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權力的來源（第四卷）

中國崛起是美國新自由主義興衰中的一環： 僅僅百度了一下關於新自由主義的定義，我就有很多很多感想： 1、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是應對“滯脹”危機的解決方案 1973-1975世界經濟危機，凱恩斯主義在應對“滯脹”（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並存）方面的失效，弗裏德曼的新自由主義理論於是出頭。很容易理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是應對“滯脹”危機的解決方案，今天中國也是製造業過剩，發生“滯脹”，需要出海，製造業向第三世界窪地轉移，資源成本更低，同時獲得更廣闊的市場。 2、中國崛起是趁着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紅利與寬容精神 新自由主義的政治思想根本上視中國猶如水火不容，可是爲什麼選擇了“相信中國會改變”？ 一則，蘇聯倒臺的自信，東西方對抗消失，造成了對《歷史的終結》《世界是平的》的盲目自信，後來2001年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機，俄烏戰爭，說明世界並不是平的。二則，對於美國來說，產業轉移解決經濟危機纔是燃眉之急，病急亂投醫，以跨國公司的金錢之眼來看，政治制度的隔閡是第二位的，賺錢纔是第一位的，資本無國界。新自由主義本來就在政治上會比較寬容，多元。 我突然想到，鄧小平的“不管姓資姓社，不管白貓黑貓”論，與美國的思潮趨勢如出一轍，都是擱置政治爭議，先忙賺錢做生意。正是這種不約而同的策略使得中美同頻共振，跨越遙遠的太平洋，走到了協作這條路上。 “特區”“一國兩制”“先富帶後富”“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求同存異”……都是這種思想的產物。 關於弗裏德曼《世界是平的》，2005年出版，我記得大學畢業那些年它是最熱門的書籍，它幾乎成了一句樂觀主義的口號掛在每個人的嘴上。我查了一下，全書以“凌志汽車”隱喻技術驅動的全球經濟體系，“橄欖樹”象徵地域文化認同，通過剖析“碾平世界的十大動力”（如柏林牆倒塌、網景瀏覽器誕生、工作流軟件、外包、離岸經營、供應鏈等），探討全球化引發的經濟整合與文化衝突。 3、中美對抗是新自由主義遇到了危機的必然結果 新自由主義在全球攻城略地，盆滿鉢滿，但好景不常在，在美國國內造成產業空心化，鐵鏽帶遍佈，內部貧富矛盾凸顯，在中國也觸碰到遲早要觸碰的政治紅線，谷歌退出中國早就預言了這一切衝突遲早要爆發。以及，受到中國逐漸追趕併成長起來的企業的強勁挑戰。中美貿易戰，全面脫鉤，幾乎是註定的，是新自由主義遇到危機的必然結果。 4、911和SARS是新自由主義危機的警鐘，21世紀是西方大倒退中國大崛起 我在一本《不願走出家門的人》書中讀到，作者說，21世紀以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爲開端，氣候失衡新冠病毒，俄烏衝突……在西方被稱爲“大倒退”的社會現象，從和平與福祉中成長起來的年青一代幾乎毫無準備去面對逆境。 新自由主義時期正是70年代末（1973-1975）經濟危機，中間經歷1980年裏根上臺，1990年華盛頓共識，到2008年金融危機爲標誌，西方大倒退，中國大崛起，所謂的“東昇西降”。 2001年911是爲西方新自由主義敲響了衰落的警鐘，全球化擴張遭遇到了不同宗教文明的反擊，證明了世界畢竟不是平的，但對中國是好事，它轉移了視線，又替中國“悶聲發大財”的發展模式續命了十年，直到2008北京奧運，中國國力抵達頂點。 2002年的SARS則是另一個領域暴露出來的全球化副作用，是在人與自然碰撞的環境危機，蝙蝠就像本拉登的聖戰者，向大刀闊斧唱着戰歌掃蕩叢林的新自由主義者發起了報復，猶如越南遊擊隊曾對美國大兵那樣。 但中國不以爲意，勢不可擋，直到2019-2022年新冠病毒肆虐的疫情三年……冥冥中，病毒全部起源和爆發在中國，是有原因的。也不是中國自己一個人的問題，是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整體造就了這一切災難。 5、因特網是全球化生產力工具與意識形態組織平臺，2010年穀歌退出中國是中美畢竟不兼容的預言 因特網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協作得以跑通的生產力工具。假如跨國公司沒有因特網，靠老舊遲鈍的越洋電話，乃至更古老的電報傳輸信息，那可是龜速，那將造成多麼大的阻礙！相比于波音客機和協和飛機，因特網更加重要。 然而同時，互聯網也是政治民主多元開放的言論平臺，它將顛覆中國不透明的政治組織模式。在經濟領域建特區，在意識形態領域建牆，畢竟我們是建長城的民族。其實中國的做法是一貫的，是“摸着石頭過河”“實事求是”的謹慎風格。謹慎讓中國悶聲發大財。假如推倒了牆，在意識形態領域，將產生全球化的競爭。捫心自問，我們有大國自信嗎？畢竟我們只是製造業大國，不是意識形態輸出大國。頭腦的牢籠一旦開放，將天下大亂，人心不穩。 2010年穀歌退出中國，很可能是今天中美對抗提前發出的預言，它意味着，自由寬容的經濟協作走到了盡頭，改革深水區只有溺水的可能，政治與意識形態上畢竟不兼容。 今天的中國，AI與互聯網技術仍然是對政治最強大的衝擊，視如虎患。不過，“興趣算法和信息投餵”，這類中國人搗鼓得比西方更好的技術，背後完全體現了與西方相反的價值觀，中國特色。這一點相當有趣。 附： 爲何崩潰總是在最困難的時期過去之後： 有個問題，據說大清的倒臺並不在危機最重的時候，比如八國聯軍時或甲午戰爭時，而是打算憲政開國會時，彷彿經歷一段迴光返照，才突然死去，死於黎明前，最困難的時期過去了，卻崩潰了。這是爲什麼？ 依我所見，民衆的異見與反抗力量，與政府的壓制力量，是兩條不同的曲線，前者存在一定的滯後。危機越重，政府壓制力量越強，它也是魚死網破不惜一切代價來威懾鎮壓民衆，民衆就會被壓下去。這國是亡不了的。這些天，伊朗的街頭運動，死了很多人，但面對政府的槍炮和坦克幾乎是螳臂當車。當反抗力量越強，反而使得政府內部人人自危，團結起來，精神大振。這叫回光返照！相反，民衆被鎮壓下去之後，矛盾畢竟無解，反而像壓彈簧一樣，會反彈得越高，鎮壓帶來的死難需要被清算，反抗力量如果沒有被拍死，就會滾雪球一般變得更強，當反抗曲線再次反彈，與放鬆戒備的政府壓制力量曲線相交，正是系統崩潰的那個節點！這就是爲什麼崩潰往往會滯後。 由此，我在想，民衆對於現實問題的異見，也總是滯後的。 經濟開始上行期的90年代，誰也不會真的關心社會問題與環境危機，都忙着下海掙錢，哪有空發表異見？異見人士不是被鎮壓下去，流放出去，就是被淹沒於民衆轟轟烈烈的下海浪潮之中，他們顯得不合時宜，無足輕重。爲什麼那時候存在公共知識分子與異見人士？一是六七十年代政治熱的餘波，他們就成長於那個時期。二是改革開放出國留學帶回來的西方思潮，在當年爲了表示改革開放的誠意，他們還有言論透氣的空間。改革開放就像開窗，總有文字牛虻進來，盯促那隻睡覺的牛保持清醒。 當經濟開始下行期後，民衆的異見又會如何呈現呢？ 我認爲它還是會滯後，大部分人都忙於自救，小規模碎片化抱怨，要形成羣體力量，政治分歧，分化出強大的力量，需要很長時間……就像經歷周朝的漫長衰落，在政府腐朽得沒有力量壓制民衆異見時，纔會誕生諸子百家，思想解放，而且必然有一個特別震動時勢與民心的歷史節點，比如三家分晉！孔子死於公元前479年，三家分晉是前453年，他死後26年。孔子不過是周朝思想分歧的表現。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繁榮時期是淺薄的，而衰弱時期催生的人類思想纔是深刻的。當然思想者還存在不合時宜的現象，他可能身處繁榮時期，卻預言了衰落。 思考是即時的，但思潮是滯後的，它取決於和阻礙力（政府的鎮壓力量）之間的博弈。

本書縱橫捭闔，洋洋灑灑，整合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提出“大歷史社會學”視角，可謂宏大的社會思想鉅著。 整體框架尚可，然而，大則未免有邏輯疏漏，因果鏈條分析欠深入，結論簡單粗暴。 起碼，有不少結論未能讓我信服，例如對自由巿場、國家主義經濟體的評論。 一般般吧，意義不大。

1. 通讀曼《社會權力來源》四卷，作者從追捧英資轉向理性剖析資本主義弊病，治學愈發客觀。 2. 敢於直面美國走向衰落，在西方學者裏實屬難得。 3. 輕視中國崛起、高估印度作用，難破白人中心史觀束縛。

微信讀書真是紙質書的絕佳補充，邁克爾曼的經典也上架了!

畢業前在圖書館讀的最後半本書，沒有看完系列。

一、全書核心觀點​​ 1. ​​權力不是單一維度​​，而是四個彼此區分又相互交織的網絡：意識形態權力（Ideological Power）、經濟權力（Economic Power）、軍事權力（Military Power）和政治權力（Political Power）。任何社會現象都需放到四源互動的框架中考察。 2. ​​全球化並非線性​​，而是“四種權力來源各自全球化、節奏不同”。二戰後出現的資本主義、民族-國家體系和美帝國這三大支柱，構成了1945-2011年全球秩序的基本格局。 3. ​​權力可以是“廣泛性的”(extensive，覆蓋廣)或“深入性的”(intensive，動員深)​​。最穩固的統治往往把兩者結合，單獨一種權力源不足以決定社會結構。 4. ​​權力來源之間存在“縫隙”​​——制度化結構與新生力量在此相互作用，推動歷史變遷；任何一源都不可能永久優先於其他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