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與影響力：美國的經濟不平等與政治權力

《財富與影響力》是美國政治學家馬丁·吉倫斯揭示美國政策制定如何偏袒富人，中產階層意見幾乎無效，而前10%高收入者擁有巨大話語權。

金錢——政治的母乳——是代表性不平等的根源，而且隨着政治運動在過去的幾十年變得愈加昂貴，對爲其提供必需資源的羣體的回應性也隨之增長。 當個體的偏好被加總時，個體公民的政治知識缺陷狀況會緩解；集體觀點會比集合它的個體觀點更加穩定、更加可預測和更令人信服。簡而言之，大衆偏好儘管是不完美的，但仍然構成民主決策制定的合理基礎。 每個社會的公民在許多方面都是不平等的。但是民主社會一般被認爲能夠容納相當程度的政治平等，即便在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情況下。在羅伯特·達爾(Robert Dahl)的公式中，民主政權的主要特徵即是“視政府對其公民偏好的持續回應爲政治平等的表現”。這個政治平等的理念在經濟不平等面前或許不可能完全實現——在每個民主國家，擁有更多資源的公民更有能力左右政府政策。但是一個社會中政治不平等的程度，以及加劇或減輕它的條件，能夠告訴我們一個社會許多的民主質量信息。 如果大衆在形成政策偏好上是有能力勝任的，那麼政府政策在回應這些偏好上的失敗，或者政策制定者在回應更富裕或者更不富裕美國人偏好上的明顯的不平等，就意味着民主治理的失敗。 協商民主理論的核心是公民偏好和他們對自身利益的理解並不外生於政治過程，而是能夠且應該從中形成。按照這種解釋，通過協商，公民能夠更好地理解他們自己和其他人對某個問題的見解，並且通過這種理解來改善和修正他們的偏好和信念。 與協商理論不同，民主的加總理論把公民的偏好和利益視爲給定的，並且視把這些偏好集合或加總爲政治決定的機制爲重點。 在遇到富有挑戰性的決定時，向那些更博學的人求助的戰略並不僅限於政治新手。即便是那些緊密關注政治的公民也不可避免地會缺乏充分的信息（或者技術專長），難以從許多碎片化的議題上形成觀點。在現代國家，即便是對最積極的社會成員，也有太多細節的和技術的問題使得他們難以隨時瞭解最新情況。事實上，即便是具有豐富信息資源和以政治爲生的民選代表，在特定議題領域也要從專家以及所在黨派裏專精這個議題所屬領域的代表那裏獲取信息。 18世紀的法國哲學家和數學家孔多塞在他的著名的“陪審團定理”裏解釋道，如果一個組織中的每個個體都適度趨向正確，那麼這個組織作爲一個總體就有很大的可能性達致正確的決定（並且組織規模越大，集體評價正確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聯邦黨人文集》第十章，麥迪遜寫道：“如果一個黨派的成員不包括多數人……它將無法在憲法的形式下進行、掩飾其暴力。另一方面，當一個黨派包括多數人時，民選政府有能力爲其統治激情和利益而犧牲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權利。因此，我們需要探索的重大題目，就是保護公共利益和私人權利免受這樣黨派的威脅，同時保護民選政府的精神和形式。” 政治影響力集中在收入分配頂端的美國人手中，與政治平等的核心民主政治原則是不兼容的。更平實地說，它與政黨和候選人的政策立場會傾向在中位選民的偏好上匯合的預期也是不兼容的。闡釋、批判和爲中位選民定理(median voter theorem)作爲民主政治原則辯護的文獻已經大量湧現。不管以有效經驗爲基礎的中位選民模型在政黨和候選人所聲稱的立場上有什麼看法，上文的發現清楚展示了現實的政府政策並不會回應中位選民的偏好。 儘管利益集團在塑造聯邦政策有明顯的重要性，他們看起來並沒有改變大衆偏好度政策結果的影響。利益集團對政策提案支持或反對的程度或者利益集團參與一個議題的程度，都不能顯著改變前文所發現的大衆回應性模式。 在這些時期，政黨表現得像一個政策最大化者，追求他們自己的政策議程而非常明顯地不關心大衆的偏好。 許多學者已經指出美國政府對大衆偏好回應性可能在過去幾十年中下降了。勞倫斯·雅各布斯(Lawrence Jacobs)和羅伯特·夏皮羅(Robert Shapiro)很好地總結了全國政治環境的一系列的變動，他們假設這些政治環境變動會減少議員尋求最受大衆歡迎的政策的動力。首先，他們認爲政黨極化的增強會使得政黨在廣受歡迎的中心政策上妥協成本變得更高，因爲他們中的激進分子和核心成員的意識形態都會變得更加極端。第二，國會個體議員獨立性的提高，使得政黨領導人回應大衆偏好的努力變得低效（爲了抬升他們黨在大衆中的聲譽）。第三，現任優勢的增長使得許多成員對再次當選的擔心沒那麼多了，由此對選民的偏好也沒那麼敏感了。第四，利益集團的激增提高了政黨尋求與大衆願望不一致的政策的壓力。第五，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黨派分控議會和白宮的普遍情況與政黨極化和國會成員個體化行爲相結合，使得政治家在爲他們相互衝突的政治目標鬥爭時，忽略了大衆意見。 政治平等是民主的核心原則。但它仍然只是一個指導性的原則，而不是對任何現有民主社會的描述。由於公民之間的不平等不僅存在於經濟資源方面，還存在於時間、知識、社會和政治事務的興趣等方面，要期待他們對政策制定有平等的影響是不現實的。然而，代表性不平等的程度和本質反映了一個社會中民主的程度，而當政治影響力上的不平等變得過大時，民主就會遜色於寡頭政治（由少數人統治）或富豪統治（由富人統治）。 對代表性不平等最直接的解釋是高收入人羣要比更低收入人羣更有可能投票，更可能自願加入競選活動，並更有可能做政治捐獻（以及做更大規模的捐獻）。 總的來說，金錢在政治中的角色是複雜的，並且遠超出完全理解的範圍。對國會是面向出最高價者出售，或者說選舉系統中金錢是通往勝利的唯一鑰匙的大衆印象，都是過於簡化的。但如果認爲“金錢是政治的母乳”一點也不重要，也是非常幼稚的。 最後，如果經濟不平等增長的趨勢仍然不減弱，糾正不均衡的政治影響力是很難的。前10%收入家庭的份額從20世紀50年代的1/3左右提高到現在的近1/2。而且，大部分的增長都流向了收入分配更頂端的人羣。勞動所得和資本收益流向前1%收入所得者的份額從1974年的9%提高到了23%。許多經濟類文獻考察了美國和其他國家收入不平等增長的原因，全球化、技術發展、教育回報率增長等因素通常被認爲是重要影響因素，但是政府政策明顯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別是在收入和財富向收入分配更頂端集中的問題上。而且這種力量如何在具體社會中發揮作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個社會所做的政策決定。

公選課選的閱讀書目，詳細看了第一章，覺得論文寫作(專業書籍寫作)好嚴謹。民主的共識是“形成政治決策的權利應當被廣泛分享”，縱使大多數公民“對政治和政策不感興趣，哪怕是接受了高等教育，也沒有在構思政治觀點上做努力”，縱使有着“錯誤感覺”、“精英操縱”、“框架效應”、“虛假態度”等噪音，但在“尋求提示以作爲政治偏好的基礎”、“議題大衆”、“加總”的條件下，大衆觀點仍然是有價值的——即便是不完美的——政府政策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