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和中國特色社會學

費孝通先生治學的鮮明特色是“學以致用”。在多次著述中他都指出學者不能爲研究而研究，這種做法在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中是要不得的，因爲一方面從方法論上講，爲研究而研究是一種受到興趣驅動的活動，爲研究而研究的人，一旦興趣不同了，就可以爲不研究而不研究了。社會研究的目的是旨在提供一套認識社會的工具。1936年，針對社會學中國化的問題，他寫道：“社會學在中國目前已遇到了一個轉機。因爲過去‘美國式’的社會學已不能再獲得社會上，甚至學術界的信用，連喘息在大學課程裏的機會也發生了問題了。對於過去中國的社會學懷疑是很合理的，因爲在過去十幾年中，‘社會學’並沒有對於瞭解中國社會及改造中國社會有過任何顯著的貢獻，一個對於民族的生存上沒有價值的東西，至多隻能做個人的癖好，決不能在社會中站立得很久的。”20世紀80年代，他又以類似的語言批評了那種流行於西方人類學界的以人類學來消磨時間或表現才能的研究取向。在他看來學術研究的價值在於“用得到的知識來推動中國的進步”，否則它無異於遊戲和玩麻將。“志在富民”是費孝通先生學術生涯的內在動力。1983年，在江蘇省組織小城鎮問題研究時，費孝通先生對課題組的同志說，一定要堅持研究在先，政策在後，研究者不能供給正確詳盡的事實，是研究者的不能盡責。在他看來，學者就是要爲政策制定者提供紮實的理論和事實。…“徹底明瞭中國現代社會的真相和全相”是20世紀初以來中國學術界一直討論不休的問題，費孝通從事社會學學習和研究的初期，學術界就有“爲研究而研究”的學術主張，對於這點，當時正在英國攻讀博士學位的費孝通給國內的朋友寫信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1937年，他在《再論社會變遷》一文中寫道：“‘爲研究而研究’是一輩‘寄生性’學者的護身符。‘學術尊嚴’！我是不懂的，我所知道的是‘真正的學術’，是‘有用的知識’。學術可以做裝飾品（亦是功能），亦可以做食糧（亦是功能）。若叫我選擇，我是從食糧。”他堅持認爲，中國的學術研究必須突出知識對現實生活的價值和意義，而不僅是爲了發表論文。他曾嘲笑說道，人們可以寫出幾百篇關於周代“喫人”風俗的論文，“可是這種知識即使得到了，試問和現實的生活有什麼用處”。—丁元竹《費孝通與中國特色社會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