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治理與弱治理：基層治理中的主體、機制與資源

爲什麼總是在說“上面政策是好的，就是下面的人執行出了問題”？爲什麼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卻總也修不好一畝三分地裏小小的水渠？爲什麼基層幹部的名聲越來越差？ 爲了回答上述問題，需要了解兩個概念：“國家基礎性權力”和“縣域治權”。 國家基礎性權力：從西歐國家成長經驗中提煉，以行政科層製爲基礎，帶來政府部門的獨立性、專業性和職能分化，行使權力有明文規定，等級森然，不以行使者及權力對象轉移，部門分化相互獨立專業，適用於高度規則化、法制化的社會。 縣域治權：源自中國傳統社會的宗族組織，權力大小取決於資源量的配置，靈活機動，將上級專業分工的“條條”整合形成一個相對分工不清的“塊塊”，能夠調動不同專業資源協同解決系統性問題。 基層社會的特點是，缺少一成不變的正式程序和正式規則，問題牽一髮而動全身難以專業化細分，“有困難找政府”意識形態（青天大老爺思想）源遠流長。“縣域治權”剛好適配，典型如人民公社制度，“（直到作者調研的2012年）較爲完善的農田水利設施都是在集體化時期修建的”。 縣域治權的獨立靈活性一方面帶來了機動處理基層問題的能力，卻也在在另一方面阻礙了國家權力對於鄉村社會的掌控能力，所以國家在不斷削弱縣域治權的隨意性和專斷性，用專業化的科層製取而代之。 基層的治理困境由此產生，權力削弱但責任不減，被要求按照固定程序行事的幹部無法解決靈活多變的基層社會問題，領導想要升遷就必須幹大事出成績，只求做好分內工作的普通幹部無法完全滿足領導做大事的需求，灰色勢力由此獲益，“富人治村”“混混治村”現象頻發。獲得權力的灰色勢力主要目的自然是爲了自己牟利，對於無利可圖的農村公共品供給並不熱衷。農村治理缺位，基層名聲變差，加上媒體日益發達，一旦出事對普通幹部要求更苛刻，反過來導致普通幹部更加不敢做事，躺平思想盛行。 作者認爲，“縣域治權”被削弱、科層化專業發展是大勢所趨，在這個過程中爲了避免鄉村治理困境，必須加強民主建設來解決民衆實際需求——並不是當前強調的選舉民主，而是協商民主，因爲選舉對應權力合法性來源，協商則是強調在政策制定中的參與、協商與合作，後者纔是民主的真正內涵。

這本書關注到了縣鄉村三級的權力運作以及政、企、民的互動等現象。和以往注重土財政和中國治理轉型的學者一樣，歐陽靜老師對縣鄉的土地資源與當地發展也做了比較詳細地論述。作者認爲弱治理就是黨政部門不太關心的邊緣化事務，比如農村水利設施的管護和建設、環境問題、村民家長裏短的一些小事、村民矛盾都屬於弱治理範疇。強治理則是目標責任制下的各類任務清單和指標，即“中心工作”。 作者的研究很明瞭，但是透視有所不夠，部分的材料顯得有些單薄，但從本書的體量來看，作者已經兼顧到了各治理主體，因此論述得還是比較全面。對於一位女性政治社會學者來說實屬不易。畢竟在作者導師吳毅教授的筆下，基層政府的工作一般從喝酒開始，對於女性學者而言，做好這項研究更加顯得難能可貴一些觀點可能在如今看來有所過時，但是在當前縣鄉建設日益突出的現代化背景下，使我們對基層工作的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