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瞿駿
本書從方法論關鍵詞、節點問題新探、研究個案舉隅三個方面呈現作者對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基本議題的多年思考,涉及歷史學如何求真、中國近代轉型怎樣考察,中國近代思想文化演進的脈絡等問題。
選取了十個主題比較鮮明的文章作爲講稿,作爲小書,讀起來很有意思,每個主題很容易使人打開視野,作者做思想史的,可以仔細考察作者介入思想史研究的心境和預期。歷史研究所謂的真相,真的重要麼,所謂的還原,真的能還原嗎,這都是疑問。
有些失望,整體水平感覺不如《花落春仍在:20世紀前期中國的困境與新路》。討論方法論和節點問題的文章有些啓發,但似乎政治性略濃,後兩篇個案研究確實很有趣。作者覺得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目前遠沒有到集中提“問題”的時候,但我覺得,提問題也可以視作是一種有價值的嘗試,提問題和找答案同時進行也許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立幹以扶枝,通讀全書,其所圖乃大,然其力不逮。
三個方面 十講內容。 以方法論立幹,以個案細節扶枝 1近代諸多學術議題的生髮,皆非純粹的學理推演,而是時代變局催生的產物。 二十世紀初風靡學界的“中國民族由來之爭”便是絕佳例證,歐人東來打破傳統天下認知,中外學者紛紛探尋華夏文明起源,曾松友、安特生、衛聚賢、繆鳳林一衆學人圍繞“土著抑或外來”展開激烈論辯。呂思勉精準點破這場學術討論的本質,其並非單純的考古考據之爭,而是世界大通、中西碰撞的時代情勢催生的思想議題。其一,讓史料迴歸活動狀態,摒棄過度依賴後人彙編全集的研究陋習,優先以手稿、原刊、初版原書爲核心依據,規避全集編纂中層層修飾、刪改增補帶來的史實失真。胡適早年便對文集編纂保持高度警惕,明確反對收錄學者未定之稿、廢棄之文,只因零散文稿、即興言論往往帶有時代情緒與思想褶皺,一旦統合歸一,便會抹平學者思想的層次性與差異性。這一理念,恰好回應了當下史學研究“全集越全越遮蔽真相”的普遍困境。其二,主張史料上下聯動,打通頂層思想家原典與基層普通讀書人的閱讀反應、地方社會的輿論迴響,打破精英思想史單一敘事的侷限。其三,獨創捕風四法,專注捕捉歷史深處極易被忽略的真趨勢、真相信、真壓抑、真情態,讓無聲的史料、隱形的時代情緒重新發聲。我想,這一套完全是,完美呼應了王汎森、羅志田、鄭振滿等當代史家的前沿思考。王汎森提出史料具有層級差異,不可等量齊觀;羅志田強調史料的生產、留存、流通過程本身即是歷史;鄭振滿主張對文獻進行“厚閱讀”,剝離層累附加的意義、還原文獻的社會屬性。瞿駿在前輩基礎上進一步推進,直面當下史料爆炸的學術現狀,指出當代研究者常被海量史料裹挾、淹沒,卻難以真正駕馭史料的核心困境,爲近代史學研究的精細化、嚴謹化發展劃定了邊界與路徑。 2對史學求真的論述史學“求真”的三重層次. 求真相、求真實、求真理三個維度,史學的魅力不在於全然洞悉終極真相,而在於永恆趨近真相、求索真義的過程。學界常有質疑,若歷史真相難以窮盡、歷史解釋多元並存,史學研究是否與小說演義、民間言說無別?瞿駿對此作出有力回應,歷史學的開放性絕不等於歷史虛無主義。史料雖皆帶有時代偏見、個體立場,卻並非全然虛妄,史實的核心內核與疊合共識恆久存在。以明末清軍入關爲例,入關的時間、事件、主體是無可辯駁的真相,文獻記載的立場偏差、敘事取捨屬於主觀侷限,而入關帶來的社會變革、歷史走向,是需要深度闡釋的真實,由此提煉的歷史規律與時代啓示,便是史學追尋的真理。 史學求真離不開嚴謹的史料考據,更離不開有邊界的史學想象力。司馬遷書寫鴻門宴,未曾親歷現場,卻能還原人物情態、場景氛圍,讓後世讀者身臨其境,其本質是依託有限史料、貼合時代情境的史學推演,與文學天馬行空的虛構想象有着本質區別。托爾斯泰的文學書寫雖能構建宏大的時代圖景、抵達人性深處,卻無需恪守史料準則;而近代史學創作,即便借鑑敘事筆法、營造歷史情境,也必須以史料爲根基,最多抵達史景遷式的敘事境界,絕不可落入魔幻虛構的文學範式。這種對史學想象力的精準界定,糾正了當下思想史研究“重闡釋輕考據、重敘事輕實證”的弊病。 另外,對 真壓抑尊重時代真相信 輿論倒逼施政 清末輿論、社會思潮與近代變局的深層關聯 實然的歷史結果 近代史認知範式的更新 知常察變 地域差異、羣體差異、理想與現實差異 辛亥革命的長時段、廣維度歷史意涵 智識與情感雙軌並行 等方面的論述很有收穫, 全書最終以陳獨秀廣州謠言案、錢穆胡適初見公案兩個精妙個案,完成方法論的落地閉環,實現理論與實證的完美融合。1921年陳獨秀在廣州遭遇“萬惡孝爲首”的惡意謠言,看似是一場簡單的輿論紛爭,實則疊加新舊之爭、新新之爭、黨派之爭、地盤之爭四重矛盾。攻擊者並非頑固守舊的腐儒,而是清末新派士紳;謠言傳播並非單純的輿論誤傳,而是政學系、無政府主義者、地方勢力博弈的刻意操作,背後是新文化落地地方遭遇的水土不服,是新倫理重構遭遇的傳統阻力,是近代思想轉型必然伴隨的博弈與陣痛。 而1928年錢穆與胡適的蘇州初見公案,更展現了歷史敘事層累建構的特質。當下讀者認知中兩人的學術隔閡、理念對立,並非源於初見瞬間,而是多年學術分歧、人生際遇、喪親之痛層層疊加的結果。胡適彼時聚焦中西文明對比、宣揚“百事不如人”的革新主張,錢穆一心求索傳統治學方法,二人訴求錯位、話不投機,短暫相逢的細微不快,經歲月沉澱,最終演變爲近代學術史上新舊對峙的標誌性公案 在近代史學研究日益細碎化、同質化的當下,這本小書,史學入門,本科生研究生,都可以讀讀,知歷史之常、察時代之變、通古今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