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青春：魯迅的留日七年(1902—1909)

我年初去廣州農講所，在隔壁的廣州少年兒童圖書館門前廣場上看到魯迅和許廣平的雕像，便有心尋找一本魯迅的傳記讀一讀。這本書率先映入眼簾，一下午時間就翻完了。這本書也能再細緻地讀一讀。值得推薦。 姜異新的這本《究竟是青春：魯迅的留日七年（1902-1909）》是一本裁剪得體、內容經得起檢驗的魯迅斷代傳記，兼顧了學術水平和通俗需求，在嚴謹考證的基礎上加上多種影像資料輔助。好的傳記並不應該是枯燥的資料的堆疊，而應該完整地呈現出傳主的真實生活，讓傳記迴歸爲有血有肉的人和澄明定格的時代特徵。這本小書內容簡潔，內容堅實，爲我們呈現了在日本留學的魯迅的生活與學習，將魯迅的思想轉型描寫的深入淺出。同時，姜異新針對“幻燈片事件”抽絲剝繭地論證也令人信服，有新意又不怪異，可見功力。 1902-1909年的魯迅與“幻燈片事件” 1902年1月，年僅弱冠的魯迅以一等第三名的優異成績從南京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礦務鐵路學堂畢業。清廷據此頒發礦務鐵路學堂畢業證書，並依南洋礦路學堂章程，破格授予其五品頂戴官銜，准予官費赴日留學。這份殊榮不僅是對青年魯迅學業成就的官方認可，更折射出晚清洋務運動時期礦路人才培養的特殊機制。 魯迅1902-1909年在日本留學的歷程可劃分爲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語言預備與文化啓蒙（1902-1904）就讀於東京弘文學院速成班，系統學習日語及近代科學知識。期間廣泛接觸西方哲學、社會學著作，閱讀嚴復譯介的《天演論》，初步形成"進化論"思想框架。他與好友許壽裳參與國民性的討論，二人一致認爲中國人最缺乏“誠”與“愛”。弘文學院時期的“國民性三問”，魯迅爲之思考了一生，更以其最犀利、最清醒、最深刻的反思精神，最接地氣的大衆情懷，引領與統攝了之後不斷興起的、形形色色的現代中國思潮。[1]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階段正值清廷推行新政，留學生中革命思潮暗湧，爲其日後思想轉變埋下伏筆。魯迅在此時率先剪辮明志，不懼學監以學費爲威脅，反倒拍下照片寄回家鄉。斷髮照的背後寫着那首有名的“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2] 魯迅在弘文學院的第二學期（1903年）正值俄日兩國在中國東北地區角力，日俄戰爭陰雲密佈。魯迅常看的魯迅必看的《東京朝日新聞》成爲主戰論的陣地。他站在被壓迫民族的立場上儘量客觀地觀察日本及日本人，也盡最大努力通過閱讀日譯俄國文學作品去深入瞭解俄國。[3]中國留日學生五百餘人組成的拒俄義勇隊致函袁世凱，要求奔赴中國東北前線，抵禦外侮。魯迅並未同好友許壽裳一起簽字報名參加拒俄義勇隊。魯迅同浙籍學生在東京組織了浙江同鄉會，並刊印刊物《浙江潮》雜誌。其刊載的章太炎獄中詩四首，最爲魯迅所愛誦。魯迅因同鄉緣故，很快參與到雜誌編輯羣體，並完成一篇《斯巴達之魂》，被認爲是魯迅的第一篇小說。同年，魯迅與後來就讀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礦化專科的顧琅編著《中國礦產志》一書。針對政府出賣主權，列強掠奪我國資源的現狀，魯迅疾呼：“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撿；可容外族之讚歎，不容外族之覬覦者也。”魯迅也積極進行翻譯工作，他翻譯的第一部作品是雨果的小說《哀塵》，“中國人是從魯迅那裏知道法國文豪雨果的“。由於他在讀梁啓超翻譯的《十五小豪傑》與《海底旅行》後便十分喜愛科幻小說，便開始積極翻譯科幻小說，他從日文轉譯了法國著名科幻小說家儒勒·凡爾納的小說《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也就是《從地球到月球》和《地心遊記》。藉由此事，他開始重新思考中國的故事，進行中國文學史的回顧。此時，魯迅對於文學的理解業已逐漸接近了西方自主性的文學內涵，同時又帶着追求民族新生的鮮明色彩。 第二階段：醫學救國實踐與思想轉折（1904-1906）魯迅升學選擇了仙台醫專，成爲那裏的第一個中國學生。仙台也成爲了魯迅終其一生都“不斷回溯”的主題。他在這裏勤奮學習醫學，過起了緊張且充實的學習生涯，學習解剖、德語等課程。他在此遇到了後來爲人熟知的藤野先生。“解剖分腑之事，乃初學者入醫之門而須臾不可離開者。”解剖學的資料讓魯迅看到日本的解剖學譯介不見得比中國早多長時間，埋下了一顆種子。他在此期間經歷了日俄戰爭結束後的社會狀況，也經歷了仙台醫專取締風波。日本文部省於1905年9月份頒佈了歧視並限制中國留學生自由的《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此條例引發留日學生不滿，進行了八千多人規模的總罷課。弘文學院的留學生陳天華爲表抗議，留下絕命書後跳海殉國，更激起了大量留學生進行抗議返國。經過多方激烈的鬥爭和斡旋，此事件逐漸平息，在不少學生準備復學的同時，魯迅卻開始醞釀退學了。 他最初考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時，立志"救治像我父親那樣的病人"。但在1906年"幻燈片事件"中深受刺激——課堂裏看到同胞圍觀日軍處決中國人的場景，痛感"醫學救不了精神麻木的國民"。遂棄醫從文，決心以文學改造國民性，此爲人生重大轉折點。魯迅的民族屈辱感遠非細菌學講堂上的“頓悟”或“震驚”，而是視覺暴力美學最大限度地激發了個體的文藝感受。“戰爭勝利後最狂熱膨脹的帝國心態，使‘幻燈片事件’成爲一個隱喻。拍手的日本學生恰似照片裏站在戰俘後面層層包圍着的日本兵，沉浸於此戰爭氛圍的中國留學生“我”成爲被迫觀看殺戮國人的旁觀者。而尚在覺醒中的“我”識破了這一切話語霸權，拒絕與之共同賞鑑，儘管當時已陷入‘無論辯白與否，都已經是屈辱’的尷尬境地。“[4] 他已經意識到，一個精神麻木的國民，體質即使如何健全，都不會起來反抗的。首先應該改變的是國民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要推文藝最有力量，於是，他決定棄醫從文。 第三階段：思想淬鍊與文學革命準備（1906-1909）1906年夏，魯迅奉母命回國與朱安成親。重返東京後，他開始系統研究文藝理論，重點研讀尼采、叔本華哲學，翻譯凡爾納、法捷耶夫等外國作品。他回鄉時將弟弟周作人也帶往日本，兄弟二人相伴十分愉快。魯迅二人在伏見館安身，經常買書、翻譯，與其他人交往中也接觸到了社會主義思想。他很早前就經常參與反清革命活動，但反思了革命者的浪漫主義想象。他還加入光復會並結識章太炎等革命志士。他與幾年前在東京時一樣，學語言成爲了這三年的主要任務，他同時學習德語和俄語。他加入了章太炎門下，學習文字學，成爲他的第一批門生。在創作方面，他在1907年發表《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文，確立"立人"思想，提出"掊物質而張靈明"的文學主張，爲後來的新文化運動奠定理論基礎。他與周作人和許壽裳籌辦刊物《新生》，意圖介紹西方文學，但因種種原因而夭折。他與周作人一起選摘外國小說，尤其是被壓迫的斯拉夫民族的文學作品，後結集成《域外小說集》。1909年因母親病重歸國，結束留日生涯，開啓文學創作新時期。 魯迅的留日軌跡呈現鮮明的地理流動與精神激盪交織的特徵。在完成三個主要階段的學習與思想蛻變之外，其足跡也延伸至日本多地，經歷着多重現實衝擊： 地理空間的拓展除東京、仙台兩大核心城市外，魯迅的行蹤遍及關東至九州地區：在弘文學院時期曾赴伊豆避暑旅行，正值鄒容與章炳麟被俞明震追查，魯迅讀過鄒容《革命軍》後大受感動，堅定了民族革命的決心；利用假期遊覽箱根溫泉，在富士山腳下思索民族命運；通過水戶謁見明遺民朱舜水故居，深化文化比較認知；橫濱作爲留日學生集散地，那是可以頻繁接觸底層勞工與革命思潮的地方，魯迅曾多次去接送同學和朋友；長崎則因日俄戰事成爲觀察國際局勢的前沿窗口，魯迅曾去長崎治牙。 時代浪潮的沖刷身處明治末年的動盪日本，魯迅親歷了多重歷史現場：1905年抵制日貨運動中與留日學生的街頭抗爭；1906年徐錫麟案發後參與聲援活動，直面革命者的犧牲精神；1907年秋瑾就義消息傳來時在東京的憤懣；1908年日俄戰爭餘波中與同學討論瓜分中國危機的激烈爭論。這些事件不斷衝擊其"醫人"理想，促使思想向更深層變革。 私人生活的褶皺在1906年遵母命返鄉完婚（實際婚禮於1907年補辦）期間，紹興鄉間的封建禮教與東京的維新思潮形成強烈反差。這段包辦婚姻雖未產生情感聯結，卻成爲理解魯迅後期批判傳統家庭制度的重要註腳。值得注意的是，其婚姻存續狀態與其思想覺醒過程形成微妙互文，直至1926年才以《傷逝》完成對這段關係的文學化反思。 這些地理遷徙與歷史遭遇共同構成了魯迅留日經歷的複雜光譜，既包含個人成長的空間軌跡，也折射出近代中國在現代化轉型中的集體困境。 “幻燈片事件” 在《吶喊·自序》、《俄文譯本〈阿Q 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藤野先生》等文章中，魯迅都將自己棄醫從文的經歷與“幻燈片事件”聯繫起來。日本學者竹內好等指出，魯迅在《吶喊·自序》《藤野先生》等文本中關於“幻燈片事件”的描述存在多處矛盾，包括處決方式（斬首/槍決）、圍觀者存在與否、時間地點差異等。同時，東北大學醫學部保存的日俄戰爭幻燈片未發現相關畫面，且魯迅的同學均未證實此事。但也有日本學者表示魯迅可能通過其他渠道看到過類似的照片。（《滿山遼水》中的“露諜の斬首”） 程巍等學者認爲，“幻燈片事件”是魯迅在1920年代新文化運動背景下，將“民族性批判”話語投射到個人記憶中的產物。通過調整細節（如處決方式、圍觀場景），魯迅將事件昇華爲“看客”文化符號，服務於其啓蒙思想。王國傑提出，魯迅棄醫從文可能更多源於現實壓力，如仙台醫專成績未達優等生標準、對醫學課程的厭倦，以及回國就業的不確定性。他認爲魯迅對“幻燈片事件”的強調帶有戲劇化色彩，旨在強化思想轉變的必然性。 姜異新在《究竟是青春：魯迅的留日七年》中對“幻燈片事件”的解讀突破了傳統觀點，提出了以下核心觀點： 否定“頓悟說”，強調長期積累的民族屈辱感姜異新通過史料考據指出，魯迅在仙台醫專看到的處決中國人的幻燈片並非時事新聞，而是已發生的歷史事件。她認爲魯迅的民族覺醒是長期接觸“視覺暴力美學”的結果，而非單一事件的“頓悟”，這種屈辱感源於清末民初的社會現實與文化困境，而非仙台時期的瞬間刺激。 視覺暴力美學的催化作用姜異新引入視覺理論分析，指出幻燈片事件中“處決場景”的影像化呈現，通過視覺符號強化了魯迅對國民麻木的認知。她總結：“魯迅的民族屈辱感是視覺暴力美學最大限度地激發了個體的文藝感受”，這種美學體驗促使他轉向以文學喚醒國民精神。 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作者認爲棄醫從文是多重動因疊加的結果，包括母親催婚的家書壓力、醫學與文學理想的衝突、對革命思潮的關注等。幻燈片事件雖具標誌性，但只是觸發魯迅思想轉折的“最後一根稻草”。 [1] 姜異新，《究竟是青春：魯迅的留日七年（1902-1909）》，第一章，“第一學年“。 [2] 魯迅，《魯迅全集》，自題小像。 [3] 姜異新，《究竟是青春：魯迅的留日七年（1902-1909）》，第一章，“第二學年“。 [4] 姜異新，《究竟是青春：魯迅的留日七年（1902-1909）》，第二章，“第二學年“。

這封面照片是阿魯？ 我認了半天。 《究竟是青春：魯迅的留日七年（1902—1909）》呈現了魯迅在奔赴東洋、修習日語、紹介科學、棄醫從文、編輯書刊、從事翻譯等各學習階段或歷經重大歷史事件中的生動形象。本書從文學傳記、學術論文、策展筆記三個不同的文體來考量魯迅的留日七年，分別注重文學性、學術性、視覺性。不同文體共同編織歷史的好處是可以互鑑，避開寫作規則的侷限，狀寫一次生命經驗，探討一個學術問題，呈現一種視覺效果，多維表達或可使作爲留日生的魯迅形象有浮雕的立體效果。

這本書之前買過紙質版，這回在電子書上又翻出來複習一遍。 這本書的開頭就很有意思。作者自序第一句話是：“魯迅給人的印象彷彿是沒有過昂揚的青春——讀書是輟學的，婚姻是包辦的，工作是孤悶的。”確實，我們印象裏的魯迅就是那個眉頭緊鎖憂國憂民、橫眉冷對千夫指的中年大叔，很少去想他也有過二十來歲的青春歲月。 書的主體講的是魯迅在日本留學那幾年的經歷，重點挑了幾個轉折點：爲什麼去留學、爲什麼學醫、又爲什麼棄醫從文。這些事以前只是大概知道，這本書把來龍去脈捋得很清楚。 讀的時候有兩個感慨。 一個是關於棄醫從文這事兒。我們以前聽到的版本都是“魯迅看到幻燈片，覺得醫人不如醫心，於是棄醫從文”，這本書則並不諱言，可能也有客觀上學醫太難、無以爲繼的意思，既有理想的召喚，也有現實的推搡。 再一個是關於當時的清政府。書裏講到，那時候負責留學事務的部門，其實挺重視這批留學生的，花了不少錢給他們提供條件。哪怕有人不學醫了，甚至有人在搞反清革命，經費還在給。一邊被罵腐朽，一邊還認認真真掏錢送人出去讀書，結果送出去的人回來要推翻它。 書的後半部分還有“策展記”，講的是辦魯迅展覽背後的故事。這部分讓我挺長見識的——平時去博物館看展覽，就是走馬觀花看個熱鬧，看完這本書才知道，策展人要在那麼多展品裏挑什麼、怎麼擺、想傳遞什麼信息，背後是一整套思考邏輯。下次再逛博物館，要多留心了。 最後有個小建議，不知道作者能不能看到：書裏從頭到尾用的都是“魯迅”，但那段時期他明明還叫周樹人。用本名可能更合適些，畢竟“魯迅”是後來纔有的。

這的確是一本值得一讀的好書。它展現了魯迅先生成爲那位“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文化鬥士之前，一段重要的成長曆程——從他作爲“天之驕子”被選拔赴日，享受公費留學的優越待遇，到在異國學習醫學的生活。那時的他學業雖未必出類拔萃，身處日俄戰爭時期相對平靜的一隅，卻因目睹同胞的疾苦（如“三寸金蓮”之痛）而驚醒：學醫或許能救治個體，卻難以喚醒一個民族。於是，他轉而投身文藝，試圖以外來的思想之火點燃國人矇昧的心靈。這條路充滿挫折，但對於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來說，這也正是人生觀、世界觀被衝擊、被重塑的關鍵時期。書中呈現的，正是那樣一個略帶迷茫、卻已胸懷家國的少年魯迅。 有感於先生即便在優渥環境中，眼中依然是家國與人民。不禁遙想，倘若他選擇另一條路，或許成爲醫生的魯迅未必能達到藤野先生那樣的醫術境界，但在我們身處的這個歷史線上，作爲文人的魯迅，卻以其深邃的思想與鏗鏘的文字，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 致敬。

雖然“究竟是青春”，但此書沒讓人看到魯迅在日那段青蔥歲月之時熱血的湧動，尤其是魯迅在仙台醫專退學的原委與究竟在此書作者的筆下不過是他自覺清晰的一團模糊。時代的波瀾與個體的騷動本應是活躍與生動的，尤其是這是魯迅的經歷，雖有飄忽的記事線條，但讀完此書後留下的卻是七年之癢般的溫吞。

這本書爲讀者還原了一個有血有肉的青年魯迅形象，七年的留學歷程對於魯迅一生所產生的影響，那是一個民族面臨危亡的時代，也是一個令有志青年熱血沸騰的時代。這本書對魯迅“棄醫從文”這一命運轉折進行了多維解讀。對一個遠在異國、需要自負盈虧的留學生而言，經濟基礎是決定上層建築的關鍵變量。在晚清，官費留學雖有定額，但遠不足以讓學子過上優渥生活。魯迅也不例外——他住過廉租的“貸間”，喝過難以下嚥的芋梗湯，外加二弟的到來，正是在這種日常生存的逼仄中，“搞錢”成了最實際也最迫切的命題。雖然當年醫學被視爲最有望改善生計的實用技能，選擇它，既符合母親期望，也契合時代“實業救國”的呼聲，但魯迅最終棄醫從文，與其說是放棄了優渥的物質前景，不如說是他發現了另一種更具價值的“變現”方式：文藝能喚醒國民靈魂，這種精神生產的回報，遠勝過個人溫飽。這種轉變，正是對“搞錢”最深層意義的昇華——不爲生計所困，而爲民族未來尋求出路。正是這種從“個人生計”到“民族出路”的躍遷，讓魯迅的“棄醫從文”超越了單純的職業選擇，成爲一代知識分子精神覺醒的縮影。他用自己的筆，爲彼時風雨飄搖的中國，開闢出一條雖漫長卻充滿希望的啓蒙之路。

魯迅啊魯迅， 從小學三味書屋刻早書桌到月光下的閏土刺猹，從初中的百果園朝花夕拾到劉和君的爲了忘卻的紀念、藤野先生的北京白菜到坐着小船看社戲和孔乙己的回字寫法，從高中的喫人饅頭到阿Q正傳，整個學生時代每一學期的語文課本都有你啊。 再到後來大學閒來看完你的雜文集，領略到你民國時期白話文寫法的幽默表達。 再往後在校園撞見遛狗的汕大當年引進的研究你的名貴作家從而去尋覓你的各種個人研究雜料，諸如你如何與作人兄交惡、母親送你的禮物你爲何不屑一顧、廣平先生如何走進你的生活... 還有中間兼雜的讀者雜誌的文章，例如你如何錙銖必較、後半生的患得患失... 真的是一路上有你啊迅哥兒。 而今，竟讀到此番把你看的幻燈片研究了大副片副的此等佳作確又是大開眼界啊 嗚呼，爾等只能說書山有路勤爲徑，魯迅研究涯無際啊 謹此爲記。

筆者是北京魯迅博物館副館長姜異新老師。她以史爲基，以研究成果爲證。周樹人留洋7年的生活在魯迅研究領域是鮮被提及。恰逢周樹人留洋120週年，姜老師以這本書讓真正喜歡魯迅的人去了解他留洋生活的點滴。整本書行文嚴謹，絕不乏文學性。學術性非常強，絕不晦澀。書收尾處還附上了展陳手記，格外用心。這本書是我讀過的關於魯迅研究的書籍中綜合實力拔尖兒的書。這本書也適用於語文教學。在教授《藤野先生》一文時，師生可以此書爲背景資料，多層次角度去了解周樹人的校園生活，跨學科瞭解歷史背景的同時，也瞭解周樹人「棄醫從文」的原委。非常推薦這本書！

【豆瓣評分：⭐️⭐️⭐️】 魯迅留日七年小傳，切口小，細節足，但缺乏新的洞見，僅適合作爲入門瞭解。倒是附錄1關於“幻燈片事件”一文有意思得多，雖然行文略顯生硬，但能從“觀看之道”進入這一經典元素，不僅援引批駁了各家觀點，而且精準的抓住了魯迅的內在視點、棄醫從文的隱藏因果、講堂體驗與視覺媒體的特殊作用等角度，給出了頗爲有趣的解讀，值得一看。

爲什麼魯迅筆下的觀看幻燈片如此令我如此記憶深刻呢。每每提到他的留日生活、他的棄醫從文，腦子裏的第一場景，總是周樹人站在黑暗的房間裏，暗處盡是人頭攢動，所有人的目光都在那殺戮國人的影片之上，而作爲我就站在他的身旁。讀了本書我纔有些解惑，魯迅便是靠着幻燈片的意向的存在，打破了他與國民讀者之間的牆。這也是爲什麼這段文字給我以電影感的原因，讓我不自禁把自己想成電影《一一》裏遲到走進黑漆漆的放映廳的一一，只是畫面上不是性啓蒙的教育片，而是國人的慘劇。 “從東京開往仙台的火車啓動的那一刻起，魯迅就直接步入了日俄戰爭的場域，走進了帝國視域下巨大的幻燈片當中。”在仙台人山人海的戰爭歡慶氛圍中，作爲個體的周樹人也不得不爲之裹挾，沉默即等於隨喜，欲跳脫出這樣的氛圍卻徒覺無力。我總在想象着，剎時，抬頭望見愛宕山慶祝兵勝的煙火的周樹人是作何樣的感受，又如何才能將慶祝着異國之軍在自己國土上取得勝利的擊鼓鳴鑼之聲隔絕在耳膜之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