近70%的英國家庭至少有一名家庭成員獲得了某種形式的現金福利。撒切爾的保守黨政府決心削減社會福利支出，對國家公共部門發起了一場聯合攻擊。…20世紀70年代的一系列經濟衝擊，終結了所謂的凱恩斯主義國家的“黃金時代”。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領導的石油禁運導致世界原油價格飆升。隨之而來的是高通脹和高失業率的結合（“滯脹”）。公司利潤迅速蒸發，股價暴跌。同時，世界上的很多工業化國家政府無助地袖手旁觀。一些“有事業心”的領導人面對大規模失業和強烈的社會絕望，看到了金融服務業的巨大增長潛力。在政府旨在放鬆金融市場管制的新舉措推動下，並在電子交易和金融工具技術突破的幫助下，一個以全球金融爲基礎的資本主義（被稱爲“金融化”）的新時代誕生了。如今，精明的投資者可以瞬間在全球自由轉移數十億美元，他們把自己的命運押在了那些政策能夠確保在最短時間內獲得最高回報的國家。因此，現代政府承受着巨大的壓力，要“合理化”它們的稅收制度，削減公共支出，以證明它們的“投資價值”。在這個過程中，許多公共產品將被掏空，以吸引新一代貪婪的全球投資者。傳統的行政層級制度被認爲過於僵化和不靈活，無法適應全球化時代釋放出來的充滿活力的政治和經濟力量。世界各地的高級公共管理者和公共領導人越來越多地期待一套新的以市場爲導向的戰略，希望提高官僚機構的效率，最大化納稅人的錢。一種新的“管理主義”強調私營部門的價值觀，如“及時性”、“響應性”和“成本節約”，後來被稱爲“新公共管理”(NPM)，開始在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公共機構中紮根。…澳大利亞前財政部長邁克爾·基廷在《OECD預算雜誌》2001年一篇題爲“公共管理改革與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文章中，總結了他的國家在過去十五年中一直試圖進行的新公共管理改革背後的力量。這些問題包括：“1.稅收水平、預算赤字和/或公共債務過高，如果不採取行動情況可能會變得更糟；2.政府方案往往無法實現其目標和/或不具備成本效益，因此它們不具有資金價值；3.行政機構不能充分滿足客戶的需要，包括部長本人；4.政府本身也是問題的一部分，因爲它變得太大、太煩人了。”雖然多年來出現了對新公共管理不同的定義和解釋，但著名的公共管理學者唐納德·凱特爾概述了與新公共管理相關的絕大多數文獻中似乎共有的六個核心特徵：“生產率、市場化、服務導向、權力下放、政策導向和問責制。”第一波新公共管理政策出現在英國的瑪格麗特·撒切爾(1979—1990)、美國的羅納德·里根(1981—1989)、澳大利亞的馬爾科姆·弗雷澤(1975—1983)和加拿大的布賴恩·馬爾羅尼(1984—1993)等保守黨政府的政治改革議程中。雖然瑪格麗特·撒切爾首相的政府是20世紀70年代末首批正式採用以新公共管理爲基礎的方法的政府之一，但許多相關的原則很快被全球的各級政府所採用。一些最早的新公共管理應用可以在北加利福尼亞州的市區觀察到，持續的經濟衰退迫使城市領導者去尋找削減政府開支的創新方法。新西蘭和澳大利亞政府也緊隨其後，建立了它們自己的新公共管理的行政議程。不久，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大多數經合組織國家也將新公共管理引入其公共部門的組織中。…新公共管理是一種治理範式，認同一套以市場爲導向的原則，這些原則植根於被稱爲“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新自由主義最初是由一批政治上溫和的經濟學家和法律學者提出的，他們隸屬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出現的“弗賴堡學派”。這個詞後來被用作一個流行語，指的是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裏德曼和弗雷德里希·馮·哈耶克等經濟學家領導的“迴歸市場”運動。新自由主義頌揚個人私利、經濟效率和無節制競爭的功效，它是與福利國家緊縮和經濟緊縮聯繫在一起的。在過去的三十年裏，基於新自由主義的新公共管理方案被不同的政治人物採用，強調私營部門的效率措施和績效標準。一些最著名的人物包括美國的羅納德·里根和比爾·克林頓；英國的瑪格麗特·撒切爾和託尼·布萊爾；加拿大的布賴恩·馬爾羅尼；澳大利亞的馬爾科姆·弗雷澤、羅伯特·霍克和保羅·基廷。…新公共管理將與傳統的公共管理相關的看重“公平”和“公正”的原則與程序，從屬於強調效率標準和生產率目標的以業務爲導向的原則。——特奧杜盧等《公共管理》

#《牛津通識讀本》之125 #《公共管理》 本書深入探討了公共管理的定義、歷史背景、重要性及其在現代國家治理中的角色。 什麼是公共管理？爲什麼它如此重要？爲了實現社會的集體目標，國家領導層必須學習如何組織和管理公共機構。更確切地說，公共管理可以說是一門管理和領導的“藝術”，涉及發展和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以維持現代文明。公共部門提供的服務涵蓋了從公共安全和社會福利到交通和教育等領域，這是我們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通過對全球化時代公共部門所面臨的挑戰的深入分析，書中揭示了公共管理的演變過程，包括從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到費城會議的現代國家形成，以及全球漸進式改革和福利國家的興起。 書中還詳細介紹了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及其在全球範圍內的傳播，分析了新公共服務理念對公民參與和政策制定的影響。 最後，書中探討了全球化對公共管理的影響，網絡治理在跨國問題中的應用及其在快速變化的世界中提供有效公共服務的挑戰。

這本《牛津通識讀本：公共管理》是一本全面、客觀介紹公共管理的書，特別適合公務員閱讀，當然我覺得所有人都適合拿來讀一讀，瞭解瞭解公共管理是怎麼回事，以及如何參與到公共管理中去。 現今世界是個迅速民主化的世界，關於民主化的公共管理對於公務員來說不但是學習先進理念，而且也是個準備的過程。作者說，“這是個迅速變化的世界”，沒錯，如果不努力學習公共管理的新理念，被時代洪流吞沒是很快的事。 作爲一個完全民主之外的人，瞭解民主的公共管理的理念可以看清和防止公共管理中不合理的政策，當個清醒的人。 作者的論述條分縷析，客觀公正，很值得相信。但正因爲它的結構和客觀性，讓這本書略顯呆滯，不夠有“激情”。好在文本很短小，不需要用到閱讀的毅力，那些對這本書感興趣的人或許還覺得意猶未盡也完全合理。 特別推薦拓展閱讀： 1.王建勳 《用野心對抗野心》（《聯邦黨人文集講稿》）（東方出版社） 2.漢密爾頓 傑斐遜《聯邦黨人文集》（商務印書館） 3.《牛津通識讀本：社會學的意識》譯林出版社 4.《發現社會——西方社會思想述評》商務印書館

理論的提出往往構建了一個理想化的場景，所有人理性的面對世界，不會被私利和小團體左右，會做出相對正確的決策，在理想的環境下，公有和私有其實都可以做到和平和幸福，意識形態根本不重要，可是現實社會根本做不到。 公共支出不應該是政府和公衆關心的問題，問題永遠是支出是否達到了目的，支出的成本是否可以承受，公衆讓渡了權力是爲了更好的解決公共問題，而不是製造問題。

本書圍繞全球範圍的行政治理改革和新公共管理實踐，以回溯的視角和診斷式敘說，闡釋和描述了政府治理不斷完善和進步的幾個關鍵特徵: 一、政府治理改革具有漸進性，改革不能在任何意義上疏離政府的使命和價值，因爲支配政府治理行動的那些深刻的原則是永恆的，行政改革是“不得不採用新的官僚方法和程序來履行新的職能和任務”​。 二、政府改革是全球性的運動，任何現代化的國家都需要並期待一支政治上公正無私、恪守正直、得體、客觀和任人唯賢的永久的公務員隊伍，也都需要更有效的方法提升公共政策的執行能力。然而，無論是美國、不列顛還是歐洲其他國家，政府改革都必須結合地方性知識，結合自身的歷史和文化傳統。 三、政府改革是一個政治和行政雙重因素交織的變革過程，將泰勒制等科學主義融入政府改革是行政效率的謀劃；而政府改革又受到“治理”的深刻影響，突出的一點就是要在政府與市場的鐘擺式晃動中確立目標和方案，新公共管理改革就是鐘擺偏向市場一極時形成的政府管理方案。 （摘自本書）

是一本值得推薦的公共管理入門讀物～ 從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型塑現代國家的行政基礎，至全球化、信息化、分權化交疊並建構當代行政環境，通識一書對歐美背景的公共管理實踐的形成背景、重要節點和主流知識探索進行了全景式的描繪。一方面，《通識》從過程的視角對啓蒙運動—進步時代/歐陸傳統——新政時期—新自由主義時代的“公共管理”演化歷程予以描繪，另一方面，《通識》基於類型差異對不同歐美國度的差異化實踐加以討論。 聚焦科學、現代、效率的主流行政學思考，是《通識》一書的特徵，反映出“公共管理”在管理主義的合法性基礎上的實踐和研究特徵。然而，公共管理與公共行政之間，看似相近的表達，背後卻有着效率與民主，實證與規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隱性分野。作者在對“公共管理”進行發掘的過程中，似乎有一種對管理主義的執念，而這種執念不可避免地消解了行政學發展歷程中的合法性張力。也正是對管理主義的偏重，讓文中的“公共管理”在語義概括和表達有更多的“期待”。 事實上，如若以管理、科學、效率作爲公共管理的正典化，那麼以服務、價值、責任爲核心的非正典化，在公共管理的發展歷程中不僅在顯性的知識積累中隔三差五地疾呼吶喊，更在實踐與理論的合法性基礎中厚植與深耕。對於這樣的“非正典化”歷程，需要更多的關注和探討。

回顧了二戰後福利國家到小政府變遷的過程，我在從前沒有注意到的是新公共管理運動原來起因是福利國家高昂的支出難以維繫和官僚機構散漫臃腫效率低下的結果。新公共服務是對新公共管理過程中價值觀的思考的產物，與之同時出現的還有對於公共價值的辯論和研究。這是一本梳理二戰後公共管理變遷的邏輯脈絡書。開卷有益

通識往往也是學界的常識，常識往往是知識基礎，基礎又意味着經久不衰。 公共管理這一議題在不同國家，以不同形式、不同路徑演變。 這本書雖然是本小冊子，但其實每一章節都有很多細節可以且值得深挖，知識密度還挺大的。

公共管理其實另外一個概念就是政府管理，對於很多場合下也可以看成一種權利，也算是比較廣義的一個概念，對於每個社會來說也是正常的運行狀態，很多西方都有着非常類似的思考，也可以算是政治學的一部分，從另外政府所管理內容也是伴隨着社會的複雜性的增加而不斷髮生改變了，同時對於管理的模式也是在不斷發展着變化，類似於上個世紀福利國家的發展，使得社會變得更加和諧，但同時也逐漸成爲政府的負擔，對於公共事務的管理也是需要付出費用的，或者說獲得公共事務的處理過程引起的各種問題，對於西方更加強調個人權利，如何實現個人與公共事務之間的關係事每個社會都不可以避免的狀態，在這個過程之中，如何獲得效率和發展之間的關係，也是社會政治的一部分，也是管理的核心。當然作爲福利國家的產生，也是建立了全新的社會模式，不同大小國家以及發展階段公共管理也是存在着非常巨大的差異。對於現代國家面臨的國家管理選擇發展的方向也是打擊其他國家手段，如同對於新能源汽車的態度非常類似這樣狀態，對於二氧化碳排放變成了金融化的過程也是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未來的發展公共管理的也逐漸從單個國家逐漸擴展到全球，這個本身也是全球化發展的一部分。

這些開國者是最懷疑政府的人 美國開國元勳們清楚認識到，政府足夠強大到保護民衆，也能輕易剝奪民衆的權利。他們認爲政府是必要的惡，應以懷疑的眼光來看待，把權力關到法治的籠子裏。 與漢密爾頓主張強大、獨立而高效的行政部門不同，麥迪遜更着意於防止集權的暴政。 本文討論此話題、分享筆記，並推薦書籍《牛津通識讀本·公共管理》，評價四星。 事、物分兩種，一種是私人享用的產品和私人事務，一個是公共產品和公共事務（比如公共安全、空氣污染）。 公共管理（主要是政府），就是一門管理公共產品和公共事物的藝術。 三個問題—— 問題一：政府應該遵循公平、平等的原則，還是像私企一樣講績效、效率？ 比如很多交通、航空、社保，應該國有化，還是私有化？私有化，效率更高，但是給民衆帶來了風險。國有化，看看國企的效率和競爭力如何？ 問題二：行政效率和個人自由之間如何取捨？既要政府的行政力量足夠集中和強大，又要對權力進行嚴格的限制，防止獨裁暴政。 權力下放，能提高效率，適應具體環境，但地方容易腐敗。權力集中，行政效率高，但是有集權暴政的危險。 問題三：新時代挑戰如何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和全球恐怖主義。原有機制效率很低。 福利國家—— 1爲應對週期性全球經濟危機，政府宏觀調控，經濟衰減時增加公共支出，提供就業崗位，刺激經濟回暖。 2 全面的失業保險、健康保險、養老保險等社會福利制度。兜底。 新公共管理—— 在資本和國民“用腳投票”的現代社會，政府承受更大壓力。 新自由主義提倡私企的績效和效率，公務員變成“服務員”。減稅，減福利，監管預算，國企私有化。 新行政時代—— 開放態度，學習，創新，協作。 民主問責，公民參與，共治共建共享…… 全球化與網絡治理—— 全球化背景下，各國政府反應遲緩，而公共和私營機構組成的鬆散網絡，快速靈活高效，如“跨國城市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