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爭（路易斯著作系列）

本書收錄了C. S. Lewis就古今之爭這一問題進行思考的一系列文章。 這些文章有條主線，即古今之爭或古今之別。路易斯針對現代性中的問題提出，不懂古今之爭，反思現代性只能流於以最新流行的“後現代”思潮反“現代”這一粗俗模式，並對之予以倫理性批判。

“古今之爭”是十七世紀以來西方思想界的一個重大學術論爭。它不僅關乎學術，而且關乎現實；不僅關乎歷史，而且關乎當下，關乎人們對過去、傳統以及秩序的認識。啓蒙運動之後，現代人普遍皈依了理性主義和進步主義，普遍厚今薄古，以爲過去等同於愚昧和落後，現在和未來等同於文明和先進。他們藐視過去，讚揚現在，憧憬未來，對現代社會的弊病視而不見，對現代性的危機缺乏反思。 英國作家和思想家路易斯（C. S. Lewis）是二十世紀批判現代性最用力的人物之一，他常常以“古人”自嘲，對現代社會的病症洞若觀火，對現代性的弊端明察秋毫，對現代人的教育觀、科學觀、道德觀鞭辟入裏，其文集《古今之爭》是一本反思現代性危機的重要著作，對現代人的自負、無知和墮落有着深刻的認識。

感謝鄧軍海老師，這本書應該先讀鄧老師在本書結尾的譯後記，這是讀鄧老師翻譯的第二本劉易斯，感覺譯者的譯後記都堪稱精彩的論文，因爲有了鄧老師，更好的理解了路易斯，這本古今之爭旨在讓現代人擺脫”時代勢利病”。 每一本都值得反覆閱讀，每一個註解都精彩非凡。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托爾金錯了，根本不缺少英語神話這種東西，尤其帝國衰敗之後

我經常時不時地驚訝於CSLewis的見地能如此絲滑地穿梭於古今之間 好似一個坐於我身邊的人 不要被一開始“古書”的艱澀所嚇退 讀多了真的豁然開朗 常讀常新

2024年6月5日 星期三 祝福早安 天氣晴朗 氣溫21℃ 《古今之爭》 現代基督教界，熟悉複數形式的good works（善行）這一表述，而不再熟悉good work（善工）。善行，主要是指教區裏的施捨或“幫助”。這些善行，跟一個人的“工作”(work)相去甚遠。善行，不必就是善工；無論是誰，只要去集市看看那些爲義賣所造物品，即可窺見一二。這，有違我們的榜樣。當年，一貧窮人家婚娶，酒席上沒了酒。我們的主，爲其備足。這是善行，同時也是善工；因爲那酒，真是美酒。無顧我們“工作”或職業之善，也不合乎聖賢教誨。使徒保羅就說，每個人不但要行，而且要結“善”果。 在我們中間，善工的觀念也不是銷聲匿了跡，儘管我擔心，虔信之人已經沒了這個獨有標記。在木工、鞋匠和水手中間，我找到了它。試圖讓水手對一艘新客輪留下深刻印象，說她是水面船隻中最大最貴的，一點用都沒有。水手們看的是他們所謂的她的“線條”(lines)：他們預計她在狂風大浪中有何作爲。藝術家們也談善工，不過談得越來越少。他們開始喜歡上“意味”、“重大”、“當代”或“大膽”之類詞彙。依我看，這不是好兆。 全面工業化的社會，從一開始就幾乎排除了“善工”的觀念。芸芸大衆，則淪爲此情勢的犧牲品。“內建報廢”(Built-in obsolescence)，成爲一項經濟必需。製造一件物品，除非它一兩年內就會散架，因而不得不換，否則，你就不會有足夠的營業額。而一百年前，人結婚時就會給自己打一駕馬車（倘若他足夠富裕），承望着用整整一輩子。如今，他買車子，盤算着兩年之內賣掉。現在，“工”不必“善”。 對穿衣人而言，拉鍊相對於紐扣就有此優勢：拉鍊尚且好用時，就會給他節約一點點時間，省一點點麻煩。對生產商而言，拉鍊則有着多得多的結結實實的利好；拉鍊，用不了很長時間。劣工(bad work)，巴不得呢！ 對此情勢，我們一定得避免採用一種滔滔不絕的道德觀點。這可不是原罪或犯罪的後果。它偷襲了我們，既是意料之外，也非有意爲之。我們心中的墮敗的商業主義(commercialism)，既是其後果，也是其前因。所以依我看，單純的道德努力，治癒不了它。 起初，人造東西，是爲了使用(use)，或爲了玩樂(delight)，或（更爲經常的是）二者兼有。蠻族獵人爲自己製作石器或骨器，會盡其所能，因爲假使刀鈍或刃脆，就捕殺不了獵物。他的女人制作陶器打水，也會盡其所能，因爲她不得不用。過不了多久（假如還得過些時間的話），他們就裝飾這些器物；他們就跟道格培裏一樣，想要“凡事都體體面面的”。[插圖]勞動時，我敢保，他們會唱歌，吹口哨，至少會哼曲。或許還會講故事。 或遲或早，會有個變遷潛入此情境，就像伊甸園的蛇一樣不起眼，起初也有那蛇曾有的天真。每個家庭，都不再製作自家所需的一切。出現了專門家。陶匠爲全村燒盆罐，鐵匠爲大夥打刀槍，吟遊詩人（既是詩人又是音樂家），爲大家唱歌講故事。在荷馬史詩裏，鐵匠之神跛腳，詩人則是盲人，這具有重大意義。說不定，事情就是這麼開始的。那些殘疾人，既然做不了獵人或武士，就分派他們爲獵人和武士提供必需品和消遣。 該變遷之所以重大，原因就在於人們這時造東西（盆盆罐罐、刀劍以及詩作），都不是爲自家使用或自娛自樂，而是爲了別人使用或娛樂。當然啦，以或此或彼的方式，他們一定會得到酬勞。該變遷也是必然的，除非社會及藝術，打算保持這樣一種質樸：不是天堂般的質樸，而是脆弱的、粗笨的、貧瘠的質樸。該變遷仍保持健康，靠的是兩樣事實。其一，這些專門家做工，會盡其所能。他們跟那些使用者，抬頭不見低頭見。要是你的盆罐燒得差，全村婦女都會戳你脊背；要是你的刀劍鑄得差，情況好的話，武士們回來會揍你，情況糟的話，他們就回不來了，因爲敵人會殺掉他們，你們村會被焚燬，你自己會淪爲奴隸甚至性命難保。其二，因爲專門家盡其所能在乾的活，無可爭議地值得一幹，他們幹活因而就會有樂趣。我們切莫理想化。盡都是樂趣，沒這事。鐵匠，會勞累過度。至於吟遊詩人，本來盼着有人來聽某部美妙新作，而村人則堅持要再聽一遍上次吟唱的詩歌（或跟它一模一樣的新作），他會感到沮喪。不過總體而言，這些專門家過着一種合乎人性的生活；他們有用武之地，受到了相當的尊敬，還有大顯身手之樂。 因篇幅所限，當然也是因知識所限，我無法追溯人類由此狀況到我們今日生活狀況的全部過程。不過我想，還是能夠分析出此變遷的本質所在。誠然，人類已經離開原始境況，其中人人都爲自己製作物件；誠然，人類因而進入另一種境況，其中許多人爲他人幹活（他人亦將酬勞）。即便如此，職業還是分了兩種。對於其中一種，一個人真個能說：“我乾的活，值得一幹。即便無人酬勞，仍值得一幹。不過，鑑於我並無生計來源，有衣食住行之需，所以我的活必須得到酬勞。”至於第二種職業，人們幹活的唯一目標就是掙錢；這些活，沒必要幹，不應該幹，不會有人幹，除非付錢。 或許我們得感謝上帝，這第一種職業，現在仍有許多。莊稼人，警察，醫生，藝術家，教師，牧師，等等等等，都在幹着本身就值得一幹的活計；還有那麼多人，即便沒有酬勞，還願意幹這些活，也幹了；要是家處荒郊野外，這些活，家裏都得以一種業餘的方式，嘗試爲自家幹。這種職業，當然不一定宜人。照顧麻風病人，就是其中一例。 另一個極端，兩樣例證堪稱代表。我不一定在道德上，將二者等量齊觀；但就我們當前的分類而言，二者卻是一類。其一就是妓女的工作。其工作獨有的恐怖之處——假如你認爲我們不應該稱之爲工作，那就請再思一二——也即使得它比淫亂恐怖很多的地方，就在於它是別無目的唯錢是圖之行爲的極端事例。在那個方向，除了性交易，別無其他；非但沒有婚姻，非但沒有愛，而且也沒有性慾。我的另一個例證是這樣的。經常看見廣告牌，貼着招貼，就是要吸引成千上萬的人朝這邊看；你們公司應該租用它，爲產品做廣告。想一想，它跟“製造好物件”有多大距離？先得有木工做這塊板；這東西本身，沒用。印刷工和造紙工，辛辛苦苦做招貼；這東西一文不值，直至有人租用那塊廣告空間。對於租用者，那塊空間也是一文不值，直至他在上面貼上另一張招貼；這招貼對於他，仍是一文不值，除非這招貼說服別人買他的貨。這些貨品，很有可能就是醜陋、無用甚至有害的奢侈品，沒人會買，除非這廣告靠着挑逗的或勢利的咒語，在人身上造出一種人造慾望。這一過程的每個階段，所做工作的唯一價值就在於，能弄來錢。 在一個以買賣爲主軸的社會里，這好像就是其必然結果。在一個理性的世界(a rational world)，人制造物品，因爲人有物品需求；而在現實世界，卻得製造需求，爲的是人因製造物品而帶來收入。我們在早期社會發現的對商業的那種不信任或鄙薄，爲何不應倉促認爲就是自命不凡，原因就在於此。商業越是重要，就會有越多的人註定去從事——甚至還學着喜歡從事——我們所說的第二種職業。不論酬報的工作，快樂的工作，還有善的工作(good work)，成了幸運之少數的特權。爭相尋找消費者，主宰了國際情勢。 就我平生所見，在英國，錢被（非常合適地）彙集起來爲丟了工作的人購買衣衫。他們丟了的工作，正是服裝加工。 容易預見，這種狀況難以爲繼；而不幸的是，它最有可能因其內在矛盾而銷聲匿跡。這種銷聲匿跡法兒，將會導致無盡苦難。我們只有找到某個法子主動結束它，它纔可能會無痛死亡。不用說，我並無實施方案；即便我有，我們的老爺們——政府和商業背後的大佬們——也並不理會。當前唯一的希望徵象，就是美俄之間的“太空競賽”。由於我們已經將自己弄到這步田地，其中的主要問題不是爲人們提供他們需要或喜歡的物品，而是隻管讓人們製造物品（製造什麼都不打緊），所以，除了讓列強(great powers)製造那些它們隨之扔出艙外的昂貴物品之外，要想更好駕馭它們還真不容易。這保證了資本運轉，工廠生產，對太空傷害也不大——或者說，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然而，這一舒解只是局部的，暫時的。對我們絕大多數人而言，實際任務主要不是去給那些大佬提建議，如何結束我們的要命的經濟——我們無人可給，給了他們也不聽——而是去考慮，我們如何生活其中，卻儘可能少受傷害，少墮落。 體認到它是要命的、瘋狂的，甚至也算得上一樣事。恰如基督徒之優越，並不在於比他人更少墮落，也不在於比他人更少註定住在一個墮落世界，而是在於他知道，他就是墮落了的世界裏一個墮落了的人。同理，假如我們時時刻刻謹記，善工是什麼，它何以如今對大多數人變得不再可能，我們纔會做得更好。或許我們不得不掙生活，參與生產一些質量差勁的產品，甚至生產一些即便質量過關也不值得生產的產品——廣告已經開發了它們的“市場”或對它們的需要。然而在巴比倫的河邊——或者說在生產線旁——我們仍要告訴自己：“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記你，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它會忘記的。） 當然啦，我們會密切留意，伺機逃脫。假如有什麼“事業選擇”（千人當中，總有一人有此好事吧），對那好的職業，我們就要像獵犬一樣窮追不捨，跟橡皮糖一樣粘住不放。要是得着機會，我們將努力靠着幹好一些值得一幹的活來維持生計，這些活即便不用維持生計也值得一幹。禁絕我們的貪婪，或許勢在必行。賺大錢的，通常都是抓狂職業(the insane jobs)，往往還出力最少。 另外，還有一件事更加曖昧不明(subtler)。我們必須高度警惕，謹防我們的心靈染上當下境況所滋生的惡習。這種惡習，依我看，已深深敗壞了我們的藝術家。 直至晚近——直至上世紀末——人們都認爲藝術家的活計，理所當然就是娛樂公衆，教導公衆。當然，有着形形色色的公衆；街頭賣唱和聖樂演唱，聽衆就不同（儘管我想，很多人二者都喜歡）。一個藝術家，或可以引領他的公衆，去欣賞比他們起初想要的更爲高雅的東西。但他做到這一點，只有靠着從一開始即便並不只是娛樂，也娛樂他們；即便不是全部明白易懂，也大體明白易懂。所有這一切，都變了。在美學圈最高層，聽不到藝術家對我們的義務，談的盡是我們對藝術家的義務。他一點不欠我們；我們則欠他一個“認可”，即便他對我們的趣味、興趣或習慣，沒給一毛錢的注意。要是我們沒給他一個“認可”，我們的名號就成了扶不上牆的爛泥。在這家店內，消費者總是錯的。 不過這一變遷，只是我們對一切工作的態度變遷的一部分。由於“提供就業機會”變得越來越重要，越來越比製作人們需要或喜歡的物品重要，於是就有了一個趨勢，將個個行業都看作是，主要爲從業者本人而存在的東西。鐵匠工作，不是因爲武士會去打仗；武士存在並打仗，則是爲了讓鐵匠忙活。吟遊詩人之存在，不是爲了愉悅部落；部落之存在，則是爲了欣賞吟遊詩人。 在工業領域，這一態度變遷的背後，既有瘋狂(insanity)，也有一些有口皆碑的動機(highly creditable motives)。慈善事業的一項實實在在的進步，阻止我們談“人口過剩”，驅動我們談論“失業問題”。但其危險是，這會引導我們忘記，就業本身不是目的。我們要人就業，只是作爲養活他們的手段——同時相信要養活他們，即便是讓他們製作爛東西，也強於什麼都不做（是對是錯，誰知道呢）。 儘管我們有義務使飢者得飽，但我懷疑，我們是否還有義務去“欣賞”野心。對藝術的這一態度，就要了“善工”(good work)的命。許多現代小說、詩歌及繪畫，我們被脅迫着去欣賞，卻不是“善工”，因爲它們根本就不是“工”(work)。它們只是濺溢之感性或反思的大雜燴。[插圖]當一個藝術家，幹着嚴格意義上藝術家的活，他當然就會將其受衆現有的趣味、興趣及能力納入考慮。這一切，跟語言、大理石或顏料一樣，也是他的素材(raw material)；需加以運用，馴化，提升，不容無視，更不容踐踏。對它們傲慢漠視，算不得天才，更算不得誠實；那是懶惰，是無能。你還沒學會你的活計。所以，就藝術而論，真正對得起上蒼的工作(honest-toGod work)，如今大多見於通俗藝術(low-brow art)，如電影，如偵探故事，如童話。這些作品，往往結構謹嚴；木材是晾乾的，榫卯嚴絲合縫，承重都經過精確計算；成功運用手藝和勞動，來做意想之事。切莫誤解我。那些高雅作品，當然或許展現了更雅緻的感性，更深刻的思想。不過，大雜燴不是作品，無論倒進去的是多麼貴重的酒水、油料或藥品。 藝術裏的“傑作”(Great works)以及慈善事業中的“善行”(good works)，最好都是“善工”(Good Work)。就讓唱詩班好好唱詩，或者就乾脆別唱。否則，我們只是強化了衆人的這一信念：生意世界，以這麼高的效率幹了這麼多其實永遠沒必要乾的活，卻是真實的、成熟的和實踐的世界；而全部的“文化”及全部的“宗教”（兩個嚇人的詞），本質上是邊緣的、業餘的甚至相當娘娘腔的活動。 戰爭期間，我們的興趣很快由報紙的戰爭報道，轉向剛剛退下戰場的隨便哪個親歷者的報告。這本小書，書稿一交到我手，就給我同等興奮。討論教育、討論宗教教育，固然值得欽羨；可是這裏，我們擁有一些不同的東西——一手資料。我們只是討論，它卻記錄了現存體系所導致的實際結果。加之作者並非教育官員、並非校長、並非聖工人員，甚至都不是個職業教師，此書之價值就更顯其大。他所記錄的這些事實，是他做某項戰時工作時，不期而遇的一些事實（你也可以說是他瞎碰的）。 當然，除此之外，書中還有其他東西。而我之所以只是強調其史料價值，因爲在我看來，這是其中最最重要的東西——公衆應集中注意的東西。作者講稿之梗概——或者說討論的開場白——的確充滿興味，而且很多人都期望對此評點一二。它們是書中最容易加以討論的部分。然而我堅持認爲，集中注意於這部分之上，就跑偏了。 即便容許假定說，作者可能（他對此樂信不疑）具有當教師的非凡天分，在他的記錄裏面，仍有兩個雷打不動的事實。其一，現行體制下，基督信仰的內容及其辯護並未擺在絕大多數學童面前；其二，即便擺在面前，大多數學童發覺它們難以接受。這兩個事實的重要之處在於，它們颳走了迷霧，颳走了經常被提出的且經常得到相信的“宗教式微之理由”的迷霧。要是我們注意到，當前的年青人發現正確解答算術題越來越難，我們應當推想，當我們發現學校已經數年不教算術，此事就會得到充分解釋。有此發現之後，對那些提出大而無當之解釋的人，我們應當充耳不聞——有人說，愛因斯坦的影響，使得祖祖輩輩對固定的數字關係的信念，元氣大傷；有人說，警匪片已經解消了得到正確答案的慾望；有人說，意識之進化，業已進入後算術階段。若明晰又簡潔的解釋，涵蓋了全部事實，就不用考慮其他解釋了。要是從未有人告訴年青一代基督徒說過什麼，他們從未聽到任何對基督信仰之辯護，那麼，他們的不可知論或無動於衷就得到充分解釋。沒必要扯得更遠：沒必要談論這個時代的整體知識氣候，談論技術文明對城市生活品格之影響。一經發現他們之無知是因爲缺乏教導，我們也就找到了補救之方。年青一代的天性裏，沒有什麼東西使得他們沒能力接受基督信仰。要是有人準備告訴他們，他們顯然情願去聽。 我當然承認，作者找到的這一解釋，只不過把問題向後推了一代。今日年青人之非基督(un-Christian)，是因爲老師給他們傳授基督信仰，要麼不願，要麼無能。至於老師之無能或不信，則要尋找更大且無疑更模糊的解釋。可是注意，這是個歷史問題。今日之校長，絕大部分都是二十年前的大學生——是“後戰爭”時代的產品。正是二十年代的精神氣候主宰着今日之班級課堂。換言之，年青人之無信仰，其根源不在這些年青人身上。他們所具有的外表——直至他們得到更好教育——是早前時代之回潮。並無什麼內在的東西，制止他們接受信仰。 這一顯而易見的事實——每代人都由上代人教育——必須牢記在心。剛畢業的學童如今抱持的信念，大致就是二十年代的信念。六十年代在校生將抱持的信念，大致就是今日大學生抱持的信念。一旦忘記了這一點，我們談教育，就開始胡說八道。我們說起當代青少年的觀點，彷彿當代青少年有點怪異(peculiarity)，自行製造出這些觀點。實際上，它們通常是曾經的青少年的延遲結果——因爲精神世界也有其定時炸彈——這些曾經的青少年，如今人到中年，主宰其教室。因而，許多教育方案，徒勞無功。自己並不擁有的東西，沒人能給予他人。自己尚未獲得之物，沒有哪代人能傳接給下一代。你大可以擬定教學大綱，隨你的便。然而，正當你已經做好規劃並絮絮叨叨解說規劃之時，假如我們是懷疑論者，我們將只會教給學生懷疑；是蠢材則只教愚蠢；是俗物只教庸俗；是聖人只教聖潔；是英雄只教英雄主義。教育，只是對每一代影響下一代之渠道的最充分的意識。它並非一個封閉的系統。教師之所無，不可能從他們流傳到學生。我們都承認，一個人自己不懂希臘文，就不可能把希臘文教給他的班級：不過同樣確定的是，一個人的心靈成型於憤世嫉俗及幻滅時代，就不可能教授盼望(hope)和弘毅(fortitude)。 一個基督徒佔主流的社會，會通過學校傳承(propagate)[插圖]基督信仰；而在基督徒不佔主流的社會，則不會。全世界的教育官員都更改不了這一法則。長遠看來，我們無需對政府寄予厚望，亦無需懼怕政府。 國家或許會越來越緊地把教育置於自己的卵翼之下。我並不懷疑，這樣做，某種程度上會培養千人一面，甚至會培養奴顏婢膝；取消某一職業之自由的國家權力，無疑十分強大。雖如此，所有教育都必須由一個個具體個人來從事。國家不得不用現有人員。再說了，只要我們還是民主制，還就是人們賦予國家以權力。在一切自由都遭滅絕之前，輿論自由尚還風行於這些人之上。政府無法控制的這些影響，塑造了他們的心靈。他們成爲什麼人，他們就會教什麼。抽象的教育方案想怎樣就怎樣唄：其實際操作，則是人們弄出來的那個樣子。毫無疑問，每代教師之中，總有一定比率的政府工具，甚至還佔多數。但我並不認爲，正是他們決定了教育的實際品格。小孩——或許尤其是英國小孩——具有一種可靠的本能(a sound instinct)。與成打的白卡之教導相比，一個真正的人的教導，可能會走得更遠，入人更深。一位教育官員 要是我沒搞錯，其先祖可以追溯到叛道者尤利安或許會將基督教聖工人員清出學校。不過，假如輿論之風朝着基督教方向吹，那就不會有太大差別。甚至對我們有利，教育官員會不知不覺地“壞心做好事”。 人恆言，教育爲本。此語在某種意義上荒誕不經，在另一意義上則真實不虛。要是其意思是，你可以藉助干預現有學校、更改課程表等等之類，成就任何大業，那就荒誕不經。因爲教師是什麼人，就會怎麼教。你的“改革”或許會妨礙他們，或給他們增添工作量，但他們教學的總體效果不會有大的改變。教育規劃並無魔力，讓薊草結出無花果或讓葡萄藤結出澀梨。茂盛、生機勃勃、果實累累的樹，會生育甘美、活力及屬靈健康；而乾枯、多刺、萎敗的樹，則會教仇恨、嫉妒及自卑情結——無論你告訴它教什麼。他們這樣做，是不知不覺，從早到晚。要是我們的意思是說，現在就讓成人成爲基督徒，甚至不限於成人範圍，廣佈準基督教的識見(perceptions)和德性(virtues)，廣佈豐饒的柏拉圖式或維吉爾式信仰光影(p enumbra of the Faith), [插圖]從而更化未來教師之類型——要是我們的意思是，這樣去做就是服務於子孫後代的重中之重，那麼，這真實不虛。 所以，至少在我看來，我不知道該書作者在多大程度上會同意我，他已經揭露了現代教育的實際運作。爲此而譴責過去十年的校長們，有些可笑。多數校長未能傳承基督信仰，是因爲他們並無基督信仰。你會因無兒無女而譴責閹人麼？會因不能供血而譴責石頭麼？那些少數校長，被孤立於敵對環境之中，可能已竭盡全力，甚至還成就驚人，可是他們權力極爲有限。我們的作者也表明，學生之無知與愚頑，往往能夠去除——遠非我們所擔恐的那樣根深蒂固。我並非從此得出道德教訓說，現在我們的任務就是“全身心投入學校”。原因之一就是，我並不認爲，會允許我們這樣做。在接下來的四十年裏，英國不大可能有這樣一個政府，在其國家教育系統中，會鼓勵或退而求其次容忍任何激進的基督教元素。哪裏的風潮趨於增加國家控制，哪裏的基督信仰事實上就會被當成敵人（儘管很長時間口頭上並非如此）。因爲基督教之主張，一方面是切己的(personal)，一方面又是普世的(ecumenical)。這兩方面，都與全能政府(omnicompetent government)相對立。恰如學問，恰如家庭，恰如任一古老而自由的職業，恰如習慣法(the common law)，基督教給了個體反抗國家的一席之地。因而盧梭，極權國家的教父，管窺蠡測，對基督教所發議論足夠睿智：“據我所知，再沒有比這更背離社會精神的了。”[插圖]其二，即便容許我們給現有學校現有教師強加一個基督教課程，我們也只會使教師變成僞君子，並因而使得學生成爲鐵石心腸。 當然，我所談的只是已經蓋上世俗烙印的大部分學校。要是有人在全權政府鞭長莫及的某些角落，能夠創辦或保存一個真正的基督教學校，那就是另一碼事了。他的義務是明擺着的。 因而我並不認爲，使英國重受洗禮的希望，就在於力圖“佔領”(get at)學校。在這個意義上，教育並不爲本。讓成年鄰人及青少年鄰人（剛從學校畢業）歸信，乃實踐之事(a practical thing)。實習生、大學生、通訊業工會的年青工人，都是顯見目標：可是，任何人及每個人都是目標(a target)。假如你使今日之成人成爲基督徒，明日之兒童就會受到基督教教育。一個社會傳接給其年青人的，就是它所擁有的，而且定非其他。這工作甚是緊迫，因爲在我們四周，人在消亡(men perish around us)。然而，無需爲此大事變(the ultimate event)寢食難安。只要基督徒後繼有人而非基督徒則無，一個人就無需爲下個世紀而焦慮。那些崇拜生命力(Life-Force)的人，對承傳基督信仰並無多大貢獻；那些把希望全部寄託在塵世未來的人，則不大信任基督信仰。要是這些進程還在繼續，最終結果幾乎就確定無疑了。

路易斯論追尋真理 尋找真理，你最終或可以找到安慰；尋找安慰，你既得不到安慰，也得不到真理，只會在開始階段得到一些泡沫和不實際的思想，和最終徹底的失望。