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的偏向

不同於麥克盧漢和尼爾波茲曼，哈羅德英尼斯對於媒介與社會文化生活的互相影響更爲強調、對於人類面對媒介的主觀能動性不那麼悲觀。在哈羅德·英尼斯的《傳播的偏向》中，可以看到的不僅僅是媒介特點與其傳播偏向所對於意識形態進行的塑造，也有社會文化生活環境對於媒介特點的適應、反哺和影響。 特別發人深省的是他對於媒介的空間控制和時間控制兩個方向的劃分和闡述。口頭傳統所具有的靈活性、參與性、在場性、全方位感官的調動與書面媒介和視覺媒介形成鮮明對比，具有更強的時間上的傳播性【古希臘、古巴比倫】。相比較，現代社會所習慣於的書面和視覺媒介所具有的標準型、非參與性更有助於建立標準的系統和空間上的統治管理，從而甚至忽略了時間上的傳承的重要意義而只能訴諸於暴力革命。“在對時間的執着裏，存在着普遍的焦躁。”“閱讀的預設是服從權威。”建築、曆法、法律、語言都是王權或神權企圖爭奪時間和空間上的控制權的媒介。科學理性主義再次在現代社會發揮了壟斷性的作用，侷限了現代人看待事物的方法。“生活在此刻、爲此刻而生活，其實質是驅逐個體生存的連續性。”此處覺得最最巧妙的是英尼斯將時間媒介與空間媒介與近現代社會的歷史進化論思想的互相聯繫。正是因爲失去了時間媒介，我們對於歷史發展的看法纔會被進化論所束縛。 這裏突然也聯想到科學透視法的發明了，這與個人主義的關聯老生常談，但從英尼斯的角度可以加上一句其與空間強調的關聯。 此外還有精確的數學符號系統對商業和標準化的促進。“經濟關係失去個人的色彩。” 另外還值得一提的是時間這一概念本身的建立也反映着人類文化：線性時間的觀念、精確時間的分割、年復一年的規律節日均是現代發明。 最後從人類學的角度看待我們現代世界的這些發展。我們對於發展和進化的關注恰恰在於我們在時間媒介、在豐富的、不同方向的文化上所具有的淺薄認知。

叔本華：“把自己的思想擱在一邊，去拿起一本書，那是對聖靈的褻瀆。” 用拉斯基的話說，教育成了教書匠教育人們如何用書面詞語來欺騙自己的藝術。“報刊最重要的服務，就是教育人用不信任的態度去對待印刷品。” “一種偉大的制度是其創建者的墳墓，也許這句話很有道理。” “大多數的組織之所以要建立，似乎是爲了讓其創建者的思想無痛苦地死亡。” 米拉波說，“人腦最偉大的兩種發明是文字與貨幣——它們是思想的共同語言和自身利益的共同語言”。 古代世界爲語音而煞費苦心，現代世界爲思想而絞盡腦汁。自我利益取代了對羣體的興趣。 據信，歷史並非疏而不漏的一張大網，歷史由時空經緯編織而成，這張大網是不平坦的，它產生了許多扭曲的模式。 如果太相信顯而易見的東西，災難就可能接踵而至。字面上的意義也能傷害人，我關心的是不同字面意義的多重涵義可能會造成的致命的後果。 我們的大學搞知識的專門化，是不光彩的知識壟斷：“最後，我們必須記住，大學的作用是有限的，我們要記住這句話：‘科學的整個外部歷史，就是學者和大學抵抗知識進步的歷史。 用哈羅德·拉斯基(Harold Laski)的話說，教育成了教書匠用印刷詞語教育人們自我欺騙的藝術。” 所謂專注於當下的執著，已經嚴重擾亂了時間和空間的平衡，並且給西方文明造成嚴重的後果。西方對時間的延續問題缺乏興趣。這就是說，紙張和印刷術始終對空間感興趣，而國家感興趣的始終是領土的擴張，是將文化同一性強加於人民。失去對時間的把握之後，國家請願訴諸戰爭，以實現自己眼前的目標。 主導媒介的時間偏向表現在它對文化和制度產生的影響。倚重時間媒介的文明固守傳統，強調連續性，突出社會的黏合力，緊守神聖的信仰和道德傳統。相反，所謂空間偏向的文明是：強調地域擴張，強調中心對邊緣的控制，世俗制度發達，宗教體制薄弱，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社區生活逐漸瓦解，甚至衰亡，個人主義盛行。他研究人類歷史的幾十種文明，其實是要尋找克服西方文明危機的救世良方。 口頭文化在我們的電子時代復活了，它和尚存的書面形態和視覺形態建立了一種非常多產的關係。這和字母表出現時的情況是類似的。在20世紀，我們正在“將磁帶倒過來放送”。希臘人從口頭走向書面，我們從書面走向口頭。他們的“結局”是分類數據的荒漠，我們的“結局”是新型的聽覺咒語的百科全書。 他找到了一種手段，就是把歷史環境當作一個試驗場，去檢驗技術在塑造文化中的作用。伊尼斯告訴我們如何把文化和傳播的偏向當作研究工具來使用。他把注意力指向文化中的主導形象和技術的偏向和扭曲力，藉以顯示如何去理解文化。 猶太人的流亡和希臘的戰敗帶來了基督教和斯多葛派哲學。一切偉大的理想主義似乎都是從物質上戰敗的土壤裏生長出來的。 梅恩：“法律的影響強大起來。因此，君士坦丁堡才奠定了基礎，東西羅馬帝國才分離開來。這是哲學發展的兩個時代。”“在所有吊現代人胃口的學科中，除了物理學之外，幾乎沒有任何一門學科沒有經過羅馬法學的過濾。”拉丁語絕對不是希臘形而上學文獻的對手，所以它全盤接受了希臘的傳統，幾乎沒有一絲疑問。自由意志和必然性這樣的哲學問題，隨着羅馬法一起出現了。 意大利的商業活動重新激發起人們對法律的興趣。歷史上的蠻族入侵，意味着對屬人法(personal law)的強調。這樣的羅馬法，以法典的形式流傳下來。12世紀初，在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亞出現了精心研究羅馬法的興趣，出現了對研究型大學的興趣。拜占庭帝國衰落以後，西方出現了教會和帝國的鬥爭。帝國抓住羅馬法，把它作爲強大的工具，以強化皇帝的地位。羅馬法的影響在意大利和法國南部廣泛傳播。在教會內部的教義立法中，羅馬法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 傳播技術的偉大進步，反而加重人們彼此理解的困難。就連科學、數學和音樂這些西方思想的最後庇護所，也落入了機械化俗語的控制。商業主義需要造成新的語言壟斷和新的理解困難。甚至階級鬥爭和語言族羣的鬥爭，也成爲語言的壟斷。《共產黨宣言》宣告：“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你們失去的只有鎖鏈！”這句話也鑄造了新的鎖鏈。 歷代皇帝都企圖把君士坦丁堡建成爲文明世界的中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後，情況尤其如此。他們修建了一座大型圖書館，制定了一部民法典。這使他們和羅馬及亞歷山大城產生摩擦。查士丁尼一世在《法規匯要》(Digest)的序言裏，對法律的描繪和狄摩西尼的描繪是一致的。這些一致之處有：神的發明和天才，理性人的意見，有意無意做錯事的賠償，再加一個總體的契約。全體國民共同生活，都遵守這個契約，以此決定恰當的言行。 用基佐的話來說，民主以犧牲過去和未來爲代價，它爲當前開路，它註定要被規劃和官僚主義抵消。 現代意義上的歷史學，大約有四百年的歷史。不過“歷史”一詞獲得了一些特有的內涵：關注那些並非眼前有趣的事實；然而，其內容反映的卻是對當前的事實感興趣，“一切歷史證明”這句話所暗示的就是對當前的事實感興趣。結果，歷史有自我重複的傾向。不過在寫歷史的特定時期中，這種重複的側重點各有不同。然而，歷史有可能受到威脅，一種威脅是它對現在的執著，另一種威脅是它受到好古癖的指控。經濟史尤其容易受到指控。史家傾向於把它和經濟學區別開來，或把它當作支持經濟學的基礎。“在任何時候，對過去的瞭解，僅僅是爲了服務現在和將來，而不是爲了削弱現在，也不是爲了連根拔除未來生活的虎虎生氣。”尼采）對歷史知識忽視可能會達到危險的程度，以至於歷史知識再也不能爲當前和未來服務，也許我們對當前過分執著了。這正好支持我的觀點：我擔心我們對時間的興趣會蕩然無存。 藝術的最高價值，就是一種自由的精神活動。它使人擺脫對意志的屈從，把人從具體目標和目的羈絆中解放出來。 經濟學家（重農主義者）“相信，由於財富的增加，社會向着幸福的未來前進。同時，財富的增加又依賴公正和‘自由’的增加。他們堅持知識增長和傳播的重要意義。”隨着印刷業技術進步而出現的知識壟斷，以及人們堅守的出版自由，走向幸福未來的步伐反而邁不開了。 印刷術和攝影術是視覺本位的傳播。這種傳播產生的壟斷，給西方文明構成毀滅性威脅，先是戰爭的威脅，後是和平的威脅。這種壟斷強調個人主義，隨後又突出非穩定性。它造成了民主、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等標語口號的幻覺。 傳播手段的現代發展造就了更加逼真的效果，同時也造成了更大的虛幻。“有趣的是，科學學說到處用沉重的事實來窒息研究道德問題的自由。唯物主義成爲每一種暴政的輔助教義，無論它是一個人的暴政還是人數衆多的暴政。”現在，懷特海所謂“錯位具體性”(misplaced concreteness)謬論像咒語一樣把我們迷住了。這樣的謬誤把鄉村集市上玩的遊戲誇大，使之達到普遍適用的高度 英國作家吉辛提到“一大把半拉子讀書人，這是我們時代的特徵和危險”。“……教育是隻有少數人能夠成就的東西，無論你多麼賣勁地教，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夠從你最熱情的投入中有所收穫。”“在我看來，鼓吹人類的知識成就似乎是最爲幼稚的。現在，如同過去一樣，我們只知道這一點——那就是我們的無知。” “大學和技術學校不同，它傳授的是生命力之花，即思想，此外沒有其他功能。它傳授的不是本能，而是智能，智能是超自然意志的最高形式。”大學變成一堆貪婪的系科，醉心於搞經費，藉以證明其膚淺或用途是成功的。政府對大學的平衡統一的關鍵意義麻木不仁，對具體科目的要求，它則作出回應。結果，尋求統一的興趣受到扭曲，產生了奇怪的、毫無藝術性的你爭我奪的系科的大雜燴，名之曰現代大學。 其實，文化和個人的能力有關，個人要能評估空間問題和時間問題。他要能在恰當的時候邁出恰當的步子。在這一點上，現代文化的悲劇出現了，因爲商業主義的發明摧毀了我們對時間的感覺。“我們的精神生活混亂，因爲外部環境過分的組織化導致了我們缺乏思想的組織化。”“人們模模糊糊地懷疑，這種對科學的迷信是否全是健康的勢頭，但僅有這樣的懷疑態度是遠遠不夠的。就事論事的、有增無減的知識渴求，總體上只能使人類退化，使人不舒服。從眼前對人類精神生活的影響看是這樣，從緊隨就事論事的知識而來的物質生活的後果來看，也是這樣的。”“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問題，適用性和其他一切東西一樣，只不過是我們幻想力的滄海一粟。它很可能是我們致命的愚蠢，這樣的錯誤總有一天會使我們走向滅亡。”（尼采語） 波拉尼對我們這個兩難困境作了非常生動的描繪：“自由放任政策是規劃出來的，計劃卻不是規劃出來的(Laissez-faire was planned，planning is not)。” 執著於當前的心態，排除了對時期和時間的思考。約翰·莫利描寫過這樣的危險：“用最狹隘的政治觀點來取代其他一切考慮人類事務進程的辦法，把侷限於處理緊急事務的辦法上升到處理問題的一般原理，這樣的趨勢是危險的。信心日益萎縮的過程，也不僅僅侷限於國家之間規模更大、叫得更響的交流過程……我們的信心日益萎縮，這是由於我們的心緒總體上受到了影響。它給我們造成的氛圍從頭到尾削弱了我們的判斷力，從政治到道德，從哲學、藝術到宗教流域都削弱了我們的判斷力。” 生活在此刻，爲此刻而生活，其實質是驅逐個體生存的連續性。 視覺和觸覺的分離，以及對這兩種感官的不同處理方式，既產生了主觀的分裂，也產生了外界的分裂。一方面，我們必須要逃離對此刻的執著。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逃離對歷史的執著。我們要擺脫時間的束縛，尋求時間和空間需要的平衡點。 休謨寫道：“藝術和科學在一個國家登峯造極之後，從那一刻起，它們就開始走下坡路。這是自然而然的結果，甚至可以說是必然的結果。藝術和科學在一個國家裏盛極一時之後，很難得甚至不可能再次在那個國家裏復活。”強烈的文化活動之後必然是疲憊。 思想自由的條件正處在危險之中，它有可能被科學技術和知識的機械化摧毀。和這些條件處在同樣危險之中的，還有西方文明。 知識的分割，顯然已經到了不可能指望尋求一個共同觀點的程度，各學科不可能共享同樣的觀點。 格雷厄姆·華萊斯，指出一種危險 ：知識增長太快，我們不可能用知識來作出成功的社會判斷，因爲人生苦短，人的悟性和才智都有侷限。 佈道壇上的偶像和實驗室裏的偶像，都阻礙有效的社會判斷。這些偶像的源頭確實是有組織的基督教，是專業科學家的形而上預設。他認爲，原創性思想要依靠口頭傳統，隨着知識的日益機械化，有利於創造性思想的條件，正在慢慢化爲烏有。閱讀書比聽人講來得快，個人集中精力思考，比爭辯中的口頭闡述與反駁的效率更高。印刷機和收音機訴求的對象是世界，而不是個人。辯題是人的行爲和感情時，口頭的辯難是極端重要的。在發現真理上，口頭的辯難至關重要。這傳播真理上，其價值卻乏善可陳。口頭討論固有的特點是親自的接觸，是要考慮對方的感情。這和機械化傳播的冷酷，形成強烈的反差。我們已經注意到現代世界的一些趨勢，口頭討論和這些趨勢也形成強烈的反差。現代知識需要量化的壓力，是口頭辯難和會話衰減的原因。我們被動閱讀報紙及其廣告，閱讀那些爲數不多、意義重要的雜誌和書籍。這表明報紙對談話起支配作用，表明非連續性的影響是無處不在的。非連續性當然是報紙的特徵，正如它是詞典的特徵一樣。彼此熟悉是有效會話的基本要素。然而，一個腦袋通過自由聯想和另一個腦袋接觸並追蹤其思路時，彼此的熟悉未必能實現。華萊斯指出，每天向報紙撰稿的人，很少能搞出什麼重要的創新之作。我們還可以借用叔本華的話來做結論：“把自己的思想擱在一邊，去拿起一本書，那是對聖靈的褻瀆。” 隨着信息的傳播，人們對奇蹟的需求也相應增加。奇蹟是科學的偉大貢獻之一。爲奇蹟提供要求，一直是具有很高補償價值的任務。伯裏寫道，英格蘭對書籍和講稿的需求日益增長，科學的成果走向大衆，門外漢也饒有趣味。這是19世紀後半葉的顯著特徵。大衆化書籍解說物質世界的奇觀，又激發人們的幻想。人們意識到，他們生活的時代“比過去任何一個時代都要優越得多。這個時代不用揹包袱，既不怕衰落，也不怕災難。他們相信科學資源無窮無盡，幾乎肯定自己可以不聽憑命運的擺佈”。 傑夫裏·斯科特說過，浪漫主義運動給自然抹上了一層民主的色彩。對自然的迷信成爲一種政治教條，這個教條提出自然權利的理論。自然崇拜取代了更加明確的形而上信念。崇拜自然的教條倚重的是一種對自然事實的忠誠再現，它倚重對文藝復興、秩序和比例的偏見。我們不妨聽聽他說了些什麼：“因此，造化取代了藝術之後，對自然的迷信就成爲一種人造文明沒落的跡象了。” 對科學的癡迷已經給科學本身的地位，帶來嚴重影響。據信，科學頭腦比文學頭腦更容易適應暴政，因爲“藝術是個性化的東西，科學謀求的，卻是個人屈從於絕對的規律”。 卡佐邦大概說得對：“對科學和文學的推動幾乎總是靠個人的影響。”盎格魯-撒克遜的國家觀念總是有利於壓制和扭曲文化，尤其是有利於通過國家對科學的影響完成這種壓制。在國家的影響下，來自同一政治背景的科學家都越來越難以相互交流；由於戰爭被賦予的重要性，不同政治背景的科學家根本就無法交流了。數學和音樂曾經被當作普世的語言，尤其是在拉丁文衰落以後；然而現在，就連數學都成了工具。在高度機械化的文明中，數學作爲交流的目的也不太有效，這個文明太關注戰爭了。 最後，我們必須記住，大學的作用是有限的。我們要記住這樣一句話：“科學的整個外部歷史，就是學者和大學抵抗知識進步的歷史。”斯蒂溫評論18世紀晚期和19世紀初期時說，那個時候沒有教育制度。他是這樣說的：“在英格蘭的歷史上，恐怕從來沒有哪一個時期，有那麼多窮人崛起而揚名顯身。”“中小學和大學培養和獎賞的那種信息傳授方式，和逆境中得到的教育完全是兩回事。逆境使人抓住學習和進步的機會。”

“一種新媒介的長處，將導致一種新文明的產生。” 印刷術帶來了宗教改革，廣播帶來了希特勒，抖音帶來了…… “傳播的偏向，不是時間就是空間。” 要麼求長久，要麼求廣遠，但最好兩個都想要。 “口頭傳統纔是活人的傳統，機械化知識會殺死思想。” 面對面聊天，永遠比刷手機有價值。

先看的《帝國與傳播》，感覺這本書的主體部分觀點已經在前者那裏基本得到闡明瞭：傳播的媒介技術有兩種偏向，分別是偏重空間與偏重時間，而偏重某一方的媒介都會對相應的社會形態與文化產生影響。 伊尼斯依舊像《帝國與傳播》裏一樣用媒介的形態來爲歷史進行分期，並給出大量的史實加以論述。在他那個西方文明產生危機的時代，伊尼斯不僅想要通過傳播偏向論尋求出一條拯救西方社會與文化的道路，同時也致力於反擊美國的帝國主義，所以在本書裏也不乏對古希臘、巴比倫的“媒介平衡”時期的追憶，以及對現實中知識分割、時空撕裂的批判。 麥克盧漢評價伊尼斯“每一句話都是一篇濃縮的專論，每一頁書都包含了一個小小的藏書室。”在閱讀的時候可以體會到此言非虛，很可惜沒有看到伊尼斯對今天網絡時代時間與空間極度融合與“泛化”的評價，而這份工作則要交給下一任多倫多學派的旗手麥克盧漢來加以論述與預言了。

媒介環境學派哈羅德·伊尼斯的經典作品，主要從時間和空間等維度探討了傳播媒介的偏向性及其對文明的影響。 書裏面一些地方還是能感覺到論述不夠完善，觀點過於武斷，甚至出現觀點前後矛盾的情況。但是也正如伊尼斯自己在書裏面說：閱讀的預設是服從權威。保持批判性去閱讀任何一本書都是有必要的，這本書也確實提供了一個更加獨特的視角，讓我們得以從更多的角度去分析種種傳播現象。

好書！講語言、媒介、宗教、政治之間的聯繫，可以跟《娛樂至死》和《炒作機器》一起看。 短短的譯後記梗概了作者的觀點，就是“媒介決定論”，百度上對此的解釋是“社會主流的媒介技術形態決定了文化的形態與社會結構，而不僅僅是中立的工具”。 結合以前我看過的傳播學的書（可惜忘記了書名，不然還想再讀一遍），在寫作者（泛指一切動筆寫下文字的人）與讀者之間通信的人或工具，有決定文字闡釋方向的作用，這個中間人或者中間工具就像一個媒介，可以爲文字（或作者）說好話，也可以說壞話（又是新聞學散發魅力的時刻）。

讀這本書很容易被作者伊尼斯那深邃且獨特的視角所吸引。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我們每天都被各種媒介所包圍，卻鮮少停下腳步去思考媒介本身所蘊含的力量與偏向。而這本書，宛如一把鑰匙，爲我打開了理解媒介與社會、文化之間複雜關係的大門。 伊尼斯在書中提出，傳播媒介具有內在的偏向性。在以往，我認爲媒介只是信息的載體，是客觀中立地傳遞信息的工具。然而，伊尼斯卻指出，不同的媒介在時間、空間、內容等方面都有着不同的偏向。例如，口頭傳播更注重當下的情感交流，在時間上難以長久保存信息，在空間上也侷限於面對面的交流；而文字傳播則具有持久性，能夠跨越時間保存信息，在空間上也能突破面對面交流的限制，傳播範圍更廣。這種對媒介偏向性的剖析，讓我認識到媒介並非是透明的、無價值標準的渠道，而是會對信息的傳播和社會文化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書中對不同媒介偏向的詳細闡述，使我不禁聯想到歷史上的諸多變革。印刷術的發明，讓知識得以大規模傳播，打破了貴族對知識的壟斷，推動了社會的民主化進程。這無疑是文字傳播偏向性所帶來的巨大影響。它強調準確性和邏輯性，使得知識能夠以標準化的形式廣泛傳播，促進了學術研究和文化傳承。然而，正如伊尼斯所指出的，印刷傳播也可能導致文化的單一化和思維的模式化。在印刷時代，人們往往更傾向於接受既定的知識和觀點，缺乏對不同觀點的包容和思考。這讓我反思，在享受媒介帶來的便利時，我們是否也應該警惕其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隨着時代的發展，電子媒介逐漸成爲主流。電視、互聯網等電子媒介具有即時性、互動性和全球性的特點，信息傳播速度極快，範圍極廣。然而，電子媒介的偏向性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在信息爆炸的時代，我們每天都會接收到海量的信息，但這些信息往往是碎片化的、淺層次的。我們沉迷於短視頻、社交媒體的娛樂化內容，卻很少有時間進行深度思考。電子媒介的視覺衝擊和娛樂性，使得我們的注意力被分散，思維變得浮躁。這讓我意識到，在電子媒介盛行的今天，我們更需要培養自己的媒介素養，學會篩選和辨別信息，避免被媒介的偏向性所左右。 除了對媒介偏向性的分析，伊尼斯還探討了媒介與社會權力結構的關係。他認爲，不同的媒介會塑造不同的社會權力結構。比如說，在口頭傳播時代，部落長老等掌握話語權的人在社會中具有重要地位；而在印刷傳播時代，知識分子和出版商成爲了社會權力的掌控者。這讓我明白，媒介不僅僅是信息的傳播工具，更是社會權力分配的重要因素。在當今社會，我們應該關注媒介背後的權力關係，避免被少數人利用媒介來操縱輿論和意識。 讀完這本書之後，能讓人深刻感受到傳播學的博大精深。媒介的偏向性就像一雙無形的手，在背後影響着我們的思維、行爲和社會文化的發展。如今我們生活在一個媒介高度發達的時代，更應該深入瞭解媒介的特性，提高自己的媒介素養。我們要學會利用媒介的優勢，獲取有價值的信息，拓寬自己的視野；同時，也要警惕媒介的偏向性，保持獨立思考的能力，不被媒介所誤導。

哈羅德·亞當斯·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1894~1952)，麥克盧漢的老師。 主要理論爲媒介偏倚理論：媒介時間的偏倚和空間的偏倚。前者是質地較重、耐久性較強的媒介，例如：粘土、石頭、羊皮紙等，可以長久保存卻難以運送；後者是質地較輕、容易運送的媒介，如紙草紙、白報紙等，適於運送卻難以長久保存。因此，任何傳播媒介都具有其中之一的特性或兩者兼具。 麥克盧漢和英尼斯的理論將媒介置於人類文明發展的大背景中去考察，提供了內容分析之外的另一種媒介研究方法，激起人們對各種媒介的興趣。但是他們的理論都過分強調媒介的作用而忽視內容的重要意義。

從拼貼到建構：傳播學必須走出懶惰主義 《帝國與傳播》出版於1950年，伊尼斯本人在此書中提及：偏向時間的媒介導致知識壟斷和權力集中，偏向空間的媒介帶來民主化、流動性和不穩定，現代西方文明整體以空間偏向媒介爲主，現代西方文明這種媒介偏向會帶來集權與官僚。是的，伊尼斯自己推翻了自己的命題。怎麼會有如此糟糕的邏輯，竟然還以晦澀的文風包裝成洞見。在讀《帝國與傳播》時，我雖意識到其邏輯的斷裂與思想的不可自洽，但認爲其真正學術價值在於開闢出媒介中心的新視角，可以諒解。而出版於1951年的《傳播的偏向》，伊尼斯選擇繼續編織謊言。可以確證，伊尼斯是一個缺乏邏輯基礎、依靠話語包裝騙取學術地位的僞大家。 爲什麼這兩本書籍會出現、敢出現如此明顯的邏輯漏洞？ 一、思想包裝：非線性書寫的僞建構策略 伊尼斯刻意以晦澀文風掩蓋其邏輯斷裂與理論建構的失敗。未深入伊尼斯研究領域，再加上他以讓人讀不懂爲目標的寫作策略，讓謹慎的同行不敢輕易批判，低水平的同行甚至會將晦澀等同於深刻。 二、年輕而脆弱的學科：批判即瓦解 學科建制初期，傳播學脫胎於母學科不久，亟需有厚度可令人矚目的獨屬於自己學科的理論來站穩腳跟。同領域的研究者，伊尼斯的後來者雖看破未必願意或敢說破，怕被視爲否定整個學派傳統，只能在其基礎上延伸和修補，導致幾乎無人正面戳破其基礎邏輯錯亂。而伊尼斯的直系，麥克盧漢又通過吹捧伊尼斯來抬高自身學術地位。我還未開始研讀麥克盧漢，但如若麥克盧漢真誠吹捧，想必這位的風格和水平是與伊尼斯一脈相承的。 三、跟風結構主義：沉迷包裝而忽視邏輯的一致性 帶着結構主義的立場去裁剪史料。宣稱媒介與文明同構，以媒介偏向論解釋文明結構演化，實則在結構主義的預設下裁剪史料，卻最終推翻了自己理論的核心命題。他所宣稱的空間偏向媒介在他的邏輯內根本不可能導致知識壟斷和權力集中。這點也正可以佐證他所謂的通過歷史分析法客觀比較得出的結論，實則是主觀臆斷後再用史料拼接論證。補充說明，此結構不是後結構主義語義學的話語結構決定意義的思路，而是伊尼斯在宏觀操控-中觀塑形-微觀控制三層次中的結構優先立場。 伊尼斯實際錯漏在哪？ 一、邏輯矛盾和邏輯斷裂：內在與外在皆不可洽 在伊尼斯的寫作中，要麼沒有邏輯鏈條，要麼邏輯斷裂，自相矛盾，要麼令人瞠目結舌地直接因果倒置，且刻意忽視史料中呈現的衆多要素，簡單二分，只裁剪適宜他定論的素材。例如，直接提出必須從領土和歷時兩個維度來評估文明，媒介塑造文明偏向。一個絕對命題，沒有任何內部邏輯鏈推導，沒有操作化定義。他將耐久性和重量輕便作爲二分媒介的依據，就是這樣輕描淡寫地下論斷，不說明如何評估耐久性，重量的輕便與傳播廣度哪來的必然關係？印刷在法國助力絕對王權而非民主，廣播在德國是納粹的宣傳工具，將這兩個媒介直接歸類爲空間偏向的媒介，如何解釋？聲稱現代西方文明以偏向空間的媒介爲主，理應導致去中心化和權力分散，卻又自相矛盾地提出要警惕官僚化與集權，這類媒介既是促進民主化又是促進集權的，完全不可證僞。伊尼斯認爲，媒介結構決定權力分佈，權力精英選擇於己有利的媒介，媒介變遷引發文明和權力重構。只看前兩組命題，這不正是結構主義的觀點嗎？卻突然斷裂式地得出媒介變遷引發文明和權力重構，且這其中權力精英才是邏輯起點，伊尼斯就是這麼明目張膽地因果倒置。如果有人要從媒介決定論的角度來理解這個推斷，更加可恥，暫且不提這個先驗式的由伊尼斯意志決定的本人也從未驗證的命題，在伊尼斯這裏，媒介既決定權力分佈，權力精英又能主動選擇媒介，二者似乎還構成一對辯證統一相互依存的矛盾，這或許是伊尼斯想要達成的讓讀者認同的他自己也摸不清楚的隱隱約約的思想輪廓，是不是感覺很熟悉？怎麼忽然又有了一丁點馬克思矛盾論的影子，但他的邏輯崩壞，這個主張甚至不成型，也無能力展開論說，如果他有能力展開論說，那便是將媒介和權力或結構的生成互爲因果，正着說反着說他都立於不敗之地。到底是怎麼敢如此明目張膽這麼幹的？可恥地偷渡結構主義的命題，強調結構決定行爲，但又做不到像列維斯特勞特、福柯和布迪厄那樣清晰界定結構如何運作、如何複製與變遷，憑着主觀意志把媒介作爲絕對變量強行推導結果。 二、經驗與結論錯位：使用歷史材料，得出非歸納性命題 形式上是分析歷史個案比較歸納，邏輯實質上是類演繹，先有前設性框架“媒介偏向決定文明結構”，再裁剪史料填充其預設結論，排除一切反例，得出跨文明的普遍因果式結論。既要通過歷史分析法走捷徑，爲主觀臆斷做辯護，又要得出普世性結論，將其他人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你伊尼斯是製造一切的上帝。更不要提命題模糊，不對概念作清晰界定，不可證僞。 三、道德滑坡：已知失敗卻繼續僞建構 在前作《帝國與傳播》中已然發現自身理論建構失敗，卻又在無法成立的基礎上相繼推出《傳播的偏向》等作品，這兩本書籍內容的論述部分皆爲實證。 最後，對可能出現的辯護做出回應： 一、伊尼斯本人不信任線性邏輯體系，認爲清晰的語言是對複雜性的簡化 首先，伊尼斯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歷史分析法，本質依然依賴線性邏輯結構，若拒斥線性邏輯，如何得出結論？依賴歷史事件序列進行因果推導，又否認演繹體系的正當性？此說法只能暴露伊尼斯本人缺少將複雜性清晰化的能力。其次，伊尼斯本人不信任線性邏輯的動機不成立，後現代或後結構主義者的文風晦澀的動機是批判僞中性結構和建制，主張打亂重構或保持流動。他不信任線性邏輯的動機是自我否定？ 二、伊尼斯受時代背景限制，當時媒介研究尚未系統化 此作出版於20世紀50年代，社會科學的實證主義範式由孔德於1830年發起，到這一時期實證主義範式早已廣泛確立且實證方法漸趨成熟。伊尼斯師從芝加哥學派的帕克，帕克本人的研究方法以實證爲主。伊尼斯使用的是歷史分析法，暫且還不提量化，甚至做不到最基礎的邏輯一致。學科建制時間短，從來不該作爲研究者的護身符，這是一塊迴避創新與惰於做出努力取得實質性進步的遮羞布。 從伊尼斯混亂的寫作中大致可以推導出他的真正認同，媒介是被結構選中的。媒介的偏向只是社會結構的延伸結果，是結構在決定媒介，媒介偏向決定文明是個僞命題。這是典型的結構主義立場。 再論，傳播學的學科建設困境根源在哪？ 一、並非存在合法性缺失，而是範式倫理錯配 在本體上，傳播不是對象，而是關係或過程。沒必要追求本質主義的定義，這點學界做的很好，但卻從來不建構自己學科的範式。也就是說只停留在意識到問題的階段，不解決問題。把學科無進步的現況歸結於傳播學存在合法性的缺失，但傳播現象是現代社會的生成性中介機制，傳播學是理解中介邏輯的唯一主場，怎麼可能缺失存在合法性？傳播學之所以失敗，不是不可建構，而是建構者缺失。爲什麼生成中介性理論如此困難？不自主建立自己的範式，不進行方法論創新，只知一味照搬、拼貼、借用其他學科。 二、學科誕生即投機：承襲建制懶惰移植習慣，建構者缺位 結構主義者、系統論者、語言哲學者在各自領域都曾以一己之力推動範式形成，而本該在學科地圖上獨樹一幟的中介性傳播學者卻沒有生成自己範式的能力。從施拉姆建制初始，學術倫理就已在原點處崩解。他建設學科，不是在哲學上爲學科奠基，而是在高校制度結構內投機取巧，滿足當時的政治需求，打包拼貼再包裝已有社會科學成果，在各大學科夾縫中製造“實用性”學科，迎合政策和基金導向，而傳播學的很多理論資源至今還停留在這種制度生存框架內。 三、學科建設停滯的自處策略：將結構性等同於負面性 傳播學的後續承襲者從未思考過要開闢新範式或創新研究技術，只知搬運已有的，這是致命的。這時傳播學者甚至是學科領頭人又準備好一套說辭，學術生態問題、政治生存困境等等，簡直是一派胡言，這種說辭混淆了“結構建構”和“權力馴服”的本質差異。他們這套話術給人一種誤解，將結構的政治的等同於負面的，讓聽者忽視結構的建設性作用，但知溝理論、議程設置理論、網絡社會理論都是偏向結構性正面建構的傳播學理論。這些理論都承認結構的建設性作用，但仍然缺少中介層模型。這又要回到學科的範式和方法論問題上，是傳播學者自己主動讓渡具備獨特性和稀缺性的學科合法性地位。 四、結構失敗的最終成因：場域機制與能力斷層的雙重懲罰 爲什麼學科建立至今，沒有一個學者能夠引領範式革新？只能在原有基礎上修補，這可能涉及到場域的在場與不在場，可初步作出以下推論，學科聲名弱，吸引力小，真正的創新型學者初始便不會進入傳播學場域，即使進入，後續可能轉向更具建設性的場域。沿襲學科建制傳統，傳播學者不具備構建問題域的能力，無法生成獨立方法論，而場域獎勵機制又主動排斥具備創新性和跨學科理論素養的學者。在原有範式的主導下又培養出創新性、自反性缺失的後繼者。 傳播學場域更像是非創新型研究者、技術型研究者的收容所。傳播學要跳出懶惰主義，唯一的出路是不再借用別人的方法解釋自己的問題，而是從傳播現象的中介性出發，構建自己的問題域、範疇集與方法論。不動，是不想動、懶得動，卻還要反過來控訴“不得動”。

爲了讀書會，囫圇吞棗地看完了，大部分思考和讀書筆記都展示在讀書會的PPT裏。對於伊尼斯所提到的媒介偏向、他想回歸的古希臘口頭傳統、以及時空的平衡如何實現，也許多年後我又會有不同的理解。總之，不管伊尼斯是不是媒介決定論者，都要感謝他讓我們能夠把目光投向媒介，開始思考媒介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